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连载之二）

【长篇报告文学连载】

作者/关捷

作者简介：沈阳日报记者，中国作协会员、辽宁省作协理事、沈阳市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著有长篇报告文学《人民艺术家李默然》获第八届辽宁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铁血军魂—180师在朝鲜》获第九届辽宁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获第十届辽宁文学奖；长篇历史小说《顺治迁都》，与阿里影业签约拍摄电视连续剧。新华社、《光明日报》丶《中国青年报》丶《读者》杂志重点报道的新闻人物，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主讲嘉宾。

作品简介：本书以著名爱国者童增先生对日本索赔苦斗经历为核心，全面展现了他和战友们近30年的艰难坎坷历程。童增为了这个目的，几乎耗尽了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作品回顾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滔天罪恶，同时反复强调对于世界和平的向往与追求。童增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正如2015年3月，诺贝尔评委会说：“童增先生多年来推动‘二战’中国受害者权益的正义伸张，为促进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不懈努力，因此也得到世界上一些国际人士与组织的认可和肯定。”童增，我们中华民族的青铜雕像。

2004年童增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高原在一起

叔祖父童陆生、童邱龙都是我军高级将领。

抗战当中，童陆生任中共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党的七大后，经彭德怀推荐，作为军事组长随周恩来到重庆和南京谈判。1955年，授衔少将，任军事科学院院务部副部长。童陆生一生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曾为全党全军学习的楷模。

童邱龙为济南军区炮兵副政委，1955年的大校，视祖国为最高生命。晚年，将自己多年收藏的价值数亿元人民币的古今名人百幅字画无偿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董其昌、郑板桥、徐悲鸿、潘天寿等大家的真迹。

童增每次到这两位爷爷家去，都会看到他们的院子里高挂着的国旗，并不时地听到他们高唱低吟国歌。这样的言传身教，童增必然成长为爱国者。

童增是从一个雄阔的爱国主义背景里走来。

童增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正好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停课闹革命，学校和家里的书都被撕掉了。

10岁的童增因为喜欢看书，就偷偷将那些撕坏的书藏到褥子下面保留起来。晚上的时候，他就拿出来看。当时，童增印象最深的就是吴晗的那些杂文评论集，吴晗那种敢问天地的精神在他身上悄悄扎根。

中学毕业后，重庆的学校不愿收留“右派”的儿子。表姐在农村教书，他只好去农村，插班上了初三。

读了半年，母亲觉得这里的教学质量太差了，就又把他转到附近的丰禾镇复盛中学。父亲是“右派”，人家不愿意收他。就在母亲快绝望的时候，机灵的童增忽然说：“我乒乓球打得好哇，你们可以试试。”校长听了，让他与学校最好的选手打三局，童增赢了三局。于是，当场录取。当时，他15岁。

复盛中学是县办中学，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十分强大，基本都是地主家和资本家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里了。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童增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高中毕业以后，童增到重庆附近的木洞村插队。

一年半后，有位老师推荐童增去一个公社的学校代课，同时教小学、初中、高中。这好歹也算是份工作，他教小学的语文，初中的农业基础知识，高中的政史地。沉重的教学负担，逼迫他不断给自己充电。那时的童增非常刻苦，他每天都要买蜡烛，一根一毛钱，还是很贵的。一根蜡烛能燃两个小时，童增就在烛光下阅读《水浒传》等名著，除此之外，每天还要写几行诗。他那时是个文学青年，梦想是成为一个诗人。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童增想起父亲给他讲过知识报国的话。于是，决定参加高考。1977年底，他考中了。当时童增所在的公社有三个参加体检的，很有些轰动。准备录取童增的是重庆师范学校和重庆第一师范学校，但童增对这两个学校不感兴趣，他和父亲都不想读中专。过了几个月，童增又参加了1978届的高考。

1978年，童增成功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

童增认识到自己和同龄人一样，在“文化大革命”时，学业被荒废得太厉害，基础十分薄弱，要想将来服务于国家，那就必须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

在大一、大二的时候，童增特别用功。中午的时候，别人都休息了，他一个人在教室里学习。从大二到大四，童增就经常泡在图书馆里面，如饥似渴地读历史和文学书籍。他的聪明和刻苦，使他的成绩遥遥领先。在整个大学期间，老师同学们都公认童增是班里的尖子。

星期天休息的时候，为了陶冶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操，他经常去游览成都的一些名胜古迹，比如杜甫草堂、武侯祠、都江堰、王建墓，他在那些地方深深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自幼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熏陶，童增养成了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进行思考的习惯。上大学后，他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训练，他的家国意识和使命感也逐渐成熟起来。

由于毕业成绩优异，1982年，童增被分配到北京化工干部进修学院，这是隶属于化工部的一所高校。

童增在这里讲授《国际法》。正是这个教学，让他的思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84年讲课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战争赔偿问题。这让他心头一亮，那个时候，他的想法比较单纯，就是觉得中国对日放弃赔偿是有点亏，觉得这是个问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讲授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课堂上，学生们瞪大了眼睛。

童增越讲越来劲，教学双方互动热烈，效果特别的好。后来，只要讲法学概念，他就要讲国际法，讲国际法主题，讲战争赔偿问题。这时，他忽然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知识有限。

1986年，童增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系，攻读硕士。他要在这里充实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

他专门选了国际法，这个学科研究的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法律问题。他忽然觉得，这对研究向日本追讨战争赔款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盯上了这门课。

那个时候，祖国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爱国者童增欣喜地看到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进步，他随时准备报效自己深爱的祖国。

童增出席国际研讨会

在校期间，他曾提出“新时期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还主编并与人合著了《经济法实用教程》《世界何处去》等著作，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性研讨会上，他的四个文明的提法——“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环境文明”“制度文明”，首次把环境保护提到了文明的高度，引起了与会外国学者的广泛兴趣。

1989年，童增研究生毕业，他又回到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当教师，这回他主讲《法学概论》和《经济法》。一年后，他在学习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从此，他走上了一条悲壮而艰辛的长征路。

童增在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校任教

1990年4月17日下午，下课回来的童增偶然在报摊上买了份中国名报《解放日报》办的《报刊文摘》，一个名为“欧洲重提战争赔偿”的标题强烈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扶了扶眼镜，认真地研读了起来。

这篇文章说：“民主德国于198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要求赔偿的道义上的权利。昂纳克还将一枚勋章别在犹太人世界代表大会主席布朗夫曼的胸前，并允诺为困难情况提供象征性的1亿马克。这一下为新的要求开了大门。

“现在阿尔巴尼亚提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0亿美元的赔款要求。芬兰也想要德国赔偿德军1944年撤退时打死的2.4万头驯鹿。华沙政府1987年允许成立‘第三帝国剥削的波兰人协会’，这个协会提出的赔偿总数达到5370亿马克，并打算在不得已的时候，向联合国起诉。

“同时，上万名纳粹受害者也在南斯拉夫红十字会登记。南政府强调，随着德国的统一，它提出‘新的索赔问题’。不言而喻，未来的德国，将为既没完没了又无法解决的战争赔偿问题伤透脑筋。”

这篇文章还说，东欧一些国家包括世界上其他一些曾经放弃德国给予战争赔偿的国家，都已经开始酝酿要求民主、联邦德国合并后的德国对战争受害者给予赔偿。同时，民主、联邦德国过去也陆续付出了3000多亿马克的赔偿。

读到这里，童增的目光闪闪发亮，这位青年学者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国家。回到学校，童增对他的学生们说：“既然东欧国家可以要求德国进行战争赔偿，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为什么不可以要求赔偿呢？从1931年9月18日事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中国，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受到日军伤害的家庭。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日本的债权人。中国受害者不能再沉默。我要向东欧人学习，从现在起向日本人追讨民间赔偿。我知道这很艰难，但是，我决定了。”他的两个学生陈健、杨毅凝视了他许久，动情地说：“老师，我们支持您。”

这一夜，童增没有睡好，他一直在苦苦思考这些问题。

第二天，童增骑着自行车来到北京图书馆，寻找日军罪证。他听人说四楼存放着一些史料档案。那个特藏部要拿工作证才可以进，所以平时很少有人去。

童增的心怦怦地跳，他填了阅档表，耐心地等待。终于，工作人员给他调出一大批日军侵华的史料，都是从全国各个县征集上来的。这里的资料太丰富了，一天半天看不完。童增与他的学生陈健、杨毅等人，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每个休息日，他们都早早地来到国家图书馆四楼，成为这里的第一批读者。

在这里，童增看到了日军杀人、放火、强奸等一系列罪行，日本军人之所以被中国百姓称为憎恨，是因为他们毫无人性，他们吃人肉，割人头，他们奸污襁褓中的婴儿。“九一八”事变、潘家峪惨案、细菌战、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罪证— 1932年9月16日，日本侵略军200多人全副武装，为了报复抗日义勇军，将辽宁省抚顺市平顶山村的3000多人驱赶到草坪上集合，说是要给大伙儿“照相”，可接下来的是机关枪扫射和刺刀挑刺，3000多人仅幸存一人。

罪证—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对南京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惨案”，在6个星期内，被枪击、刀刺、砍劈、剖腹、水溺、活埋、火烧致死的中国人，就有30多万。日军还进行杀人比赛，“冠军”连杀了106个中国人。被日军投入到长江中灭尸的，有19万人。

…………

那些记录着放火、活体试验、砍头、挖心、强奸的历史图片，让童增毛骨悚然。过去，他只是在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看到日军的暴行，现在看到的是真实的记录，这让他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单薄了。那些真实的记录，让他触目惊心。

正是那些毛骨悚然的阅读，让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民间对日索赔之路。

从此以后，他开始对战争赔款问题进行更深的研究。渐渐地，他看清了问题的实质。或者说，他有了惊人的发现。

原来，我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建交时放弃的是“政府赔款”，它指的是国际法所说的战败国应向战胜国政府支付的那一笔款项，并不包括战胜国民间受害者所应得的那一笔赔偿。“二战”后，美国、苏联、英国、韩国都放弃了对日国家赔款。唯独中国签署的是放弃政府赔偿要求，把民间赔偿保留了下来。

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的规定，“二战”之后，日本也向部分亚太国家支付了10多亿美元的政府和民间两项赔偿。其中，缅甸2亿美元；老挝278万美元；柬埔寨417万美元；韩国3亿美元；新加坡2500万新加坡元；马来西亚2500万马来西亚元；泰国150亿日元；蒙古50亿日元；菲律宾8亿美元。只有对中国是0元。

这本来理应理解为中华民族的宽容与大度，理解为中华民族从良好的友好愿望出发做出的高风亮节的选择。然而，我们把博爱献给了撒旦，我们把善良献给了无良。回顾中日战争史，比较日本人古往今来的做法，我们看到的就是善良的自己，和一个不可理喻的邪恶邻邦。

在历史上，日本共有3次向中国索要战争赔款，他们却从来都是分文不少。

1871年的琉球事件，本来是台湾高山族人、琉球人发生的冲突，50名琉球人被杀。这与日本毫无关系，但它却说琉球受它“保护”，派遣日军3000人于1874年5月在台湾南部登陆，发动侵台战争。最后，竟无理要求清政府赔偿它白银50万两。面对这明显的敲诈，清政府竟然同意了。 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威海卫驻军军费150万两、赎辽费3000万两（这些赔款相当于当时日本政府年收入的4.5倍）。1901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清政府投降妥协，与之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赔偿日本3150万两白银。

这是历史，那么，现实呢？

童增痛心地看到，随着新生代的上台，日本政府对战争的反省意识越来越淡化，新民族主义思潮泛滥。首相和阁僚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失言”，右翼势力猖獗，和平主义势力沉寂了下去。他们做出了篡改教科书、美化战争历史、修改和平宪法、侵占我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险恶无耻的行径。（未完待续）

审核总编 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