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永年：应对美国包围圈，中国的开放就是最好的“统战”

作者丨和平

编辑丨漆菲

2021年已过去三分之二，这一年对中国外交来说绝对是个挑战，不仅中美对抗持续升级，缅甸、阿富汗等周边国家也陡生变局。全世界还未走出疫情危机，自然灾难猝不及防，人类社会暴力与文明的冲突也从未休止。

国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危机是考验也意味着转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认为，面对周边动荡的局面和西方世界的打压遏制，2021年或许是中国第三次开放的元年。

从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主动打开国门，中国已经完成了两次开放，尤其是改革开放让中国把握住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带来的每一次机遇。但中国的崛起也面临外界的批评与质疑。郑永年直言，中国在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后，现在要开始解决“挨骂”的问题。

什么是第三次开放？中国如何解决在国际上“挨骂”的问题，又将如何应对美国以及西方发起的打压和纷乱动荡的周边局势？对此，郑永年日前接受了《凤凰周刊》专访。

郑永年

纵使西方要脱钩，我们也要坚持单边开放

《凤凰周刊》：你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大变局中的机遇》中强调，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尤其是第三次开放。第三次开放的关键是什么？在逆全球化浪潮中推进开放政策的难点是什么？

郑永年：第三次开放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真开放”。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封闭状态下发展，但当时的封闭也是因为西方不承认我们而导致的被迫封闭。但后来，中国经济是在开放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经济体是世界经济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要继续保持可持续增长，也只有在开放状态下才能实现。

第二个关键词是要“单边开放”。现在西方要与我们脱钩，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主张全面脱钩，如今的拜登政府主张精准脱钩，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中国如何避免与世界脱钩？那就是要单边开放——纵使西方要与我们脱钩，我们也要对他们开放。

具体而言，美国现在正在试图分化中国，对中国而言，中国的开放本身就是分化美国与西方关系的最有效手段。美国历届总统一直强调国家利益，美国的国家利益并非虚幻、抽象的，而是由很多不同利益叠加在一起的，背后有不同的既得利益者。例如美国华尔街不会放弃中国4亿中产阶层的市场，尽管有时他们会对中国施压，但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而并非要封锁中国。

单边开放也不会牺牲或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只有在开放状态下，市场要素才能流动起来。如果中国一直保持开放，很多生产要素会自然而然流到中国这一世界最庞大的单一市场上来。

正因此，我们要利用西方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矛盾。西方以资本家为代表的经济力量欢迎中国的崛起，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分一杯羹；但政治界却反对中国，美国反华的多数力量都属于政治力量而非经济力量，因为经济领域更多是一种竞争，竞争可以带来双赢，而政治是零和游戏。

《大变局中的机遇》

《凤凰周刊》：你在书中指出，中国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后，现在的第三次开放主要是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而挨骂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认为中国没有遵守西方确立起来的方方面面的规则。中国应该如何在西方制定的规则体系中寻找自身出路？

郑永年：西方骂中国的本质皆事关规则，例如指责中国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所谓“干扰”南海航行自由规则；侵犯自由和人权规则等。规则是西方统治世界最有效的武器，西方结成同盟依靠的也是规则。

对中国而言，缺乏规则也不会成为一个强国，只会永远被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国际汽车市场却没有中国的规则和标准，均被西方汽车生产商占据。美国和欧盟建立了互联网相关的规则体系，但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虽然迅速，规则领域仍停留在空白。如此一来，中国互联网走出国门要么遵守美国的规则，要么遵守欧盟的规则——没有规则支撑，我们的互联网将永远是一种“内联网”，无法走向世界。

我们不应把西方制定的规则纯粹地视作西方的利益，因为规则一旦形成，有时是中立的。尽管二战后很多规则由美国主导制定，但很多规则面向全世界，没有参与制定的国家接受和加入国际规则体系依然可以受益。中国加入WTO后发展迅速足以证明。相比之下，一直不接受规则的国家无一能取得实际发展。

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上参与规则制定，关键仍在开放。鸦片战争后是中国的第一次开放，当时被西方的大炮打开大门，被迫接受西方的规则；中国的第二次开放是40多年前主动的改革开放，那便是主动接轨西方规则。中国既然完成了前两步，未来第三步开放应是让中国规则走向世界。

首先，中国不挑战国际上已有的好的规则，且要继续维护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规则秩序。其次，中国要做加法，补充和改革现行世界规则体系，例如现在世界银行缺乏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我们就可以做加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并非要颠覆西方的体系，同样是要做加法。中国的角色是改革者，而非革命家。

此外，中国国内要统一规则，例如各地方政府的投资、贸易、土地、税收等规则均要统一。西方市场之所以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内部规则的统一，欧盟内部运行一套统一的规则，北美自贸区也是如此。在中国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内循环最重要的是把内部规则统一，外循环则要通过与国际规则接轨，让中国规则走向国际。

所谓“战狼外交”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凤凰周刊》：美国副总统哈里斯8月刚刚对新加坡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行正式访问，其间阐述了拜登政府所谓对印太地区的愿景。哈里斯在演讲中多次提及中国南海相关议题，并表示“美国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如何解读哈里斯的此次访问？

郑永年：事实上，东南亚国家选边站涉及两方面利益，一是安全利益，二是经济利益，前者关乎生死，后者是赚钱多少的问题。如果中美发生对抗，有些东南亚国家由于已是美国安全体系的一部分，只能跟美国走，别无选择。剩下的国家中很多对中国是可选可不选。因此，我们不能一厢情愿认为东南亚国家可以自由选择，现实是很多国家对中国可选可不选，对美国却是没得选。

今年3月美国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拜登政府特意强调了与新加坡、越南及其他东盟国家的伙伴关系。近期除了哈里斯到访东南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7月前往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进行访问，此次访问展示出拜登-哈里斯政府对东南亚和东盟作为印太架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视。之后还有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度，美印重申了深化安全伙伴关系的承诺。

哈里斯（左）与李显龙总理8月23日在总统府交谈。（取自哈里斯推特）

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即便阿富汗局势给拜登政权带来了冲击，但美国并没有陷入混乱，仍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其印太战略，中方对此需要理性分析。

《凤凰周刊》：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今年7月访华时，中方一针见血指出，美方所谓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是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对此，外界看到的确实是竞争和对抗为主，尤其对抗氛围越来越强，合作却是说多做少。你如何看待这一局面？

郑永年：对于美国所说的三分法，我更愿将其分成四个领域，除了合作和竞争，对抗领域则分为对抗和冲突两个层面，可控的对抗称之为对抗，不可控的对抗则是冲突。

这其中，可控的对抗包括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以及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这些领域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较小；不可控的对抗涉及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一旦失控将滑向冲突甚至战争。

而中美双方的竞争势必在方方面面展开，合作将主要围绕气候变化，以后可能扩散到军控、太空领域，美苏对抗时的合作领域也同样将应用在中美之间。不过令人担忧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的合作程度并没达到美苏冷战时期的程度，因为除了气候变化，双方在很多重大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合作。

美国副国务卿舍曼

《凤凰周刊》：你曾说过，中国要做世界大国，大国是考试考出来的。而中国还没有经历过一个考试，香港问题只是个小考，台湾问题肯定是个大考，后者或将成为中美战争的导火索。现在这一判断是否更接近了？

郑永年：香港因为有一国两制，因此是个小考。尤当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可以称之为香港的第二次回归。而台湾问题将是大考。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是通过考试实现的，大国地位不是从天而降，没有国家会坐视让你超过它，因此真正的崛起只能通过自己的斗争实现，国家统一同样如此。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庞大就是大国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如此庞大的生产量、贸易量并没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经济大国，根源在于我们在国际上还缺乏规则权。

《凤凰周刊》：不久前，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与美中贸委会会长艾伦进行了视频会谈，有分析指出，这或是中美贸易关系率先恢复的信号。你如何看待中美双方重启贸易谈判的前景？

郑永年：首先，中美贸易从未中断过。拜登上台后并没有废除特朗普时期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他大概率会继续做加法。

其次，中美贸易不可能完全脱钩，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将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线陆续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后，美国的工业化技术不可能再倒退。尽管特朗普一再主张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但生产线不会完全回到美国。

然而，不脱钩并非表明中美经贸能照常进行，受到疫情和政治冲突的影响，中美两国贸易遭受重创。但经贸仍是中美谈判的突破口。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曾坦言，特朗普时期鲁莽的关税政策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美国之前施行量化宽松却没有发生通胀，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商品平衡了美国的通胀，这一点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

因此，我们要持客观看法，中国同样可以对美国采取“竞争、合作、对抗、冲突”四分法：该合作的领域照样合作，该冲突的领域不退让，但在某些没必要发生冲突的领域也要及时刹车。

2021年8月13日，驻美国大使秦刚通过视频会见美中贸委会会长艾伦。

《凤凰周刊》：现在美国正四处拉拢盟友形成对华包围圈，如果中国想团结美国拉拢的这些国家，应该怎么做？

郑永年：我一直强调，中国的开放就是最好的“统战”，但我们无需效仿美国拉帮结伙。世界历史无论从古希腊还是中国的春秋战国开始，一旦出现严重的拉帮结伙后，马上就会爆发战争。

美国学界有分析指出，如今东亚权力转移已经完成，中国成为第一大国，日本位列第二，但权力转移是在和平中完成的。正因为我们靠的不是拉帮结伙，而是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对此要有信心，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

现在外界很多声音批评美国是假的多边主义，而中国是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理由是，美国所谓的多边主义是针对第三国的排他型的多边主义，中国的多边主义是解决问题开放包容型的多边主义。因此，我们要继续这一好的传统。只要中国开放，其他国家就无需被迫选边站，使得中国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大国，这将是世界所需的，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要有战略定力。

《凤凰周刊》：你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战狼主导中国的外交声音”？

郑永年：所谓“战狼外交”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之所以出现“战狼外交”，背后还是中国在世界规则体系中欠缺一席之地。事实上，中国一直是包容文化（inclusive culture），而不是排外文化（exclusive culture），这样的包容文化有利于我们吸纳世界规则。“战狼外交”并非不需要，但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而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国，也不需要极端民族主义。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凤凰周刊》：今年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如缅甸、阿富汗等均突然变天，这些政治动荡会给中国带来何种影响？中国未来该如何应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

郑永年：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与美国截然不同。美国只与加拿大、墨西哥接壤，西邻太平洋，东依大西洋，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而中国周边围绕着几十个国家。由于美国的实力，我们的外交总是聚焦在美国身上，但中国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周边外交。西方如果要给我们找麻烦，也会在周边做文章。例如缅甸问题不仅仅是军人政权的问题，这也是西方对付中国的一个棋子。

现在中国周边并不平静，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中印边境冲突、阿富汗动乱，处处都在骚动。中国历史上均以周边外交为主，周边外交处理不好不仅不能崛起，还会被牵连其中。中国如果要在世界上崛起，首先要在亚洲崛起。

如今美国的首要任务是对付中国，从阿富汗脱身也是为了把力量转移到印太地区。近年来，西方利用新疆问题，成功地把文明冲突转移到中国，让很多伊斯兰世界的人都在针对我们。在阿富汗问题上，不能因为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作对便单纯地把敌人的敌人看成朋友，这将会带来极大的误判。

下一步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会呼吁让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干预阿富汗事务，甚至帮助重建阿富汗。而从中国大战略的角度来说，不应过于深度介入阿富汗，也不应重走苏联和美国的老路。中方对阿富汗要在商言商，涉及西部发展的问题一定要跟阿富汗事务分开而论。美国的大战略是引导中国向西北发展，从而阻碍中国成为海洋国家。而中国想要崛起终究还是要成为海洋国家，并致力于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缅甸政变

《凤凰周刊》：由于阿富汗的乱局，美国国内一片指责拜登的声音。丢掉阿富汗这一烫手山芋，对拜登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看，美军撤出阿富汗的大战略是绝对正确的，失误在于他们的情报机构评估失当。美国20年扶植的阿富汗政府军竟然在短时间内溃不成军。但长痛不如短痛，撤出来以后美国便没有了包袱。

美国的大战略是腾出手来对付中国，从近期美国高层的一系列访问可以看出，美国的大战略已经转移到印太地区，而印太战略的核心平台是东南亚地区。中方一定要以更大的格局来看待这一问题。

《凤凰周刊》：你在《阿富汗是西方民主乌托邦主义的大失败》一文中写道，直到今天很多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西方民主形式，但无西方民主之实。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在阿富汗的实践？

郑永年：从历史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制度，包括西方自身的民主制度都是演变而来的——从以前的宗教黑暗和专制时代到君主专制，再到后来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慢慢转化为民主制度。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制度是在绝对专制制度的时期建立起来的，例如德国的第一个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在俾斯麦专制时代建立的。

我认为，国家建构过程中需要一定程度的集权，所有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文明、文化建立国家和制度，慢慢再发生演变，如果通过外来政权干预肯定不牢靠。

因此，美国在阿富汗建设民主制度注定会走向失败。这之前，美国在菲律宾实施民主也是失败的，菲律宾曾是东南亚地区最早引入民主机制的国家，二战后更一度被称为“美国民主在亚洲的橱窗”，但菲律宾到现在都没能发展起来。西方强行推行民主的方式从来就没成功过。

阿富汗喀布尔机场

《凤凰周刊》：中欧关系同样在今年陡生变数，不仅中欧投资协定搁浅，德国总理默克尔下台也将对中国产生影响，更有立陶宛等国家频频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你如何评价这一系列事件，对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在中国、美国、欧洲三方之间，欧洲大概率是靠向美国的，但欧洲并不是美国的附庸，有其自身利益。欧洲分为虚的欧洲和实的欧洲——虚的欧洲指的是欧盟，实的欧洲则是欧洲各主权国。中国如果对欧关系处理得好，欧洲就不会完全站队美国，而在一定程度上追求自身利益，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开放就是分化美国与欧洲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不过，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作祟，反而容易在国际战略上犯忌讳。当然对于核心利益，例如台湾问题，在应对立陶宛的态度上中国应毫不退让，但有些小的问题没必要回怼。大国要有大国的度量，如果身为大国却仍抱持小民心态，说明我们还没有走出近代以来的受害者角色。

《凤凰周刊》：你曾提到，中国的发展路径是非西方的选择，而不是反西方的选择。但现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反美情绪很高。如何看待当前的这种情绪？

郑永年：中国的道路并非反西方或排斥西方，只是我们不会变成西方，所以是非西方的选择。中国每年大量留学生去美国留学，即便在疫情无比困难的时期数量仍然庞大。中国反西方的印象完全是被追求流量的自媒体故意夸大和引导。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里也包括美国的份额，需要中国与美国以及世界所有国家一起共建。所以当前舆论场上反西方的情绪并不符合中国的基本事实，是毫无理性的。

《凤凰周刊》：如何避免未来世界格局演变成中美各一极？

郑永年：网络上有一个段子：“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中国，一个非中国。”但中国真的想要那么大的一个非中国来对付我们吗？事实上，两极化对中国最为不利。面对当前美国冷战派、对华强硬派主张的两极化，中国的开放政策是最好的“统战”，也是化解美国同盟政策最有效的武器。

《凤凰周刊》：你曾提到，这个世界现在变得很愤怒，尤其在疫情之后。你认为愤怒的根源是什么？

郑永年：无论是中国的愤怒、美国的愤怒、欧洲的愤怒还是阿富汗的愤怒，所有的愤怒都源自内部。美国愤怒是因为全球化在过去40年中创造了大量财富，但美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阶层差距拉大。中国的愤怒也是源于自身的社会问题。但整个世界相对而言仍是和平的，在联合国体系下75年来没发生过大的战争，愤怒需要大家从自身内部找根源和解决方式。

（郑欣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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