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将与“特朗普的美国”切割，中美能否回到过去？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其最终目的都是巩固美国的霸权，服务于美国的根本利益，所谓的“根本性不同”仅仅是目标实现方式上的差异。

不少人可能都还记得这张照片。

来源：NBC news

2011年5月，白宫战情室。时任总统奥巴马（左起第二位）紧盯大屏幕，与白宫一众高官关注着袭杀“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行动进展。在他右手边，坐着如今的当选总统拜登。而与拜登同样身着浅蓝色衬衣的布林肯，正从照片中央偏右的位置探出头来盯着前方。

布林肯当时是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如今，他已被拜登提名为下任美国国务卿。如无意外，他将在明年取代现总统特朗普的“宠臣”蓬佩奥。

事实上，拜登24日提名的许多人都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熟人。因此，有言论调侃拜登政府不过是“奥巴马的第三任期”。

果真如此吗？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会回到4年前的模样吗？

同特朗普切割

所谓叶落知秋。拜登将采取怎样的外交政策，通过对其外交和安全事务团队成员的解析可见一斑。

拜登已公布的首批政府高官名单，均集中在外交和国防领域，名单如下：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

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

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将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

拜登提名6位政府高官。来源：CNN

这份名单，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鲜明的不同特点。

首先，拜登提名的成员基本都是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职业外交官，相关经验丰富，“建制派”色彩明显，反映了向美国传统自由派外交理念的回归。相比之下，特朗普团队成员多为“门外汉”。比如布林肯，近20年前就与拜登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事；而国务院“老人”沙利文不仅是前国务卿希拉里的幕僚，还在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这批成员均在外交和国防领域，表明拜登意识到美国外交在过去4年出了大问题，所以急于修复其受损的影响力，把恢复其国际地位视为施政的优先事项。比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特朗普极为消极的态度导致美欧关系波折频现，但拜登不仅把气候问题特使的人选与传统上的重要高官一起提名，而且人选还是前任国务卿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2018年6月，特朗普在G7峰会上被围攻。 来源：时代周刊

的确，从特朗普在G7峰会上被“围攻光明顶”到威胁在连任后退出北约组织，从不断同世界各国挑起贸易纠纷到在新冠疫情暴发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TO），特朗普的外交策略处处表现出与美国传统上渴望领导世界的不同。

拜登恰恰相反。在提名一众高官的当天，拜登即宣布美国“准备好领导世界，而不是退出世界”——这是对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理念最鲜明的切割。

回归传统共识

那么拜登具体将怎么做呢？

综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沈丁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接受深海区采访时的分析，拜登的外交政策将呈现“两会一不”的特点：

第一，拜登会强化与美国传统盟友的协调合作，强调其共有的价值观，修复、巩固和提高在特朗普时期受损严重的同盟关系。这里不仅有法德这样的北约盟国，也包括新加坡、印度这样的紧密伙伴。

第二，拜登会扭转特朗普时期频繁“退群”的做法，重新加入一些国际组织或国际条约，比如巴黎气候协定、WHO，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尽可能争夺在多边场合的主导权，以恢复所谓的“美国的历史性作用”。

第三，拜登不会轻易表现出特朗普政府般的偏执和情绪化，其团队成员构成相对稳定，政策手段相对温和，可预测性较强。例如在特朗普消极多变的军控领域，拜登将寻求延长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中美能回到过去吗？

总的来说，拜登团队的外交政策将呈现对美国二战以来传统共识的回归。然而，在对地区和世界都至关重要的中美关系问题上，拜登团队的对华立场虽很可能有别于特朗普政府，但两国关系恐怕难以回到过去。

2015年访华的布林肯乘高铁去天津参观低碳项目，并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来源：Twitter

一方面，布林肯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拜登的对华政策将与特朗普政府存在“根本性不同”。根据他去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竞争，但不带来灾难》的文章，布林肯认为两国关系不应跌入“冷战”，中美可以共存，可以竞争，但不应在所有领域陷入对抗，要防止两国关系滑入危险的冲突状态。例如在贸易争端上，布林肯表示美国应该坚持基于规则的体系性竞争，坚持透明性和基本的商业互惠性。

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沙利文也持相似看法。他认为中美可以在竞争中共存，美国不能天真地认为冷战的逻辑仍然适用。世界上没有国家愿为意识形态做武装斗争的准备，支持美式民主不等同于反对中国。

沙利文（右）与希拉里在伊核谈判期间。来源：美联社

另一方面，布林肯所谓的“根本性不同”，必然是打了折扣的。事实上，获拜登提名的多位人选都认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经结束的论调，并在高技术产业“脱钩”等问题上发表过强硬观点——这与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十分相似，反映了美国政界的整体变化。

朱锋认为，受特朗普执政期间不断妖魔化中国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民意基础已经出现重大变化，政界高层对于中国的认知也更加激进。即便拜登团队核心成员相对稳健，他们也不免受到民主党激进派和共和党民粹派的影响。

沈丁立强调，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其最终目的都是巩固美国的霸权，服务于美国的根本利益，所谓的“根本性不同”仅仅是目标实现方式上的差异。

撰稿 杨一帆

编辑 王若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