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认同困境与治理路径（I）

范磊，国际政治学博士，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山东政法学院“一带一路”国别与区域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中日韩自贸区发展战略与法律保障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中国亚太学会东北亚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新加坡政治与外交，公共外交，一带一路，比较政治与社会发展。

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提升以及本地区经济形势和国内发展的需要，新加坡开始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不断增加的新现实。新移民的到来让本土居民在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产生了“被包围”的危机感，加上新移民在短时间内往往难以完成本地化，一定程度上又会引起本土居民的排斥。这种彼此之间的认知差异随着新移民数量的增加持续加大，进而导致双方陷入一种认同困境。虽然新加坡政府、本土社会以及新移民都在共同努力推动国民融合与国家建构，但是在本土居民与新移民的相互认同层面依然存在诸多不可预知的困难和挑战。

关键词：新加坡、中国新移民、认同困境、治理路径

引 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提升以及本地区经济形势和国内发展的需要，新加坡开始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不断增加的新现实。过去的20年见证了华人“新移民”的快速增长，他们出生于中国大陆，并在1980年代早期从中国移居到世界各地。他们优先选择的目的地是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新加坡则是他们在亚洲最主要的移民目的地，数十万的中国新移民成为本地社会和文化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新加坡而言，虽然新移民的来源国涵盖了马来西亚、韩国、日本、欧美等诸多国家和地区，但是在涉及新移民议题时，这一概念却明显被标签化，烙上了清晰的“中国印”。早在2003年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就显示，来自中国的新移民被视为是1993年以后对新加坡产生深刻影响的十件大事之一。 2011年大选、总统选举，2012年和2013年的两次补选，新移民议题都是各参选政党竞选的重要内容； 2013年1月底《人口政策白皮书》的发表、2月的国会辩论更是让新移民课题成为新加坡朝野共同关注的焦点。如李显龙总理所说，“我们面对困难的抉择：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外国劳工从事经济活动和应付国人的需要，也需要外来移民填补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不足；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心移民涌入造成拥挤问题，以及如何维系新加坡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所以，我们很小心地探索前方的路，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和我们面对的挑战，并希望为新加坡人寻求最好的结果。”

虽然新加坡政府、本土社会以及新移民都在共同努力推动国民融合与国家建构，但是在本土居民与新移民的相互认同层面依然存在诸多不可预知的困难和挑战。新移民的到来让本土居民在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产生了“被包围”的危机感，加上新移民在短时间内往往难以完成本地化，一定程度上又会引起本土居民的排斥。这种彼此之间的认知差异随着新移民数量的增加持续加大，进而导致双方陷入一种认同困境。“在完全融合状态尚未取得之前，在族群界线尚未全然消弭之前，各种类型的中国新移民分布、浮动在新加坡各个脉络里，与本地派公民建立和进行社会关系，所以政府和政策愈发必须将他们放置在国家架构与经济版图里权衡。” 而国家架构下政府的积极努力与社会语境中本土居民与新移民之间的互动调适让新加坡多元族群社会治理呈现出清晰的多层次性，新移民认同困境的出现对于新加坡本土社会来说是一个挑战，而该困境的化解则将为其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

历史与现实

历史与现实：华人移民新加坡的进程与动因

自19世纪中期以来，华人移民新加坡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50年代至1950年代；1950年代至1980年代；1980年代至今。 相应地，可以将这三个历史时期分别称为殖民主义时期，民族主义时期，跨国主义时期。虽然时代语境纵跨一个多世纪，但是推拉因素对于移民所产生的交互影响却都呈现出相似的表现形式。

首先，在殖民主义时期（1850年代至1950年代），来自华南的中国人以侨居身份移民到南洋，政治和文化上依然以中国为认同对象，并将“叶落归根”视为一生的追求。作为早期的移民，他们曾经被土生的海峡华人（峇峇）称作“新客”，相对海峡华人而言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新移民。其次，在民族主义时期（1950年代至1980年代），二战后特殊的国际与地区局势推动着民族主义的高涨，新加坡在经历了自治、新马合并与国家独立的跌宕起伏之后，迈入国家建构阶段。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新的华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逐渐形成，本地化进程推动华侨身份转变为华人身份，原本侨居的华人移民的政治忠诚对象开始由中国转变为移居国，他们成为“落地生根”的一代。如陈六使所说，新马已经从在地华人的第二故乡成为第一故乡。 第三阶段即是以“浮萍无根”为典型特点的跨国主义时期（1990年代至今），20多年来，随着全球化、地区化进程以及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发展，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开始成为华人海外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新加坡成为中国新移民在东亚范围内的主要目的地。1990年中国和新加坡正式建交以后，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与互动为新移民群体创设了良好的成长土壤。作为全球化和地区化时代的群体他们有着与早期移民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中最为鲜明的当属“跨国性”，全球性的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综观人类历史，人口迁移必定有其原因促使其离开原居地，当利益驱动下新的理性选择出现，新的落脚点被发现后，便会吸引其前往。推拉理论（push-pull）认为人口迁移是由原居住地或祖籍国的较为负面的推力或排斥力（push force）以及迁入地或移居国的较为正面的拉力或吸引力（pull force）共同交互作用而得以实现，移民流动趋势取决于推拉力程度的影响。 该理论强调个体因素和结构因素两者的影响，首先移民作为理性选择的个体，会审慎挑选有利的迁徙目的地，而从结构层面上来看移民则如弹珠台上的弹珠，会被自己无法左右的力量冲散。 最终，多种因素推动移民在两地之间实现持续流动，最终融入或者同化于移居地的本土社会。 当然，随着全球化进程以及世界各国自身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种作用力对于新移民来说已经具有了更多新的时代意义，当前的推力也许已不再如以往那些战乱、贫困、社会危机等负面因素，而是带有了更多正面色彩，比如有的国家和政府就积极鼓励本国居民到海外去工作、定居，甚至移民，以此来缓解国内社会发展压力或者拓展海外市场等等。

根据相关统计，新加坡本岛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间人口增长数量未超过100万（从2,047.5千人到3,047.1千人），但是从1990年至2012年的22年间就已经增长了226万人以上（从3,047.1千人到5,312.4千人）， 而本岛的人口出生率却呈现逐年下跌的趋势，数据清晰地显示了外来新移民的增长速度。单纯从移民数量的增加来看，1970 至1980年，新加坡接受的净移民数仅约2.4 万人。但在1980至2009年的30年间，成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新移民约为164 万人，占2009年新加坡人口总数的近33%。这些移民中约有超过80%是华人移民，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和中国，从1990年到2009年，进入新加坡的中国移民潮逐渐加速，总量约50-60万人，约占新加坡总人口的10-12%。 而有学者则估计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数量应该超过了35万人。

新加坡中国新移民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加坡移民政策的拉力作用，受益于新加坡政府指导性的移民政策，该政策出台的背景就是新加坡在最近的20多年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有统计的人口总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根据相关统计，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从1960年代的4.93下降到1970年代的2.62，再到1990年代末期的1.57，2009年更是降到了1.2，已经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标准所需的2.1。 短期内人口出生率不可能得到较大的提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只好寻求通过实施灵活的移民政策作为实现人口更新的重要途径。1999年吴作栋总理就明确指出：“必须从海外引进优秀人才以弥补本地人才的不足”，以确保新加坡作为高竞争力的全球性城市和发达国家的地位。2012年副总理张志贤也指出，“外籍劳工——包括受过教育的和拥有技术的——对平衡快速老龄化的人口和保持新加坡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是必不可少的。” 李光耀先生则以日本为例指出忽视引进新移民而造成经济停滞的教训，他强调“如果我们不能生育更多的婴儿，那么我们就需要接纳更多的新移民”。 在政府积极鼓励引进外来人才的移民政策的推动下，2000年到2009年间，外来的永久居民人口增长速度很快，是新加坡人口的最快增长区段（见表1）。

表1：新加坡人口增长率（1990-2012）

年份

总人口

新加坡居民

非居民

总数

公民

永久居民

年均增长率（%；截至2012年6月数据）

1990（人口普查）

2.3

1.7

1.7

2.3

9.0

2000（人口普查）

2.8

1.8

1.3

9.9

9.3

2004

1.3

1.4

0.8

6.5

0.7

2005

2.4

1.6

0.8

8.6

5.9

2006

3.2

1.7

0.9

8.1

9.7

2007

4.3

1.6

0.8

7.5

14.9

2008

5.5

1.7

1.0

6.5

19.0

2009

3.1

2.5

1.1

11.5

4.8

2010（人口普查）

1.8

1.0

0.9

1.5

4.1

2011

2.1

0.5

0.8

-1.7

6.9

2012

2.5

0.8

0.9

0.2

7.2

来源：新加坡统计局2013年http://www.singstat.gov.s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_and_papers/reference/yearbook_2013/excel/topic3.xls（浏览：2013年9月5日）。

新移民新在何处？

那么20多年来移居新加坡的移民群体为何被称为新移民，他们新在何处，有哪些新特点呢？ 从时间上来看，近年来移居新加坡的移民群体，时间跨度一般从1970年代末期至今，有学者指出新移民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的华人华侨。” 新加坡的总人口截至2012年6月有531万，包括382万新加坡居民，其中有329万新加坡公民和53万永久居民，还有149万非居民的外国人 ，他们持有不同的工作准证或长期访问签证。新的永久居民中有较大比例是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大多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或者相关的专业技术经验，当给予他们永久居留权时，政府会针对他们的教育学历证书和薪酬水准进行严格的审核。 与早期移民相比，1990年代以后移民海外（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有着以下新特点：

第一，来源地呈现多元化。早期华人移民主要来自华南的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现在的新移民不仅涵盖了中国大陆的大多数地区，还包括港澳台。李光耀就曾指出当今的华人新移民有不少“来自北方，或者说是江北。” 这种来源地的泛化也对新加坡的华人社团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移民社团日益强调超越地缘、血缘的新特点，如天府会、华源会等都强调自身的泛地域色彩。而传统的华人会馆也开始更新观念，会员吸收也不仅仅固守于早期地域和血缘的限制，如三江会馆已经从早期的江苏、江西和浙江拓展为现在的长江、黄河与黑龙江，基本涵盖了整个中国区域，厦门公会也强调其开放性的特点，据林璒利会长介绍厦门公会的青年团里就有很多的新移民团员加入。 这种来源地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让新移民与新加坡本土社会的文化差异性得以增强。

第二，移民主体趋向于专业化和高端化。与早期南来的移民多为目不识丁的劳工移民不同，如今入籍或者工作、定居于斯的移民群体大都有较高的学历和文化水准，甚至很大比例在欧美名校接受过高等教育，专业与技术人才、留学生在其中占有很大比例。有学者曾经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职工进行过统计，数据显示在1671名全职教职员工中（2000年数据，此后的数据没有公开），有887名（53%）是新加坡公民，其余的784名（46.9%）是外国人，这其中又有110名（14%）是中国公民。在842名全职研究员中，只有221名（26%）是新加坡公民，外国人则有621名（74%），其中329名（39%）是来自中国大陆。 李光耀先生也曾经指出，新移民“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到来让新加坡获得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早在2001年，他就强调“为了要更好的了解中国人，我决定吸收聪明的中国人才到新加坡工作和学习，以便他们了解新加坡人，并成为新加坡的一分子”。中国学者较早前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也显示，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的共同特征是“高学历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高端化与专业化的人才优势让他们在与本土居民同台竞争时有着明显的优势，从而给本土居民造成较大压力。

第三，全球视野与跨国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中国来到新加坡的新移民来自各行各业，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远高于早期来到新加坡的移民群体，呈现出多元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对他们来说，定居新加坡或许只是其移民海外的诸多选择之一，有相当比例的新移民可能会选择再次移民到其他国家。全球化为新移民的跨国流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开放的思维和专业的知识背景，奠定了其跨国流动的主观优势，跨国性在此基础上得以塑造。在跨国活动过程中，新移民已经逐渐成为将移居地同祖籍地联系起来、具有多重关系和背景的跨国移民，穿梭于祖籍国、移居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在全球化时代，华人新移民则成为无根浮萍，他们良禽择木而栖，根据职业和生活条件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漂移。这种全球性的流动色彩一定程度上也造成新移民的本土认同相对较低。

图1 全球化时代新移民的跨国流动模式

类型一：祖籍国移居国

类型二：祖籍国移居国a……移居国n

类型三：祖籍国移居国a……移居国n祖籍国

第四，本土情怀与主动融入。与早期移民大多抱有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游子心态不同，新移民的跨国性与全球视野也决定了他们不会如早期移民那样固守母国传统，从而有助于缩小彼此之间的文化鸿沟，增进与移居国（民）的情感。加上新加坡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发展机会，新移民主动融入本土社会的愿望要比早期移民强烈的多。2012年入籍仪式上，曾经有新公民就明确表示“我的朋友都在新加坡，我也要扎根在这里。” 但是即便如此，新移民暂时依然被视作是外来群体，与本土社会之间还是会产生矛盾和碰撞。这与早期的“新客”和土生的海峡华人之间的认同张力非常相似。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