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改革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

正如西方资本主义没有统一的模式，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和西方的很不一样。尽管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在今天遭到各方面的批评，人们还是承认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从市场平台来说，中国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区别，即由地方基础市场、统一国家市场和国际市场组成。因为中国是一个大陆性经济体，国内的跨省份和地区的区域市场也已经崛起。

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同，在于市场平面上的角色和市场规则。不过，这两方面的不同也只是一个时空问题。就市场角色来说，中国具有庞大的国有企业。西方尤其是欧洲的公共事业部门也很巨大，公共部门的比重不比中国的低。所不同的，在很多领域，在西方是私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则是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演变过程之中。

国有企业和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矛盾，只要国有企业是市场的一份子，而非政治的一份子。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国有企业改革，必然要促成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的一份子。就市场规则来说，中国还没有发展出一套有效的市场规则来，但这只是时间问题。西方花了数百年才发展出法治经济，只要中国一直朝着市场经济发展，最终也会发展出有效的市场规则来的。

中国资本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领域，而非经济领域。中国经济比西方更资本主义，比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资本主义，主要原因在于社会领域的资本化和货币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已经消灭宗教、传统社会和地方政治共同体的阻力，使得改革开放之后，资本主义没有任何阻力。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的“亲商”政策，也就是倾向资本这一边。因为政府的控制，现代类型的市民社会也没有发展起来。这就导致了经济和社会、资本和社会之间的高度失衡。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失衡在促成中国取得了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使得中国社会遭到更大、更强有力的破坏。

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非常曲折，但总体经济改革的主题是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始于1980年代，时值美国里根革命和英国撒切尔革命的高峰，也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高峰。中国的改革不可避免受这个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并且在经历了毛泽东30年的计划经济之后，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变得无比向往，毫无思考地接受了它。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但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也毫无阻力地侵入了社会领域。中国的改革者并没有区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简单地把经济领域的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

在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仍然受制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交织。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市场化的改革有了巨大的突破。不过，市场化也很快进入社会领域。国有企业改革很快就瓦解了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福利，即单位制福利制度，不过政府并没有意图用新的制度来取代。

政府希望用“社会化”也即市场化来解决社会福利问题。但无论是市场还是社会都没有到位，没有能力承接社会福利。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纷纷抛掉作为“负担”的社会福利。在很多国家，包括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企业承担了其员工的很多社会福利。中国则做了极端的理解，导致了企业抛掉一切的极端行为。

把社会货币化来应对危机

更严重的是新自由主义进入原来的社会领域。1990年代后期的医疗体制改革首当其冲，医院和医疗领域开始市场化。当时的医院成为了中国的暴富经济“产业”。1997年－1998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为了对付危机，中国进行了教育改革，主题就是教育的产业化。这个改革是为了保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因为中国居民储蓄率很高，并且家庭很愿意投入孩子的教育领域。这导致了高教的大扩张和学费猛增。到今天，中国是教育市场化非常高的几个国家之一。

2008年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同样的道理，为了应付危机，政府把注意力转向了房地产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里，房地产几乎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柱。越来越多的国家，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领域都被视为是社会领域，或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经济领域。西方发达国家早期也是把这些视为经济领域，结果导致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福利政策崛起之后，这些便演变成为社会领域，成为公共部门的主体。在很多原先是西方殖民地的后发展中国家，因为受西方的影响，这些也是社会领域，这些领域的市场化并不高。在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政府在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主动进行社会建设，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

中国把这些领域视为经济领域，并且成为暴富领域。这本身说明了社会基础所遭受破坏的程度。这些领域之所以这么顺利地被市场化，主要在于中国社会没有任何抵抗市场化和货币化的能力。自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抵抗市场和资本的力量。这和西方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撒切尔首相试图把教育和医疗私有化，但完全失败了，民众用选票抵制住了政府的企图。

今天，在所有福利国家，尽管过度的福利制度使得国家财政不堪负担，也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但要改革福利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即使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力量也远较中国的强大。因此，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中国低，但社会福利制度水平较中国高。因为没有社会的阻力，中国成功地把新自由主义引入社会领域，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较之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更成功，大大推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社会则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

这是一种社会失败的情形。中国资本主义今天所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都是和社会失败紧密关联。从经济上说，中国很难建立其一个内需社会。内需社会对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至为关键。但在所有国家，健全有效的社会政策，是内需社会的制度基础。中国缺失这一制度基础，人民即使有大量的存款，也不敢消费。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是无助的，存钱是为了买房、送小孩上学、看病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政策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保障社会基本公平的有效手段。

中国的收入差异之大是世界上少有的，导致了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从社会发展来说，这些社会领域的高度货币化和市场化，实际上已经破坏和动摇了社会的基础，社会不稳定也很容易理解。社会政策的目标是社会稳定。没有有效的社会政策，老百姓普遍感觉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越来越呈现暴力化，政治激进化对中国来说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

改变资本、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经济成功和社会失败使得中国的发展和东亚模式不同，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不用，而非常类似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欧美。中国可以采用欧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吗？欧洲是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来解决的，也就是民主化。这个可能性并不大。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激进化，导致过早的民主化的发生，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民主化的条件。并且，激进政治化而导致的民主化，会促成中国走向劣质民主。

作为东亚社会的一份子，中国要解决失衡的资本主义问题，需要回归东亚模式，主要是要通过改变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模式，促成社会和资本关系的良性循环。当然，东亚模式和欧洲模式并非矛盾，因为前者里面已经包含欧洲因素，只不过东亚政府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政府，在社会建设方面更为主动。

要改变资本、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力量是关键。在中国，随着改革的深化，传统的社会力量例如宗教和家庭会复苏一些，但力量不会那样强大。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条件不同了，市场化的经济发展，已经促成了社会结构的巨变，包括流动社会、城乡整合、核心家庭等等。不过，新型的社会力量也在快速壮大，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专业团体等。

新型社会力量的崛起有可能导致民主化。但在全球化时代，即使是通过民主化，社会力量也很难对资本构成有效制约。从西方和一些后发展国家的民主经验看，人民通过选票很难制约资本。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全球化促使资本处于流动过程之中，资本没有国别，可以选择其所想要去的地方，任何一个政府已经失去了经济主权。民主化当然可以对政府施加莫大的压力，但政府很难以同样的方式，把压力转移到资本之上。

资本遇到压力，就会选择“退出”。因此，有人提出“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向到处流动的资本征收“国际税”。不过，这种想法和马克思当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样，显得具有乌托邦色彩。只要是主权国家仍然存在，“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便是天方夜谭。当然，过去发生过的消灭资本的方式，也即共产主义的方式，也不可能了，无论是苏联的经验还是中国本身的经验都证明为失败。

中国要实现资本、政府和社会三者的平衡过程中，除了学习欧洲和东亚经验，还可以借助传统的方法。在中国传统中，存在着一个专业统治集团，处于比较独立和自治的地位，来调节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民主化不可行的情况下，专业统治集团的方式会相当有效。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早期成功实现了公平的经济增长，和这些经济体是由专业统治集团来治理的相关。同时，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还具有拥有庞大的国有企业这一优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府所拥有的只有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节资本。

在中国，政府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仍然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数千年里，国有企业一直被视为是“平准市场”，也就是调节市场的有效手段。这一手段在今天会仍然有效。因此，中国如果要实现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均衡，有很长的一列改革任务清单可供政府选择，包括培养社会力量来抵御资本的过度行为；建设开放性的专业统治集团，以防止这个集团演变成为寡头政治；进行市场化的国有企业改革，以防止它们与民争利的同时调节市场；建设法治和规制以保护资本的利益等等。这些改革必然有助于中国建设一种既可以容纳资本主义的优势，又可以克服当代资本主义弊端的新型资本主义。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感谢作者授权本站转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