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智商女被虐死　究竟是谁的错？

“男被告潘和全（38岁，货仓管理）被判坐牢14年，鞭打14下。”

“女被告陈惠珍（33岁，家庭主妇）被判坐牢16年半。”

震惊全新加坡的“恐怖夫妻施虐案”，今天在高庭做出最后判决。

被告陈惠珍与丈夫潘和全对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但是智商较低的余玉莲（26岁），无情地施加长达8个月的虐打。以房客身份居住在男女被告家中的余玉莲始终把他俩当姐姐和姐夫看待，被虐时从不反抗也不懂举报，最后被拳打脚踢虐打成遍体鳞伤致死。

虐打过程极为残忍

呈上庭的法医报告显示，死者臀部被虐打得几乎体无完肤现出无数个水泡，最大的直径7.5公分，破裂后渗出的血水必须贴上卫生巾来止血。上半身12根肋骨骨折、7节脊椎骨骨折、胃部破裂。

过世前，死者全身上下都是瘀青，而且被打成尿失禁，巨大的痛楚使她无法坐立。臀部因血肉模糊也让她无法穿上裤子，只能围上毛巾。

她在2015年4月13日凌晨2时20分至6时20分之间，躺在尿湿的床褥上逝世，离开人世时毫无尊严可言，衣不蔽体赤裸着下半身。

死因是急性脂肪栓。严重的虐打导致她的皮肤、脂肪与肌肉层脱离，皮下脂肪组织分解后流入血液和肺部里，导致血液无法为肺部供氧，最后心脏和肺部衰竭死亡。

这起手段凶残的虐打致死案，就连高庭法官符晓平宣判时也措辞严厉地说：“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两名被告用极为残忍、毫无人性的手法虐待他人，最终导致她身亡。”

法官还说，这对夫妇一点忏悔的意愿都没有。“受害者是一名无助且低智商的受害者。她信任他俩、将他们当成家人。他们却滥用了她的信任。死者在死前处境非常可怜，但是即使看到死者受苦，陈惠珍和潘和全都完全没有悔改的意思。”

新加坡人民的头号公敌

男女被告的母亲今早也正式向死者家人和公众道歉。男被告母亲通过义务代表律师陈俊良说：“我儿子已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希望获得公众的理解和原谅。她也说，她们全家正面对巨大的压力。在今早出庭之前，她还听到陈俊良律师跟她的儿子和媳妇说，他们“现在是新加坡人民的头号公敌”。

被告家人代为道歉

女被告陈惠珍的母亲（现年60多岁）则发简讯给《联合晚报》写道："我是惠珍的母亲，在此我向死者家属、诸位公众人士，因过去我女儿女婿严重伤人导致死亡的大错，和造成你们的心灵不安，深表愧疚，请你们宽恕。希望他们从这件事上得到的是心灵上的省知，凡事不以浮躁和冲动的心对待事物，无论任何问题都能化解，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也恳请大家别为难办此案的法官、主控官以及律师们，引发对他们的指责，请给予尊重与相信他们的公平裁判，感谢大家。惠珍母亲敬拜。"

《联合晚报》也报道说，陈惠珍的大哥今早在庭外受访时代妹妹向死者家人和公众致以深切的歉意。他说，兄妹四人的童年过得不好，但不想多说，只想强调本案与家庭背景无关。“虽然童年过得不好，这并不能让妹妹的做法变得合理。无论如何，这一切都过去了。”

他还说，自己之前曾听说部分案情，但也跟公众一样，到了被告认罪时才知道案情。

女被告从小遭受家暴

据亚洲新闻台报道，代表陈惠珍的陈俊良律师曾透露，陈惠珍一生受尽苦难，从小遭受家暴，忍受父亲、兄长和前男友的暴力对待，最高学历只有中三，而且曾经流产过三次，一直以来都有自残倾向。在犯案时，陈惠珍被诊断患有中度至严重抑郁症和轻微边缘人格障碍。

毫无悬念的，高庭下判后，网民就炸毛了。男女被告原本被控谋杀，后来控方改控以危险武器重伤、重伤和伤人罪，所以高庭最后做出男被告监禁14年＋14鞭，女被告监禁16年半的判决。

网民怒气冲天　为联署请愿书签名

多数网民都认为“高庭给予的处罚太轻”、“死者是受长期虐待而死，比普通谋杀案更狠。不处以死刑，何以服众?”、“8个月这么长时间的虐打，没有一天觉悟，最后还导致死亡。应该让他们终身监禁。”

本地一名大学生Neo Chuan Yi在11月28日上载了一封联署请愿书，号召国人联名签署这份请愿书，加重两名被告的刑罚。

这份请愿书一天内就收到1万个签名。今天截至截稿时间，已经飙升至2万零607人签名支持。

“杀死”余玉莲的还有家人、同事和邻居？

红蚂蚁在追踪这起案件时，虽然也认为两名被告的刑罚比想象中来得轻，但毕竟蚂蚁不是法律专业人士，无法合理评价。蚂蚁想问的是，“杀死”余玉莲的真的就只有这两人吗？

这个案件有太多疑点。

余玉莲当初为什么会与家人疏远，以致于自己后来被虐时，也从未想过要向家人求救？

如果余玉莲是属于低智商人群，那她的家人难道不用带她去看医生、更加关注她、理解她、保护她吗？怎么会闹到相互疏远甚至决裂的地步？在这段期间，余玉莲的家人难道从来未曾尝试过联系她？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余玉莲的家人真的在乎她吗？

蚂蚁在面簿上很轻易地就找到了余玉莲四个弟弟妹妹的面簿网页。他们都转发了联署请愿书，呼吁大家签名支持，并牢牢记住两名杀死他们姐姐的“坏人”的脸。此外，就没有其他相关帖文。

倒是在2015年4月15日余玉莲死后两天，她的妹妹Sharon曾在自己的面簿上发了一则较长的帖文写道：

“我们还能信任人性吗？失去姐姐，我们已经够心碎，我的父母失去了他们疼爱的女儿。记者们为何要天天将这件事当成头条新闻？我们理解这是你们的工作，但是，在不了解情形、没有证明事实的情况下就将这些文章公告全新加坡，对我们和我们的家人都是一种不敬。这些报纸没有充分了解事实和情况就发出信息，尤其是《新明日报》，连死者有几名兄弟姐妹都写错。亲爱的记者，我的姐姐根本没有大哥。请加以查证事实。也请你们不要出现在丧礼上，不然我们就要报警了。（帖文最后还署名Joel Ee、Shirley Ee、Aaron Ee等三弟妹）

蚂蚁看了有种不真实感。从帖文的内容可以得知“死者是父母疼爱的女儿”，还有四名弟弟妹妹。从他们各自在面簿上发的照片也能看出，生活都过得很不错，感情也相当好，经常结伴出入餐馆用餐，结婚时的排场也不小。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余玉莲选择离开这样的家庭，转而将施虐者潘和全及陈惠珍当成是至亲的人？最后还让两人用感情勒索完完全全控制了她，成为一个闷不出声的出气筒？

如果余玉莲的家人能多关心她，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不说别人，就说说我们自己吧，有多少人对家人的情绪和生活习惯的变化与细节都能观察入微？华人一般在受了委屈后都不会说出来，但如果家人足够关心彼此，就会通过蛛丝马迹发现这些变化而采取行动阻止悲剧发生。

从小受虐　长大后就会成为施虐者

同样的，女被告陈惠珍的身边最亲的人——父亲、兄长和前男友究竟对她施以什么暴力，以致于她会受到那么严重的精神创伤、患上重度抑郁症和轻微人格障碍？

蚂蚁有学过一点心理学上所以知道，小时候遭受暴力和精神创伤的人，性格上会变得扭曲，长大后十之八九会成为施虐者。史上很多十恶不赦的人，都有可悲的过去，应验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别在婚姻中当“旁观者”

陈惠珍的丈夫潘和全出庭时说，他其实只是一名"旁观者"，是一个帮凶。他有时也觉得不该打死者，见女死者臀部受重伤，还曾劝老婆让她养伤一两个星期，等她伤好后再打，只是老婆不听劝，只"休息"了两三天就又故态复萌。

在接受精神科医生诊断时，他还称：“我不敢管老婆。”所以女被告很多次虐打女死者时，他虽然在场但不敢介入。

听起来多么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啊。

显然的，在这场婚姻中潘和全已经将自己当成了“旁观者”，估计夫妻之间没有多少爱存在了。如果潘和全真的爱妻子，就不会让她一错再错。真正的爱不是纵容，而是让自己和伴侣成为一个更好更值得爱的人。

同事难道没有发现？

说回余玉莲，她是一名餐馆服务生，在上班期间如果身上出现可疑的瘀伤或精神不济时，老板和同事们难道没有发现吗？如果发现了，那他们可曾主动关心过她，给予她关怀，甚至是带她去看医生？如果余玉莲的工作环境中有多一些关爱，事情是不是就有所转机呢？

邻居们虽热心　最终还是转身了

再来就是那些认识死者的邻居们。有一名70岁的老爷爷曾经好几次在组屋楼下看到余玉莲双眼淤青红肿，怀疑她被虐待，劝她去报警。但是看她有所隐瞒，似乎有难言之隐，而且坚持是自己跌倒，他也就没办法了。

他还说，自己曾在楼下遇过死者外出打包，当时他还关心地问她怎么需要外出打包食物？“她当时告诉我说她已两天没吃东西了，肚子很饿。”

这些不就是无声的求救信号吗？有时候，没有说出来的信息，比说出来的更为重要。

《联合晚报》也说，女被告陈惠珍在人前人后摆出两张不同的脸。邻居们一直都觉得她很友善、亲切，上赌场赢钱或者去游戏中心打电玩赢了一些东西如糖果、小礼物什么的也会和邻居分享。所以谁也没想到她会如此"凶残"。一个本性凶残的人即使隐藏得再好也会有破绽，或许大家不是没想到，只是没注意到，就算注意到了也可能不去多想，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心理学有一种现象叫“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说的就是在紧急情况，或者看到有人受伤时，旁观者数量越多，出手提供援助的可能性就越低。因为大家都会同一时间想到：“既然有那么多人，应该不需要我出手吧？反正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于是就转身走了。

一个转身，很可能就会改变一个弱势群体的命运。一个转身，很可能就会“杀害”一个人。

对别人伸出援手　就是拯救自己良心

与其老想着让福利团体来拯救弱势群体，还不如看到了就主动出手帮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处境多么不堪，都值得我们从人性出发去尊重他们、对待他们。

红蚂蚁有一次爬进教堂遇到神父，就问了神父一个问题：蚂蚁经常到处爬，有时候会遇到可疑的乞丐，伸手讨钱就是10块钱吃饭，看上去就很假，我们还给吗？神父笑了笑说，当然给啊，你给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尊重了对方。对方如果欺骗了你，那日后报应就会降临在他身上。

这是一场悲剧 根本没有赢家

蚂蚁相信，余玉莲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如果我们不再把自己当“旁观者”或“路人”，能够多关注身边的亲朋戚友同事甚至是邻居和路人，在对方有需要时及时主动伸出援手，或许就不会轻易再看到另一个“余玉莲”。

诚如男女被告的辩护律师陈俊良所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悲剧。在这个案件里，根本没有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