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的回教政策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的回教政策

姚锦祥

【内容摘要】 本文从档案出发，探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回教政策的动机及具体内涵。经考证得知，支配这一时期日本回教政策的有两股力量：一是外务省；一是陆军及大东亚省。前者主要关注中东方向，依托大日本回教协会积极对中东穆斯林国家开展无线电广播等宣传工作，培育其亲日立场，并借助“政策审议会”推动相关决策。后者更重视“共荣圈”内的穆斯林管理，一方面推动中国内部的汉回对立，并意图在西北构建独立的回教国家；另一方面，日本也大力推进东南亚穆斯林的宣抚工作，并成为其早期在东南亚迅速扩大战果的重要原因。总体来看，回教政策不仅是日本与德意串联、从西向包围英美苏的重要工具；也是其在东向推动构建“大东亚秩序”的核心政策之一，有必要深入研究。

【关键词】回教政策 外务省 陆军 大东亚省

当前对“日本—伊斯兰”关系的研究，多始于20 世纪70 年代石油危机和日本的“亲阿拉伯”转型，对此前的日伊关系鲜有涉及。这不利于理解日本当前加强在伊斯兰世界影响力的战略动机和历史记忆，容易将其简单化为“满足能源需求”。实际上，一战后日本就积极与伊斯兰世界往来，并在二战期间发展成较为成熟的回教政策，构成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界对日本回教政策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倾向：

第一，时间段选择上多以20 世纪30 年代的回教政策为主。以学者岛田大辅、重亲知左子、斯楠·莱文特（Sinan Levent）为代表，重点关注30 年代中后期日本回教政策产生的动因和主要特征①。更多从反共反苏和构建“防共回廊”的视角出发，探讨与回教世界合作的现实意义。然而，对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回教政策的调整，及日本如何煽动基督教与回教之间的宗教对抗，却较少涉及。当然，这也与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公开回教史料较少有关。

第二，国别选择上以中国为主，其余涉及较少。这与1937 年后中日矛盾的全面爆发息息相关，因而把回教政策局限在对华政策的小圈子中。以泽井充生、新保敦子、安藤润一郎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对蒙疆、华北地区的回教政策进行了细致研究，重点关注日军的“宣抚”政策及对回民社会的再组织①。而中国国内以《回族研究》杂志为中心，系统刊发了关于日本在华“回教运动”“回教工作”及回民抗战的论文，展现了中国视角及史观②。然而，这实际上使对回教政策的理解狭隘化和片面化，尤其对中东、东南亚方向的回教政策关注不够。

第三，研究多围绕某一机构或刊物展开，缺乏统筹分析。总体而言，学界对日本回教政策的研究较为碎片化，缺乏以线带面的宏观判断。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大日本回教协会、回教圈研究所、《回教世界》及《回教》期刊的细节分析，积累了大量历史素材，但对回教政策的整体宏观把握略显不够③。

第四，“对内启蒙”与“对外战略”皆有，但对后者重视有所不足。日本回教政策既包括所谓的“对内启蒙”，即促进日回的文明交流、相互理解，扩大日本国内的穆斯林社会及其存在感④；也包括所谓的“对外战略”，即重视与外交和军事行动的协同。现有研究在涉及中东方向的回教政策时，多强调“对内启蒙”和文明交流的软性层面，而忽视了其在外交和军事层面的战略性。

可以看出，虽然围绕日本的回教政策已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涉及区域有限、宏观性和战略性均显不足，特别是对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回教政策缺乏系统性研究。本文希望在上述不足之处做出努力，利用一手档案文献系统分析和概括太平洋战争时期回教政策的新特点、新形式，及背后所包含的战略思考。

一、从“国别政策”到“回教政策”

随着上世纪30 年代日本资本和商品大举进入中东和东南亚市场，日本的伊斯兰研究也迎来高潮。1932 年以大久保幸次为核心成立了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此后改组为伊斯兰学会[1]。但这一时期，日本尚不存在“回教圈”或“回教政策”的说法，而是针对单个伊斯兰国家的“国别政策”。

然而，这一路线的转折出现在1938 年，以外务省为主体创建了日本的“回教政策”体系，开始以宗教共同体的视角统筹处理伊斯兰世界的外交事务，并于同年成立了“回教圈研究所”。该研究所的成立目的，正是由于“在亚洲和世界命运急剧转折之际……诸多伊斯兰国家正在争取独立，回教圈出现了复苏和新生的曙光，（日本）必须与这支力量（三亿回教徒）站到统一战线中去”[2]。回教圈开始被视为东亚和西欧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在宗教、国家观、民族意识、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具有广泛共识，可资利用。

根据日本外务省的研判，伊斯兰世界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反共、反苏、反西欧（尤其反英）、反基督教。它们长期作为欧美的殖民地或托管地，与日本拥有类似的价值观和利益关系，具有天然的“亲日性”，与其亲善可以确保日本军事行动的成功[3]。因此，外务省与军部对回教圈的看法开始“合流”，并于1938 年共同组建了“回教与犹太问题委员会”，成员包括外务次长、东亚局长、欧亚局长、美洲局长、陆军省军务局长、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海军省军务局长、军令部第三部长等，试图构建一个跨部门的协调机制[4]。

回教问题委员会成立后，于当年8 月公布了《关于建立回教政策的文件》，这可以被视为日本回教政策的起点。其中明确提到，“（日本）帝国回教政策的根本方针是要成为回教徒最强大的同情和支持者，以帮助实现我对英、对苏、对华的政策目标。”未来采取的政策手段主要有三：第一，外务省、陆海军三方组成的回教问题委员会将发挥领导作用；第二，驻外机构和民间商人应努力增强与回教国家的亲善关系；第三，将尽快组建民间背景的大日本回教协会，协助政府回教政策的实施[5]。此后，“回教圈”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不断攀升，成为可供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日本若希望在回教世界发挥作用，必将遇到很多现实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处理国内穆斯林人数极少的问题”[6]。1939 年4 月公布的《宗教团体法》中，只将神道教派、佛教宗派与基督教单列出来，并未将回教单独列项。因此，大日本回教协会开始将“回教公认”问题摆上台面，推动回教获得与其他几大宗教平等的、合法的地位[7]。仅在1939 年，可以看到日本加快兴建清真寺、举办回教圈博览会、并借黑龙会之手极力推动日本社会接纳穆斯林，想方设法营造出日本处于“回教空间”中心的虚像[8]。虽然日本国内的穆斯林只有不过300人，远未达到文部省规定的“教会数50、信徒人数5000 人以上”的硬指标，但平沼骐一郎首相等高级官僚多次表态“虽然回教未明确列入宗教团体法中，但会对其给予同等尊重”[9]。尽管日本本身不是回教国家，但会尽可能朝着扶植回教、推动政府公认回教的大方向而努力。

二、战时体制下的回教政策

（一）宗教统制与大东亚省的成立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轴心国集团的形成，日本的回教政策也进入某种“战时体制”，争取回教国家支持的愿望更加迫切和积极，政府统制的色彩也显得更加浓厚。1941 年12 月，文部省主导建立了“宗教团体战时中央委员会”，扮演各政府部门与宗教界的联络角色。1942 年4 月，在大政翼赞会兴亚局的呼吁下，大日本回教协会及东京伊斯兰教团参与组建了所谓“兴亚宗教同盟”，其目的就是为太平洋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服务[10]。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已明确将“神道、佛教、基督教、回教”并列为兴亚宗教同盟四大组成部分，并任命林铣十郎大将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大谷光瑞、永井柳太郎、远藤柳为副委员长。林铣十郎本就担任大日本回教协会首任会长，这亦体现出回教逐步提升的影响力[11]。

他在其论著《兴亚之理念》一书中更将回教政策单辟一章，强调“对回教圈的控制力，将关系到能否在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中处于领导地位……应在八纮一宇的理想下，推动回教与神道的理解和融合，这是日本与英美殖民统治的本质区别……当前回教的信仰者不断增多，使其重要性更为突显出来”[12]。

随着战局的动态发展，日本意识到需进一步统制宗教政策，避免“政出多门”，以更好服务于总体战。因此，在文部省主导下于1944 年设立了“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这也被称为日本战时宗教政策的“最终阶段”[13]。所谓的宗教报国，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服务于大东亚战争的目标达成，祈求征战必胜；其二是利用宗教界人士的专业知识和权威，推动对普通民众的教化，使其“思想稳固、顺应国策”，协助取得思想战的胜利[14]。

这一时期很难存在纯粹的宗教学研究，很多学者都在为政府的宗教统制政策服务。在两年一度的日本宗教学会大会上，参会者一同起立“祈祷皇军武运长久、为护国英灵默哀”已成为惯例，1942 年的大会更与靖国神社的临时大祭重合，强调宗教必须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建设”服务，推动对各地宗教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以强化对这些民族的“精神统治”[15]。

宗教统制的另一体现就是1942 年11 月“大东亚省”的成立，其对日本宗教政策的影响力也迅速上升。它向大日本回教协会提供巨大财政援助，并要求其依据轴心国成立和太平洋战争以来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改变其工作重点，服务于日本当前的“国策”[16]。实际上，过去5 年间回教协会还是以“文化工作”为主，强调所谓的国内启蒙、经贸发展（回教圈贸易座谈会）、对外宣传和要人接待，军事视角和与军部的协同做得很不够。因此，大东亚省希望对大日本回教协会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更多服务于日本的对外军事战略。

（二）“宗教战”与回教政策出台

从“总体战”的视角出发，日本担心中东和东南亚会形成两条巨大的“回教走廊”，如果英美继续控制这些回教国家，将从两个方向形成封锁日本的态势[17]。因此，主动打一场“宗教战”，将回教圈拉到日本阵营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日方认为，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将回教各民族融合为一个统一的集团（Bloc）或“广域生命圈”，以共同抵制来自欧美的威胁，时机已经成熟[18]。

其中，寺田弥吉提出了较完整的回教圈政策构想，并在今后的决策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体现。其构想包括“国内对策”和“回教圈对策”两大类，前者包括：（1）政府及国民加强对回教重要性的认识；（2）设立回教寺院；（3）普及回教文化和阿拉伯语学习；（4）创办回教学校；（5）向回教国家派遣受过“总体战”教育的日本人等。后者包括：（1）推动日回亲善；（2）拥护回教文化；（3）传播日本神道，强调神道与回教思想的相通性；（4）推动建设宗教同盟；（5）推动回教国家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建设行动等[19]。

在1943 年2 月召开的第81 届帝国议会上，由于部分回教国家对日断交并宣战，回教政策受到了格外关注。针对众议院议员四天王延孝的质询，外务及大东亚大臣签发的书面回复中表示，“从南太平洋到北非的回教国家都深受英美的蹂躏，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许多回教国家都‘违心地’对日宣战，日本要向全世界回教徒充分说明日本发动战争的‘大义’和轴心国必胜的信念”[20]。在时任外务大臣谷正之致驻德大使的信件中，也特别强调回教徒们正在英美的压迫下呻吟，日本要将他们完全解放出来。除此之外，日本也要强化对佛教和印度教徒的支持，鼓励其争取独立的斗争，建立跨教派的宗教联盟，以打击共同的敌人英美[21]。这再次突显出日本挑动“宗教战争”的愿望。1943 年2 月13 日，朝日新闻更以《争取全世界回教徒解放!》为题发表社论，展现出推动回教政策的积极态度，强调“全世界回教徒实现地理上的统一虽不可能，但在精神层面摆脱压迫者的枷锁、重获正当地位，当前正是绝好的机会”[22]。

根据现有史料，大政翼赞会于1943 年5 月10日提交了一份名为《回教徒政策》的报告，较为权威和系统地梳理了日本的回教政策。其根本原则是“基于八纮一宇的大义和对回教徒的尊重，确保他们为大东亚共荣圈和世界新秩序的建设努力”[23]。政策目标是争取回教徒的“民心”与合作，既重视政策上的“统一性”，也要注意各国国情不同所产生的“特殊性”。

在日本的占领地区，应格外重视对回教徒的统治方针，尽可能尊重其日常生活、家庭、社会及其他观念，了解其行政、司法、立法体系中的宗教成分，避免造成宗教迫害的印象。在更广阔的回教世界，则需借助国际交往和宣传活动，使其对日本产生好感和憧憬，让访日的回教徒感受到“宗教上的满足感”。

因此，这一时期日本的回教政策被划分为了两大块，岛田大辅将其总结为“全方位回教政策”与“大东亚回教政策”。前者的主要执行机构是外务省，重点关注中东方向的回教动向，特别是伊朗、伊拉克、埃及、巴勒斯坦、阿富汗、土耳其国内的回教徒感情和对日态度[24]。后者的执行机构则主要是陆军和大东亚省，重点是关注大东亚圈内中国内地、伪满、印尼、马来亚、泰国、越南、菲律宾、缅甸的回教徒管理问题。

三、外务省与“中东导向”的回教政策

外务省在回教政策制定之初，所针对的是全部的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中东地区。在1930 年代的日本对外倾销时期，中东成为日本棉纺制品的重要市场，特别是埃及、沙特和也门，甚至动摇了英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支配地位[25]。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构成了日本回教政策的起点，而以大阪和神户为核心的“关西经济圈”在对中东贸易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但从1942 年以来，日本在中东的使馆陆续关闭（土耳其、阿富汗两国除外），这意味着在当地公开做工作的可能性几近丧失。

由于军部和大东亚省主导了东亚地区的回教工作，因此外务省基于过去的工作惯性，仍将重点放在中东方面，依托的平台依然是大日本回教协会。但为了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回教协会也不得不配合大东亚省进行部分东亚回教的调研工作[26]。

（一）以宣传为重点的回教工作

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大日本回教协会用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发布了数期宣传杂志《日本的产业与文化》（通称GRAPH），通过仍存的几个驻中东使馆在当地发行，但随着补助金的削减不得不废刊。进入1943 年后，在外务省的5 万日元外，大东亚省又追加了8 万日元补助金，使回教协会的宣传工作得以重整。由于日本使馆的缩减，杂志发行难度极大，“无线电广播”成为重要的替代宣传方式。日方迅速增购了无线电发射机，确保能以“两方向两波段、每日两次”的标准，使用阿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普什图语等多语种向对象国广播[27]。

根据1943 年7 月13 日外务省公布的《对大日本回教协会当前业务的指示》，对未来的几项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包括：

第一，协助对中东的宣传工作。包括制作宣传用的稿件、整理相关资料，寻找精通西亚事务，熟悉英语、阿语和波斯语的工作人员；

第二，招待来访或在留的回教徒，每月给与一定的补助金；

第三，强化国内民众对“回教问题”的认识，并与外务省、大东亚省和情报局密切合作；

第四，强化与“回教问题”相关机构及研究者的联系，彼此合作[28]。

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外务省格外强调对中东回教徒的宣传工作。在回教协会工作记录及学者古在由重的私人日记中，详细记载了针对中东地区的“无线电宣传”工作。这段期间主要从1943 年8 月持续到战争结束，宣传对象主要是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内容主要是向那些对日断交的国家民众宣传日本的政策主张，建构其对日亲善的态度，并强化回教徒对美欧殖民者的憎恶。一些有代表性的广播文稿标题包括：“大东亚共荣圈中的穆斯林”“东亚穆斯林投身圣战”“全世界穆斯林的合作”“美国对穆斯林的征服”等等，颇具煽动性[29]。

根据外务省判断，开战以来英国对伊拉克、伊朗的入侵已经激起世界回教徒的反英情绪，而随着欧洲战场扩大至北非，埃及也不情愿地充当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其大量民众对政府的“对英合作”态度存疑，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埃及迟迟不愿对轴心国正式宣战。与此同时，“排英独立党”在埃及内部的活动日益活跃，煽动对于亲英的纳哈斯内阁的不满，并利用经济形势恶化鼓励暴动[30]。

而作为世界最古老的回教大学——开罗爱资哈尔大学，也以学生为中心开展对英国的批判，并时而诉诸于实际行动，这一“亲轴心国立场”被日本视作是可资利用的对象[31]。在攻下新加坡之后，日本希望协助轴心国迅速攻下埃及，从而在两个方向打击英国的海上控制力[32]。

而在所谓的“犹太建国”问题上，日本的选择也非常灵活，既保护德国种族政策下犹太人的生存权利，同时又大力批判英国的“犹太人保护政策”，操纵穆斯林的反英、反犹感情。与此同时，日本还极力争取阿富汗、土耳其这两个“中立国”的支持，由于日本在此二国仍有使馆，宣传工作进行地更为直接。虽然阿富汗对外宣传其“中立”的基本原则，但日本担心英属印度会加大对阿的压力，尤其是利用阿对印度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其立场发生有利于盟军的转变[33]。因此，日本的对阿外交十分积极，并招待阿“访日经济使团”来访，深化两国作为“亚洲兄弟之国”的密切关系。同时，还安排不少阿富汗社会精英来日本留学，并对其进行“亲日宣传”，内容主要包括：“回教在日本取得重大发展，人气极高；在西方的专制和压迫之下，东方各民族必须保持团结；东方真正的敌人是英美；日本将全力维护阿富汗经济、政治上的自由局面”等等[34]。

另外，对于已宣布“局外中立”的土耳其，则希望通过宣传使其继续维持“中立”的立场和行动。尤其随着英国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的军事部署日益增强，苏联对海湾地区的“赤化”企图愈发增高，土耳其作为地缘核心维持中立的难度越来越高[35]。外务省认为对此应保持警惕，避免土在外交上转向盟军。而宣传的重点仍放在强调日回友好，并鼓励土耳其青少年访日，深化两国民间感情。

（二）以“政策审议会”形式推动决策

为推动日常的政策制定，大日本回教协会在外务省领导下频繁召开所谓“回教政策审议会”。审议会吸收了协会内外的一流专家，除了调查部职员外，还包括大久保幸次（回教圈研究所所长）、内藤智秀（原外务省官员）、大岛丰（善邻协会会长）等学者，主要任务就是草拟政策报告。从1943 年11 月4 日至1944 年3 月31 日，共召开了18 次会议，重点关注对海外的宣传和无线电广播政策，特别是于1943年12 月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向中东广播相关问题》的报告。但在大东亚省的要求下，会议也讨论了东亚范围内爪哇、菲律宾、华北、蒙疆、伪满的回教政策[36]。

不少学者认为，学术研究的成果应借助这一平台更直接地转化为具体政策，而不应仅停留在学者圈中。实际上，回教协会从成立之初，就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学术机构，它与“东亚研究所”“东亚经济调查局”“回教圈研究所”等机构有着本质不同，完全是服务于现实决策的。而从规模和人员编制来看，它也不是普通学术机构可比的。

自1944 年4 月开始，“回教政策审议会”的频率增加为每周一次，当年召开总数超过了60 次。除了针对无线电广播政策的讨论之外，有两个亮点值得关注。其一是对突厥系鞑靼人的政策，尤其是针对“在日鞑靼人”。鞑靼人族群从1920 年代开始大量迁入东京、名古屋、神户、熊本等地，到30 年代末已成为一支有影响的力量。随着太平洋战争导致的政治气氛变化，鞑靼群体被视作可资利用的政治宣传工具，用以影响回教国家特别是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日方扶植了亲日的鞑靼人领袖伊布拉西姆（Abdurresid Ibrahim），树立了日本亲近穆斯林的样板典型[37]。他凭借自己的宗教影响力，大力宣传组建阿拉伯联盟、与东亚的回教徒合作共同反击英美的构想，以此实现真正的回教复兴，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38]。

其二是重视苏联的回教政策。这主要源于1944年夏以来苏联对日政策的变动，苏方不仅多次侵入日本占领区，斯大林更在年底的第27 届十月革命纪念大会上公然将日本称为“侵略国”。日方意识到，两国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苏联或将对日采取军事行动[39]。而为了有效削弱苏联，可将民族问题作为抓手，鼓动苏联内部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独立运动[40]。大日本回教协会也发表了《苦恼的苏联回教民族》报告，详细陈述了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及高加索穆斯林对苏联的不满，以及各加盟共和国追求独立的愿望。

四、陆军、大东亚省与“周边导向”的回教政策

陆军及大东亚省的回教政策都是鲜明的“周边导向”，即重视大东亚圈内的穆斯林工作。在1938 年1 月16 日的第一次近卫声明中，即明确提到除汉族之外，回教徒是构建新亚洲秩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后，陆军的“华北回民工作”真正将其落到实处，1938 年2 月以北京特务机关为班底构建了中国回教总联合会，陆军中央及五相会议都先后确认了回民工作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回教政策基本可以看作“满蒙政策”的延伸，其本质是要推动蒙疆和西北的分离工作，在中国境内建立独立的回教国家。虽然当时存在部分高层精英变为“回奸”的案例，但总体而言日本在争取回民“民心”方面仍是不够成功的[41]。

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陆军在兼顾中国回教政策的同时，把更多精力投向了对东南亚穆斯林的“宣抚”工作。大东亚省成立之后，也积极配合陆军的回教政策。总体而言，日军与东南亚穆斯林的合作是较为成功的，并成为日本早期在东南亚迅速扩大战果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的总目标是将圈内的全部回教徒从英美兰（荷兰）的桎梏下完全解放出来，在对回教充分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推动“圣战”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42]。

（一）战时对华回教政策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陆军继续煽动回民与国民政府的对立情绪，鼓吹历史上的中国王朝历来都对回民进行残酷镇压，日本愿支持其展开一场“解放战”，实现汉回分离。同时，需竭力防止在中共和苏共的影响下导致蒙疆和西北的“赤化”[43]。陆军高度认识到在西北建立一个“突厥系回教国家”的迫切性，这不仅是对华、对苏战略的重要一环，也与对英、对法政策有积极效果，可借此煽动英属印度国内数千万穆斯林的独立意识。

这一时期，日本对华回教工作重点体现在三个领域：蒙疆、华北和伪满。首先，在伪蒙疆政权下，日军特务机关在张家口、厚和（呼和浩特）、包头、大同等主要城市大量接触回民领袖，对清真寺进行统制管理。同时，陆军利用“西北回教联合会”“善邻协会”等团体，对回民进行人口普查、组织回民青少年团、开设回民中小学和回民医院，重点培养知日派和亲日派。为争取回民支持，还多次组织派遣所谓“访日视察团”赴日游历，邀请蒙疆地区的回民参访东京回教礼拜堂、靖国神社、皇居、军营、学校、工厂、百货商店、剧场等地，体会“日本帝国的发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日本正在推动东亚新秩序的建设”[44]。《回教月刊（西北钟声）》中收录了大量团员的观后感，如：《圣战下日本之雄姿》《友邦人情精神之我见》《友邦日本交通实况》《对日本产业之所感》《日本文化教育》等等。包头市回民青年学校的孔某在其文章《访日归来后之感想》中写道，“大东亚战争是为解放东亚各民族而战争……盟邦日本也可说是回教的救星、欲求圣战完遂共荣圈确立、我回教民族亦担有相当责任”[45]。虽然不能肯定这些文章中的溢美之词是否出于真心，但确从侧面反映出日本回教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第二，在华北地区，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成立之后，将原先的天津回教会和北京回教会改组为“回联”天津区本部和北京区本部，后又在山东济南、河南新乡、山西太原陆续建立区本部（共计五个区本部），合组为华北联合总部。总部下设调查部、总务部和回教青年团：调查部包括联络课、统计课、研究课和图书课；总务部包括文书课、会计课、刊物课、教育课和救济课；而回教青年团既包括日本陆军的训练教程，也涉及“反共”“亲日”的意识形态教学[46]。

在各个区本部，又包含大量事务部门和所属分会、清真寺等，而陆军“宣抚班”的作用就格外突显出来，其目的是让回教徒充分认识到自己所遭受到的“贱民”待遇，培养其对汉民族的反感情绪，并借助日本的力量实现回教的复兴。在具体操作层面，包括：其一，实现分散回民的“组织化”，使其产生更强烈的回民认同，编制统一定为“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中国·回教分会”。在分会成立之后，宣抚班应注意其中有无宗派对立及党争现象，应协力扮演妥协仲裁之角色，确保其组织强健。其二，巩固和扩大现有回教分会。军队应从宣抚班中抽选一人担任分会顾问，确保其会员接受教化指导、培养其对组织的拥护。其三，援建回教徒小学。其目的是在初等教育阶段落实“回汉分离”，从小培养回民的日语能力，采用亲日教材进行教学。其四，作为回教徒的中坚力量，应重视对青年的身心培养和训练。其五，对回民进行职业辅导，改善其经济水平。其六，提拔回民中优秀分子进入政府机构，落实回民与汉人真正的平等感，促进其民族自尊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七，通过新闻、杂志、广播等多种形式进行回教文化的启蒙和宣传，提高其民族意识[47]。

第三，在伪满政权下，回民工作的重要性也愈发突显。随着伪满回民的经济状况愈发困难，或被蒙疆、华北的回民优待政策所吸引，出现了大量回民外逃现象[48]。因而，争夺回民人心、强化日回合作的任务变得愈发迫切。在满洲伊斯兰协会改组为满洲回教协会之后，在各省建立了10 个支部和182 个分会，陆续出台了针对回民的教育和医疗政策，并成立所谓“回民厚生会”，向有困难的回民发放低息贷款。而随着战局的恶化，日军亦加强了对回民的统制和利用，例如在课堂中强化日语教育，并陆续派遣满洲回教协会要员前往西北省份，煽动回族军阀暴动或归顺。

而大东亚省在其成立后对陆军在华的回教政策也起到了协助作用。根据1943 年7 月9 日大东亚省公布的《对大日本回教协会当前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应重点强化对中国西北地区、云南地区，及接近印度地区之回教徒的宣传和情报工作，并着力培养调研及情搜领域的专业人才。回教协会1943 年向大东亚省提交的几份汇报书就包括：《关于中国（回族）要人子女赴日留学之情况》《中国西北地区回教徒的宣传及情报工作》等等[49]。

（二）战时对东南亚回教政策

根据大日本回教协会的统计，在东南亚1 亿1600 万人口中回教徒占了绝大多数，约为6200 万。其中，最主要的荷属东印度（印尼）约5788 万、英属马来亚约180 万、菲律宾约80-100 万[50]。面对如此庞大的人数，日军在推动南进的同时，不得不将回教政策置于重要地位。对其来说，回教政策是所谓“民心安定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要确保对当地回教传统和信仰的尊重。第15 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就明确指出，“我相信收揽民心是最大的战力源，一旦民心背离，日本在东南亚的军政就难以取得成果”[51]。1941 年11 月25 日大本营陆军部发布的《南方作战及占领地统治纲要》中，就明确划出“宗教”一章，强调要“保护既存宗教和信仰，尊重当地风俗，确保民心安定及对我政策的合作”[52]。比如：南方军要求应容忍回教徒在斋月生产力低下的情况、并在重大宗教节日前夕提前支付工资等等。总体上，日军争取回教徒民心的“怀柔政策”是取得一定成果的。

一般而言，东南亚各地方军政部下设总务部，其下设有“宗教教育科”或“文教科”，它所负责的就是宗教事务（主要是回教）及对民众的教化。首先，最主要是负责爪哇（印尼）事务的第16 军，由于这一地区回教徒人数众多、且对周边回教国家有较强辐射影响，因此格外受到重视。为此专门成立了“宗教事务部”，下设庶务班、宣抚班和调查班，以推动回教工作。战时日军将印尼全境数千名回教学者及长老召集到雅加达，进行3-4 周的集中学习，讲习内容包括对时局的认识、日本的政策和意图等等，到战争结束此类讲习班共举办了17 次。由此积累了大量的地方宗教人脉，为推动日本军政发挥了重要作用[53]。军政当局还推动撰写与回教相关的调查报告和情况概览，如1943 年2 月的《全爪哇回教状况调查书》和1944 年7 月的《回教概说》，推动对回教民情的了解和政策制定[54]。印尼的回教政策作为样板，也被广泛地推广到东南亚其他地区，尤其随着1943 年以来盟军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日本争取当地回教徒合作、防止民心背离的愿望变得愈发迫切。

第二，在英属马来亚，南方军除吸收印尼经验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尝试。如推动建立具有民间自治性质的“马来回教最高会议所”，作为回教政策的咨询机关，吸收5、6 名当地宗教权威作为常任委员，并从各州选拔穆夫提（Mufti）担任宗教法律顾问，着力解决马来亚战役之后的“治安恢复”“回教徒人事安排”“麦加朝圣方案”“回教法律及礼仪指导”等问题[55]。此外，还召集各州市近百位代表举办“回教徒代表大会”，发表关于合作推动大东亚建设和“宗教圣战”的宣言，对积极协助日军进驻和宣抚工作的教徒予以表彰，并对会议全程进行摄像和无线电广播，以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56]。

第三，菲律宾的回教徒总数虽不多，但多为民风彪悍且勇武的摩洛人，西班牙和美国数百年来都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在日军攻陷菲律宾之后，迅速展开回教工作，核心为充分尊重摩洛人的宗教自由、“恩威并用”，以争取民心为最高要求。根据战后复员局披露的史料，在《菲律宾军政概要》中曾针对摩洛问题说道：“我方应减少对其干涉，鼓励其自主对日合作，切勿介入其族群内部矛盾……应借助宗教延揽人心，尽快从日本派遣知名回教人士协助工作，并为其修建回教寺院”[57]。经南方军与大日本回教协会商讨，派遣冈元甚五、古川晴风等一行调查团参与研拟针对摩洛人的详细对策，并提交了《摩洛族调查旅行日程》报告。同时，还组织翻译了摩洛人行之有年的伊斯兰教法《马京达瑙 法 》（the Magindanao Code of Laws）,尊重其司法传统和宗教习惯。

当大东亚省成立之后，日本对东南亚回教政策的关注度更是急剧上升。1943 年5 月公布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中明确指出“菲律宾、缅甸之独立，马来亚与印尼编入帝国领土”，这意味着共荣圈内宗教政策的紧迫性快速突显，尤其是处理好东南亚数千万穆斯林的问题，防止其离心倾向，推动其对日合作。为此，大东亚省大大简化了审批手续，向东南亚大量派遣从事回教工作的学者专家，如大日本回教协会的铃木刚、稻田将、渡边正治等，还派遣大量日本回教徒协助南方军的宣抚工作[58]。他们甚至还在东南亚成立了回教协会的分会，与陆军保持紧密联系，并从事研究和情报工作，积累了大量关于东南亚回教现状、律法与政策的成果。

五、小结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回教徒”和“回教圈”作为可资利用的政策工具，受到了日本执政者的高度重视。经考证得知，支配这一时期日本回教政策的有两股力量：一是外务省；一是陆军及大东亚省。前者重视对中东穆斯林的宣导工作，依托大日本回教协会积极对中东开展无线电广播等宣传工作，培育其亲日立场，并借助“政策审议会”推动相关决策。后者更重视“共荣圈”内的穆斯林管理，一方面推动中国内部的汉回对立，并意图在西北构建独立的回教国家；另一方面，日本也大力推进东南亚穆斯林的宣抚工作，并成为其早期在东南亚迅速扩大战果的重要原因。总体来看，回教政策不仅是日本与德意串联、包围英美苏的重要工具；也是其推动构建“大东亚秩序”的核心政策之一，有必要深入研究。

不少涉及回教研究的专业机构在战后都被解散，但它们构成了日本战后中东研究、伊斯兰研究的基础，其深远影响延续至今。目前，随着大国博弈重新返回国际舞台，日本在东南亚、中东及“一带一路”沿线与我们的竞争不可小觑，日本对伊斯兰的战略思考和战略认识，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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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Islamic Policy during the Pacific War

Yao Jinxiang

Abstract：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 and contents of Japan's Islam policy during the Pacific War from primary archives.There are two forces which dominated Japan's Islamic policy during this period:one i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other is the Army and the Ministry of Greater East Asia.The former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paganda towards Muslims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especially relying on the Greater Japan Muslim League to actively carry out radio broadcasts and cultivate pro-Japanese stances.In addition,the Policy Review Meeting was also established to promote relevant decisions.While the latter attaches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Muslims within the "Co-prosperity Sphere".On the one hand,it promoted the Han-Hui contradictions and intended to build an independent Muslim country in the northwest China.On the other hand,Japan also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propaganda work towards Muslims in Southeast Asia,and it became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its rapid expansion in this reg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ool for Japan to contain Britain,US and USSR,but also one of the core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 Order".Therefore,it deserves for more in-depth research.

Key Words：Islamic Polic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rmy; Ministry of Greater East Asia

【中图分类号】K313.46

【文章编号】1003-4048(2020)03-0062-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6/j.cnki.rbyj.2020.03.007

【作者简介】姚锦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5）

（责任编辑 李 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