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华族民间文艺，与身份构筑密切相关

过去四五年，利用闲暇时间对华族民间文艺在新加坡的传播进行研究，总结出一些有意思的规律。

新加坡1819年开埠，吸引了大批以劳工和渔民为主流的中国移民。他们所代表的民间文化和民间文艺（包括戏曲、南音、讲古、故事等）成为本地华社的主流文化及载体。

▲新加坡讲古大师李大傻

华族民间文艺在新加坡的传播经历几次高峰和低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戏园和“三大世界”纷纷落成，职业戏班生意红火，峇峇马来文翻译故事的创作进入佳境，民间文艺的传播迎来一次高峰。然而，这些却因二战炮火戛然而止，停滞了七八年时间。

二战之后，东南亚经济开始复苏，在新加坡的华族民间文艺迎来第二次高峰。以南音为例，湘灵音乐社曾受邀到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府邸演出，也参加祝贺英女王加冕的花车游行，富贵人家的家宴和红白喜事经常邀请南音团体前去演唱。

在戏曲方面，二战之后，香港粤剧名伶如薛觉先、新马师曾、红线女、京剧名伶陈美麟、金牡丹等南下演出，戏曲电影和唱片业崛起，带动了观众的观赏热情。戏班生意很好，多个职业戏班应运而生。戏班也到电视台、电台录制戏曲节目。

▲一代名伶红线女

二战前后，新加坡河的码头一带有茶楼和街头讲古，讲的主要是中国古典小说和历史故事，还有一些传说、猎奇、人情故事、新闻等。电台也有方言讲古节目，十分受欢迎，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

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出现电视、电影、歌台、流行歌曲等新的娱乐方式，加上语文政策造成年轻一代华人基本不懂方言，以及年轻人普遍对民族传统不感兴趣，盛极一时的华族民间文艺开始走向没落，从大众娱乐变为小众娱乐，职业戏班大部分被迫关闭。市场需求锐减，一些民间文艺形式如讲古、汉剧、峇峇翻译文学消亡殆尽，其他如琼剧已经濒危。

然而，民间文艺生命力极强。自九十年代以来，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一些民间文艺形式如南音、粤剧、潮剧、闽剧、黄梅戏等，突破重围，逆流而上，正焕发新的生命。本世纪之交的那股移民潮，给新加坡的华族民间文艺带来新一轮的养分，也带来新的观众群和鉴赏群，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地民间文艺的发展和研究。

▲《女驸马》是黄梅戏经典剧目

华族民间文艺在新加坡的传播轨迹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即：全盘继承——在地化——国际化。先是早期移民把华族民间文艺带到新加坡，全盘继承，然后在本地传播。本时期，人们以中国原创为经典，无论主观或客观上极少进行本土化改编，更遑论创作。

再是本地意识觉醒。二战之后，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在文化上也经历了一次本土意识腾涨的过程，但更为复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由于政治原因，客观上中国、新加坡的文化交流处于中断状态，中国艺术家、剧社无法南来，新加坡华人失去了从母族文化主流吸收养分的渠道，加上本土意识腾涨，新加坡华人从全盘继承中华文化到独树一帜，打开了新的局面。

表现在文学上，形成了新华文学；在美术上，形成了南洋画风；在音乐、舞蹈、雕刻上，也都出现本土特色的创作和流派。

▲南洋画风的开创者刘抗，是艺术大师刘海粟的得意门生

民间文艺也是如此，戏曲、南音、讲古、小说，都出现了本土化的创新，产生了“在地文化糅合”。这些对经典的改良在初期皆被视为离经叛道，不受欢迎，主张改良者需要多费力气争取支持，馀娱儒乐社六十年代年对汉剧演出的改良、丁马成八十年代对南音的创新、黄仕英和胡桂馨九十年代创新英语粤剧、蔡曙鹏改编黄梅戏等，莫不如此。然而，经过创新者的不懈努力，终究能取得社会的认可和接受。表现在文化心理上，则是一种对本地文化的自信和认同。

再之后，艺术家们以传播中华民间文艺为己任，积极向海外推介、演出这些富有本土特色的作品。南音、戏曲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尤其明显。这种反刍甚至还丰富了原乡的民间文艺，例如蔡曙鹏多次到中国大陆高校和城市导演他的创新戏曲，由当地剧社演出，获得相当好的反响。

 ▲在新加坡科技和技术大学的明清古建筑上演奏南音，别有一番风味

民间文艺在新加坡“全盘继承——在地化——国际化”的轨迹，是我们构筑本身独特的文化身份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的一个缩影。概括来说，华社要在保存和继承传统华族文化的同时，发扬及推动本地华族文化。所谓“传统”就是从中国祖籍地继承而来的原生文化，而“本地”指的就是本土化之后的衍生文化。

“传统”和“本地”两方面都该并重。保存、继承传统，才能知道自己的根本，才能知道自己怎么一路走来；发扬、推动“本地”，才能知道自己的价值，才能知道自己怎么面向未来。也惟有把这两者的相互关系理清，才能对新加坡华人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定位有正确的认识。

（作者：许振义，原刊《联合早报》，经作者同意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