香港为何失去原有的温度？新加坡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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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眼按：香港目前成为全球（不仅仅是全球华人圈）的关注。这篇文章从细微处道大趋势。我们转发这篇文章，因为新加坡的同学对文中现象依稀有熟悉感。发现把文章中香港二字换成新加坡三字，居然也相当说得通。无论大陆、香港、新加坡，希望大家都好。

香港的阶层已经非常清晰，之所以逐渐对内地失去温度，实际上源自香港社会的裂变。

谁都知道，发生在香港的小童便溺事件，只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虽然视频尚不完整，但从中多少可看到港人折射的“敌意”。

事件是一次内地香港矛盾的升级：从地铁进食风波到蝗虫事件，从导游耍泼风波到冲击驻港部队事件，某些香港人一再表现出与内地决裂的一面。

（一）

由于学业、家庭的缘故，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不时往返于粤港之间。打过交道的香港人，也有百人之多。以往，香港人给我的印象就是效率高、讲实际、口语中不时蹦出几句英文。对于内地人，虽不算特别友好，但也不至于粗鄙。

局势是从最近几年开始改变的。有些香港人突然对内地人好了起来，原来不屑说普通话的金融界精英，现在竟练成了“京腔”。有些香港人突然对内地人坏了起来，原来笑容满面的阿姐阿叔，突然变得极不友好，甚至怒气冲冲。

香港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其背后是割裂的香港社会。

2008年经济危机对香港经济影响很多，导致了香港社会的急剧分化。作为香港主要出口市场的美国、欧洲和日本需求严重萎缩，依赖出口的香港中小企业，包括在珠三角的生产型企业经营困难。

虽然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联手推出经济刺激对策，让香港渡过难关，但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对香港市民还是造成了长期的冲击。至少，香港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就比以往大幅减少。

这种情况下，香港的精英分子想得最多的，就是“北上”。这里面固然有些金融大鳄如李嘉诚者到内地淘金，但更多的是香港的精英阶层到内地谋求发展的机会。

在香港导演彭浩翔的电影《春娇与志明》（《志明与春娇》的续集）中，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有为青年北上的群像。与其受困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如远赴内地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从2008年开始，“北上”成为港人们找寻机会与财富的时髦路径。某财经媒体一篇文章称：

“内地澎湃的经济图景，为已经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商业社会里获取丰富经验的香港人提供了广阔的创富空间，而内地企业对香港专才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因为这些香港经理人能够最快速度地为内地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国际知识以及企业文化。此外，另一个最直接触发港人北上的原因是香港公司内地业务的大量开展。”

我认识的W先生，就是北上的港人中一个代表。他毕业于香港大学，在一家港资企业做高管，曾在北京、广州、深圳都生活过，不时冒出两句“京骂”，在港人中算是“内地通”。他打字用拼音输入法，使用的都是简体版的Windows版本。

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他：“是否嫌弃我们内地的穷亲戚？”他大笑说：“怎么可能！内地人是我们的金主，没有内地，我们哪有这么多的机会啊。我们很实际的，谁让我们发财，谁就对我们有恩。”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经济格局的洗牌，让香港的精英意识到不能再重复当年的路径，唯有及时调整心态，积极地融入内地社会，才有发展做强的机会。

当下最著名的北上港人，非在湖南卫视节目中一炮而红的邓紫棋莫属。谁说内地不是梦工厂？邓紫棋在香港娱乐圈据说混得很差，“说话得罪人，大佬不喜欢她”。

但当她鼓起勇气来到内地，并到湖南卫视参加节目，却一下子红遍全国！作为新生代的香港人，邓紫棋就能赢得内地观众的喜爱——货真价实的实力，敢打敢拼的勇气。哪怕国语不怎么标准，不妨碍她成为亿万内地人眼中的“90后女神”。她的成就，是香港本地“大佬”所料不及的。

虽然如今的两地矛盾越发尖锐，但作为香港的精英却更加向往内地。这些精英不惧怕走到内地的平台中与各路高材生一决高下。输了，也不会没有面子，赢了，整个舞台都是你的。难怪有评论说“两地富人联手赚钱，两地穷人互相谩骂”。

（二）

我认识的B女士，在香港一个超市当收银员。她四十多岁，离异，孩子10岁。她就像香港著名本土影片《麦兜故事》中的“麦太”，一个人带着幼子艰苦地为生活打拼。很多年前，她曾在一间大公司任文员，算是一个“小中产”，但后来，公司倒闭，她从原来的阶层跌落。

B女士只去过一次内地。她在18年前去过一次上海，因为“厕所太脏”“秩序太乱”，而且听不懂国语，就再也没有去了。

她非常重视手头这份工作，因为这是她生活的全部依靠。按她的话来说，“生活已经没有太多可能性”。她不会离开香港，也永远不会离开香港。

我最初认识B女士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她对我非常友善，跟我买了过很多零食。她会说，这个饼干内地没有，你试试，很好吃。这话完全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的“秀优越”。那个年代，大部分香港人还非常简单，希望让内地客尝试最好的食物、游览最好玩的乐园，以及对香港留下好印象。

但现在，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很多像B女士这个年龄段的人成为人生的输家。他们在香港社会中艰难生活，承受着高房价、高物价的煎熬。

他们一再试图回归中产阶级，但绝望地发现，很多工作岗位已经被内地优才所挤占。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内地高材生，除了粤语水平有所欠缺外，无论是综合素质还是工作热情，远胜于这些上了年纪的香港人。而目睹来港消费一掷千金的内地土豪，又会让他们感慨万分：自己反而成为了被同情的对象。

有学者总结，这叫结构性失业。这是外部环境变化和产业偏食的后果，香港只鼓吹金融和高端服务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香港作家陈冠中说，“失业打击了我们这代部分人，而将继续打击下一代”。目前，香港的失业率之所以还保持在3%的偏低水平，原因在于特区政府开发“低价值、高就业”的机会，比如快餐店职员、清洁工、收银员等。B女士就成为其中之一。虽然工作是有，但重新回到中产阶级变得遥不可及。

这个群体的香港人，变成了超级大都市中的贫民。其实每个城市都一样，最排外的，往往是社会底层之人。他们太过脆弱，没有生存技能，没有竞争优势，甚至脑子也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冲垮了他们小富即安的香港梦，他们必须接受挑战，哪怕他们完全不具备应对能力。

他们未必真的会侵略内地客，但他们会成为视频中冷漠围观的路人。当内地客遭到欺负、攻击的时候，他们不再挺身而出。

有一次在街头，一位讲国语的漂亮姑娘向B女士问路。B女士爱理不理，态度并不友好。听说B女士的前夫，娶了一位年轻的内地女子。

（三）

一个城市，总有精英和穷人，双方观点不一致也是寻常的事。但第三股势力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这就是一群喊着“港独”口号的青年。他们大多是80后、90后的青年，他们冲动、偏激，任务是“捍卫民主”“捍卫本土价值观”，会唱“蝗虫歌”，在网络上发帖，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ID号是“热血公民”的阿K，就是这样一个人。他28岁，开了一间玩具模型店，但生意并不理想。他没有考上大学，中七之后就出来工作（香港本地生源大学录取比例只有30%左右），在社会上打混10年尚无成就，只能接受平凡一生。可他考上大学的书友，也没有谁特别优秀，虽然不少人进了500强公司，但也被生活反复折磨，每天加班，累而无所获。

阿K陷入了一种“殖民怀旧”的情绪中，总认为是“97回归”破坏了香港的繁荣。据说，他每晚会听上世纪80、90年代的歌，比如《一人有一个梦想》，也会看无线的老剧集，比如《笑看风云》，常泪流满面。

这一代香港年轻人，很多人都加入了各种社团。社团生活是他们寻求自我坐标的一部分，在网络空间上，“港独”这个词如野火一样蔓延。阿K等人将自身的挫折，视为中央政府的管制。正好碰上“国民教育”的推广，一些港人“揭竿而起”，阿K也趁机在网站上发表宏论，甚至连玩具的测评，他都要喷喷内地人，将玩具论坛弄得乌烟瘴气，似乎只有如此方才解恨。

巧合的是，与内地夫妇发生冲突、拦着婴儿车的两个年轻人，正好与阿K同一岁数——这种年富力强、血气方刚但前途渺茫的年轻人，既脆弱又蛮横，容不下一泡内地儿童的童子尿，又在错误时机中显示强硬。香港本地的批评者将他们形容为“废青”（废掉的青年），恐怕并不过分。

最近，台湾的反服贸运动上演得轰轰烈烈，在强调捍卫本土价值观的同时，也提出了针对内地的口号。台湾学生“行动宣言”中说：“我们不是不愿意接受挑战、不是不愿意面对竞争的青年……我们要掌握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要的是一个给年轻人公平发展和竞争的环境和机会。”

“港独”运动与其在本质上也极其相似，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中的“本土觉醒运动”。全球化浪潮将重新引导国际分工，造成各国、各经济体的巨大变化，传统的方式受到冲击。从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开始，每年总有弱势群体——农民、工人、边缘人冲入主流视野，提出反对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体制”，甚至要求某一区域进行自治。这只是弱者一次呼号，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暴戾一面”。

香港以国际城市自居，但在东亚，中国已经成为经济一极，香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内地经济体系之中。所以，香港青年成为弱势群体，成为了反体制的呼号者。

虽然张牙舞爪、强词夺理，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时代所抛离。他们在这个时代，找不到自己的坐标，还活在《笑看风云》的时代中。当他们试图取笑一个2岁的内地儿童时，他们已经“废”了。

（四）

香港的发展，必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有人能在中国的发展中寻到机会，并获得巨大舞台，从而成为新贵；

有人却受制于内地人才的冲击，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生活在无休止的抱怨中；

有人成为了偏激的爱港者，不愿努力，不求上进，怀念往日的荣光，在网络上与内地人谩骂……

香港的阶层已经非常清晰，之所以逐渐对内地失去温度，实际上是香港社会的裂变。

在内地儿童便溺一事上，内地人也需反思。的确，作为长期基础文明不过关的内地人，要补的课还很多，包括过马路、排队、上厕所等等。但在这件事上，港人无疑是暴露了最脆弱的一面：在急剧的经济形势变化下，优越感荡然无存，自我迷失，逃避现实、怯于接受挑战……

陈冠中曾经在作品《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总结：“香港人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因为今天的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钱不如买一套房。我的前半生就是这种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但香港经历了十年的徘徊，“发容易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已经2014年了，香港人应当重新回到原点。这片土地上曾经创造过经济奇迹，这里的人曾经援助过经历天灾人祸的同胞。不要再被民粹主义所劫持，不要沉寂于30年前的回忆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