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故事：经验与挑战

新加坡知名时评人翁德生的长文（全文6千余字），论述新加坡建国初期努力打造一个新加坡文化，外交部长拉惹勒南主张不分种族共同发展成为同样的新加坡人。后来李光耀修改了这一政策，认为应该让各族群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但都以新加坡人为共同目标。新加坡的未来命运，取决于李光耀模式能否持续，新加坡未来也将面对三大挑战。

从浩瀚历史长河来看，新加坡的繁荣昌盛或许终究有如昙花一现。

新加坡的故事，就是李光耀一生的政治斗争生涯篇章。李光耀的亲密政治伙伴，前外交部长拉惹勒南说，“李要的是人民的尊敬而不是爱戴”。李说过治理国家并不难，最难是如何说服人们接受不讨好但长期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政治工作的难度和挑战性其实就是收服人心。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发展早期，李光耀就主张“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是大马各族人口比例相当平衡时期，建设公正平等多元文化社会最佳契机。合并失败新加坡被踢出局，却注定了马来西亚少数民族沦为二等公民的命运。

新加坡的独立，可以解读为马国巫统得以贯彻土著优先政策，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意识形态的胜利。而新马分家后的发展，证明的却是当初行动党坚持的“任人唯贤制”的成功。一个很好例子，新马合并时的MSA马新航空公司，分道扬镳后成为新航和马航两家航空公司，新航腾飞耀然的成为世界航空一流品牌，马航却“飞不起来”，正是个中关键的体制差异，左右新马各个领域的表现，非常显著。

东南亚华人经商敏锐，但是对对政治的认识不足，这些中国南方移民传统上远离朝廷，他们离乡背井抱着过客心态，在异地累积财富才落叶归根，三代后暮然发现，忽略政治权利的代价已经无法弥补。

马国的土著优先政策让少数民族愤愤不平，华人大量外移加上生育率低，马来西亚种族人口比例快速倾向马来族，帮助巫统踢新加坡出局的马华公会，对之也束手无策。

二战时期犹太人在欧洲的遭遇，身为少数民族却累积拥有庞大财富，结果成为极端种族主义的祭品。东南亚华人的异境同曲，是否会重蹈斯辙？嗅觉敏锐的李光耀早是心有戚戚。

新加坡发展早期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共产党扬言输出革命，引致不少东南亚华人积极响应号召。因此初期的行动党，是以林清祥为首的华校生和李光耀的英校生共同奋斗，来反殖民地争取独立。当时林清祥人气指数高昂，他能够以流利华语和方言发表演讲，这是讲英语家庭背景的李光耀望尘莫及的。林清祥当时被公认会继首席部长马绍尔之后成为新加坡未来总理。这是合乎情理逻辑的，因为当时的客观事实让林清祥具备了领导的条件，人气指数政治能量是主要因素。

独立后行动党组织政府，党内开始出现左右路线的分歧，此时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向右转。在那个国际歌响彻云霄的时代，李光耀比邓小平更早三十年，以务实主义发展经济作为硬道理。李光耀在他回忆录批评缅甸总理尼温将军，说他一直劝告尼温别走国有化政策，这因为那是变相的计划经济模式，李光耀对利伯维尔场优越的先见之明，决定了新加坡的发展命运。

当中国还在自顾不暇，处于冷战的与世界隔绝时，新加坡正在为生存空间努力奋斗，不但以战略地理位置与美国尖端武器创造互惠互利，新加坡的生存空间，永远处在尴尬地缘政治环境。有如一个脆弱小生命诞生在荒野丛林，周边尽是虎视眈眈的猎食者加上没有腹地，有如政治怪胎，连水供都靠马来西亚，所以被视为毫无独立自主生存的能力。名符其实的东盟孤儿，中国大陆以外唯一华族为主的独立国家，马来语作为国语只求在区域不会显得“异类”。新加坡处在“万绿丛中一点红”，虽然独立以来努力撇清血缘文化塑造独特性。

李光耀非常推崇儒家的修身养性，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为君之道必须以身作则。家境背景脱离母语和文化，从政后李光耀恶补华语，也洞悉方言的政治感召效应，用方言发表群众讲话闹不少笑话，但是李的孜孜不倦学习精神值得赞扬。华文源流政敌骂李是忘宗数典的二毛子，李回骂他们是华文沙文主义。

李光耀背上“假洋鬼子”的标签，在东南亚地区开展了他的政治斗争生涯从殖民地时期争取独立到新马合并，争取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已经走入历史，以为代表马来西亚华族的马华公会，选择和巫统合作即使是当附庸，这就是东南亚华人的乡愿特性，他们或许有些人已经后知后觉，但是关键时刻已经断送建设公平多元社会契机。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已经走入历史，李光耀全力落实“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一个完全落实“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平社会。李光耀的犹太籍新闻官亚力佐西写过一本书，里头有这么一段论述“李光耀是否会表露他是华人本质，或许八十年代后期会逐渐明朗”。1986年亚力佐西英年早逝他的预言果然实现。

新加坡被迫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比例骤减，注定他们必须服膺于巫统的政治理念，那就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身不由己独立后的新加坡，华社在燃放炮竹大事庆祝的景象，对比李光耀在电视镜头前落泪，雄心万丈的政治家显现出高处不胜寒。

建国初期的新加坡努力建造一个新加坡文化，认为不分种族共同发展成为新加坡人，这个主张的关键人物是当时的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先生。若干年后李光耀修改了政策，认为应该让各个族群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但是都以新加坡人为共同目标。

新加坡是一个看似不中不西却又中又西的社会。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却不断强调多元种族文化社会显示政治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采用更加优惠政策，这和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有些相似，展现的是汉文化的包容性。

新加坡这是个移民国家，三代政府在处理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从未松懈过，从组屋人口比例政策到集选区选举，其出发点都是未雨绸缪的种族和谐政策。占人口百分之七十六的华族，身份认同会一直是政府不遗余力塑造的工作。

曾经有印度族官委议员在国会里申诉少数族群权益被忽略，已经在国会里鲜少发言的李光耀资政，马上回应说我们从来没有平等对待所有民族，我们（政策）上给少数民族得更多。这“给得更多”可以从早期华巫族土地权可见一斑，华人属于租户而马来人是业主，在寸金寸土的新加坡来看，无疑是让原居民享有优先起跑点。这种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与马来西亚的土著优先政策形成强烈对比。

李光耀融合法学和儒家创造一个独特的体制，大家长管理模式但是政府部门非常独立行使执行权。八十年代财政部长吴庆瑞推动金融改革，鼓励金融机构收购合并，当时政府拥有的国际贸易公司有意收购一家小银行被拒，结果大华银行成功收购许多小银行，整个过程在一个透明度高的进行，几十年以来新加坡已经是很法治化的一个国家。

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新加坡非常专注于外交工作，通过高明的外交获取更大生存空间至到第三代政府，小红点的外交政策高明而专业，完全做到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差别只在于守业更难。

难在于中美开始博弈，而中国已经不再韬光养晦，包括国际事务，新加坡处在重要战略地理位置，面对中美选边站的窘境。

如果新加坡外交政策让人一目了然，那么新加坡才是真正有难了，必须做到让人雾里看花，高明的外交工作注定要挨骂的，这就是第三代政府面对的问题。

不只是新加坡，东南亚国家都面对中美博弈的抉择，形成一种经济依赖中国防务依赖美国的局面，东盟（东盟）外交上各有立场。

新加坡的处境，让李光耀和台湾领导蒋经国建立起良好私交，因为他看到蒋经国的是一个勤政亲民、生活俭朴的政治人物，完全符合李光耀对自己和从政者的标准。这个行动也影响着新加坡的外交处境，新加坡建国以来睦邻政策从未松懈，但是假想敌也是不言而喻的。而新加坡处在最脆弱时期，如果遭遇攻击，蒋经国政府可能是唯一伸出援手的。

站在一个大华人文化的立场，李光耀与台湾在李登辉上台后政治互动不再密切，但是政府和民间交流不受影响。李登辉的台独立场让李光耀很揪心，他公开说过，如果两岸发生战乱，中国的经济发展会被延误七，八年。很显然，他希望中国顺利发展经济成为发达国家。

新加坡从疆土概念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country,但是国家民族意识依然是一个不断蜕变的 nation。1980年新加坡举办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友谊赛，观众一面倒支持中国球员，触动敏感的政治和外交神经，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引起辩论，质疑新加坡人的认同问题，而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至今依然是政府努力不懈的课题。新马唇齿相依，马来西亚种族政治还会延续下去，对新加坡肯定产生辐射作用，维持种族人口比例是坚定不移的国策。

开放政策依然是小岛国求生之道，全球化提供了发展契机，但同时也是国民意识的考验，现代人对乡土情结薄弱，塑造凝聚力显得事倍功半。新加坡的未来命运，取决于李光耀模式能否持续，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最重要的两个邻国，种族政治是否会逐代淡化。

印度尼西亚华族不到百分之三，在同化政策下新一代属于“不中不西不土”，外貌是华族但已经与母族文化脱节，口操英语但不是洋人，名字语言本土化但从来没有真正被接受。这个千岛之国非常复杂的社会环境，恐怖组织细胞散布难以预料，卧榻之旁有如富裕繁荣小红点的新加坡岂能高枕无忧？

马来西亚政治从纳吉政府跨台后，经济搭上中国列车开始翻盘，马哈迪对中资喊停，因为这违背了他一生政治斗争目标，他希望国家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中资涌入会带来人才，这就意味着人口比例出现改变，这不是马哈迪首相想看到的。中国的顺利崛起，能够为所有东南亚华人创造附加值，不只是经济上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意义，这当然包括华人为主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华族人口比例递减，不只影响华族的少数民族命运困境，也让新加坡显得更加孤单，如果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会随着全球化时代逐渐淡化，这是所有少数民族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其实也可以从巫统三代领导风格各异取得结论，而耄耋之年的马哈迪正在开历史倒车。

马哈迪的口号2020年马来西亚能，其实他是为了证明马来人能，这是他一生斗争最坚定的意识形态，很讽刺的是“马哈迪主义”正是阻碍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因素。新马两国虽然已经被政治上划分开来，但是两国人民的未来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东南亚国家还处在发展中阶段，新加坡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李光耀政治模式是主要关键。

一党独大招揽全国政治精英而且代表各个族群，实施“政治清廉，法治精神和任人唯贤”，这就是新加坡的成功之道。政治清廉需要高薪养廉，其实更加准确解读概念是与市场竞争人才，1994年建议部长薪金制与市场挂钩舆论哗然，至今依然是执政党“政治包袱”决策，因为老百姓传统观念无法接受政治人物为五斗米折腰，他们不理解铜臭味背后的崇高目标，就是鼓励优秀人才挺身从政，避免重蹈发达国家二流领导困境。如果说政治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产生好政府，那么如何吸引合适人才出任公职，酬劳应该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第一代政府看准了新加坡这样小的市场规模，几家大企业足以呼风唤雨组成利益集团，为了提高国家生存空间和能力，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活动领域，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平台惠及百姓，达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

没有政商勾结造成寡头政治的弊端。新加坡政府颠覆了国营企业无效益魔咒，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这是精英政治衬托出来的成绩。

新加坡政联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高，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后来越南的市场开放后政联公司抢占先机，其商业嗅觉敏锐可见一斑。政联公司总裁人选完全采用开放式包括跨越国界的任人唯贤制，这是一些大家族企业有世代传承包袱无法匹敌的。卸任政务官出使政联公司总裁，这是行动党垄断国家顶级人才的优势，问题是这种操作模式能否延续下去。

李光耀总理曾经在国庆演讲中公开说他要劝服一个部长别“弃政从商”，他说“吉宝企业（政联公司）缺一个优秀总裁事小，我的内阁少一个优秀部长事大”，从国家层面看问题确实如此。这名部长终究还是离开内阁，成为年薪近千万的企业总裁。

新加坡服膺于利伯维尔场原理，政联公司维持高素质领导另人括目相看，在许多国家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政府负责管理的公款接近一兆，这是新加坡人民不得不三思之事，新一代虽然倾向于政党轮替，然而客观的现实是政治人才集中在执政党，还没有发展到替代政府的可行性，如果政治开始庸俗化必然冲击官僚系统，虽然这会是个缓慢过程，而最终会造成领导素质整体表现，连庞大储备风险管理也会出现问题。

李光耀的政治手腕高明，他认为只要人品正直有才干和意愿服务国家就可以加入行动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行动党包容小左小右理念，这是他和许多政治领袖不同之处。他相信政治不是个人事业而是社会使命公职，他认为优秀人才不挺身而出是罪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政治工作决定国家兴盛或衰败，而新加坡的故事完全是政治智慧化腐朽为神奇。

不遭人妒是庸才，国际舞台上发光招惹“小鼻屎小红点”称号。几十年以来左邻右舍出现两个极端马来民族主义领袖，一个政治寿命很短的印度尼西亚总统哈比比，一个是政治寿命很长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李光耀的政治是只有公仇（政治理念）没有私怨，马哈迪搞到全部变成私人恩怨，他们都是昔日捍卫马来人特权的同志，两个党魁的落差，行动党三代政府维持团队精神，而巫统四分五裂沦为在野党。

新加坡夹在两个马来回教国家当中，连填海造地的泥沙都得从老远中南半岛运输，这种狭小生存空间鞭笞领导忧患意识至第三代政府。美国政治学者亨庭顿认为“李登辉的台湾模式会天长地久，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会政息人亡”，目前李光耀模式“政在人亡”，然而是否会人走茶逐渐凉，第四代政治领袖正面临严峻考验。

新加坡面临的挑战有三；第一是守业更难的问题，第二是民粹主义浪潮的冲击，第三是延续政党组织内部团结的考验。

行动党政府依然朝气蓬勃屡创业绩，人们却普遍性认为越来越多争议课题，殊不知这是舆论开放百鸟争鸣的现像。这种假像和错觉，会让执政党流失不少选票，而且属于不应该流失的选票，反过来说，在野党会不劳而获得支持，这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新加坡当然不例外，政党轮替是第四代政府即将面对的现实问题。

长期执政既是政治资产也包袱，对于年长一代来说是资产，因为他们经历和见证过贫困到温饱，可是对年轻一代来说长期执政成为包袱，后者更加倾向于鼓励栽培其他政党，这种心态放诸四海皆准，所以政党政治产生政府轮替是必然趋势，问题是新加坡体制上作好了准备吗？

没有一个制度可以长期有效操作，新加坡不断修改制度，包括从官委总统制改为民选总统制。民选总统制以两把钥匙捍卫国家储备，这是未雨绸缪的措施，避免丰厚国库沦为选举胡萝卜，重蹈西方国家债务危机困境，民选总统制已经实施二十多年，还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改的制度，双刃剑效果越来越明显，民选政府和民选总统不咬炫足以瘫痪行政工作。

首任民选总统王鼎昌先生，尽忠民意履行职责却产生不少障碍。

后来几任总统都与政府“合作愉快”，但这不是新一代选民所乐见的，他们宁愿选择平庸之辈，只要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这股力量会在未来总统选举出现，如果民选总统采取“不合作主义”实际权力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在这哗众取宠政客当道时代，这种体制上的诱惑岂能掉以轻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民选总统制依然是个有瑕疵制度。李光耀是先知先觉政治家，他为新加坡量身定制不少制度，但是永远无法做到完美无瑕。很多人以为李的修修补补为行动党垄断政权，其实他更加担忧的是政治庸俗化。，新加坡是否会随着民主开放潮流政治开始庸俗化？

毕竟新加坡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了，在强势领导下虽有揠苗助长，社会文化支撑不到国家发展水平，形成强烈的头重脚轻现像，许多民众依然无法理解国家课题，上头运筹帷幄宏观视野与草根族对生活费的抱怨，这种认知上的断层相当严重。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行动党当然也有派系，能够长期维持团队合作无间，关键人物是李氏父子，他们秉持完成“大我精神”，从容应对党内外一股“去李化”风潮。

第二代政府吴作栋总理在巨人肩膀上完成14年任期，第三代政府李显龙总理再度成为核心人物，把执政党的党风廉政建设推向更高峰，2011年被评为分水岭大选，执政党输掉一个重量级集选区给工人党，后者成为国会里最大的反对党，2015年选举却出乎意料之外大翻盘，反对党泡沫化执政党赢得七成选票，新加坡没有人心思变？非也，主要是在野党候选人素质还有差距，新加坡政治生态已经发展到，只要是执政党和反对党候选人水平稍微接近，人们通常都会倾向于支持反对党。

党魁成为核心人物则政党团结办事，否则就是一个领导能力有限的政府。如果第四代党魁无法成为核心人物，党员必须再度效仿吴作栋总理时期展现团队精神，否则党内竞争或斗争开始始，一个重要的政党无法团结，整个国家得赔上去付出沉重代价。许多规模不大的政党内斗不断，行动党出现派系竞争不稀奇，新加坡如果政治庸俗化，影响领导国家的政治能力和意志力，区域国家的城市会很快超越。

因为新加坡没有腹地，包括人力资源的严重短缺，全球化以城市经济以市场规模为主，人口政策将考验第四代领导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意志力。较早前政府提出以六百九十万人口为规划引起社会强烈反弹，赶紧改口说只是规划还不是政策，著名城市规划建筑师刘太格认为新加坡应该以一千万人口为目标，这是为国家生存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