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万里赴北京寻医记：四十年前，北京神中医给了我三哥重生

1956年的一天下午，木忠兄到义顺老店，约三哥一道去华侨中学参加华校生的反政府关闭中学联的示威活动。二哥知晓后，坚决反对他们去。

但他去意已决，跟着木忠就要启程。

“别去三弟，一天哥哥带你上北京去，到天安门广场，看毛主席像去！”二哥无计可施，指著天说了这话。

三哥自然没听，两人走到巴士车站去了。

作者提供照片 以后二哥常惦记着这话：“一天，哥哥带你上北京去。”想像著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对红墙上挂着的一个伟人的相片。远看，自相框自里向外，竟射出一道道万丈金色的阳光。此景，和抽屉里的久藏的一枚胸别针，一个模样。

但激情一过，回到现实，总在赚钱事业上和钱堆里打滚，这个带着弟去北京的梦想，像一颗天边的一颗星星，在夜深人静，总在遥远的天际上，一闪一闪的发光。

说也神奇，二哥的愿望却在25年后，在万想不及下实现。尽管那是在极大的苦难中实现。

1980年的九月天，五哥开着车载着妈和我，从义顺老店，直奔去淡申医院（那时叫六间医院）。

在医院门口，碰上了下楼来的二哥，三嫂和大儿子国祥。

“最多活半年！”二哥直奔主题。

“医生是这么说，像从巴刹买来的猪肝，下锅入滚热的水中煮过，捞起来便是一木块般的熟肝。我们在临床上称之为：木肝，就形象地说，方便你们理解吧！”。

外科医生托一托眼镜，咽一口水再说：

“手术房内，我见到这景象，临场当机立断，把掀开了的肚皮重新盖上，保留肝脏原封不动，然后重新缝回，切开的伤口。”

他扯了扯胸前的蓝色领带，再说了一句方便我们所能理解的话：”就是华佗在世，也措手无策”。

抛下这话，他走了。

三嫂依在墙头一边哭泣，一边牵着十二岁的国祥。那男孩一脸苍白和无助。后来，男孩患上了忧郁症。

大家听完，知道大难当头，上车回义顺老店。车上妈问我，刚才二哥那句“华佗在世”，什么意思？我无言以对。

爸爸买的在义顺老店，座落三巴旺路和通益小路的交叉口，义顺电影院的前边。港脚（义顺的旧名）的鼎盛时期，这方圆几千平方尺的几十间店面，即是镇里中枢地段。优越的地点和交通方便，老店便是我家行动的大本营，即使多数家人，还住在黄莉山农地上的亚答厝。

店前的五脚基，常有三两成群的人。车还没停进门口，在路上的远处，看到了五脚基上的木忠和才雄兄，还有一位肥胖的中年人。

车刚停下，那白衣胖子走向二哥的车前。

“痞阿，你看需要我打电话给我北京的弟弟？”。“痞阿”是二哥的小名，长著大肚皮的白衣人说了。

后来知道，他是原来培英学校的黄汉津校长。他有一个弟弟，从小立志要当医生，怎料到林友福政府却立了法，要每个青年得入伍当兵。这不得人心的法案遭受国人的激烈反对，终于1954年引发了大骚动。当时流行着一顺口溜：“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黄校长的弟弟黄汉源于隔年，便秘密得和几个同学结伴，投奔中国大陆，从此音信全无。 时光一晃过了二十几年，久无声息的黄汉源，突然冒了出来，并传来好消息，他已经是协和医院的外科专家。他的志向和理想，最终在万里之外的北京实现了。

一伙人进了店，对着黄校长的电话本，二哥拨通了电话。因少打长途电话，黄校长在话筒前喊话。大家见状急忙走开，生怕话费会因人多而涨高。场外听到的是，他移开话筒时说，“我弟的意见是，送人到北京去，找一位盛名的中医肝脏专家。”

“那专家叫什么名？”二哥按耐不住急劲。

“关幼波”远处传来转而在话筒旁吐出了，不快不慢的三个字。

听了我对妈说，这是那号神仙呀？连戴领带的西医都束手无策，难道关郎中的葫芦里，装了神仙药？

可是面对灾难，我们也没回旋之地。几天后，把病重的三哥从医院接了回家。接着，我们家人共同出钱出力，让二哥订了三张机票，由他带着三哥嫂，一块上北京去见关郎中。

接着九月底的一天，我们一家人和几个关心的好友们，到巴拉里芭机场为他们送行。

要上飞机前，二哥一脸的紧张，但其中也挂着一丝深藏不露的满足感。我马上想起木忠说出的，近25年前，那段往事——“三弟，一天我带你上北京去。”

这话像天边的一颗星星，总是镶在机舱的玻璃小窗上半部，忠心耿耿得在窗前一直陪他们飞到北京。 日后的事，只在二哥的来信中知道：

九月底的北京，天气进入初冬，虽是初冬，还是我们热带人不能忍受。

正如毛主席的诗中所言：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机上的一程颠簸,三哥不能适应，航程中不断咳嗽。 下了飞机在北京机场，马上送往北京医院。

在冰冷的急诊部里，医院派出一个极有资格的外籍医生，她是个苏联的女医生。

嵌在金色头发之下的一双蓝眼睛，炯炯有光。她冰冷的听筒，在三哥肿大的肚皮上滑动，再仔细书写临床报告。之后支开三哥，她贴近二哥耳旁说话：

“看到你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又看在病人辛苦，我好心劝你们，买飞机票，赶快飞回去吧。免去病者接下来的痛苦。”

那带苏联腔调的，说出满口的伤心话。 三嫂站在一旁，听着这轻声细语，然后依在墙头，她情不自禁得落泪。颠沛流离的人们呀，总要走到天涯海角的陌生地，然后找不到一个落脚处呀。

医院窗外远处的是，东单的万家灯火。天际线上的浩瀚星空上，天边的那颗遥不可及的星星，一闪一闪得发光。

找了一家有暖通的宾馆，三人在北京渡过，伤心欲绝的第一晚。

见到黄汉源是隔天的协和医院里，他当着老乡们前，打电话给关医生，可见他们交情的不一般。关医生在电话上说了八字：“事不容迟，马上过来。”

见到关老中医时是午饭后。他戴了一副黑框眼镜，满头的白发。一脸的和蔼可亲。他不用冰冷的听筒，却伸出温热的三只手指，贴在三哥的左手听脉，再贴转至右手，又回到左手。

那白皙如玉的三只手指，简直就像一位音乐指挥大师的手指，异常的灵巧和敏感，更像巨型的哈雷太空望远镜，装有三个精确的传感接收器，在太空测量中保持非常准确的测量，能在无限深邃的银河系中，测到亿万光年外所发来的信息。

关老中医的三指头上，铺满千万根神经线，从手中传来的一波一波的脉动中带的信息，准确诊断了三哥的肝脏病状。

“张口，吐舌”

老中医笃定的声音，让三哥顿然间找到信心。

一番的思前想后，是与非，正与邪，对与错，错综复杂的辩证，分析与归纳，推论与总结之后，他嘴边冒出一丝笑容，自信得对二哥说道：“你弟生有大幸，在他哥你的穷追不舍得投石问路，通过黄医生找到我来，真是命中大幸。他即在我手中，必有希望！”。

二哥和三嫂一听，心中一块大石一瞬间化为乌有。

接着，在一张淡黄的草纸上，他提笔疾写。口中却念念有词，右手五只，不断点顿屈算。

很快的，纸上出现了20多种草药，药名下端较小字体标明著药量。那一排排龙飞凤舞的字体，像一群二十几匹神马，在粗糙的纸面上，朝着一个有阳光的方向，奔腾冲刺。

抓足了一周的草药，三人回到宾馆。三嫂找来一个草药炖锅以煮药。第一贴下肚后看不出什么，只听三哥，屁声不断。

三天后喝下连续三贴后，他已可吃完一个的北京馒头。一周过去，回复诊前的早上，三哥胃口好多了，吃下一碗稀粥和三个馒头。

复诊当天，关老中医一口气开三个月的药份。递著那药单，三人预知是见关佬的最后一次。两兄弟牵着他的手，在不断得答谢声中，倒头走着出了门。

回国前一天的早晨，二哥带着弟嫂，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早上六点正的升旗礼。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第一道曙光照在广场上，场上响起一片掌声和奏起庄严的国歌。国歌后，竟也加奏另一震撼着广大的海外华侨的，一首歌曲《五星红旗》，在场上的一片歌海中响起：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当唱到“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时，二哥抱着弟弟，流下了炽热的眼泪。

“三弟，一天我带你上北京去！”。那话像天边响起的一记巨雷。 尾声： 回新加坡后。三哥开始以每天喝一贴，后转两天一贴，再往后便是每周一贴。

三哥一直活到1999年，多活了十九年。

以此文纪念我的二哥和三哥：青春无忌的梦想，换来精彩亮丽的人生。

作者：进来（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