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教授眼里的中国农村,1%农村孩子上名校,99%无人问津!
文章来源:硅谷近距离
被采访人:Scott Rozelle 罗斯高,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REAP)美方负责人。
采访人:加州 Palo Alto 芳草读书园阅读沙龙
2017年9月,在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长达37年之后,斯坦福大学教授 Scott Rozelle(罗斯高)在网络演讲平台上,用流利自如的中文发表了演讲《中国农村孩子的发展如何影响未来中国》。
他说,在中国贫困农村,六成以上的孩子没有上过高中。接近一半的0-3岁婴幼儿认知能力与语言能力发展滞后。农村人力资本教育水平的落后,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该视频被多家一线媒体报道,网络朋友圈频频转发,引发了社会对农村教育的极大关注。
毗邻斯坦福大学、位于加州硅谷中心的 Palo Alto 市,有一个妈妈读书会 - 芳草读书园阅读沙龙。碰巧,沙龙的创办人 Julie 就认识 Scott 一家。Julie 筹办芳草读书园儿童图书馆,并把自家后院开发为菜园和花园,自组生产队,义卖花草果蔬,筹款为中国乡村小学捐赠读书角。Scott 的太太乐英就是生产队第一批队员之一。Julie 去农村送书,也会遇到Scott。
2018年4月末的一个上午,受Julie邀请,Scott 夫妇来到Julie家后花园,在芳草读书园儿童图书馆里,与闻名赶来的妈妈们见面。
对这些赴美留学、安家养孩子的妈妈来说,孩子和教育是头等大事。其中,孩子学中文是个难题。Facebook 的CEO小马,仅仅用中文在清华大学讲了一次,家长们就催着孩子赶紧把中文学好。而眼前这位衣着朴素、时常开怀大笑的美国教授 Scott,在大讲堂上挥洒自如,中文演讲上百次,听众很多是中国国内的师生、学者、政府官员。很自然的,座谈的第一个问题便是:
您是如何学习中文的?
我6年级开始学习中文。那是60年代初,美国领先世界,欧洲、日本刚从二战中恢复。虽有冷战,但离我们很远。中苏分手之后,美国政府曾在全美国的白人社区号召学生学习中文。我爸爸鼓励我说,“当然去学!” 他17岁参加海军。日本投降之后,美国海军准备把多余的船只送给中国。我爸爸工作的修理船就在上海停留了6个月。所以他对中国有些了解。
我大学先上的是 Whitmen College(美国华盛顿州的一所著名文理学院)。学院要求所有二年级学生都去国外做交换生。我去了台湾。刚到的时候,已经学了7年中文的我根本开不了口。后来,原定的3个月变成3年,我的国语就熟练多了。1983年我第一次到大陆,看到“餐厅”两个字,都不知道那是吃饭的地方,不认识简体字。现在,反而是很多繁体字不认识了。
当年一头卷发的 Scott 与台湾寄宿家庭合影 (Scott 提供)
今年刚好是我学中文的第50年。学得久了,我讲中文没问题。四声有时候搞不好,我就讲快一点儿,多打手势,哈哈。我讲到“养育中心”,有时候听众听成“养鱼”,很好笑。
研究经济的讲究 Incentives,学习要有动力。REAP 与中国10来所大学合作,那里的老师学生有的英文很好,有的不太好,我们就改用中文交流。2016年,我在清华大学讲课。管理学院著名教授钱颖毅说,还没有多少人研究中国农村的教育问题,这个话题太重要了,必须讲,我给你安排。我在中国那3个月,每周跑4个地方去做报告,到处飞。仅去年就讲过近100次。次数多了,语言就流利多了。
中文电视节目我还是经常听不懂。不是经济学、教育相关的领域,我的词汇量就不太够,还要学习。比如,在讲到0-3岁IQ测试后,我们发现不少孩子智商低于正常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低智商。但有专家朋友认为“低智商”的提法不太妥当,建议用“认知能力低”来替代。我开始记不住。助手们就在摄影镜头旁边放把椅子,摆上大大的拼音 - REN ZHI NENG LI。每次我说到IQ,就看一下,哈哈。
中文字有时候会写错,但我的拼音特别好,算是个拼音专家。最近我去西班牙写书。在车站换车票的时候,我把懂的一点儿西班牙文和英文一起用上,急了还把中文也加进去了。我有几位同事,中文非常漂亮,也很重视学中文。但对我来说,语言就是一个工具,我的主要兴趣还是经济学。
有不少华裔学生来做我的研究助理。他们一般分两类,一类是小时候被爸爸妈妈逼着上中文学校,不知道和父母吵了多少次,而现在却很高兴自己会中文。第二类就是没学好中文而后悔的。10-12岁的孩子,我讲,他们听不进去。如果父母讲,就更听不进去了。学中文是很难。还是要带孩子回中国,哪怕每年暑假回去一个月也好,一定要给他一个环境去使用中文。能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更好。
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村教育,即使在中国,都是很冷门的话题,您是如何对这个领域产生兴趣的?
在台湾上学的时候,台大农业经济学的一位老师带我去参观正在大发展的台湾农村。我由此对农业发展产生兴趣。从台湾回来,我转到伯克利大学学习统计。之后到康奈尔大学,读发展经济学博士。我导师的第一个博士生是李登辉,而我是他最后一位学生。
(Scott 提供)
正值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放,我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1983年和老师一起来到南京农业大学,参观周边的人民公社。那时候生产责任制刚开始,公社领导说改革不容易,还是集体化好。结果第二年就发展得非常快。
1988年 Scott 在湖北农村 (Scott提供)
我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国。前20年主要研究农业经济、扶贫、农业投资,等等。2003-05年,政府让我们研究农业大型投资项目,比如村村通路,3年的时间,80万个村子都修起了公路。还有水利灌溉,基本上是来自农业部和水利部的项目。
我们和农民聊。一位老人的话让我印象最深。他说,这些项目都好,但中国发展好了,30年之后我们都不会在农村了,都会搬到城里。能让我们长期脱贫的唯一道路,就是教育。这位老人自己没有上过学,却想得非常清楚。
我受到启发。来到中国农村20多年,我居然没有去过一所学校。我开始看这方面的资料。我比较幸运的是,斯坦福经济领域的同事们都在研究其他国家的发展。我和我的学生可以把他们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这可能是我能为中国农村研究做的最大贡献吧。
2004-05年,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而对于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们发现,二战之后的50多年,只有15个国家和地区从中等收入进入高等收入,比如南韩,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爱尔兰,新西兰,以色列,我给这一组取名为“毕业生”。另外70-80多个中等收入国家却落在“中等收入陷阱”里,一直停留在这一组。增长一段,垮掉,又增长,又垮掉。巴西、墨西哥、土耳其,马来西亚,泰国,都是如此。
“成功毕业”的国家有什么不同?我后来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劳动力的教育水平。
高等收入国家对人力资本要求非常高,平均四分之三的劳动力有高中毕业以上的水准。而南韩在人均收入还很低的时候,就制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政策,教育免费,所有孩子必须高中毕业。毕业了再去工作。如果需要白天工作,就上夜校。这样,他们在中等收入的时候,就拥有与高等收入国家同样水平的人力资本。
这在后面几十年看到了效果。80年代,南韩也有很多工厂,工人工资很高。后来大部分工厂都迁移到中国,工人们怎么办?因为有高中文化水平,他们转到办公室里做会计,输入数据,做办公室白领。
我问过南韩的前任教育部长,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不知道,也许是受孔夫子的影响,国民文化本来就很重视教育。
而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里面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开始和南韩一样,有很多工厂。当工厂搬到中国后,一千万工人没有工作。怎么办?
因为教育水平低,只有三条路:1. 跑到美国。2. 做洗车、挖地之类的杂工。3. 加入贩毒犯罪帮派。这导致墨西哥的经济起起伏伏,治安很乱。大企业也无法顺利发展,连大学毕业的白领都找不到好工作,也跑到美国来。80年代墨西哥曾被称为“新台湾”,90年代经济就垮掉了。巴西、土耳其、南非,都是这样。
中国城市的教育水平达到全世界最高之一。而农村的劳动力教育水平却是中等收入国家中最低的,63%的劳动力高中辍学,这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发展。
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结论,说数据太旧,是2010年的。用2015年的数据来看,有些好转。现在中央很重视,大力投资教育,计划在2020年普及高中。这是我完全赞同的政策目标。当然,如果早在人均工资还很低的时候就开始普及,那么现在40岁的人就都有高中文化水平了,转型会更快。
还有人说,中国在教育方面已经投资很大,改革很多,大学都在扩招。问题在哪里?教育需要依靠当地资金。北京上海资源多,教育方面投入很大。而农村则缺少资金。
这不是中国特有的,在美国也发生过。50-60年代,美国的农村教育特别差。为什么?因为当地在做预算的时候会考虑,如果在农村学校投资,让这些穷困的白人、黑人念书,数学英语水平一提高,他们马上就走了,搬去加州、纽约大城市。当地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那时候美国的农村人口占比40%,是个大问题。美国很有影响的社会学者和记者 Michael Harrington,在1962年出版了《另一个美国 The Other America》,对此做了非常清楚的描述。这本书我们在大学都读过。肯尼迪总统也读了,他认为写的完全对。
之后的一系列重大社保福利政策都与此书有关。继任的约翰逊总统还发动了 The War on Poverty,对抗贫困的战争。其中第一个项目就是联邦政府100%掌管农村教育。因为投资农村教育,提高教育水平,对美国整个国家有好处。但当地并没有回报,这是个矛盾。所以由联邦政府来直接拨款。现在,美国农村人口只有1%,平均教育水平很高。农村教育的改善,是美国向贫困宣战的最主要成就。
我认为,中国也应该这样做。
目前中国有很多工厂,喜欢在流水线上聘用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农民,工资很高。教育水平高一些的人不喜欢简单机械化的工作。那问题就来了,美国总统川普希望高科技公司搬回美国。3、5年之后,外国公司把中国的工厂关了,搬回加州湾区Hayward,用机器人替代工人。可能一下子,中国的500万个工作就没有了。
以前我带学生去农村,让他们寻找20-30来岁的男青年,找到一位就奖励一百元人民币。整整10年,没有任何人得奖。但现在,我不敢玩这个游戏了。
因为很多年轻人回到村子里。外面的工地一盖完,工作就没有了。准备干什么?不知道。去种地吧,不愿意,也没有种过地。才初中毕业,很难应聘正式工作。深圳可能有机会,又不想跑那么远。不知道要干什么。
这才是开始。中国有4亿农村劳动力,很大部分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他们怎么办?作为经济学家,这是我担心的事情,这是要好好关注的。
REAP花了13年研究农村教育,4年做阅读评估。做为经济学家,您是怎么开始关注阅读和早期教育的?
经济学有一个最新发展出来的领域,Babynomics 娃娃经济学。获诺贝尔奖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James Heckman 有一个著名的 Heckman 公式,计算出教育投资按年龄段分布的回报率。0-3岁阶段回报率最高,投资一块钱,回报是18块钱。
目前这一年龄段不属于政府的9年义务教育范围。如果有问题,也是Invisible,短期内看不出来,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负责。我认为,农村0-3岁的早期教育缺失,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但还没有人意识到的问题。
REAP在这方面投入很多。我们在农村,为0-3岁婴幼儿做贝利测试,测量能力发展。结果发现,不管是平原农村、山区农村,还是城市流动民工,40-50%的婴幼儿在认知能力上发育滞后,语言能力更差。
原因很简单,父母、祖父母在用几代人培养农民的方法养育孩子。他们特别爱孩子,抱着孩子不离手,让孩子吃好的,愿意为孩子花钱。95%以上的奶奶想让孩子上大学,还有不少想让孩子读博士,这么重视教育。但是,不买一本书。在农村平均每户只有一本书,70%的家庭没有书,zero!孩子到了初中,30%辍学。
问题在哪里?
第一,中国发展得太快了,习惯和想法还没改过来。美国是用了120年,才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每年2%、3%地增长。慢慢地,意识形态、养育方式、教育系统也跟着改变。我家往上数,五代之前还是美国中部的农民。
你很难想象我们怎么教农村妈妈给0-3岁宝宝读书。开始一两个月,她们坐下来读,特别不好意思,脸都红了。婆婆在后面骂,浪费时间!为什么不去种西红柿!都觉得和这么小的孩子说话太可笑了。
但是,3个月之后,那些妈妈完全了解孩子是有反应的。坚持到6个月,妈妈一回家,孩子就跑过来,拿着书说,“读!”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妈妈变得特别热心,她们会争着告诉来访者这个项目有多好,给我们写了特别多的感谢信,说孩子现在是幼儿园里最好的学生。我们非常感动。
第二,和美国一样,中国很大,教育经费分配到农村没有多少。上面来的经费,还要做各种项目,合作医疗要搞好,教育也要搞好,经费如何分?如果让所有农村孩子上高中,他们一毕业,95%会离开农村,这是肯定的。不如在县城里做个步行街,做个河边公园。现在我们住的宾馆都非常舒适。
所以,农村教育还是要100%中央化管理。现在政府做了很多,硬件都很好,老师工资也提高了,中央直接付工资。当然还有空间可以改进。最最明显的就是图书馆。中央出资给每一个农村小学建图书馆,但书籍更新需要当地负责。如果孩子把书弄丢了弄坏了怎么办,于是就不买书,或者书摆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
说到阅读,Julie 的芳草读书园一直为中国乡村学校筹办读书角。Julie说,我们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把书送下去,但远远不够。Scott说的对,中国这么大,要支持的贫困乡村太多了,那么多孩子,我们做不过来的。一定要让政府了解,由政府来主导推动。
像芳草读书园等NGO提供了很多图书,但有的学校放在图书馆里,并不等于解决问题。有的老师反对。数学老师说,如果你让孩子自由阅读,数学题就少做了。
在美国,阅读是学习的重心,自由阅读能提高学习能力和兴趣。Palo Alto的心和公益基金会赠与NGO很大一笔基金,计划在3年内为300个学校提供图书角。我们说服他们,做之前,让我们先去学校测试4个方面:1. 学生的数学水平;2. 中文水平;3. 阅读能力;4. 其他基本情况。然后,我们选了其中100个学校做图书角,另外200个学校第一年先不做。一年结束,再做同样的测试,把有图书角的学校,和没有图书角的学校对照一下。
测试结果非常好。首先,阅读能力和中文水平提高了,这当然啦。最好的是,数学水平提高了。为什么?因为数学课本一半是中文字,阅读和理解能力提高了,数学能力也就提高了。
而没有图书角的学校并没有变化。这一下,老师和校长的态度改变了。当地政府看到这个结果,就请求让所有学校都建立图书角。现在轮到我们为难了,需要说服“对照组”的学校再耐心等一等,还要做更多测试。
我们喜欢与有阅读专业经验的NGO合作。0-3岁还没找到这样的NGO,我们只好自己做。在陕南秦岭山区,我们在100个村子中选了50个,做了50个养育中心。拍了8个视频,教当地妈妈如何跟孩子阅读。
这个其实很难,和小宝宝坐在一起,又看到宝宝,又看到书,观察孩子注意到哪里,小手摸哪里,让孩子带动妈妈。孩子过一会儿站起来走了,就让TA走。
计划生育政策取消之后,计生委工作减少,我们就提出与他们合作。有意思的是,我以为30-45岁有孩子的女性计生委比较适合家访。结果错了。那些男青年计生委非常认真,奶奶们也更爱听他们的话,哈哈。计生委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大专卫校毕业,算半个医生。以前进村子,人家看到就跑。现在,孩子们都在村口等着,叔叔你来啦!当然啦,他每次来,都带着一本书和两个玩具。
在评论里曾有人说,我小时候在农村,父母没有给我读书,我现在不是也上美国名校?我的回答是,你一个人成绩好,从农村出来了,你是英雄。但你要去看你同村的人,其他99%都没有出来,他们是有代表性的。中国40%多的人口在农村,75%的孩子在农村,贫困地区的学龄孩子有3千万。他们是我们要关注的。
你对目前的大学教育如何看待?
我常和学生们说,大学应该是 Liberal Arts,文理教育,多看多选择,发现自己的兴趣。
我在洛杉矶长大,家里生活很安逸,读书很轻松。我读大学用了7年,不少家长听到估计会晕倒了。在台湾做学生的时候,签证只有6个月,必须出境一下,再回来,又呆6个月。第一个冬天我去南韩。那是73年,南韩比台湾穷。下一年去日本,经济很好。再去菲律宾,很差。新加坡很好,印度特别差。就这样不断走出去,看世界,开眼界。后来我就改变了,开始思考,开始关注贫困和扶贫。
有很多华裔学生说,我爸爸妈妈让我学医,学计算机,压力很大。斯坦福大学受硅谷影响,很重视理工科,课程安排很严格,按部就班。我认为,出去看世界很重要。我很喜欢听到学生暂停学业,用间隔年出去走走,take a gap year。毕业之后也不要直接上研究生,工作一段再说。
送孩子回中国,也很好。但不要只去上海,上海比美国还要现代化。
REAP也提供高中生实习机会。今年我们要带24个实习生去农村,19个高中生名额。公开申请,竞争很激烈,高二高三都可以。原来我们觉得带高中生出去负担很大,现在是多招募他们。这些学生很棒很聪明,很会观察,不像我们脑子里有条条框框。
最后,说说你在农村看到的农村孩子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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