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明：中国人看美国

对当代中国年轻人来说，感知自己正在与历史同行非常重要。当下网络技术和信息革命正迅猛发展，我们进入了似乎能无限延伸的平面空间，这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在美国，听他们的领导人大谈“修建信息高速公路”时，还不太理解这一新技术浪潮日后的发展，因为那时互联网还没有广泛地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十年后，我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听美国商界咨询人士讲“三维数据”，一位在场的中国青年企业家告诉我，专业人士称此为“云计算”。又过了十年，“大数据”成为当下国际舆论的热点词汇，从国家安全到个人日常生活，都在“大数据”的深刻影响之下。

这一切在二十年间快速发展，体现了技术和市场两股历史力量交织融合后对世界的影响。这种历史力量的力度和势头都非常之大。就对地球上国家的覆盖面和影响人群的数量来说，它已经超过了19世纪的欧洲在工业革命后向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的扩张。

美国是这一轮整合新技术和市场的主导者。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美国因素具有全方位的影响。从地理、历史、文化、政治、民情等许多方面来说，中美两国的差异极大，但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两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密切，其中最具活力与底气的是人员的交往。

一　中美交往的历史遗产

19世纪中后期，太平洋的波涛将两类社会地位不同的中国人由中国送往美国：一类是加利福尼亚金矿被发现、修筑西部跨州铁路计划开始以后，以“契约劳工”的身份登上美国国土的华工；一类是自1872年开始，由清政府派往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清政府将选派“聪颖幼童”赴美国学习的宗旨定为“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这两类被太平洋波涛裹挟东去的中国人的自然生命都早已结束，然而，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社会归宿却大不相同。中国赴美劳工在金矿开采、铁路架设中为美国的经济繁荣流尽血汗，但美国在本身的西进运动完成之后，以“排华”代替了继续招雇中国劳工。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这一支中国人东去的人流中断了。他们对美国的看法，除了留下一些在美国受尽歧视与剥削后写成的血泪斑斑的家书和诗篇之外，基本上是无声无息。[1]一百多年以后，美国对这一段历史做了反思和新的表态。2012年6月，美国众议院全票表决通过并正式以立法形式对1882年的《排华法案》做出道歉。2014年5月，美国劳工部长佩雷斯在美国劳工名人堂仪式上首次将19世纪兴建首条跨州铁路的华裔工人列入“劳工荣誉室”，以示对中国劳工和生命的尊重。

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代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负笈北美。这一支人流的声势不断壮大。与华工的境遇不同，他们有回流、有影响，不但架起了中美文化交流的一座座桥梁，而且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大洋彼岸的那一大片土地的确有吸引力。那一片土地曾毫不留情地吞噬了大批中国劳工的生命，但同时又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的精英。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为例。他在少年时代便赴檀香山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在研究了美国历史以后，孙中山先生最推崇美国总统林肯关于“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政治主张，遂将其与中国实际结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一创举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不可限量。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庚款留学”运动。1901年《辛丑条约》所含的不平等条款中规定，中国政府要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其中美国分得三千二百多万两，约合两千五百万美元。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早期留美学生）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减少赔款，并为此与美方进行了多次艰苦谈判与外交折冲。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于1906年正式向本国政府提出“退款办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Edmund J. James）则直接用备忘录形式致信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明确指出：“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得到最大的回报。对于商业来说，精神比军旗更可靠。”[2]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国内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财富，并开始把战略发展眼光转移到更广阔的太平洋，寻求市场经济的“新边疆”。老罗斯福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美国与清政府商定，将一千一百万美元自1909年至1940年逐年退还给中国，用于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的费用，并创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其中更为具体的规定是，中国赴美留学生80%将学习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习法律、政治、经济等。庚款留学还规定，以庚款为经费的留美学生学成后必须回国。

初次踏上美国土地的中国青年学子，面对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一个开放的、竞争的社会，心情复杂而感慨不已。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往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叹。这个时期的中国留美学生，大多笃信“科学救国”。他们学成回国后，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工业发展、科学研究等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成为真正的奠基者和播火者。他们之中有桥梁专家茅以升，气象学家竺可桢，建筑学家梁思成，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化学家侯德榜、杨石先，航空学家钱学森，水利学家张光斗，经济学家陈岱孙以及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等人。以上所列，只是中国现代化大潮中留美运动的一批代表人物。

从不久前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完成的“中国现代留美运动口述历史项目”来看，20世纪上半期的留美运动称得上是波澜壮阔，其中的每一朵浪花都有自身的光彩。历史学者董正华教授在编者前言中这样写道：“在中国知识界，老一代留美学人是一个有特殊身份认同的群体，这个群体对于中美文化交流，对于自由、民主、法制等现代制度观念和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曾经起了并且仍然在起重要作用。他们来自中国各个社会阶层，通过各自的途径走上远涉重洋的留学道路。留美期间，面对中美两国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强烈碰撞、美国对内和对外政策常常造成的巨大反差以及中美关系时而友好时而敌对等等，他们曾苦苦思索。多数人毕业以后随即回国报效祖国，不能回国的也是身在异乡，心怀故土，每念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为祖国发展效力。他们的人生经历和爱国情操，是一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3]

文化的迎面相碰与交流是双向的。20世纪初开始，美国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和现代医学发展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必须看到，当时的美国和中国，从经济发展、社会财富等诸多方面来看，有着极大的差别，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更不能同日而语。两个国家的内部，都有改变自己的强大动力。但不同点在于，美国的国内力量，在改变自身的同时，有着极其强烈的改变世界的冲动。而中国从晚清的自强运动开始，全身心投入的是争取摆脱被西方列强控制的被动局面，一心希望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美国的这种改变世界的冲动，带有基督教文明和市场行为的双重扩张性。与老欧洲不同的是，美国文化和市场力量在20世纪初达成了一种较为有机的结合。美国对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医学发展的推动，主要不是由政府出面主导，而是由大财团和专业人士来践行。这里以有代表性的洛克菲勒家族为例。洛克菲勒家族靠石油起家，用现在的话说，是搞能源的，这给整个家族事业设定了一个很高的起点。1913年，洛克菲勒家族正式在纽约注册成立“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开始的宗旨就定位为“促进知识的获得和传播，预防和缓解痛苦，促进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以此造福美国和各国人民，推进文明”。陈义之高，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国际组织的宣言。191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其设立的“中华医学基金会”，在中国兴建协和医院，这是当时基金会在海外的最大一笔投资。大工业生产必然需要具备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基金会要求参与中国协和医院工作的团队必须敬业，必须有发自内心的使命感，不是对上而是对整个事业负责，在践行过程中追求可以达到的最大限度的完美。因为只有完美才会体现生命的灵动和创造力，才会有被后人欣赏和传承的可能。

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展开的公益活动被称为“慈善”（philanthropy），但是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善好施”“积德行善”等还是有着语境和文化上的区别。“Philanthropy”不是赈灾，不是施舍，不是短期行为。它要求严密的法律、法规保障来建立有效的机制。它既要唤起自身和公众的良知，又要影响社会和世界。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就像是跑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在跑，在实践“philanthropy”这一理想。在这个跑道上，昔有洛克菲勒、卡耐基、福特，今有比尔·盖茨、巴菲特以及许多献身于这一事业的人。他们的着力点，在健康、教育等这些很基础但是也很能凝聚人心的领域。

美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既如此密切，那么美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在现代中国人看来，这是个动感情的问题。美国似乎总是与中国人的痛苦和希望联系在一起。中国人在看美国时，总是难免受到一个复杂多变的外部世界和一个同样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制约和影响。由于中国在近代受到了太多的欺负，中国人在看外部世界时很难完全摆脱历史的阴影。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1944年至1945年间访问美国之后，曾写下如下文字：“大英帝国的扩张时代已经过去，成了年，有的是心平气和、冷眼看世的神气了。”但像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文化，配上无比的强力，毕竟不是件太可放心的事。何况，若是拓殖的心理没有修改，他再度的扩张，是否是世界的幸福呢？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300年前的北美了，没有文化的真空区了。若是按照18、19世纪的老方法去扩展的话，说不定会遇着很大的阻力，把人类在封建制度下所解放出来的力量消磨在无谓的争斗之中”。[4]历史学者章百家在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后曾说：“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在于旧的对外交往体系的彻底崩溃，而在于它刚踏入新的国际社会时一下子就被抛到了最底层，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在两种国际体系交错的过程中，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和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与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融于中国人心中，交替起伏，因时而异。”[5]这段话，高度凝练而透彻，道明了中国人同美国人交往中在心理层面上的一层特殊的历史积淀。不过，美国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与美国人对国家悲剧的全然无知之间是一道巨大的鸿沟。

如何处理精神遗产，尤其是跨文化的精神遗产，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大课题。这个课题，中国人做了一百多年。

二　众口纷纭话美国

在世界历史上，美国用了两百多年时间，从一个前殖民地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确实是一大奇观。对此，世界上不少有识之士都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思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最初关于“美国特色”的描绘和概括，是由一位法国人完成的。1831年，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赴美国考察。1835年，其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问世。这本书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仅法文版就出了17版，另外还有英、德、俄、荷兰、匈牙利、意大利、丹麦、西班牙、瑞典、塞尔维亚等文译本。日本明治维新后，这本书也很快被翻译介绍。

《论美国的民主》是一本政治理论著作。它在美国大受欢迎。当时美国还在立国阶段，西进运动尚未开始。一位法国人来给美国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拔高和总结，符合当时美国发展的需要。在美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法国一直是坚定的支持者，而托克维尔又以批评“旧大陆”，到“新大陆”学习取经的姿态阐述“美国特色”，这给美国的“自我认同”树立起一个增强自信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创新，既有欧洲思想的底色，又有美国实践的新内容。自此以后，在美国著名大学的政治系中，这本书无一例外地被指定为必读书。一些政治人物甚至与它终生相伴。一位身居高位的美国政界人士曾告诉我，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仔细研读一遍《论美国的民主》，在他看来，这本书几乎与《圣经》一样重要。

在绪论部分，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地说：“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我没有费力就发现这件大事对社会的进展发生的重大影响。它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6]在观察美国并回顾了法国及欧洲的历史之后，托克维尔看到了一种世界潮流，即“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7]。

《论美国的民主》在当时的美国和欧洲同时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在精神理论层面创造了一套新的说法。美国人看到了自己不同于旧大陆的新使命，而欧洲则知道了同样的宗教使命感背后的新故事。《论美国的民主》总结了欧洲思想的美国实践。它揭示了世界历史在基督教世界中的一段进程：欧洲人曾用战争的手段去推动社会的变革，但美国人却主要依靠非战争方式在实现欧洲的理想。“17世纪初在美洲定居下来的移民，从他们在欧洲旧社会所反对的一切原则中析出民主原则，独自把它移植到新大陆的海岸上。在这里，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同民情的一并前进中和平地发展为法律。”[8]欧洲思想的美国实践是世界历史在基督教世界中的一段加速和升华。

托克维尔给美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民情做出了理论支撑，但真正的美国精神萌芽还是在美国自身的土壤中。几乎与托克维尔到新大陆旅行同时，一位美国年轻人开始了他的欧洲行程。这位美国人就是日后被称为“美国文化之父”的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1836年，爱默生在他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自己的诗歌呢？为什么不能有靠自己的洞察而非受制于传统的哲学呢？为什么不能有开启我们心智而非基于他人历史的宗教呢？我们在自然的环抱之中，自然那充盈的生命泉水在我们四周流淌，自然赋予我们力量，而自然本身的力量又激发着我们的实践与之同样宏大饱满。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过去那干枯的骸骨堆里摸索，或从旧衣橱里拿出陈年古装披在活生生的一代新人身上？太阳在当空照耀，田野上有了更多的羊群和亚麻。我们四周是新的土地、新的人、新的思想。让我们去追求我们自己的事业、法则和崇拜吧。”[9]爱默生的独立精神气质和演说才能，深深感染了19世纪中叶以后的美国人。到美国西进运动完成，南北战争结束，经济和社会发展高速行进时，美国人在精神上开始标识自己的新高度。美国人要自己来说美国了。爱默生已经给这个美国话题打上了一层大众的底色。他在著名的《美国学者》一文中说：“穷人的文学，儿童的情感，街巷的哲学，家庭生活的意义，这些都成了当今的话题。这是巨大的进步。”“我不索要伟大、遥远或浪漫的题材，不在乎意大利或阿拉伯发生着什么，也不在乎古希腊的艺术或中世纪普罗旺斯的吟游诗歌。我拥抱平凡，探究、尊重并亲近日常与低微的事物。”[10]19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开始大工业化阶段，相伴而来的是文化的繁荣。报纸杂志大量发行，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在各地兴建，大学蓬勃发展。这些自下而上的文化建设，给日后美国人自己说美国奠定了丰厚的人力和精神基础。

待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打完，美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并同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展开“冷战”之时，“美国人自己说美国”发展成了“美国学”。这个新学科，没有打破托克维尔设定的理论框架，没有抛弃爱默生打下的精神底色，但是在种族研究（尤其是美国黑人研究）、妇女研究、自然生态研究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不断有“新边界”的出现和创新。大学还是形形色色各种新说法的大本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要逃离纳粹迫害，大量欧洲移民，尤其是犹太移民来到美国。他们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领域扎根，战后便成为各种美国思潮和论说的引领者。可以说，这是又一轮欧洲思想的美国实践。大西洋两岸的精神联系，剪不断，理还乱，但是不断地创新，还是始终贯穿在过程之中的。这种创新，来自于丰厚的精神资源以及物质资源。

历史仍在前行。世界变了，美国也在变化。现在参与评说美国的，不仅有美国的声音，更有世界各地的声音。即便在美国国内，也是众说纷纭。树大招风，千真万确。

一个稍有讽刺意味的故事是，2004年，法国知名学者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evy）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的邀请访美，沿着一百七十多年前托克维尔的线路重新考察美国。当时美国已经借“反恐”的名义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欧洲舆论对此一片讨伐声。列维在考察以后，认为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已经膨胀成无视一切的至上傲慢。2007年，他出版《美国的晕眩——踏着托克维尔的足迹之行》一书。列维认为，“当个人主义的种种升级达到其高潮时，它不是让人们陶醉于他们的自立，而是使他们沉醉于他们的独立不依，使他们割断了联系他们之间的纽带，以及他们与政治共同体的纽带；它把人们化约成无数的人群中的一分子，所有人都一模一样而平等，强迫自己不停地追逐那些微不足道的、粗俗的快乐，以填补其灵魂的空虚”[11]。在列维看来，鼓动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们，是一群怀有“民主十字军”心态的知识分子，体现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新翻版。[12]另一位法国评论家这样批评新保守主义：“他们喜欢民主、秩序和军队；他们讨厌共产主义、基辛格和联合国；他们赞成杜鲁门、里根和托克维尔。”[13]

为什么相隔一百多年，同为法国人的托克维尔和列维对美国的评价有如此巨大的差别？这很值得旁观者思考。一个基本可以肯定的事实是，美国人还是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视作经典，而法国人已经不完全承认了。变化究竟出在哪个环节上呢？

批评也来自亚洲。2005年，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出版《走出纯真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Beyond the Age of Innocence—Rebuilding 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World）一书。他分章叙述了“美国如何惠泽世界”“美国如何祸害世界”“美国与伊斯兰”“美国与中国”，并提出要对美国力量进行管理。他指出：“美国历史上最初的两个世纪给世界带来的是希望。美国几乎一直都是一个温和的大国（大概只有在拉丁美洲除外）。美国通过其思想、价值观和管理体系征服了世界，而不是通过武力征服了世界。”“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它却是为应对被自己所改变了的世界做准备工作做得最差的国家之一。”“一个古怪的悖论是：美国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度，然而，美国人好像应归入对国际事务知之最少的民众之列。”“本书的希望之一就是使美国社会明白，每一天都有几十亿双眼睛在观察、研究和评判美国。”[14]此言不虚。2006年深秋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适逢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人在众议院中大胜。我与马凯硕这位新加坡朋友驱车在华盛顿西北使馆区一路行驶，见到每一座外国使馆都灯火通明，人们在彻夜加班，向各自国内发回报告。我当时感叹说：“一个国家的纯内部政治，能这么折腾全世界的，也只有美国。”

三　美国的特色和传统

美国的特色和传统，由历史凝成。从建国开始，甚至可以说从独立战争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都在思考如何协调并处理好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这里有几个根本原则，或者说核心价值观。首先是个人的定位。在美国人看来，个人的自由是神圣的，是上帝的赋予。个人可以根据这种自由来表达意见和心声，结交朋友和组织社群。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而对制度作了清晰而严格的设计。权力不得滥用，自由要得到保障，但是，民主不是无法无天，民主意味着许许多多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些责任，无论是个人与他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都应该由订立契约的方式来落实和完成。

1620年，由欧洲移民乘坐的“五月花”号帆船在新英格兰登陆。当时已是冬天，恶劣的气候和生疏的地理环境迫使这批移民只能选择就地为营，建立一个简陋的临时定居点。“五月花”不仅载来了一批移民清教徒，还带来了一种精神。在登陆以前，船上的所有成年男子共同签约，表示“自愿结成一个公民自治团体，为了我们自身更好的秩序与生活，也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将随时制定最为适宜和符合殖民地共同利益的公正而平等的法律法令，以及有关的公共职务”。这一后来被称为《五月花号公约》的集体约定，不排座次，不分卑优，强调自愿结合并依法行事。在美国，移民的故事成千上万，唯独“五月花”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也奠定了美国民主的精神基石。它被后来的一代代美国人传承并演绎下来，在精神层面不断得到强化。它反映了美国价值观的基本要素：平等、独立、自由、依法、实干，在上帝面前，人人做好自己。

《五月花号公约》依靠的精神道德力量是上帝，强调个人自由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依法行事同样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五月花号”的具体故事，进入了历史教科书，而基督教文化，尤其是清教文化，则真正渗进了后代美国人的精神世界。美国早年的乡村，连接着许多欧洲大陆上的精神文明碎片，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基督教文化。我们看到19世纪中叶美国西进运动时的一些版画，任何新的定居点设立时，都只有两个公共设施，一是学校，二是教堂。所以马克斯·韦伯说：“美国是最世俗的，同时又是最信奉宗教的国家。”历任美国总统在就职典礼上，都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牧师站在一旁作证；美国政要的讲话常常以“上帝保佑美利坚”来结束；美军中设有随军牧师，最高可授少将军衔；不管什么面值的美元上，都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箴言。一位享有盛名的美国教授曾告诉我，他并不相信上帝的肉身，但是相信宇宙中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至高无上，上帝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我曾经去观察过一个美国黑人教堂的礼拜。那是一个为中上收入的黑人服务的教堂，参加的美国黑人服饰十分考究，但他们向心中的上帝祈祷时则显出与白人教堂完全不同的风格。在白人教堂里，多是圣乐低回，庄严肃穆；而黑人教堂则是歌声响彻云天，人们仰首跺脚挥手高歌，向上帝倾诉一切。在由移民组成、日益多元化的美国，“上帝”也多元化了。不过严格地说，在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还是基督教传统中的清教主义。

自18世纪末开始，美国用了两百多年时间，完成了立国、富国、强国的过程，从一个殖民地变成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中很大的奥秘在于创新。美国人的创新精神与他们的宗教精神紧密相连。19世纪上中期有一个“西进运动”，即要把美国的疆界从大西洋推进到太平洋。在“西进”时人们的口号是“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其内涵就是要依靠上帝的旨意去把握一切创造的机会。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美国的科技创新。今天，科技的创新发展已是美国向世界展示实力的重要标志。但是它的传统可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前。1743年，作为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富兰克林创立美国哲学会，它是殖民地上第一个科学组织，宗旨是促进新世界中“有用知识”的传播。创立这个组织时，富兰克林只是一位印刷工人。其他重要的“建国之父”大都是这个科学组织的早期成员，如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托马斯·潘恩等等。这个完全始于民间的组织，在美国独立后的五十年间却执行了国家科学院、国家图书馆与博物馆甚至国家专利局的职能。到19世纪后期美国工业迅猛发展起来后，洛克菲勒、卡内基等既有财力又眼光远大的美国人向美国的天文学研究捐赠巨款，建起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天文台网。美国的科技研究和创新，始于民间，在许多方面得力于民间，这是相当有美国特色的。当然，随着国家的发展，联邦政府也在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冷战”开始以后。托克维尔曾对这些既满怀创新精神又重视埋头实干的美国人做了一个生动的评价：“就是这些没有发现过力学上任何一条一般定律的美国人，却将使世界面貌大为改观的蒸汽机引进了海上航行事业。”[15]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在美国有很大读者群的《读者文摘》曾经这样描述过在美国从事科技事业的人文景观：“很清楚，正是美国，它曾经一度认为有几个科学家就够了的，已经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成一支科技队伍，全世界还没有人像他们这样多产、这样花样繁多，这样聪明能干。配备在各实验室、天文台、原子撞击器和其他种种研究设施的有五十万善于钻研的科学家和一百万工程师——大约占全世界科技界中第一流专家的四分之三。”[16]自那时起至今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完成了又一轮新科技革命。在信息技术、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太空探索、新能源等许多领域内，美国都占有超前和引领的优势，拥有顶尖的专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杰出人才来自世界各地。

不断创新需要不断质疑。美国是在不间歇的质疑、批评、争论和激辩之中发展到今天的。如今，我们对美国两党政治已有较多的了解，尤其对选举政治中两党的攻讦和较量印象深刻。美国的媒体、电影、电视中，有大量与此相关的内容，最近热播的《纸牌屋》即为一例。然而，我们还需要超越这些表面故事，了解这些政党政治后面的社会思潮，因为它们才是不同的美国人有不同行事方式和路数的由来。对于这些主要的社会思潮，我们都可以在美国建国之初找到其根源，更可以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看清其演进脉络。它们都以“上帝的召唤”为旗号，但又针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和政治议程发声。

概括地说，美国社会传统中一直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类别。1986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出版《美国历史的周期》一书，在书中他引经据典，阐述了美国建国两百多年中的“周期现象”。他介绍说，在建国初期，美国社会基本上以十二年为一个周期，在开创未来和回归传统中循环，而到了20世纪，循环的节奏则变成了三十年一个周期。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这一研究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根据他的“历史周期律”的判断：到90年代，大众将会把改革创新的一代推向舞台。“90年代将是一个转折点，在肯尼迪年代中得到政治成长的男男女女会来实现这个代际更换。”[17] 1992年底的总统大选中，以“肯尼迪为榜样”的比尔·克林顿胜出，伴随他入主白宫的，是他的妻子希拉里·克林顿。

历史学家不是算命先生。小阿瑟·施莱辛格的判断，虽然依据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但是细读他的书，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精神传承。他的立论基础，还是来自“美国文化之父”爱默生：“保守党与革新党把一个国家分成了两部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自古以来，这两个政党就一直在争论世界到底该属于谁。事实上这种争论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主题。”“这两党此起彼伏，对抗的激烈程度一如当初，只不过换了新的名义和新的人物而已。”[18]

这种周期，是一种现象，还是一个“定律”？当前，经济全球化使商品、资本、人员、技术与文化的流动更加多元、频繁、密切、多向。世界的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宽广。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同时也是受全球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美国国内看到缩影，或是找到直接和间接的反映。“9·11事件”的发生既对美国国内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美国进一步卷入世界事务。在历史力量的强大冲击下，天性乐观的美国人也表现出了谨慎：“在不断累积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压力之下，国民价值的结构也许在周期性的和快速的转变中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何时发生和走向何方，是历史无法预测的。”[19]

历史无法预测，但是人类必须面对未来。

四　面对未来

2000年以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经五次专程到北京大学与青年学生们见面并深入交谈。他在2012年给我写信，希望能得到与北大学生座谈的文字整理稿。他说，至少要让即将到耶鲁大学就读的孙子看到这些记录，并知道在大洋的彼岸，有着一批多么优秀的同龄人。

北大的学生的确给基辛格博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一次讨论中，学生问这位美国资深政治家：面对未来，中国和美国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基辛格回答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超越传统。

超越传统，绝非易事。如仅就自身变革而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和美国都做了许多努力。可以说，中国对自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结构等诸多方面的自我超越的力度和深度，实际上要超过美国，有时甚至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超越传统，并以“周期性”方式保持着平衡。但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和美国的发展，并不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如本讲一开始点出的，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内部，都有着改变自己的强大动力，但不同的是，中国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着力于改变自身，并为此不懈努力，而美国的国内力量在改变自身的同时，有着极其强烈的改变世界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外化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时候，往往会触发世界地缘政治、经济联系以及文化传统中的结构性和深层次矛盾，引起动荡和不安。

从根源上讨论，美国这种改变世界的冲动与其精神文化有关。在国际政治中，知“形”易，懂“神”难。不同的精神文化主要由不同文明内部各种养分长期滋润、培育和积累，外力很难改变。人类只能在全球视野的不断拓展中，积极为自身精神文化寻找和开拓更多的绿地和甘泉。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变革的动力始终来自内部，但也都需要在更大的空间中发展。

任何传统的东西，都必须经受现代化的洗礼。现代化不是美国化。现代化是一个可以无限拓展的未来世界，它既包含物质层面的内容，更需要精神层面的高度。

值得乐观的是，与前人相比，时代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与空间。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