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王金强：大宗商品定价中的美元霸权分析

王金强：大宗商品定价中的美元霸权分析

作者：王金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引子

国际大宗商品的权力政治属性, 决定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越来越成为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问题。

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的形成从来不是市场机制单独发挥作用的结果, 而是国家与市场相互作用的产物。

一种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的稳定性, 不仅要看这一机制能否适应世界市场的发展变迁, 更取决于权力基础上的国家利益分配格局。

当下,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结构成为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的核心与关键。

美元作为大宗商品市场交易的金融支柱, 其大宗商品-美国的回流机制和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决定了大宗商品的价格直接受到美元霸权的控制。

美国可以通过美元支付结算体系、大宗商品交易的美元回流机制和国内的货币政策, 掌控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

同时, 国际贸易的金融化又进一步强化了美元霸权对大宗商品交易价格的控制权, 美国利用其在国际期货市场的中心地位, 主导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中国必须借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 从国内外金融体系的完善出发, 加强大宗商品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完善, 提高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的话语地位。

大宗商品在地缘政治与经济中的重要性, 使得大宗商品除了其商品属性外, 越来越包含了地缘政治的权力因素, 定价权已成为发达国家主导大宗商品分配的主要方式。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 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博弈此起彼伏, 中国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本文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 剖析美元霸权与大宗商品定价机制间的内在关联, 进而寻求破解中国实体经济“贵买贱卖”这一国家经济安全困境。

一、文献回顾

大宗商品定价问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关大宗商品定价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 思潮, 它重视国家对经济 (贸易) 的全面干预, 强调通过贸易定价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之后,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的《制造业报告》 (Report on Manufactures) 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Infant Industry Theory) 强调, 国家应该通过保护国内市场定价实现国内生产力的发展。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崛起证明了国家保护对贸易定价的重要性。

受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对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的研究长期局限于市场机制的分析。詹姆斯·穆勒和萨伊的自然均衡理论告诉我们, 市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愿意出售和购买数量的多少主要是随着他们接受和支付价格的波动而变化的。宏观经济学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理论, 将总需求扩张 (Aggregate Demand Expansions) 看作决定均衡产量和价格水平的有用工具, 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调节会实现产品价格的动态均衡。这些经典论述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结论, 那就是:供求关系的变化决定了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方向,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不存在定价权的问题。但由于大宗商品的特殊性, 其供需关系的平衡还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有效性, 即需求者的消费倾向以及需求者所处的层次水平;另一个是稳定性, 即经济运行的外部形势变化以及国家宏观政策的走向。例如, 爱德华多·伯仁茨特恩 (Eduardo Borensztein) 对1970-1990年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数据进行了研究, 认为科学技术的革新促使大宗商品供给数量的增加, 致使大宗商品的价格不断下降。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基利恩 (L. Kilian) 和卢锋等认为, 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需求”的快速发展是2l世纪大宗商品价格攀升的主要原因。格雷戈里奥 (José De Gregorio) 对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他强调, 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与预期和现期通货膨胀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和汇率水平都存在直接关系。这些成果基本都是总供给-总需求框架在大宗商品价格水平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 未来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将继续受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和实体经济因素的影响。但在现实中, 大宗商品的价格经常出现非理性波动, 无法反映出实际的供需变化。

例如, 中国生产的铝产品价格低下, 原因是初级产品, 但同样是作为初级产品的铁矿石, 西方却以资源为由抬高其价格。这种双重标准的设定俨然超越了传统的供需结构这一解释范畴。

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一度成为大宗商品定价的主流理论, 该理论倾向于将微观层次的企业规模、技术结构等视为国际分工和贸易定价的关键。在不完全市场竞争下, 优势市场主体对特定商品存在一定的价格制定能力。商品价值链 (Value Chain) 理论也证明了定价权的存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迈克尔·波特 (Michael E. Porter) 将价值链看作是“一个产品从设计到最终消费者使用及后续过程所涉及的所有企业的活动”, 包括设计、生产、营销、分销和向最终消费者提供支持服务等多种活动。由于一种产品的生产日益被分解在不同国家完成, 21世纪的世界经济合作与竞争越来越强调价值链分工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在大宗商品定价中, 该理论特别强调在某产业关键环节中最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对贸易定价的影响。也就是说, 大宗商品的最终定价不是体现在最终产品上, 而是体现在某个阶段、活动和任务上。约翰·塔尔博特 (John M. Talbot) 以速溶咖啡为例, 证明跨国公司通过对拉丁美洲速溶咖啡不同生产阶段贸易利得的控制掌握了这一产品的定价权。

为了更好地说明权力结构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国际政治学者还对权力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区分。

地位和作用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地位表示的是权力在系统中的纵向排列次序, 反映的是权力与其他概念之间的等级差异。政治学者对国际关系的分析首先要涉及到权力本身。因此, 权力在国际政治中被赋予极高的地位, 有些著作家称它为该领域的“中心概念”。而作用指的是事物在系统中所具有的价值, 反映的是事物的功能和效力。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绝非单指一种实力, 更重要的是特指一种“影响、支配关系”。西方学界广泛认可的是罗伯特·达尔 (Robert A. Dahl) 界定的权力作用, 即“A能让B做他自己不情愿做的事情的程度”。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使用权力, 意味着他或她拥有一种用来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能力。正如爱德华·卡尔所说的, 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只有那些最浅薄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较早认识到了权力与贸易定价间的关系。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从不对称性相互依赖出发, 认为不同国家在相互依存中的差异是国际政治权力的重要来源。由此可以得出解释, 定价权本身就反映了国际社会行为主体间的不对称关系。依附论认为, 定价权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的手段。中心国家利用其权力优势形成对国际贸易的垄断, 以强制性的分工和贸易定价政策, 将外围国家的具体任务限定为工业大国原料的提供者。多斯桑托斯则将定价问题从贸易领域转向生产领域, 他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导致了国家间价值的无偿转移, 根源是国际资本对国际雇佣劳动的剥削。在苏珊·斯特兰奇看来, 定价权属于一种结构性权力, 权力拥有者可以无需通过直接施压就能够扩大或缩小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这些都是从权力视角对大宗商品定价问题进行研究的经典论述。

另外, 还有学者从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出发, 认为大宗商品定价机制是霸权国主导下的国际公共产品。

迈克尔·克莱尔 (Michael T. Klare) 强调, 国家对能源的竞争与争夺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湾战争后, 美国牢牢控制了国际石油价格, 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类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国内学者也越来越多从霸权与国际体系的稳定视角, 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进行剖析。张建新、李纪建等分析了石油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属性, 认为定价机制是一种利益分配格局, 石油利益怎样重新分配, 取决于国家实力和国际政治格局。张宇燕、管清友等人的研究发现, 原油价格长期变化的趋势反映了世界能源格局中原油消费大国美国和资源控制主体石油输出国组织之间权力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从而表明国家间的利益博弈才是导致油价波动的根本。由此可见, 一种国际定价机制的形成往往是霸权国或某个强势集团有意识地扩充实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一国强化对全球定价观念、定价议程和定价模式的控制, 并将符合自己利益的定价制度强加于他者之上。

从当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趋势来看, 大宗商品的价格越来越与市场的实际需求相脱节。换句话说, 市场并非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唯一因素, 这与大宗商品的权力政治属性是紧密相关的。

二、大宗商品的权力政治属性

大宗商品 (Commodity) 主要指用于工业和农业生产与消费的大批量交易的物质商品, 一般可以根据其自然属性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类大宗商品;二是以铁矿石、橡胶为代表的工业原材料;三是以有色金属为代表的工业品, 如铜、铝、镍、锌、铅、锡等;四是以金和银为代表的贵金属;五是以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农产品, 包括稻米、小麦、玉米、大豆、糖、棉花和咖啡等。结合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除了单纯的商品属性, 大宗商品的权力政治属性越来越受到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首先, 战略性大宗商品的地理分配极不平衡。国际大宗商品供需结构的错位源于地理分配的不平衡。以原油为例, 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地带的中东地区石油储量最为丰富, 占全球总储量的47%。而作为主要的消费区, 亚太地区的石油储量仅占世界总储量的2.5%, 而且还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和中亚地区。贵金属的黄金矿藏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南非和俄罗斯地区;世界的银矿分布也不平衡, 主要分布在墨西哥、秘鲁和中国, 三国的银矿储量占世界的48%以上。农产品种植分布中, 大豆、玉米主要集中在北美和南美地区。地理分布的不平衡导致局部国家和地区战略地位的上升, 进而成为引发地区冲突的重要根源。因此, 地缘政治学往往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 石油和天然气的丰富储量导致南海地区战略性地位的上升, 引发周边国家不断挑起主权争端, 增加了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地理分布的不平衡导致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极易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这种外部环境不仅包括自然因素, 更重要的是受大国政治变化的影响。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供应主要考虑虫灾、地震、旱涝等自然灾害影响。例如, 2016年上半年, 受厄尔尼诺影响, 巴西出现的干旱天气和阿根廷的洪涝影响了大豆的产量与质量, 导致大豆期货由之前的851.25美分/蒲式耳上涨至1176.5美分/蒲式耳。与自然因素相比, 地缘政治变动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更为明显。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 大宗商品地理分配的不平衡凸显了远洋交通运输安全的重要性。随着大宗商品生产的日益集中化, 消费市场远离生产市场, 大宗商品运输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 控制运输通道在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16条远洋运输“咽喉要道”都是大宗商品运输的必经之地。当大宗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世界化之后, 相关国只要在这些通道及其周边保持军事和政治影响, 就可以掌握大宗商品在全球范围的流向和价格走势。

其次, 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就必须考虑地理分布对大宗商品供应链安全的制约。大宗商品是财富的象征, 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必要的消费品, 是国际贸易的重要部分。同时, 作为一种战略物资, 大宗商品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原料, 对于国家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那些大宗商品需求国而言, 大宗商品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和军事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大宗商品的稳定供应是政局稳定的保证。因此,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对能源供应的依赖决定了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原材料成本和通货膨胀, 诱发经济结构风险。例如, 粮食价格过高, 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成本, 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若粮食价格过低, 则会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 影响粮食种植的面积和产量, 进而影响一国的粮食安全。橡胶、铁矿石等工业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会提高企业的运营成本, 进而传导至下游的钢铁建材、汽车、造船、机械制造等行业, 造成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被他国控制, 本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空间就会被进一步挤压, 国内的经济抗风险能力也会进一步下降, 最后丧失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所以, 大宗商品匮乏国家在制定对外经济战略时总要考虑金融、贸易、产业等综合因素, 将大宗商品的稳定获取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目标, 不仅要考虑国外生产国的地理位置, 还要考虑双边及其地区形势, 等等。日本作为一个能源和工业原材料的主要进口国, 不仅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计划, 而且广泛参与美国主导的海外军事活动, 最大程度确保其能源运输线的安全。可见, 大宗商品的供应与运输已成为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地缘战略性问题。

再次, 大宗商品的稳定供应是大国经济外交的重要工具。国家在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大宗商品的分配格局。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互动的角度出发, 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经济秩序的形成本身取决于权力的分配。罗伯特·鲍威尔 (Robert Powell) 强调, “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将最终造成力量分布的变化, 这必然导致力量分布和收益分配的不对称……结果, 新兴大国必然要求现状要按照它的利益来进行修正”。

对于那些大宗商品生产国而言, 大宗商品的生产与供给是获取其政治与军事目标的重要手段。

资源出口国主要通过国有化、提高合作进入门槛、增加交易税费等方式, 加强对大宗商品的控制, 再以大宗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为经济武器, 提高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例如, 中东国家在中东战争中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进行石油禁运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强硬态度,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俄罗斯的资源大国地位。为强化俄罗斯能源出口对欧洲市场的影响, 俄罗斯通过修建北溪、南流两条天然气管道, 使这种国家资源短期内难以改变过境俄罗斯进入欧洲市场的状况, 努力保持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之后, 虽然欧美都对俄罗斯采取了经济制裁措施, 但欧洲的态度明显要比美国的强硬态度缓和许多。欧俄的经济密切程度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天然气的供应上。俄罗斯曾先后于2006年和2009年两度切断乌克兰转输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而欧盟1/3的天然气供应量依靠俄罗斯, 这也是饱受能源短缺之苦的欧盟不得不在美俄大国博弈中寻求战略平衡的经济根源。

最后, 对大宗商品的竞争与控制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在全球政治层面, 大宗商品的供需变化日益和全球治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必需品, 稀缺性是大宗商品的第一特性, 所以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大宗商品的竞争性。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 (Lionel Robbins) 在论述稀缺性时指出了人类生存条件的四个特征:第一, 目的多样性;第二, 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和时间有限;第三, 时间和手段可以运用于不同目的;第四, 各种目的都具有不同的重要性。也就是说, 稀缺性是相对于人类无限的需求而言, 人的需求具有无限增长和扩大的趋势, 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就需要更多的物品和劳务, 从而需要更多的资源, 而在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 手段和时间总是有限, 相对稀缺的资源与人类追求绝对增长的目的之间的矛盾就造成了资源的竞争性。所以, 稀缺性是大宗商品本身固有的特性所造成的, 其直接后果就是竞争的必然性。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体系导致国际权力结构中缺乏一个具有分配能力的政府。这样, 决定大宗商品市场运行规律的经济和财政因素, 也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

在国际关系中, 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纷争大多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竞争性所导致的。

由于各个国家的资源总量是相对固定的,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 大宗商品的稀缺度越来越明显。随着大宗商品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各国对大宗商品交通运输要道的竞争也逐渐升温, 各能源需求国不断调整战略目标和政策选择, 造成区域乃至全球治理格局和机制发生变化, 从而使得大宗商品的供应日益受到大国权力竞争的影响。一旦大宗商品的生产和供应超越了一国国界, 如何调节资源短缺所导致的国家间矛盾也就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难题。

综上所述, 集资源、地理和权力三者于一身的大宗商品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概念。

大宗商品的供应与运输已成为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地缘战略性问题。利益相关国为保证大宗商品收益的最大化和持久化, 都会自愿或自觉地将符合自身利益的定价模式制度化。作为权力作用的附属品, 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的形成从来不是市场机制单独发挥作用的结果, 而是国家与市场相互作用的产物。一种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的稳定性, 不仅要看这一机制能否适应世界市场的发展变迁, 更取决于权力基础上的国家间利益分配。冷战后,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霸权日益成为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的核心和关键。

三、当代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美元霸权

金融的产生是服务于商品经济的, 但同时也被打上了明显的政治烙印。货币的铸造权由国家垄断, 发行权也大多是统一在中央政府手中。在国际金融市场中, 货币的权力政治属性更为明显。货币霸权是国际货币政治属性的最根本体现。从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来看, 国际金融体系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美元的霸权地位始终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货币霸权是指霸权国凭借其压倒性的军事、政治、经济优势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和规范在整个体系内强制推行, 从而获取霸权利润。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基本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双挂钩”体制的建立标志着美元国际化的确立。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给美国带来了诸多经济上的收益和政治上的便利。美国不仅可以获取源源不断的廉价资金, 还可以通过铸币税让其他国家为美国提供实际资源。这种经济上的好处外溢至政治领域, 就形成了“超级特权”。例如, 冷战期间, 美国的长期高赤字是与西欧、日本以及其他盟国之间的一项“不言自明的交易”。二战后初期, 西欧和日本甘愿容忍美国赤字并向美国融资, 原因是他们在经济建设上需要美元。但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加剧, “美元荒”转变为“美元灾”, 西欧和日本不再需要美国经济上的鼎力相助, 却依旧保持容忍美元赤字的态度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他们通过贸易出口获得美元后又反向购买美国国债, 向美国提供低息“贷款”, 是希望美国有财力和动力继续在苏联的周围驻军, 为西欧和日本提供政治军事安全。同时, 作为对西欧和日本包容态度的回馈, 美国也宽容了西欧和日本在美国市场上的贸易扩张行为。

在美元危机的影响下, 美国无法兑现无条件兑换黄金的承诺。在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国际货币体系重新进入了一个无政府状态。然而, 这个看似是美元实力衰落的转折却为美国迈向真正的金融霸权铺平了道路。1976年成型的牙买加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强化了美元依旧是世界定价、结算和储备工具的地位, 全球经济对美元的依赖不仅没有削弱, 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牙买加体系下, 黄金的去货币化赋予美国可以不受他国和国际货币机制制衡与约束而自由发行美元的权利。美元成为事实上的信用货币, 美元本位的时代正式到来。

(一) 美元的货币锚地位

货币“锚”, 就是国际汇率定价的基础。由于汇率变动可直接地影响到国家间经济利益的再分配, 所以汇率稳定需要有一个稳定的“锚”作为支撑, 进而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为各国共同接受的汇率安排, 这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从目前的汇率制度来看, 世界上通行的汇率制度主要有5种, 分别是单一盯住汇率制度、多种汇率盯住制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其他汇率制度。不管是实行单一盯住汇率制度还是多种汇率盯住制度的国家, 都是主要通过盯住美元来确定汇率的。从实际数据来看, 真正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的货币只有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等少数主权货币, 大多数国家实行的仍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等于在事实上确认了美元的“货币锚”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推进, 世界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对各自的汇率制度进行了不同调整。例如, 2005年7月21日起, 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 从原本单一仅盯美元的汇率制度, 转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然而, 只要美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元的货币锚地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

美元的货币锚地位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美元成为被各国官方认可或事实上的主导性国际货币, 这赋予美国直接使用本币来开展大部分国际经济活动的自由, 美国可以享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权, 从而单方面降低了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有利于扩大其国际贸易和金融规模。另一方面, 美元的货币锚地位等于承认美联储是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影响甚至左右着其他国家的经济, 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美元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 美元需求国与发行国之间形成的供需关系决定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基本框架。美国经常利用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依赖, 把国内经济调整的负担转嫁给债权国。在历史上, 美国在危机时刻会通过对外输出通胀、美元贬值的办法, 来降低国外美元持有者的实际购买力, 进而稀释美国的对外负债。这种“对外转嫁危机”的做法, 增大了爆发全球性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的可能, 致使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这也是美元霸权最赤裸裸的体现。

(二) 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

美元霸权还体现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规则的设计中。美国通过美元作为国际基准货币的优势, 一手制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运行机制的原则、准则和秩序。

一是美国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即决议表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虽然由欧洲人担任, 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游戏规则”, 重要提案需要获得85%以上的多数票支持才能通过, 这让拥有16.79%份额的美国在国际金融重大议题上拥有“一票否决权”。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由于美国的反对至今无法获得实质性的突破。

二是美国利用美元地位变革国际金融规则, 将一些不当条件和苛刻要求强加给其他国家, 从而扩大其政治经济收益。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意味着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则和制度的制定都与美国密切相关。拉美债务危机后, 美国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 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统一的银行业监管规则, 美英联手促成巴塞尔协议I, 利用各种方式逼迫其他国家不断适应新的监管标准和提高其参与国际竞争的门槛。同样,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 美国再次与英国联手, 推出“巴塞尔协议II+金融自由化理念”。伴随着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变革, 发展中国家正在承受日益严苛的国际金融监管压力。

三是直接出面干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务。但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作用的地方, 就有美国的影子。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对外援助计划中, 其他国家的谈判代表实际上是与美国代表进行双边谈判。越来越多的受援国认识到, 即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组通过了经济援助计划, 但如果美国人反对, 这一计划也不可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上获得通过。

这样, 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下, 美元的影响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和文化领域延伸, 越来越体现为一种“软权力”, 它将美国的触角伸展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从而维护着美国的霸权地位。正因为如此, 美国证券交易所成为世界资本、信息汇集的中心。也正因为如此, 美国可以对他国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 是一个“美国的世纪”, 更是“美元的世纪”。

(三) 对货币赶超国的金融遏制

金融战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 反映的是主权货币间的竞争。在历史上货币霸权地位的更替是一个异常缓慢的过程, 其中充满了货币崛起国与货币霸权国间的竞争。在本国货币成为主导货币后, 货币当局往往通过利用它在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对货币赶超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制造大的金融动荡, 以此达到捍卫霸权货币的目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 主要国家先后形成“英镑区”、“美元区”、“法郎区”等, 以此展开货币竞争。

美元霸权确立以来, 先后受到来自四个货币赶超国的竞争, 分别是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20世纪60年代, 美元几次爆发危机, 法国戴高乐政府曾积极鼓动抛售美元、购买黄金, 法国还与美国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下国际储备货币改革展开争论。德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 致力于联合欧洲国家稳定内部汇率、共同与美元浮动, 进而削弱美元作为“货币锚”的国际职能。作为回应, 美国要求那些搭乘美国防务顺风车的国家通过将盈余的美元花费在美国的军事装备上, 共同承担防务责任。美国认为, 法德的货币政策对美元是一种直接的挑战, 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 甚至以从欧洲撤军作为威胁，强迫德国做出明确承诺, 不得将其持有的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形成自己的国际货币战略, 这种战略就是以单边方式推动日元在东亚的扩张。为消解日元的影响力, 1985年9月美国联合英法德三国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 促使美元贬值和日元升值, 日元升值信心的膨胀导致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 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日元国际化也戛然终止。2009年3月, 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以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替代美元的改革方案后, 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了维护美元霸权地位, 第一时间做出回应——没必要创建新的全球货币, 表达了捍卫其美元霸权地位的决心。

美元之所以能够在货币博弈中胜出, 很大程度上源于“货币路径依赖”的存在。

对于一个货币霸权国而言, 霸权体系的维系成本要远低于这一体系的创建成本。这赋予美国在大国货币博弈中处于先发优势地位。对于一个具有潜在竞争性的赶超货币而言, 它要取代已有的霸权货币不仅要打破既有的制度设计框架, 还要积累更长时间和更高质量的货币信誉度, 否则难以受到国际社会的青睐。这也就是为何在英国失去经济霸权地位之后, 英镑依然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保持了霸权货币地位。

综上所述, 美元霸权的存在决定了国际金融领域存在一种所谓的“美元结构性权力”。

在多数学者看来, 美元霸权的外溢性不断向外辐射, 美国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了世界秩序。不管是罗伯特·吉尔平界定的“美国霸权”还是彼得·卡赞斯坦笔下的“美国帝权” (American Imperium) , 都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美元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四、以美元为中心的大宗商品定价规则

所谓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 就是大宗商品进出口价格的交易模式。在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的演变中, 大宗商品的交易方式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期货定价。当前发达国家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期货定价机制, 像原油等能源类产品、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和天然橡胶等工业原材料的价格, 基本上是由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标准期货合同的价格决定;另一种方式被称为“长协价”, 主要针对那些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和期货市场中的初级产品, 这部分大宗商品价格由市场上的主要供给方和需求方通过谈判达成交易。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铁矿石定价机制。从2010年开始, 铁矿石定价方式逐渐转向期货定价机制。这样, 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基本以期货交易为主。

大宗商品的地缘政治属性决定了其定价本身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定价权 (Pricing Power) 是最有力的财富分配方式, 指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价格的能力。

这种能力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合同谈判中的交易主体影响合同价格的能力, 这在铁矿石定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80-2001年期间, 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与铁矿石贸易的主要买家日本和欧洲五方一直主导着国际铁矿石价格的制定。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中国钢铁产业集团对三巨头的依赖程度决定了其无法在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二是现有的国际金融规则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基准价格的能力。三是大国货币政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这三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宗商品最终的交易价格。掌握定价权是实现货币霸权的最关键环节, 因而也是大国政治争夺的重要内容。当下大宗商品交易的定价形式本身就是美元霸权的体现。

(一) 美元是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的金融支柱

任何大宗商品的交易必须通过货币的形式体现出来。国际金融结构“支配信贷可获得性的各种安排并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一般来说, 如果某个行为体有许多资金可以利用, 也就是具有购买力, 就可以说他有经济权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 客观上要求某些金融自主权的让渡和汇聚, 这实际上强化了货币所有者的权力。这时, 如果某个行为体能够通过本国货币提供足够的国际清偿能力, 或通过控制全球信贷规模稳定大宗商品市场, 或通过国家间金融事务的协调与管理决定货币兑换的汇率, 或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制定为国际社会所认可或接受的原则、规范和惯例, 这个行为体掌握的定价权就更加明显。

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最终要反映在国际市场中, 最终的市场控制权体现了结构性权力的金融结构。美元霸权构建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大宗商品-美元计价机制。作为大宗商品交易的主要通用货币, 美元是大宗商品定价结构的基础。美元成为国际贸易的最主要货币赋予美元无与伦比的权力。在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 石油开创了大宗商品美元计价的先河。也正是由于美元计价货币地位的存在, 中东产油国将石油资源收归国有并未能改变跨国石油企业控制国际石油市场的状态。1960年, 独立后的中东国家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 开始联合对西方石油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的现状进行改革。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 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先后通过提高租让地使用费、增加税收、对石油公司参股乃至国有化等形式, 取得国际石油公司的控股权。在石油资源国有化的浪潮中, “七姐妹”石油公司 (Seven Sisters) 被赶出东道国国门。1973年OPEC单方面宣布收回石油定价权。在此基础上, 1973年10月, 海湾六国 (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 把石油当作政治武器, 单方面将其原油标价从3.65美元/桶提高到5.119美元/桶, 12月再度提高至11.651美元/桶。OPEC对原油定价权的控制力得到体现。从1972年至1980年, OPEC的出口收入从143.7亿美元上升到2750亿美元, 海外净资产达到3431亿美元。同时, 随着民族主义和非殖民化浪潮的兴起, 石油生产国与石油需求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西方国家对产油国进行干涉的代价进一步提高。但“石油-美元”计价机制的形成和巩固, 决定了国际石油市场以美元作为唯一的交易货币, 意味着中东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原油市场上必须使用美元。美国仍可以通过本国的利率和汇率政策掌控国际贸易中的石油定价权。

除石油外, 像铁矿石、稀土、天然气等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计价。任何从事大宗商品交易的国家和公司都需要储备美元, 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美国货币的需求。在这种定价规则中, 美国虽然要承受经常性的贸易逆差, 但美元的计价单位使美国购买商可以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大宗商品, 生产商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与此相比, 那些大宗商品的出口国家虽然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 但这些国家往往只能获得微薄的外汇收入, 这不仅不利于国内消费, 还会形成对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

(二) 大宗商品交易的美元回流机制

美元作为大宗商品交易和支付的主要手段, 不仅要满足美国国内的流动性需求, 还要为世界经济的运行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大宗商品交易就是美国向其他国家提供流动性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 美国长期出现经常项目赤字, 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美国经济走向衰弱, 相反是世界经济对美元过度依赖的结果。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 大宗商品的美元定价地位也被进一步强化。这样, 消费国要获得大宗商品, 必须持有大量美元完成交易;而供应国通过大量出口大宗商品形成的贸易收入, 除了一部分经过国际大商业银行的中介流向石油贸易赤字国和国际金融市场外, 大部分的贸易盈余都通过投资美国发行的各种债券回流到美国, 这种美元回流机制为美国提供了低息贷款, 避免了发生通货紧缩的可能, 同时确保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始终掌握在美国手中。再以石油美元为例, OPEC与美国达成协议以美元计价石油, 1973年10月产油国将石油价格提高了三倍, 石油输出国的收入急剧增加, 石油输出国将贸易得来的大部分美元盈余投资给美国, 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使资金进入美国财政部的账户。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美国更加重视与沙特等重要石油输出国的合作关系, 改善他们的国际地位。

大宗商品交易的美元回流机制导致的后果就是流动性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流动性的局部紧缺。那些大宗商品的供应国, 虽然握有世界上的稀缺资源, 也有能力控制资源供给的数量, 但国内相关企业美元资金紧缺, 只能将原本稀缺的大宗商品廉价出售, 而无法长期储存。二是流动性的局部过剩。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并不是真实的需求造成的, 而是美元资产投机泛滥引发了大量的投机性需求。由于大宗商品-美元回流机制的存在, 美元的过量流入可以立即把供给充足的大宗商品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 而这对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大宗商品需求国是非常不利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随着美国从原来的资本输出国变为最重要的资本输入国, 这种流动性的不均衡使得美国成为大宗商品-美元循环机制的主要受益者。

当下, 货币多元化并没有改变美元依然是大宗商品定价货币的现实, 大宗商品-美国的回流机制也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大宗商品的价格直接受到美元流动性不均衡的影响。

(三)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成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

大宗商品交易的关键在于货币的信用。斯特兰奇认为, 信用体系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任何经济发达国家没有信用创造体系就不能运作, 如果没有信用创造体系就不可能有过去一个世纪的经济飞速发展。发达国家为有效管理现行金融体系, 制定了大量的金融交易规则, 它希望利用成文规则的有利条件形成新的权力源, 从而将自己的意志、原则和规范在整个体系内强制推行。这实际体现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作用。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 美国作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 美国的金融市场为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提供大宗商品交易的场所。这样, 美国的货币政策就可以直接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向。

美元既是国际货币, 又是主权货币, 这决定了美元的主权化与资本的国际化是当下国际金融体系的矛盾, 它表现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冲突。美联储既是美国的中央银行, 又是全球储备货币的供应者, 这就导致美联储面临着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如果美联储的唯一目标是维持国内的货币供需平衡, 那么美联储将会控制美元的发行数量, 就会抑制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储备货币供给, 从而可能带来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如果美联储根据全球范围内的需求来供给美元, 这固然有助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但由于美元的发行缺少制约, 美元的滥发会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 并最终损害美元价值, 造成美元贬值。这也是特里芬困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体现。

在主权体系下, 美元的主权化与资本的国际化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美国的货币政策成为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美国将美元作为计价货币, 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影响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 操纵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涨跌。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 导致了汇率及利率不同方向的变动, 而汇率及利率的变化立即成为对冲基金炒作大宗商品的导火索。在汇率因素、利率因素和通胀因素的影响下, 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已经彻底成为一种政治现象。例如, 20世纪70-80年代, 受石油危机重创后, 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为了刺激经济, 主张以强硬手段抑制通货膨胀。1981年6月, 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979年11.2%的平均水平提升至19%的历史新高, 贷款利率也提升至21.5%, 高利率政策虹吸掉了大量国际资本, 减少了大宗商品出口收益。巴西和阿根廷等几个债务国的债务与出口收益百分比从130%提高到200%。美国单方面提高利率的紧缩货币政策一直持续到1982年, 大量美元流向逆转, 发展中国家的大宗初级产品价格急剧下挫。据统计, 1982年拉美出口的主要原料及作物的价格平均下跌10%, 其中, 糖下跌40%, 鱼粉、铅、玉米下跌20-50%, 铜、可可、大豆、锌等下跌10-15%。反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商品研究指数 (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 CRB) 一路下滑, 由1980年12月的334.7点跌至1982年9月的227.9点。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拉美国家国际收支的恶化, 最终酿成了拉美债务危机。

同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危机爆发之后, 美国为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和避免通货紧缩, 从2008年至2012年连续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能源类大宗商品, 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从33美元/桶一路飙升到2011年年初的110美元/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全球油价的大幅涨跌完全脱离了市场供求关系的约束, 成为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晴雨表”。

五、大宗商品交易金融化强化了美元的定价中心地位

金融化是与全球化并行前进的经济发展趋势。金融化是指各类经济主体日益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途径获取利润的积累模式。随着经济金融化的发展, 大宗商品的交易越来越受到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 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定价体系。目前, 包括能源、粮食和矿产品在内的主要大宗商品品种均已实现在国际期货市场完成交易。

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成果, 商品交易结构通过金融创新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宗商品交易日益依赖金融市场, 特别是期货市场。期货定价的金融化趋势强化了西方国家在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的主导权。对全球金融信息的控制和使用, 可以确保在大宗商品的生产和贸易中享有寡头垄断地位。

大宗商品的金融化得益于一系列全新“金融工具”的发展, 即投资大宗商品的不同途径。

第一种是期货合约的出现。大宗商品合约可以追溯到15世纪, 它规定了某种大宗商品或是立刻交付 (现货合约) 或是在未来某一时间交付 (期货合约) 。随着时间的发展, 期货市场的诞生与发展成为大宗商品期货交易的最有效途径。19世纪中期, 世界上第一个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 出现。最初, 期货市场交易的主要对象集中于农产品。但经过100多年的发展, 交易的品种越来越多, 目前已基本涵盖了所有的大宗商品, 交易量也越来越大。据美国期货业协会 (Futures Industry Association, FIA) 统计, 全世界大宗商品期货交易量由2005年的8亿张增加到2015年的46亿张, 增加了近6倍, 年均增长率为63%。第二种是大宗商品指数, 即投资机构购入的期货合约价值的指数, 它和实际的大宗商品交易日益脱节, 发展成了独立的金融资产, 成为金融市场投机的重要对象。在大宗商品指数交易中, 大宗商品所有者和实际使用者开始分离——指数而不是大宗商品本身更具有价值。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宗商品指数包括1992年高盛推出后被标准普尔收购的高盛大宗商品指数 (Goldman Sachs Commodity Indicate, GSCI) 、1995年摩根大通推出的摩根大通指数 (Jpmorgan index) 和1998年的道琼斯-AIG商品指数 (Dow Jones-AIG Commodity Index) 。2005-2010年间, 大宗商品指数从原先的75个增加到155个。第三种被称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xchange Traded Fund, ETF) , 这是金融工具的最新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后正式引入。这一金融工具将大宗商品及其指数与股票、外汇和债券等金融资产捆绑起来。2010年, 美国上市的ETF各类大宗商品价值总额约为7310亿美元, ETF相似产品的数量也从2005年7只上升为155只。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问世, 进一步淡化了大宗商品所有者和实际消费者的联系。第四种大宗商品交易金融工具被称为场外衍生品 (OTC) , 是金融工具中最不透明的, 是指任意两个金融行为人之间的双边合约。OTC交易参与者可以是大宗商品的消费者, 例如航空公司买入航油远期合约以对冲价格上升, 但大部分OTC合约购买者是纯粹的“对赌”, 即双方就某一大宗商品的未来价格走势对赌, 两者的头寸正好互补便完成此次交易, 双方都无意真正消费大宗商品。OTC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比例日益上升, 2010年的价值估计高达2.9万亿美元。

在大宗商品交易中, 金融化降低了商品交易的门槛, 导致大宗商品的价格与商品的价值和供求关系日益脱离。

参与期货市场交易的主体除了商品市场的现货交易商, 还包括投资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指数基金等大量的金融交易商。大量金融机构涌入商品期货市场, 使得期货市场越来越脱离套期保值的功能, 日益具有金融传导的功能。期货市场的发展, 体现了期货市场巨额资金对大宗商品的追捧, 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属性已经越来越明显, 国际大宗商品交易日益通过金融市场完成, 以期货价格作为世界大宗商品定价基准的模式已为国际社会所认可。

以石油期货价格为例, 1983年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 (NYMEX) 推出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期货合约, 这标志着石油期货市场的诞生。之后, 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 (IPE) 的北海布伦特 (BRENT) 原油期货合约、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 (SIMEX) 的迪拜 (DUBAI) 原油期货合约相继出现。石油期货诞生后, 石油市场交易量的上涨使得产油国无法通过产量控制取得石油定价权, 西方各国通过石油期货贸易有了可以与石油输出国组织相抗衡的力量, 直接打击了石油输出国的定价权。

期货市场的价格走势日益影响到大宗商品的现货交易价格。从2004年以后, 商品期货市场已无法真正反映实体经济对大宗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近年来, 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 主要是由于期货市场的频繁交易导致的。例如, 2008年8月之前, 上海交易的铜现货价格长期保持在6万元/吨以上, 而2008年底骤然下跌至2.5万元/吨;棉花和白糖等农产品的现货价格在2010年底出现大幅上涨。石油在2003年初至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的5年间, 价格上涨了近5倍, 达到每桶147美元。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带动下, 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不是现货的供求关系所能决定的, 其更多的是反映金融商品的特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震荡已难以通过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得到解释。

国际大宗商品交易的金融化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控制权。在全球期货交易所排名中, 美国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 (CBOE) 、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 (NYMEX) 、纽约商品交易所 (COMEX) 和纽约期货交易所 (NYFE) 均排名世界十大期货交易所之列。美国利用国际期货市场的中心地位, 操纵全球期货市场、股市和汇市的涨跌, 主导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在农产品贸易中,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农产品价格成为国际定价基准, 而原油和煤炭贸易主要参考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的价格。参与大宗商品交易的买卖者, 也习惯以美国华尔街的期货定价作为商品定价的标准。美国一方面通过这些金融定价中心的信息优势掌控世界期货市场, 在全球金融市场取得了金融信息的垄断性地位。另一方面, 美国以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为代表的金融机构, 通过控制金融资本的流向影响甚至左右着大宗商品的贸易价格。金融市场发展的进程表明, 作为虚拟经济表现形式的金融市场, 已成为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主要操控者。可见, 谁控制了金融市场, 谁就掌控了定价权。纵观2008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巨幅涨跌, 可以发现, 期货市场对现货价格的影响异常突出。美国对金融市场的操纵和控制进一步表明, 大宗商品价格的形成机制不再完全取决于商品交易的供需关系。

综上所述, 金融全球化和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成为大宗商品交易的基础。在一个金融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 金融信息的掌握和资本流动性的管理成为定价权的关键。在国际金融体系中,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 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体系普遍不发达, 投资渠道受到各种限制。而美元所属国源源不断向“外围”地区输出金融资本和相应的金融泡沫, 不仅在此进程中获取大额的铸币税, 而且掌控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导致“外围”国家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力日益削弱。美国作为这些金融机构的归属国, 实际上才是大宗商品价格的真正掌控者。

结 论

定价权是最有力的财富分配方式。2008年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全球金融市场的利率、汇率和期货等定价博弈不断, 这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下波动紧密相关。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 直接威胁着我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这倒逼我们要从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理论视角, 寻求破解大宗商品“价格异常波动”和中国经济“被剪羊毛”等经济安全困境。

美元霸权的存在决定了美元在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的核心作用, 它反映的是主权国家 (或所支持的跨国垄断集团) 参与全球财富转移、分配的政治博弈。

作为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费国, 中国在结构性权力中的弱势, 决定了我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处于弱势地位。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大宗商品定价体系中, 中国参与大宗商品定价的博弈必然反映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中国必须从国内外金融体系的完善出发, 积极推进大宗商品金融市场的建设。

首先, 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美国通过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在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结构性权力。牙买加体系下, 国际货币体系真正进入到美元本位时代。要打破国际金融市场对美元的依赖, 必须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16年, 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后,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加快, 但受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滞后的影响, 中国仍无法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的话语权。中国需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积极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结算;同时内地要加快推出人民币期货, 提升人民币的价格发现功能。

其次, 加速推进我国期货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与国际金融市场紧密相关, 基本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基准。新形势下, 期货市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风险分散和投机的场所, 更是大宗商品定价的核心。期货市场建设和完善需要中国积极培育我国战略性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拓展金融机构参与期货市场的交易渠道, 进而形成成熟稳定的商品期货市场规模。同时, 期货市场的建设与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应该同步进行, 防止大规模的国内外金融机构扰乱国内金融市场。

再次, 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成为大宗商品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契机。目前, 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日益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亚投行”的金融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日益相近。“亚投行”在借鉴其他区域和多边开发银行现行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 正逐渐形成更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的投融资规则。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亚投行”的创始人, 中国占据了“一带一路”国家30%的人口和50%的GDP。在此背景下, 中国应借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战略机遇, 加快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 与沿线国家联手推动大宗商品贸易以人民币计价, 重构定价规则与货币体系, 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的话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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