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荔英特展没有华文，反倒让大家认识谁是张荔英

谁是张荔英？

一个月前问我，我这个艺术门外汉只能老实说：恕我孤陋寡闻，我完全不知道。

不管是张荔英还是Georgette Chen，我都不知道。

（联合早报）

正因如此，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办张荔英特展有没有华文，本该是一件我没法有意见的事，但因这件事而引起的讨论，却很值得玩味。

其中国家美术馆馆长陈维德博士受访时说的最有意思，他说特展选择之所以用英文呈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

本次展览是要“突出张荔英的作品和她作为一名专业实践艺术家的身份”，所以选择了“她在专业领域最常用的名字”来称呼她，也就是‘Georgette Chen’。英文是张的惯用语言，所以展览以英文为主是为了“忠于艺术家的声音”。展览中不用华文不称张荔英，则是为了“保持一致性”。

从这第一条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有趣的预设：

一个人专业领域常用的名字不一定是平时最常用的名字。要突出你专业的身份便必须用你专业领域常用的名字。

这两个预设乍听其实没什么问题。文坛或者娱乐圈常见的笔名和艺名都是这个道理。但这里有个重要的不同点：馆长所谓的“常用名字”却是以语文作为划分标准的。

我不由想起大学时的一件小事：老师在班上提及Hitchcock，一些中国同学相顾茫然，一说希治阁、希区考克则恍然大悟。希区考克不过是Hitchcock的译名，二者所指的完全是同一个人。

同学很可能也看过他的电影，看过他真人的照片，也知道他在电影界的地位。对于Hitchcock这名字所指涉的，他们是清楚的，但偏偏提及这名字时，却只能觉得陌生。他们对Hitchcock是真的陌生吗？

无独有偶，我有好一些喜欢华文流行文化、但华文程度不好的新加坡朋友，他们知道Ip man 却不知道叶问、知道Eric Chou而不知道周兴哲——除了译名以外，他们对这些文化的理解是否还有所缺失？

华文程度不好的新加坡朋友，他们知道Ip man 却不知道叶问。（互联网）

如果你精通中英双语，熟悉中西文化，大概也会同意叶问这名字比Ip Man 重要，希区考克在华文圈子名气可能还不如王晶。

名字是中文或是英文，本不该有什么高下之分，但偏偏同一个所指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地位就是会有所不同。所以特展如果真的要选择一个语言来代表Georgette Chen/张荔英的话，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张荔英的名头在华文美术圈子里响亮些，还是Georgette Chen的名头在英文美术圈子里响亮些？

张荔英学生回应说只要没有异族同学在场，老师都是华语教学的。有人认为学生的回应无疑打脸馆长，我却觉得是他们不了解馆长的视角与立场。

先驱女画家张荔英自画像。（互联网）

别说学生的那些个人回忆是他所看不到的，就算看到了，也大可认为那不是最能代表张荔英专业的声音——毕竟Georgette Chen的名头比张荔英响亮太多了！更何况，在新加坡这个语境下，在国家级的美术展览里，不是时时都有异族同胞在场的吗？

特展备有四语语音导览，不只有华语英语，还有马来语淡米尔语。如果单纯是要 “忠于艺术家的声音”，那加入张荔英并不通晓的淡米尔语，其实毫无必要。

之所以要四语并呈（而非双语），除了是呈现新加坡的多元面貌，更重要的其实就是将新加坡双语政策的核心精神贯彻到底——英语是第一语言，其他三语都只是地位次之的母语。

有人说：既然已有能力翻译并提供语音导览，为何不直接加上华文解说？那显然是不明白这一点了。馆长第三点强调的“保持一致”，不只是展览里英语的一致，更是展览外三语的一致。三大母语是绑在一起的，要么全上，要么全免，不能有差别待遇，以示公平。

所以马来文考试允许带辞典，求的是和华文考试“平等”，而不必参考同是拼音文字的英文考试。不管任何场合，只有英文才是必须的，因为那是唯一可以消除各族隔阂的语言。

母语是制造隔阂的小众语言，不加上英文译文便很可能是上不了台面的种族主义。理解了新加坡四语之间这一价值结构，便会理解为什么徐部长要说“种族和语言问题很敏感，要谨慎处理”云云了。

双语政策推行有多久，这一套价值结构在新加坡社会也就有多根深蒂固。

把重点放在翻译上，治标不治本

社会上烂翻译层出不穷，很多人便疾呼要重视翻译。近年来不少初级学院乃至特选中学都开设翻译课程，也反映出政府确实对此予以重视。

但把重点放在翻译上，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所谓的烂翻译其实都是烂华语，所谓不重视翻译其实都是不重视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