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华语说得不好，是因为政策还是能力？

如果华语教学程度设得不高，学习不多，基础不实，到了社会上之后，再去强调“华文华语，多用就可以”，恐怕只是治标而已。

日前，讲华语运动推介会错用“听说‘渎’写”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抨击者有之，嘲笑者有之，心痛者有之，坦言“多少年没碰华文了，你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是别字”者，亦有之。笔者倒是欣赏后者的坦诚和直率。

究竟因何出此纰漏，想必各种因素有之。就像许多意外空难，起因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小至一颗螺丝帽，但是，在“墨菲定律”下，偏偏就是让一根稻草压死一头骆驼——尤其如果这头骆驼看似健壮，实际羸弱多病。

“听说‘渎’写”，责任固然在主办者，折射的却是宏观的母语境况问题。母语在我国的境况，或许堪比一头外强中干的骆驼。笔者曾从事新闻公关和翻译工作多年，从业内人士口中获悉，不仅华文境况如此，马来文、淡米尔文的境况也不甚乐观。

1979年公布的《吴庆瑞报告书》提出双语教育政策，同年，政府推出“讲华语运动”，都是新加坡华人语言史上的重大事件。

《吴庆瑞报告书》提出了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双语教育调整比重的政策。经此定调之后，英文成为了我国所有学生的第一语文。随着华校收生人数逐年减少，最后一所华校于1986年底关闭。从此，除了少数特选课程的学生之外，绝大部分学生都不再以第一语文的要求选读华文。

《吴庆瑞报告书》指出：“我们现在（1959年到1978年）的教育制度非常不合规律，绝大多数的学校是用英语和华语两种语言教导学生，而85%的学生在家里说的却是方言。”学生到学校上课花70%的时间学英语，30%的时间学华语，回到家却全部时间和家长、兄弟姐妹、朋友和邻居用方言交谈。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一书中总结说，在这种情况下，华语是没有办法学习好的，于是，必须以华语代替方言，成为华族国人的共同母语。

讲华语运动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推出的。早期讲华语运动的预期目标有两个：

一、在五年内，所有新加坡华族年轻人、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及刚离开学校的毕业生，都放弃方言，以华语为华族的共同语；

二、在十年内，在咖啡店、小贩中心、商店、戏院等公共场合推广华语。

2010年，我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9岁以下华人在家里说方言的比例下降到1.5%以下。这个年龄层出生于讲华语运动开展之后。讲华语运动成效显著。

教育部2009年公布的一项统计调查也指出同样的趋势。在1980年，大于60%的小学一年级华族学生在家主要使用方言，大于20%使用华语，使用英语的大约是10%。到了2009年，讲英语的比率升到60%，讲华语的为40%，讲方言的可以忽略不计。现在又过了近十年，相信讲英语的华族家庭比率还会增加。

相对于1979年之前，目前几乎是人人都懂华语，但是大多数人所掌握的华语水平都相对低落。尽管华文在当前各年级会考中都是成绩最佳的科目之一，我国年轻国民的华文水平一代不如一代，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华文教材的选材和编写上，可以很明显看出这四五十年来华文教育水平的普遍下滑。例如1972年林徐典主编的第一语文教科书《华文》，中国古代文学在课文中占了不小的比重，而且主要是文言文。即便是第二语文课本，如1969年李德荣主编《华文》，取材有《三国演义》《将进酒》《念奴娇·赤壁怀古》《爱莲说》等，大部分篇章是文言文，一部分是白话文翻译。

反观今日之华文教学，程度之“平易近人”，令人惊诧。且以“高级华文”（三下）课本为例，只有两则成语故事“邯郸学步”和“鹬蚌相争”，而且是带有彩色插图和注有汉语拼音的白话文。在A水准华文课方面，H2“华文与文学”有六篇文言文课文，H1华文课本则没有文言文。

相比之下，孰难孰易，毋庸争辩。

如果华语教学程度设得不高，学习不多，基础不实，到了社会上之后，再去强调“华文华语，多用就可以”，恐怕只是治标而已——即便大家愿意“多用”，即便有通商中国，有李光耀双语基金，有《何品报告书》主张之“乐学善用”，有双文化课程，有讲华语运动等种种机构和手段来推动华文的使用，就好比买了一堆高级厨具餐具，也请来了一批高贵宾客，但是做菜材料不足，厨艺也不精，那又如何能做出一席好菜来宴客？

我有个邻居，夫妇俩华语都讲得不错，偏偏两个稚龄孩子华语说得像外语。这样的华族家庭并不少见。

自1991年起，讲华语运动开始将集中力转向受英语教育的华族国人，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多用、多接触华文华语，通过亦娱乐亦学习的形式感受华语的博大精深，乐在其中。这是从改变人们的态度着手。然而，在当前的情势下，少讲或不讲华语恐怕不只是态度问题，更大程度上或许是能力问题了。

能力问题，就不是讲华语运动所能解决的。

（许振义博士，南洋国际商学院院长兼隆道研究院总裁，原载于2017年7月16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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