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8日 星期一

新加坡华语的“星期”“礼拜”之争

华人在以前的农耕社会,过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生活节是依循年季月以及二十四节气运转,以求配合日月天候的变化。这种时间框架源自华人天人合一思想和对宇宙星辰的想像,化为指导民众生活作息的规律。

西方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带来西方的历法和纪元制度,它不但深深地影响南洋华人的时间观念,也在后来改变华人的作息习惯。南洋华人原本使用的是农历,是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时间框架,依次分别以年、月、旬、日、时作为时间用语,以此规划民众的生活节奏。

西方历法以七天作为一个周期,把第七天规定为休息日,并在这天到教堂“做礼拜”,这是受《圣经》影响的宗教文化。据《圣经·创世纪》记载,耶和华在空虚混沌中,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世间的一切,并规定第七天为安息日。

华人使用的农历,原本没有“周”(星期)的观念,西方历法以七天为一周的观念,在南洋直接影响华人,可以说最先接受“周”这个观念的是南洋华人。把“周”这个观念以“礼拜”来表达,作为英文“Week”的对应词,也是率先由南洋华人完成的。

新加坡华语的“星期”“礼拜”之争

《叻报》1887年8月20日写着是日“礼拜六”(下图),到了1925年7月4日“礼拜六”换成“星期六”(上图)。

“礼拜”时间单位的出现

“礼拜”一词古已有之,并非外来词,从《辞源》可查到其原意:“致礼于所信仰的神佛”,最早出自于相传是汉朝班固所著的《汉武故事》一书中:“不祭祀,但烧香礼拜。”随明朝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在有关祖法儿国段落提到:

“如遇礼拜日,上半日市绝交易。”“礼拜”在第一例中是动词;第二例中它是动宾结构的短语,还没成为固定的复合词。这两个词语,在当时还是保持它原初的意涵,即致礼神明。第二例中的“礼拜日”和今天“礼拜日”的词义有很大的差别,它只是表达当天是敬神的日子,没有后来具有的时间单位的意涵。

“礼拜”产生新的义项,以七天作为一个周期的时间用语,是在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时期。西方人到东南亚的殖民,旅居南洋的闽粤华人,借近水楼台之便,完成中西文化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初次接触。

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文献资料,出现在1620年代编辑的《西班牙—华语辞典》(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这部辞典由西班牙传教士与寓居菲律宾的闽南华人合作完成。这部辞典中在西班牙语“Amonestar enla iglesia”(在教堂布道)的词条下,标示华文对应词“叫礼拜”。“叫礼拜”这个短语表现出十足的闽南口语和南洋色彩。“叫”这个单词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它有多种用法,比如“叫咖啡”(点饮品)、“叫德士”(电召德士)、“叫人来”(召集大家)等,“叫礼拜”在这里有“召集大家做礼拜”的意思。

这部辞典的后面部分,附录一些度量衡以及数目字和时间的用词。附录部分的编排反过来以华语作为词条,排首列的是华文词条的拉丁字母拼音,显然用的是闽南语;第二列是华文词条,第三列是西班牙语的对应词。

惊喜地发现,在计时用语部分出现“礼拜”各日的称谓。依次排列为:礼拜(semana i Domingo)、礼拜一(Lunes)、礼拜二(Martes)、礼拜三(Miercoles)、礼拜四(Jueves)、礼拜五(Biernes)、礼拜六(Sabado)。这应该是“礼拜”这个词语和“礼拜”作为七天一个周期的观念,已经被华人接受和应用的首次书证。

最有意思的是编者加一段按语:“由于他们(华人)没有各个周日的对应名称,因此只好以数字来表达”。(asi cuentan los dias de la semana acomodandose a nosotros que ellos no tienen semanas)这段按语清楚地说明,华人在此之前没有“七天为一个礼拜”的观念;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华语在接触新观念时,能以自己的造词方式来表达。西洋编者不解之处,恰恰表现出中西文化的不同,因而形成各异的词汇传统。

吸引人注意的是,编者在“礼拜”词条下,分别列两个西班牙语对应词“semana”和“Domingo”,也就是说“礼拜”分别表达星期(week)和星期日(Sunday)这两个词义。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指称星期日的用语,“礼拜”先于“礼拜日”出现,有异于常见的由繁趋简的语言发展规律。

新加坡华语的“星期”“礼拜”之争

《西班牙—华语字典》有关“礼拜”的词条。

南洋华社接受“礼拜”的时间用语

“礼拜”成为华语的时间用语,以及“七天一个礼拜”的观念在南洋被华社接受,时间上显然早于中国200多年。南洋由于早已存在华人经商和移民网络,新词语和新观念在南洋各个华社之间传衍承继,其历史脉络显示,它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一脉相承。

在《开吧历代史记》这部早年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的纪年史书中,有一段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记录,用“上礼拜”和“礼拜三”;另外在乾隆五十三年的记录中,出现“每逢拜三、拜六演和戏”的句子。

在印尼吧城(雅加达)华人公馆的《公案簿》中,每段记录的开首阳历和农历的纪年并用,其中“礼拜X”和“拜X”并行出现,在行文当中也穿插应用“礼拜”和“礼拜日”。

从这两部早年印尼华人资料的用语现象,说明“礼拜”已经是成为南洋华语的固定化词语。“礼拜”也以“礼拜日”作为星期天的指称;在口语的应用上,“礼拜一”至“礼拜六”依次简化成“拜一”至“拜六”,完成从“三音节词”到“双音节词”的转变。“礼拜”“做礼拜”“上礼拜”和“礼拜堂”在南洋华人语境下成为专指基督教的词语。

新加坡在1819年由英国人开埠后,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很快地成为南洋商贸和华人移民流动的集散中心。新加坡也因地缘关系和血脉相通,不但继承南洋华语的丰富遗产,也承担传播南洋华语的使命。从开埠初始,“礼拜”作为时间用词和“七天一个礼拜”的观念,毫无悬念地在新加坡进一步得到巩固,早期新加坡教会的华文记录和来往信函,提供不少的例子。

早期南洋华人移民包括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只有地域的观念,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他们“唐番”意识的启蒙,是在南洋与外国人的初遇;他们“唐人”身份和“唐山”观念的唤醒,是以乡土文化和乡音方言作为依附。

“礼拜”观念的融入华人社会,“礼拜”化为南洋华语的时间用语,在南洋以及在新加坡被接受和普及的过程,既没有碰到唐番之分,产生抵触情绪的困扰,也没激起“洋教”和“祖先崇拜”的意识形态之争。

“礼拜”时间用语观念引入中国

今天“礼拜”已被“星期”取代,成为正式的书面语,“礼拜”则沦为民间的口语。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言文分家的问题,造成这个变化的原因在哪里?它经历哪些意识形态的纠葛?背后有哪些政治史上的含义?

要说明这个问题,得回头去看看“礼拜”这个词语,从南洋传入中国后,因水土不服产生的文化冲突。

鸦片战争后,中国王纲解纽,人心不古,维系千年为一统的传统社会和伦理道德思想,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师夷之长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康梁的变法维新等改革主张,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思潮纷乱繁杂,中国面临一个历史的大变局。

在效法西方引进西学驱动下,为介绍新事物和新观念,大量新名词出现和引入成为必然。西方思潮的汹涌澎湃,同时也唤起中国士绅的民族主义意识,他们认为一些介绍新观念的新词语,带有西方宗教文化的色彩,难免会对中国文化和语言造成侵蚀。这些凭借西方语言文化优势被引进中国的新词语,也因此遭受中国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制约。

“礼拜”这个南洋的时间用语和它涵盖的“七天一周”的观念,也在这个时期被带进中国。它首先通过宗教宣传品和移民的流动,实现它在闽粤华南地区的流通。1822年由传教士马礼逊编辑的《华英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在澳门出版,其中收录两个有关“礼拜”的华语短语:“一个礼拜”和“每礼拜”。“一个礼拜”的解释是:“七天为一周在广州的说法”(WEEK of seven days is called in Canton);“每礼拜”则注明是“WEEKLY”。马礼逊强调“在广州”,说明“礼拜”一词尚未在全中国通行。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礼拜”“礼拜日”和由“礼拜”衍生的“礼拜X”不时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上,比如《海国图志》(1852年)、《航海述奇》(1866年)、《游美洲日记》(1873年)、《沪游杂记》(1876年)等。

新加坡华语的“星期”“礼拜”之争

《振南日报》1913年12月1日写着是日为“月曜日”,到了1914年1月17日“七曜”纪日法被取代,换成“星期六”。

“礼拜”时间用语的替代

这时期出现在文献的“礼拜”及“礼拜”的衍生词,并不能证明中国社会已经接受“礼拜”这个观念和把它当作时间用词。它被正式当作时间用词是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陆续创办报章的时期。1872年上海《申报》出版,虽然在版头上没有标明礼拜日期,不过在创刊号中,已使用“礼拜”这个新词;1876年上海出版的《新报》,在版头上中西历并列,并标明礼拜日期;1905年北京创刊的《华字汇报》,同一年天津出版的《津报》,也都在版头使用礼拜日期。

晚清时期推行西方的阳历已经成为改革派的其中一个诉求,他们主要从时间计量制度的简单易行和科学的角度,来论述使用阳历的必要性。“礼拜”这个在南洋长期使用,逐渐淡化其宗教色彩的时间用语,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的过程中,开始受到中国士绅以民族主义视角来严格审视。他们质疑它的宗教性,因此不把它当作是纯粹的时间用语。中国士绅能够接受“七天一周”的观念,认为这是与国际接轨;但是出于保护固有文化不受西方宗教侵蚀的立场,有必要以民族化的词语来取代“礼拜”。

在民族主义心态的驱动下,一些中国士绅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应该从老祖宗的文化中找出相对应的词语。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从《易经》章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摘取“来复”来取代“礼拜”,因其“七日来复”,与“七日一礼拜”含义暗合。1897年康梁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在行文中使用“来复”来指称“礼拜”。

有者则认为“日汉同源”,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引进西历和周休制度,并以“七曜”纪日法来指称一周七天,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来命名。一些留日的中国士绅认为“七曜”纪日法源自中国,因此从日本引入“七曜”纪日法来代替“礼拜”。1903年上海出版的《俄事警闻》的版头即以“七曜”纪日法来标示。

新加坡华语的“星期”“礼拜”之争

《爱国白话报》创刊号写着是日为“星期三”。

“星期”替代“礼拜”

1890年代末,汉语旧时“星期”这个词语,原指“农历七月初七日,牵牛和织女二星相会之期”(《辞源》“星期”条),被重新赋予新的义项,用来指称“礼拜”,原因在于“星期”与中国观星象来制定历法的传统,能产生有关的联想。

1906年清朝主管教育的学部宣布“星期日公休为世界通例”,并在用词上主张“名曰星期,并不名为礼拜”。自此“星期”在官方的倡导下,取得中国士绅的强力配合,逐渐取代“礼拜”成为规范用语,尽管“礼拜”在民间的使用依然存在。1908年上海出版的《须弥日报》开始在其版头使用“星期”,接着北京的《爱国白话报》《白话捷报》,天津的《益世报》纷纷跟进。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正式宣布废除阴历,采用阳历。在文化自主与民族认同的驱动下,“星期”的使用成为社会主流。“来复”这有点古典味的词语,以及带有东洋味的“七曜”,均如昙花一现消失在中国语言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自觉和民族意识更形高涨,“礼拜”一词在民间的应用也成强弩之末。

新加坡的“礼拜”“星期”之争

直到19世纪末叶,“礼拜”这个词语和它所代表的宗教性观念,在南洋地域经过200多年的使用,已经融入华人社会而被日常化。它能远离反偶像崇拜或西方语言殖民等意识形态的纠缠,主要是殖民地环境下行之有年的西方历法制度,以及闽粤华人移民薄弱的民族观念。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礼拜”这个词语在新加坡,开始受到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影响,让它的使用陷入意识形态的困扰。

早年中国朝廷视流散(diaspora)海外的移民为“刁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让这些流散华人成为海外遗孤。1860年后,清廷对流散华人的政策开始转变,积极采取接触和笼络的手段。1877年在新加坡成立“海门领事馆”,统管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事物,国家民族意识自此在华人中开始萌芽。进入20世纪,康有为等维新分子的到来,使到新加坡华人的民族认同产生质变。受中国维新运动的影响,新学堂和新报章纷纷出现,特别是孙中山南来鼓吹革命之后,民族主义思潮更形高涨。

新教科书和新报章的出现,成为掀起这一波民族主义思潮的工具。“礼拜”和“星期”之争的战场,也从中国搬到新加坡。

这段时期新加坡出现的华文报章计有十几种之多,其言论倾向有保皇、维新、革命(亲国民党)和激进之分。这里可从各个报章更换版头“礼拜”用语,改用“星期”的时间作为切入点,来考察新加坡这段“礼拜”与“星期”之争。

1881年创刊的《叻报》,是新加坡具有首次书证的华文报章,由土生华人薛有礼创办,是一份极端保守的保皇派报章。它在内文中偶尔会用“星期”来指称“礼拜日”,大部分行文还是使用“礼拜”用语。其版头迟至1925年7月1日才弃用“礼拜”,改为“星期”。

1890年创刊的《星报》,由古友轩印刷馆老板林衡南创办,立场保守,从创刊到1910年停刊,版头均采用“礼拜”。

1898年创刊的《天南日报》,由新加坡著名文人邱菽园创办,拥护维新主张,从创刊到1905年停刊,版头均采用“礼拜”。他在1913年创刊的《振南日报》出任总编辑,其版头用“七 ”纪日,直到1914年1月17日改用“星期”。

1907年创刊的《中兴日报》,由同盟会会员陈楚楠、张永福创办,从创刊至1910年停刊,版头都是采用“礼拜”。

1911年创刊的《南侨日报》,中国进步党党报,起初采用“礼拜”,1913年2月17日改为“七曜”纪日,直到1914年3月31日停刊。

创刊于1908年的《总汇新报》支持保皇党,开始时版头用简称的“拜X”,1909年改为“礼拜”,迟至1930年1月4日才改用“星期”,是新加坡最迟启用“星期”的报章。

1919年创刊的《新国民日报》,前生是《国民日报》,是国民党新加坡党部创办,从创刊至停刊均用“星期”。

1919年在吉隆坡创刊的《益群报》,立场激进,不但在创刊号一开始就采用“星期”,并且从左翼思维的角度出发,关注劳工福利,推动星期休息问题的讨论。

分别创办于1923年的《南洋商报》和1929年的《星洲日报》,创刊伊始版头就采用“星期”,不过行文还是常用“礼拜”,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二战前。

纵观新加坡各报章启用“星期”的时间,比中国的报章较迟,因为新加坡华社根深蒂固的用语习惯,以及民族意识较为淡薄。新加坡华语在书面语上改用“星期”的行动,是一种和风细雨和较为被动的行为,它承自中国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的余绪,因此既没激起中西宗教之争的涟漪,更没点燃中西文化冲突的火花。“礼拜”在新加坡华社民间的应用始终占有牢固的地盘。

作者:林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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