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乙康：兼容并蓄为新加坡永续之道

城市的维度是如此之多。

它充满了希望和潜力，是农村人口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迁移之处；它是工业和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神经中枢；它吸引人类聚集，是新思想和社会运动的熔炉；它是希望和梦想得以表达和实现的地方。

但是，城市也有黑暗的一面。它还可能滋生不法行为、卖淫活动、社会不平等、疾病，并导致环境恶化。

城市充满许多矛盾现象：有成功，也有失败；希望和乐观，与绝望同时存在。人类的故事在这个中心舞台上展开，反映社会的思维、行为和道德指标

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我会先讲述几个伟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的故事。然后我将从这些城市中总结出关键的经验教训，并谈谈它们对新加坡的影响，包括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杰里科（Jericho）

我的首个例子是位于中东新月沃土的杰里科。它是最古老的人类定居点之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这座古城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淡水丰富。

这些条件促使狩猎采集者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定居下来，种植庄稼。这些人从非常早期的文明开始，就是一个关系紧密的民族。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一座城市形成了。

凭借农业积累的财富，杰里科人将这座城市建立为一个贸易站，利用他们在约旦河沿岸的战略位置，与远在埃及和安纳托利亚的人做生意。随财富而来的是防御和保护的需要。居民修建了防御工事，最著名莫过于杰里科城墙。国防是一种公共产品。一座城市要保卫自己，就须要提高税收，调动和组织资源。于是，国家治理体系应运而生。

长安

接下来，我要谈谈第二组例子——政治首都，如罗马、长安、开封、巴连弗邑（Pataliputra）和君士坦丁堡。

这些地方开始时也是地理位置优越的定居点，但随着统治者巩固周边领土，它们获得了战略意义。最终，它们成为帝国成熟的政治和经济首都。

这些首都有一些共同特点。

其一，它们往往位于贸易路线的交汇处。例如，开封位于运河网络之中，处理大量的航运货物。贸易通常由国家支持和推动，并提供维持帝国的资源。

第二，这些首都具有防御优势。例如，君士坦丁堡控制着通往黑海的唯一入口，而且三面环水。这让它只须面对西边的陆地入侵者。

第三，它们是大国的中心，并作为帝国的首都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和技术统治能力。例如，罗马有一个负责治理的元老院和一部完备的法典，后者至今仍构成许多现代法律和民主制度的基础。

纽约市

第三组例子是当今的大都市——纽约市、伦敦、巴黎、东京、上海、香港和新加坡。

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带来了资本的自由流动，世界变得越来越全球化。

全球化世界的特点是由贸易、金融服务、海事、航空、资讯通信和其他活动组成的复杂网络，这些网络须要由节点或交易所提供服务。全球的大都市都成功地将自己确立为这些节点。

随着科技发展，现代大都市的影响力范围不再受限于马的耐力，也不再受限于是否靠近水道或贸易路线。它们的重要性取决于其网络的广度、产业战略集群、大量资本和思想流动，以及最重要的是，吸引和留住全球人才的能力。

因此，伦敦不再依赖泰晤士河，因为它已不再根系海洋。转型为全球金融中心和创意、文化及艺术中心，使它得以保持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世界另一端，硅谷及其较小的城市，如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和丘珀蒂诺（Cupertino）——世界初创企业和科技之都——已经赶超沿海城市旧金山。

因此，从关系紧密的人群聚集在气候和地理环境最适宜的地方，到统治和保卫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最后发展到当今全球化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中的金融和商业中心，城市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城市的兴衰

无论城市如何形成，都会随着历史的潮流而兴衰。地理运气造就了像杰里科这样的古城，却也可能使其覆灭。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外国入侵，都会改变一座城市的命运。今天，作为约旦河西岸有争议领土的一部分，杰里科已无昔日的光彩。

至于罗马和长安等政治首都，它们的地位和重要性则随着所属帝国的兴衰而转变。罗马不断受到入侵威胁的困扰，其军事和行政部门为保卫广阔的领土而过度扩张。公民逐渐失去对统治阶级的信任。唐朝灭亡时，长安也因帝国四分五裂而惨遭灭顶之灾。

这些城市并没有完全“衰落”。它们仍然是主要的人口中心，但它们的地位已完全改变。罗马仍是意大利首都，但商业中心已转移至米兰。罗马的表面下埋藏着层层历史，使得这座城市很难重新发展和自我重塑。

至于现代大都市，它们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全球经济中不断争夺相关性。既然能建立全球节点，也就可以被竞争对手所取代。要世世代代保持城市的活力和相关性绝非易事。

新加坡：城市、政府和国家

我之所以列举这些例子，是因为我认为每一个例子都可以为我们的集体努力提供丰富经验，以使新加坡继续是一个走在最前沿的繁荣城市，以及我们所有人稳定和可持续的家园。

新加坡不能以我所举的任何例子为榜样，即使是现代大都市也不能。因为历史促成我们的与众不同。我们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和一个国民集体，三者融为一体。我们可以在新加坡的身上找到纽约市、长安和杰里科的一些精髓。我们未来的成功有赖于我们认识到所有这些伟大城市的重要性，并将它们过去和现在的精髓结合起来，收为己用。

就让我先从我们所拥有的纽约市特点说起。

我们是全球经济节点。这对我们城市的生存至关重要。没有经济机会，也无法给予人民更美好未来的前景，一座城市就会失去活力和生命。

特别是对于像新加坡这样没有天然腹地的城市，保持经济活力始终意味着与世界接轨。

我们的其中一位建国元勋拉惹勒南在1972年就已提出新加坡要成为“环球城市”（Global City）的愿景。这比普及这个词的下一位演讲者萨森（Saskia Sassen）教授早了整整20年。

拉惹勒南视新加坡为全球经济体系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世界经济大国并驾齐驱。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和进取，实现了这一雄心壮志。我们利用地理位置建立了一个贸易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其他战略性产业——制造业、旅游业、生物医学、金融和资讯通信服务、航空和研发。

用一个更现代的比喻来说，我们已经变得像一部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的智能手机——备有良好的操作系统和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各种应用。联络簿、时间表、聊天群组、音乐和照片都被个人化，并储存在里头。

这就是我们希望继续向世界提供的功能价值。它足够强大，以至于你难以放弃新加坡，尽管不是不可能。

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任务是不断自我重塑，以保持相关性。作为智慧国，我们已取得长足进展，并且正迅速发展为绿色金融中心。

我们有重塑城市景观的长期计划，比如发展巴耶利峇空军基地即将腾出的土地，以及重新规划市中心，包括有三个滨海湾大小的南部濒水地区（Greater Southern Waterfront）。

但我认为，后冠病世界是新加坡自我重塑的最大机遇。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场危机就像一个重置按钮，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如何以更明智、更好的方式处事。例如，后冠病时代的职场应采用结合居家办公及在办公室工作的混合模式，更有效率且着重于工作成果，有助人们在生活中取得平衡。

长期以来，“尖峰通勤时间”的概念一直主导著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发展。我们若能重新思考这个概念，就可以把交通曲线压平。

冠病疫情迫使许多遭受重创的实体企业转向数码平台。推行居家学习，让教育体系经历了另一次“复兴”。每个中学生都备有个人学习电子配备，透过数码平台上课，并自主学习。

在医疗保健方面，我们现在对基层护理的重要性有了更好的认识，比如疫苗接种，以及由远程医疗辅助的居家康复模式。这可能是基层预防性护理的新开端，是老龄化人口的医疗保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疫情期间，我们将自己定位为疫苗生产和分发的中心。

应对疫情的过程，考验我们作为一个城市的耐力。我们顺势而为，从容应对，适应了许多曲折变化。我们没有试图关闭每个感染群，但我们勇敢推进，度过了每一波疫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赖人民的个人责任和公民意识。

虽然这些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我认为，它有助于我们成为更强大的国民。我希望，这会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态度，它对不完美更加宽容，坦然接受挫折和失败，欣赏韧性、坚毅和进取心，甚至是不按传统方式行事。

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

尽管我们不是帝国，但却拥有长安的特点。这是因为我们须确保国家得到有效治理。在新加坡，国人没得选择是要住在人员自由流动的城市经济中心，或生活在宁静的郊区。

在我们的环球城市之外，也没有华盛顿特区、堪培拉或巴西利亚这样的城市。我们只有这座城市。500万人的所有可能选择，就在这块7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新加坡政府必须保卫这座城市，维护法律和秩序。它必须确保所有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从医疗护理、教育和交通，到公用事业和垃圾收集、图书馆和公园——都到位且运作良好。

幸运的是，新加坡的建国一代建立了一个优秀的政府。

这包括国家的各个部门——一个有效的、能把事情做好的行政部门；非政治化的公务员体系；以及一个无畏无私地维护法治的司法系统。它还包括民主体系，如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形成的国会。

但是，国家事务离不开政治。这里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政治促进了公共讨论，使国家的命运最终掌握在人民手中，令权力受到制约，并维持对行政部门的问责。

另一方面，政治出了问题则会使民众两极分化，破坏社会稳定。我们最近就看到了很多这类例子。

因此，确保良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促进善政。政治进程必须是建设性的，有助于弥合分歧，而不是无休止的争吵和僵局。政治的目标必须是帮助国家找到前进的道路，即使这些决定涉及非常困难的权衡。

这对新加坡尤其重要。我们虽然缺乏资源，幅员狭小，却能发挥敏捷度、保持一致的目标与行动，以此弥补不足。我们可能很小，但可以快速行动，共同前进。

今天最须要调和的政治分歧是什么？

工业革命后，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最大的冲突发生在右派和左派之间：创造财富对分配财富；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几乎每个国家的政治斗争，都在这个关键的分歧上。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书写了现代历史。

然而，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现代社会面临了新的矛盾。经济和收入增长是重要的，也是许多人所渴望的，但也会使社会分化，阻碍社会流动。国际竞争的挑战和压力会使人们转而反对全球化和外国人。资源开采耗尽了我们星球的生命。

换句话说，不平等现象、保护主义和气候变化，都是当今世界各国及其政府必须努力解决的一些最大问题。

要化解现代社会的矛盾，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若非如此，那些艰难却必要的工作便无法落实，例如减少排放的碳税、帮助低收入者提升的再分配政策，或是教育、卫生或其他重大公共政策与项目的改革。

我们的政策必须长期贯彻推行，才能彰显成效。与大国不同的是，我们承担不起政权频繁更迭、政策朝令夕改这样一种政局分裂的代价。

这并不妨碍包含多元意见的有益论述，以及制衡机制的正常运作，这两者都可以加强国家的健全运作。新加坡的成功取决于我们能否实现这两个目标。

作为新加坡人

然而，我们内心的杰里科才是新加坡最关键的部分。

尽管生活在环球城市，但我们犹如关系密切的部落成员，有着共同的前途和命运。我们须共同努力，为彼此作出牺牲，才能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只是与杰里科的居民不同，我们并非拥有相似起源的自然部落。新加坡是个远比任何古城都更多元和复杂的社会。

在联合国拥有一席之地或者能在奥运会用自己的旗帜参赛，并不能成就一个国家。检验一个国家含义的试金石，就在我们的誓言——“团结一致”。

这使得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在潜意识层面的长期过程。一个国家的人民须要有共同的经历，一起经历考验和磨难。久而久之，这种团结将形成超越原始部落本能的共同理想，并压倒加深社会裂痕的力量。

然后，就诞生了某种神奇的现象，它超越了安全，超越了谋生，超越了物质享受——就像一个国家的灵魂。

对于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来说，国家意识几乎是第二天性，它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在欧洲，几个世纪以来，宗教信仰在形成团结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由个人自由和自由的理想凝聚在一起。

在新加坡，我们日复一日地打造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学生每天在学校集会上唱国歌；不同社群在组屋区共同生活，前往相同的小贩中心和公园；一批批年轻人一起服兵役；即使在千里之外，完全陌生的人也本能地用新加坡式英语交流，它就像我们共同的秘密代码；以及共同应对冠病疫情等危机。这些都是国家建设的举措。

它们都是通过政府深思熟虑制定的政策与计划实现的。

以2019年在福康宁山举办的“新加坡开埠200年历史体验展”为例。我们想找出什么词汇最能形容“新加坡基因”（Singapore DNA），经过广泛咨询，我们选出了三个形容词，即开放性（openness）、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和自决心（self-determination）。

公众在参观完展览后，受邀投票选出最能引起他们共鸣的形容词，结果“自决心”以高票胜出。

这并不令人意外，城市不需要它（自决心），许多州属甚至不会想到它，但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国家却梦想拥有并珍惜它。

遗憾的是，冠病疫情打乱了一切，使展览无法继续。但我们应继续举办，因为人们对我们作为新加坡存在的原因，以及成为新加坡人意味着什么的意识越来越强。

将这种意识转化为文字，大概如下：

我们不仅是全球化世界的一个关键节点，更是衔接东西方以及亚洲不同地区的节点，为人民和后代创造了超越国界的巨大机遇。

国家机构将始终发挥一贯的优势，力求确保公正和公平，秉持唯才是用原则，让每个人发挥长处，弥合分歧，使我们长期处于正确的道路上。

因此，在这个国家，我们也承诺让每个以新加坡为家的社群有立足之地。大家都发挥互谅互让的精神，而不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推动自己的议程，这样就可以为新加坡人共同拥有的东西提供发展的空间。

有了这些，我们将能决定自己的未来，成为一个在今后多年继续蓬勃发展的城市和国家。

作者是卫生部长。本文是他于本月13日在新加坡透视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