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从中国来狮城执业的医生谈：新加坡为啥没医闹

小伙伴们注意啦，11月1日起中国正式将医闹入刑了！当然啦，我们的小伙伴一定都是遵纪守法好公民啦~~么么哒！

医患纠纷在中国屡见不鲜，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冲突、甚至伤医事件屡有发生。越来越多的医护工作者提心吊胆，甚至萌生离开医疗行业的念头，医学院招生也愈发困难。是哪些原因导致中国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新加坡是通过哪些方法、手段处理医患纠纷避免冲突升级的？是否有值得借鉴之处？为此小编专访了两位在中国和新加坡均有多年执业经验的医生来谈一谈他们的感受。

====中央医院儿科陈医生====

中央医院内科的陈医生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八年制博士，毕业后就职于协和医院，之后通过新加坡卫生部的招聘来到中央医院工作至今。陈医生结合两地的工作经历，从社会环境、法律制度、医疗纠纷的处理等方面对新加坡眼讲述了自己的感触——

“新加坡的医患关系如果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尊重。在新加坡医生收入可观，社会地位很高，普遍受到尊重，只有最优秀的毕业生才有可能进入医学院。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注定了医生这个职业的精英地位。在新加坡无论是出租车上的司机，还是小摊小贩，和他们闲聊如果提到我的职业是医生时，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之后也会感慨医生的辛苦。”

“国内的医患关系紧张究其根源也可以用一个词概括：不信任。当医生提出治疗方案的时候，病人会质疑这个方案的背后是否有利益的驱动，从而会去看不同的医生。目前的这种紧张的医患关系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少数医生无良或非法行为的不良影响、媒体报道的舆论导向、医疗制度的不健全等等。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可以说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如此重大的责任下，如果最起码的信任都已经丧失，其他的就更加无从谈起了，这是我们都应该反思的。”

当比较两地工作环境，特别是软性环境时，陈医生说：“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医患之间相互不理解，矛盾很大。从医生的角度，伤医事件不时发生，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而从患者的角度，医生态度恶劣，投诉无门。而来到新加坡，感触很深的是这里法律制度的健全、执行严格。这样既最大程度保护了患者的权益，也给与了医生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陈医生表示，新加坡行医的4年中，她没有遇到过患者伤医的情况，也没有看到一件伤医事件的报道。

“唯一遇到的一次肢体冲突是一位患者执意要下楼，根据医院规定，这位患者的病情并不能独自下楼，护士试图阻拦，被患者狠狠拧了一把，出现了一些皮肉伤。但是数名保安马上过来把患者制服了，院方报警后不到半小时就来了很多警察，录口供，这位患者当晚就在保安的护送下驱逐出医院。在很多的病房都看到公告：不要对医护人员使用暴力。新加坡对于伤医事件：零容忍。”

关于医疗纠纷，陈医生提到：“在国内，一些医疗纠纷哪怕经过调查判定医院无责，由于患者属于弱势群体，也会进行一些人道主义赔偿。但是新加坡的法律却不是这样。最近新加坡的当地新闻：一名患者因患急性椎间盘突出导致瘫痪，手术后状况未改善，这名患者对手术医生和医院提起诉讼。经过调查，罪状不成立，瘫痪是因为病症本身所造成的，如果没有做手术的话很可能都无法恢复到现在的状况，结果患者败诉。这名患者需要支付医院以及这名医生高达54万新币的律师费用。国内的法律虽然有其人性化的一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哪怕医院无责，患者通过诉讼如果都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补偿，是否也助长了医疗纠纷的发生呢？”（新加坡眼按：职业医闹的出现不也正是因为“闹了就有钱拿”吗？）

新加坡眼问：在保护医生的同时，新加坡是怎样保护病人、如何减少医患沟通中的矛盾？

“新加坡的法律制度在保障医生安全的行医环境的同时，也最大程度保护了患者的权益。这一点表现在医院对待患者的投诉非常认真。新加坡人以爱投诉、爱抱怨著称，因此投诉可以说比国内只多不少，而且五花八门，有很多投诉在国内看来甚至是不可理喻。例如，有一位病人经过治疗后病情已经稳定，完全可以出院了。但是因为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可是家人又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照顾病人，就去国会议员那里去投诉。结果国会议员亲自给负责的医生写了封信，让医院妥善解决，不能鲁莽地让病人出院。最后在社工的帮助下，把病人送进了政府养老院。负责的医生需要给国会议员书面回复告诉处理的结果。还有一位本地年轻的女性患者，医生在问病史过程中发现她的英文说得不太流畅，于是就好心地问她‘说英文还是说中文更好些’，但是这位患者却对他进行了投诉，理由是认为她不会英文这对她是一种侮辱。（这里需要提供一些背景。在新加坡接受教育用的是英语，因此大部分年轻人都说着很流利的英语，只有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头老太太才使用方言比如说福建话、广东话。）哪怕面对这样的无厘头的投诉，医生也需要对患者做出一个正式的书面回复以及诚恳的道歉。”

医疗行为由于专业性强，不充足的沟通非常容易导致医患之间的误解，如果因事小而不重视，逐渐就会升级为不信任和敌对。通过认真对待患者的投诉（即使是无厘头的），让患者感觉被重视和安心，以维系良好的医患关系，也算是“润物细无声”的避免矛盾升级的手段吧。现今中国的医疗环境，医生看诊负荷过重，无法详细向病人进行解释和沟通，这的确是造成医患纠纷的一大主因。医生资源短缺的局面虽然一时难以完全改变，但希望医改的推进能至少改善资源错配的状况（三甲摩肩接踵，社区门可罗雀），让医患有更充分的沟通。

====NUH医院儿科高医生====

国大医院儿科的高医生毕业于上海交大医学院八年制儿科专业，曾在上海儿科医院和新加坡KK妇儿医院工作。在谈及医患关系时，他提到了“患者责任和医学素养”。高医生认为，新加坡人出了名的“kiasu”在医疗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中国，违反医嘱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在新加坡，患者必须听从医嘱，否则一旦导致不良后果，可能面临严重的责罚。这和新加坡出了名的“管教严格”一脉相承。而医生因担心被牵连，也会谨慎行事。

高医生举例说，如果医生怀疑某病孩患有传染性疾病应留在家中观察，除了开出医嘱给家长外，谨慎的医生甚至会抄送一份医嘱给学校。因为，如果家长不听从医嘱将孩子送去学校导致学校爆发传染病，学校必然受到严肃处理。而有这份抄送的医嘱，责任就完全在家长，家长无可抵赖甚至可能面临法律问题。重罚的风险下，自然无人敢冒险。

高医生认为，中国在公众基础医学常识教育方面的缺失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他提到不久前发生的一个案例。一位病孩在就医几天后出现了水痘症状，病孩家长第一时间通知了医院，医院立即启动传染病处理流程，当天即完成对28位曾和该病孩同天就诊的其他病孩家长的电话通知，除要求他们留在家中观察外，也一并解答家长关于观察和护理的疑问。高医生说，如果家长没有通知医院或者再晚一些通知，波及的范围可能就无法控制了。

“反观国内的情况，我认为公立医院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普及健康常识、促进医患沟通和提高依从性的职责。这与政府投入不足、医院动机不强都有一定关系。然而，我们时常能看到因为公众甚至媒体基本医学常识的缺乏而造成的恶果：新生儿感染性皮肤剥脱被媒体误导为‘暖箱烤死新生儿’；保守治疗暂时缓解先天性巨结肠症状被媒体报道为‘开价十万的病被八毛钱治好’；好心儿科医生因不给患儿静脉抗生素治疗而被殴打……医院和医生被公众‘妖魔化’，反而使虚假医药广告趁虚而入。这些悲剧和闹剧的背后，其实与公众缺乏和误解基本医学常识有很大关系。”

在新加坡或其他分级诊疗实施到位的国家，大部分人有相对固定的全科医生，长时间的接触更容易建立信任，对患者的教育工作也更容易进行，是值得借鉴的模式和经验。

医闹入刑固然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然而医闹只是恶果之一，要从源头上解决医患关系的“病因”，需要在诸多方面共同努力，包括提升社会对医生职业的认可和尊重、公平合理地处理医疗纠纷、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提高全民医学素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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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龙胆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