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雨雨一年下来，虽然我读了很多关于疫情的报道，从国内亲朋好友处也了解到一些疫情发展的整体态势和影响，甚至自己就在异国他乡的疫情重灾区度过了大半年，但唯恐对于政策的解读和事态的观察都流于片面，所以迟迟不敢提笔。不过想到这段经历也是难得的个人体验，多少该留下一些记录，故而有了疫情小记系列。这让我想到在历史学界中，传统史学倡导政治史和精英史，而新史学则认为，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能折射出时代的整体特征。因此，此次记录的一点价值所在，也是希望从一个外来者的局限视野能够描摹并捕获到一些英国疫情发展的整体特征。
本篇文章主要是记录我所在的英国城市卡迪夫的初期阶段疫情，总体来说，虽然在疫情初期，民众并没有太把病毒当回事，并且有一些抵制口罩和排华的倾向，但就我能接触到的日常生活范围来说，虽然偶尔有一些隐隐的波动，但矛盾并不十分尖锐。尽管媒体的报道如火如荼，但在实际生活中，除了商家歇业和行人稀少，以及专业课程转移到线上之外，并没有很大波澜。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国际学生而非当地从事生产的社会劳动者，并没有完全融入社会体系之中，有限的视野决定了我不能像本地人一样深切感受到疫情对基本生活的重大影响。然而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切入也可以尽量减少沉浸于当地文化生活中的人们的主观偏见。
（卡迪夫市中心 2020.2）
回想起来，大概是在去年一月的时候，听闻国内出现了疫情，霎时间铺天盖地的报道如同雪花般飞来。医院人满为患，超市抢购一空，人人闭门不出。看到救护人员哪怕装备简陋也要冲锋陷阵，有的孩子一夜之间丧失所有家人，即使远隔重洋也能感受到疫情发展态势的惨烈和悲壮。可是在卡迪夫这个异域小城，除了中国留学生以外，并没有很多人对发生在一个千里之外的国家的疫情产生足够的重视。一月底是中国农历春节，当时我打算和其他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聚个餐，共同庆祝传统节日。但有几个朋友知道国内爆发了疫情之后，内心有些隐忧，由于担心聚会场合可能有传染风险，所以没有前来。除此之外，大街上或者商超里偶尔可以看到几个戴口罩的中国学生，其他并没有什么显著异常。
（卡迪夫市中心 2020.2）
但到了二三月的时候，形势开始恶化，英国疫情感染人数逐渐上升。尽管如此，政府仍然没有公开提倡戴口罩来防御病毒，所以放眼望去在街上戴口罩的人数还是不多。然而这个时候，有一些歧视佩戴口罩和抵制亚裔的事件开始上演。
就抵制口罩这件事来说，除了读过一些媒体报道和听说过朋友的一些经历之外，我自己也遭遇过一起。那时候学校还没有关闭，我戴着口罩穿过拱廊街去学院，迎面走来一个非裔女子，她的目光和我相遇之后，飞快地倒退了两大步，惊恐地喊了一声”oh, lady！“（哦，女士！）。说实话，我还没反应过来自己怎么吓到了她，但是她夸张的反应确实让我吓了一跳。后来我了解到，原来欧美国家没有戴口罩的习惯，他们普遍认为只有病人才戴口罩，再加上当时英国政府并没有大力宣传要佩戴口罩出行，所以普通民众也没有相关意识。那位被我吓退的女士可能误会我是已经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而非为了防御病毒做的自我保护。所以这个误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差异，以及政府的防疫宣传非常不到位，而非针对个体的人身攻击。若是不同的文化之间能相互理解和包容，本不至于引起轩然大波，这里恐怕要责怪主流媒体在这场疫情中没有起到很好的沟通和疏导作用了。不过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在周围环境的群体压力下，我确实一度为出门要不要戴口罩这件事而纠结了一阵。
（卡迪夫拱廊街 2020.9）
至于排华倾向，二月底发生在伦敦的新加坡留学生被陌生人围殴的事件将舆论推向鼎沸。袭击者误认为他是华人，殴打他的理由是害怕他把病毒带来英国。在这之后，陆陆续续又有一些排华事件发生，我身边的朋友也遭遇过几起。而排华倾向愈发明显是在三月下旬，英国政府开始下令全国进入封锁状态，并且首相鲍里斯也感染了病毒，接踵而至的这两件大事一时间使得人心惶惶，我明显能够感受到当地居民的神经忽然间都紧绷了很多。比如抢购物品和囤积食物的行为愈演愈烈，使得超市不得不开始对必要物品进行限购，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首当其冲的是厕所纸。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当时去连锁药店boots购物，结账的时候需要刷会员卡，可是店员的态度并不友善，哪怕她自己戴着塑胶防护手套也拒绝接过我的卡，用充满防备的眼神看着我，让我自行翻转到有条形码的一面，隔着距离扫了码。不知道是不是在疫情大背景下，她对所有的顾客都会做出同样的举动，至少就我的体验而言，心理上有些不适。还有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会遇到有人直接对着我喊Chinese如何如何。不知媒体对于种族歧视的相关报道，究竟是起到了伸张正义的作用，还是起到了让好事者找事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一阵子我甚至听一些中国朋友甚至亚裔朋友说，他们因为害怕被歧视而不敢出门。
虽然这也不涉及什么暴力冲突，但是这些细微处的不友善却像是在人心里扎了根刺，凉飕飕的锐利。在《万历十五年》里，黄仁宇探讨情与法的关系时曾说，情与法都是规训社会的两种方式，法律之外皆是人情，法律是明文条例，而人情是内在的道德教化。这些在微小细节里暗含的歧视显然不足以上升到法律层面，但只要舆论稍稍煽风点火，对于未知病毒的恐慌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就会盖过一些人内心并不十分坚强的道德观念，在法与情同时失效的情况下，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若隐若现的歧视就得以合理存在。
这段经历让我想起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对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一起关于妖术大恐慌的探讨。当时相传有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施法者可以通过这种妖术作法夺人性命。本来这只是坊间流言，后来却在草民百姓、各地官员以及乾隆皇帝本人的推动之下，成为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妖术大恐慌，一时之间人人自危。而在这场清除妖术的政治运动中，真正受害的是流民、乞丐和方士这些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的边缘群体。由于当时的清朝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差距大，社会阶层板结化，在这种结构性压力之下，底层民众出于恐惧和敌意，指认流民、乞丐等社会边缘群体是妖士，甚至陷害与自己交恶的街坊邻居，将他们送交官府。孔飞力鞭辟入里地分析道，在社会底层的权力极度匮乏的清朝，平日里这些普通百姓毫无权力可言，而叫魂这件事忽然赋予了他们一种唾手可得的权力，借此来中伤他人，甚至铲除异己。
而在这场疫情风波之中，沸沸扬扬的种族歧视与1786年的那场妖术大恐慌确有一些相似之处。虽然当时的妖术只是谣言，而如今的病毒是确实存在的，但同样是在群体性焦虑和结构性压力的社会背景下，日常生活中权力匮乏的社会底层民众通过攻击少数群体，既宣泄了个人无法实现阶层上升的失落和愤怒，又堂而皇之地套上了害怕病毒入侵的幌子。不过让我好奇的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因此而掀起一些大规模的维护亚裔权利的种族运动？当”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社会运动轰轰烈烈地席卷全球的时候，罹难者George Floyd的名字、头像和事迹成为反种族主义者捍卫正义的标语。那么在社会舆论一边倒地支持这场运动的同时，难道没有人质疑为什么只有Black Lives Matter，Yellow, Pink, Green, Brown（黄，粉，绿，棕）为什么不能Lives Matter？
（Bute公园 2020.3）
回到疫情本身，在三月底的时候，英国政府正式宣布进入战时管制。除了提供必需品的商店之外，其他商店统统被迫关门，这个阶段持续了四个多月。在这期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去Bute公园晨跑，穿过市中心通常最为繁忙的皇后大道（Queen Street），阳光越是明媚，越凸显出这里的凄清萧瑟。零零星星几个行人，两侧商店大门紧闭，只有一群鸽子和海鸥仍然大摇大摆地徜徉在路中间，大有占地为王的架势。然而走进公园里面，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春意渐浓，草长莺飞，樱花簇簇。等太阳再升高一点，到了正午的时候，会出现一两个坐在长椅上抱着书读的年轻人。
在这个特殊时期，因为我的年龄和阅历所限，并不足以很好地在生命经验中对这场疫情进行定位，再加上又身处异国他乡，多少有些怅然和迷惘。然而就在这样的阴霾之下，第一个让我感到温暖的，是在Bute公园晨跑时遇到的一对陌生老夫妻。擦肩而过时，他们镇定从容地对我微笑着说早安，好像这不过是无数个日子里最普通的一天。虽然我知道这是基本的英式礼仪，但内心还是有一刹那的感动，因为这一点人际交往之中的正常举动在极为异常的大背景下反而显得更为珍贵。
（Bute公园 2020.3）
这如同世外桃源般的公园景致，仿佛把病毒、疫情、萧条和死亡这些凌厉的字眼统统隔绝在外，让人只想懒懒地躺在草坪上晒个太阳。偶尔也会有一丝困惑飘过脑海，这两种仿佛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到底哪一种才更真实？是媒体版面上天天刊登的势不可挡的疫情，还是公园里近乎童话般的诗意景象和仍然淡定从容地友善居民？为何它们会在一个空间下同时并存？这样的应对方式又反映了什么样的国民特性？
敬请期待疫情小记系列之第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