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月03日 星期五

他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这位张裕葡萄酒之父是潮州人

张振勋(1841-1916),近代华侨资本家,字弼士,号肇燮。张弼士生于广东潮州府大埔县(现梅州市大埔县)。张弼士属于广义上的“潮州客家商人”,被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曾带头在山东烟台、青岛等地修建潮州会馆,并倡议在马来西亚槟城潮州会馆,现在槟城潮州会馆亦供奉张弼士先生。


他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这位张裕葡萄酒之父是潮州人


张弼士先生

在百度上面查找“张弼士”,出来的词条是“张振勋”。 张振勋是其本名,表字的知名度已经盖过其本名,这在我国的名人中,也是比较少有的。

清道光 21 年 (1841 年 ),张弼士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西河镇黄堂乡车轮坪村,在家排行第三。当时的车轮坪村是大埔有名的贫困小山村。旧时大埔有句谚语说 :“大埔有三坪,蕃薯粟子压唔赢,有女切莫嫁三坪”。所谓“三坪”,即西河车轮坪,湖寮黎家坪,枫朗溪背坪。

张父是一个私塾教师,这也使张弼士自小便接受父亲的教导且可以读一些书。据说,当他读《史记·货殖列传》时,他就决定要辍读就商以致富养家。

历史上,大埔并不是个闭塞的地方,相反,是一个受外界影响比较广泛的地区,明朝时发生过张琏等起义及清初郑成功的部队都曾到过那里。而由于山多田少,客家山区的生活确实艰辛,也由于水路发达,闽南与粤东人民沿着韩江离开家乡,走向南洋和世界,“过番”成了客家人谋生的一条重要途径。家境贫寒的张弼士,也蹋上了“过番”之路,跟随着水客来到了南洋荷属巴达维亚城(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说起“过番”之路,直到他发了大财,受到清廷的宠爱,他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含泪诉说:“岂得已哉!谋生故也。”张弼士成功了,也成了获得晚清政府最高职位和官衔的华侨,是“东南亚华侨在清廷担任高职的第一人在晚清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1858年,张弼士家乡潮州府遭受严重灾荒,不少人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张弼士当时18岁,在乡村竹坊做竹工,少年意气,只身漂洋过海前往南洋谋生。初在一家米店当杂工,后来又到了一家纸行当帮工。他做事勤恳认真,聪明过人,而且忠厚诚实,深得老板信任。

一次,一位从欧洲来的海员,拎着一箱子贵重东西,找到张弼士的住处,请他验收。张弼士很奇怪,对这位海员说:“我在欧洲没有亲戚,这东西不是我的。”海员面露难色:“你看,地址和姓名都没有错,退回去我怎么交代?”虽然托运单上的收货人明明是自己,可是张弼士坚决不收。最后,那位海员只好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暂时将箱子寄放在这里,等复查清楚再作处理。临走时他还说道:“如果一年以后,还没人领,这个箱子就是您的了。”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箱子依然没人来取,张弼士也依然未将它打开,他还在耐心等待箱子的主人。此事在当地传扬开来,纸行老板非常欣赏他的诚实品德,将店里财务交他管理,后来,又将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了他。这位贤惠的妻子以后成了张弼士事业成功的助手。

几年后,老板病逝,张弼士继承了他的资产。有了一定的资产后,张弼士开始显示他卓越的经营能力。他先抽出一部分资产,开设了一家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并承办了当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捐务,随后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资产很快得到了较大的扩充。接着,他把目光投入了垦殖开发。当时,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抓住这一时机,抽出大部分资产投入这一事业。

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殖区间种杂粮,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

清同治十年(1871年),张弼士应邀参加在雅加达法国领事馆的一个酒会,所品饮的法兰西上等葡萄酒,其香习习,其味绵绵,的确让人不忍释杯。席间,法领事不经意间叙述了烟台等地漫山遍野的野葡萄,以此葡萄酿造的葡萄酒别具特色。说者或许无意,听者却是有心。自此,在张弼士的心中产生建立葡萄酒公司的念头。

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和1878年,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8处,雇工近万人。在经营垦殖开发的同时,他积极捕捉机会创办各类实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他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开设东兴公司,开采锡矿,赚了一大笔钱;在日里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深受广大华侨欢迎和依赖,业务得到很大发展;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住宅,大力发展房地产事业;组织了一个联系海内外的药材批发网,国内的名贵药材多经张氏药行批销海外,海外名贵药材及西药,亦多经张氏药行批销回国,沟通了海内外药材市场等。

张弼士虽有千万贯家财,但没有清廷的官家身份,在国内投资设厂始终无门。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驻英钦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回国途中,龚氏特意拜访了张弼士。张弼士经营的谋略、处事的智慧、为人的宽容大度,深得龚氏的赞许。龚照瑗曾向张弼士询及致富之术,张回答:“吾于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吾服膺斯言,本此为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一番高论令龚氏大为叹服。

由于龚氏的推荐,张弼士遂得到清廷的加官晋爵,先是被命为大清国驻马来槟城首任领事,后又升迁为驻新加坡总领事。这无异于为张弼士发了一张在国内投资设厂、实业兴邦的通行证。

1892年,张弼士得到在北洋通商新政中红极一时盛宣怀的撑腰,又受到权倾朝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关照,不但发给张裕公司的准照,还享有免税3年,专利15年的特殊待遇,张裕公司一时气势如虹。



他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这位张裕葡萄酒之父是潮州人


  广东大埔县张弼士故居的光禄第三个字由李鸿章书写


张弼士既是有魄力的实业家,也是精明的实干家,葡萄酒是西方传统的产品,有几千年的生产经验,张裕要想尽快生产出名酒,高起点地学习西方经验是一条捷径。出于这样的考虑,在选择酿酒葡萄种植园地址时,张弼士挑选了依山临海,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土壤很适于优质葡萄生产的烟台。他从法国、意大利引进了国际著名的酿酒葡萄品种,栽培试验、驯化育种,淘汰选择,终于建成国内最著名的葡萄基地。

张裕公司历时10年之久,经过3次的改建,终于建成窖内恒温为摄氏11度的亚洲唯一的地下大酒窖。贮酒橡木桶材质的选择、处理、制作,是严格按照传统的工艺要求进行的。张弼士所聘请的酿酒师,也都是出身于葡萄酒世家,系统掌握酿制名酒技术的人。

经过20余载的努力,1915年张裕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获得四项金奖,这是中国的葡萄酒第一次饮誉海内外,海外的华人骄傲地称张裕酒为“国魂酒”。时至今日,张裕酒成为国内市场上占有率最高的酒,张裕商标成为中国葡萄酒业唯一的驰名商标。


他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这位张裕葡萄酒之父是潮州人


张裕的成功来之不易。几经艰辛曲折,几多挫折和无奈,张弼士自己就发自肺腑而由衷说:“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曰,乃能不负初志。”从 1895 年奉旨创办到 1914 年,将近 20 年,再往前,筹办用了 3 年、而张弼士萌生回烟台酿制葡萄酒则又是 20 年前的事儿。

涉足外交

作为业绩辉煌的华侨富商,张弼士不但在华侨社会中拥有崇高的威望,而且还较早地与清政府的官员建立了交往。在光绪 7 年(1882年)时,他就捐得知府衔。

光绪17年(1891年)六、七月间,时任办理荷兰国山东赈捐委员、候选知府的张弼士回到烟台,向当时“专管赈捐”的盛宣怀反映了荷属华侨遭受殖民政府苛虐的情况,希望中国能在荷属殖民地设置领事以保护华侨。虽然此议被总理衙门否定了,但盛宣怀与李鸿章仍然与荷兰驻华外交官进行了大量的交涉。

由于张弼士本身的条件,他被清政府首任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挑选为槟榔屿首任副领事。光绪 19 年(1893 年),张弼士正式就任槟榔屿副领事,开始了在中国政府中任职的历史,也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活。

他协助黄遵宪做了大量的工作。据当时的报道 :“按太守熟于洋务,且精英文……而黄观察之蒞叻也,以其未谙英文英语,故特委命太守与之同来襄办一切。”这与其说他是被挑中为副领事的理由,还不如说是因为张弼士是如此地受黄遵宪的信任,并与他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

光绪 20 年 (1894 年 ),黄遵宪回国,留下了新加坡总领事一缺,当时已经接替薛福成任驻英公使的龚照瑗便奏请让张弼士署理总领事。张弼士就任新加坡总领事,正值甲午战争期间。张弼士关注着战事的发展,同时也为侨胞的利益而积极奔忙,直到他被调回国内。

光绪 22 年,应张之洞与王文韶的要求,张弼士被“札调回华 ",与盛宣怀“商酌招股事宜 ",从而开始参与芦汉铁路的筹款工作。从此,他的政治舞台和人生重心逐渐转移到国内来,这实际上也结束了他的领事生涯。但盛宣怀一再强烈地要求维护张振勋总领事一职以保持他作为侨领的旗帜性影响力,他并未真正开缺,甚至李鸿章督粤要招张振勋到粤任用,都仍然强调张振勋不得开缺。

他为由于芦汉铁路建设而筹建的中国通商银行进行了大投资,并带动了许多侨商回国投资。他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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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筑铁路

张弼士两次回忆中都谈到他因盛宣怀电邀而到烟台商谈“矿务、铁路等事宜”。由此看来,他介入中国铁路始于光绪 17 年 (1891 年 )。但他在早午战争前确实缺乏真正介入中国铁路建设的条件。

甲午战争的失败,深深地震动国人。中国上下风气为之一变,中国进入到全面建设的局面,铁路建设成为关系国防的“势不可缓”的工作。而来自华侨商人的“侨资”被清政府认定为芦汉铁路建设的重要资金。作为新加坡总领事的张弼士,自然也就参与其中了。

张弼士向盛宣怀反映了粤商在铁路投资中重广东轻芦汉的态度,并主张以包揽广东境内的铁路修筑权以吸引富有的粤侨商人的投资。随后,他被任命为中国铁路总公司和通商银行的第一总董,成为一面引进“侨资”的旗帜,并完成了在南洋的招商任务。他为由于芦汉铁路建设而筹建的中国通商银行进行了大投资,并带动了许多侨商回国投资。他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兴筑铁路的热潮中,湘、鄂、粤地方士绅也提出了兴筑粤汉铁路的要求。根据与美国合兴公司签定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张振勋被盛宣怀委派为粤汉铁路广东总办,主持粤汉铁路广东段的筹备工作,包括购地和筹款以及主持修筑“省河堤岸”工程、广三铁路的前期修筑工程,直到光绪二十九年由于慈禧太后的召见而离职。他为广东早期的铁路建设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他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这位张裕葡萄酒之父是潮州人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期间,中国政府组织中国商业报聘团赴美,张弼士任团长,黄炎培任秘书。图为张弼士与团员们合影(前排右起第四人为张弼士)。

清朝护照引“百年张裕”目光 签发者系创始人张弼士

去年,媒体报道一则120年前的荷属东印度安斑澜华侨甲必丹(Kapitein,协助管理华人事务)王加禄的清朝版新加坡护照。在护照正页右侧粗字标明“代理新嘉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府张”。当时不少人纳闷张是指谁?答案揭晓,他就是是昔日东南亚的首富,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的张裕公司创始人张弼士。张弼士是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生产的先驱者。

2017年6月,两千公里外的烟台张裕公司有关人员在网络上偶然看到参评漳州首届珍贵档案评选的王加禄护照,惊喜不已。6月6日,张裕公司《葡萄酒鉴赏》杂志主编陈耀明通过中国新闻网发表了一条《张裕创始人张弼士在光绪年间签发的一份护照》消息,被多家媒体转载,确认护照中的签发者“代理新嘉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府张”即张裕公司创始人张弼士。


他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这位张裕葡萄酒之父是潮州人


长期研究张裕公司历史的陈耀明告诉记者,张弼士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由驻槟榔屿副领事升任代理新嘉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新嘉坡即新加坡,海门即英属海峡殖民地)。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九出版的新加坡中文报纸《叻报》刊登《领事拜客》描述:“张弼士太守于月之亚朔(初二)接受本坡(新加坡)总领事篆务,各节均已列登前报。兹悉太守日来办理履新一切事宜毕,旋于昨初八十点钟时,偕同那华祝太守(那华祝为总领事馆翻译)肃具衣冠,至巡理府署中拜会……”

张弼士1892年创办张裕公司,1893年3月任槟城副领事,1894年7月至1896年初驻新加坡总领事,随后奉命回国商办铁路招商事宜。

“这份护照就是张弼士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的重要物证,比一般文献更有价值。目前只发现到这件,很珍贵!”陈耀明说,张弼士的手迹在张裕公司档案室和广东大埔县张弼士故居少数保留,而这护照上出现的“初六”二字,又是张弼士新发现的手迹。至于张弼士与王加禄先生的私交,尚未见过确切证据。张弼士早年主要在雅加达和苏门答腊一带活动,后期主要在槟榔屿和新加坡。

觐见皇帝

有分析称,清廷对张弼士的重视,与清政府对华侨回国投资寄予了高度期望有关。光绪29年(1903年),清廷谕内阁,要求沿海督抚及商务大臣、出使大臣切实保护归侨利益。就在清廷颁布上述保护侨商谕旨的第三天,路矿总局便奏请给予捐款 20 万两以资助兴办路矿学堂的张弼士“破格奖励”。于是,清廷谕令,要张弼士“迅速来京,预备召见,候旨施恩。”在此情况下,正在广东总办粤汉铁路购地工作的张振勋,连工作也未作交待便匆匆北上入京觐见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并从此离开了粤汉铁路总办一职。

正是这次不同寻常的接见,张弼士得到了清廷的重用。清廷颁布上谕,作为道员的张弼士,“著以三品京堂候补,并赏加侍郎衔,俟设立商部后交商部大臣差遣委用。”他开始步入京卿行列,被清廷有意识地安排参与“即将成立”的商部的事务。

张弼士向清廷提出了“《商务条议》十二条”,条陈中,张弼士对朝廷所定的修商律、设商部的条件进行了分析,并特别强调设立商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清廷立即谕令载振、伍廷芳就张弼士的奏陈进行研究。在认同张弼士先设商部、后修商律的建议后,清廷颁发上谕,正式设立了商部。商部的设立,不能说是完全是张弼士的功劳,但张弼士在合适的时间、地点以其特殊的身份提出了一个适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建议,这体现了他独到的眼光和参政议政的能力,给本已要重视商务的清政府适时地打了一剂催化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设立商部的信念,并促成了商部的提早成立,使清廷作出了先设立商部而不是先制订商律的决定。

商务大臣

清廷和商部尚书载振等在“整顿商务”的进程中,对张弼士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并委之以重任。光绪30 年(1904年),清廷谕令军机大臣,要请假回南方的张弼士“即行来京。”商部成立后,张弼士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晚清新政的经济建设大潮之中。他特别建议商部,要做好保护商人的工作,要抑制官吏对商人的勒索。他特咨请商部,在福建和广东设立发展经济的“试验区”,并奏派声望素孚之大员,主持福建、广东的经济工作。在商部的推荐下,清廷“以太仆寺少卿候补三品堂张振勋为太仆寺卿,并充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他成为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任太仆寺卿;他又是晚清第一位“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同时担负着发展闽、粤商务的重任。张振勋达到了他官衔的顶峰。

张弼士特咨请商部,在福建和广东设立发展经济的“试验区”,并奏派声望素孚之大员,主持福建、广东的经济工作

张弼士在广东设立了农工路矿总公司,并在公司内设立接待处,.延见商人,以通达商情,官商互相联络。1904 年,他拟设美澳南洋航路轮船公司 ;1905 年初,他准备联合华侨,在黄埔设立航业公司。在向美国人赎回粤汉铁路权的斗争中,他受到了广东绅商们的重托到南洋招集侨资。广厦铁路则是他准备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的一个大项目,尽管最后由于外国人的阻挠而未果,但总的来看,他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也组织了一批商人,在广东、广西创办了一批现代企业,如玻璃厂、织布厂、砖厂等,还设立垦荒公司。据统计 :“所费总共数百万,诚有功于国。”

1905,清廷批准设立了广州商务总会,第一任总理是左宗蕃。1907,广州商务总会会董大会选举张弼士接替左宗蕃任总理。作为商会总理,张弼士积极参与广东的经济发展工作。他筹集资金并自己投资 40 万元,在广东惠州设立福惠玻璃厂;又投资32 万元,在佛山设立裕益机器制造各式灰沙砖有限公司 ;投资 100 万元与道员陈崇迈设立普生农牧公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底,他又拟建造淡水铁路。

赴美考察

晚年的张弼士积极推进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

1910 年 10 月 25 日,上海设立了中美商业联合研究会。11 月,中美商团在上海开会,时任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和南洋劝业会广东出品协会总理的张弼士为中国商团议长,两国商人开始商谈合作事宜。美方提出了开办中美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设立“中美联合银行’’、在两国分别设立“品物陈列所’’及双方“互派商务调查员”“额外会议优待普通华商进口之办法”等五项贸易提案。据此,第二年,张弼士与上海的周金箴、沈仲礼等发起筹办中美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资本 60 万元,两国商人各占其半。张弼士等被公举与美国航运业团共订中美轮船公司招股简章,张弼士还主动承担了中美设立轮船公司和银行的招股等工作。截止到宣统三年(1 9 11年),张弼士所认股数及所占股份为 1 0 余万元。

1915 年,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邀请,中国政府积极组织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后人简称“巴拿马赛会”)。 2月20日上午8时,“巴拿马赛会”正式开幕,12月4日闭会。博览会共有 3 1个国家实际参加。中国获奖牌总数 1200 余枚,其中大奖章 64 枚,为各国获奖之冠。就在这次博览会上,“山东张振勋”送展的红酒获得了金牌奖章。在“巴拿马赛会”期间,应美国商会邀请,中国政府还组建了中华游美实业团,由张弼士任团长。实业团受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接见和美国及华侨实业家的热烈欢迎。实业团环游美国一周,行程11740 英里,双方达成了三个具体合作协议 :一、以 1000 万上海银元创设美中银行,中美工业家各出一半资金 ;二、开辟经巴拿马运河从纽约至中国各港口的直通航线,合办中美航业公司 ;三、在纽约设中国制丝销售机关。

代表团回国后,受到了袁世凯政府的褒奖。1916 年 1 月 2 日(一月二日),经农商部向袁世凯帝制政府奏请奖励游美实业团出力人员,“团长张振勋著给匾额一方,以资奖励。”张弼士也为实现中美经济合作而不断奔忙。1915年 10 月 5 日(八月二七日),张振勋与美商合设之中华懋业银行成立。1915 年 11 月,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举行临时大会,讨论修改商会法及组织中美银行、中美商品陈列所等问题。会后,张弼士在北京设中美银行事务所,在上海、汉口等地设中美商品陈列所,并往返沪、宁等地从事中美银行招股活动,此后回南洋进行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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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大埔县张弼士故居

生荣死哀

1916年9月12日(八月十五日),中秋,张振勋在印度尼西亚吧城寓邸设宴招待中外宾客,宴会中突发心肌梗塞,病逝于巴城荷兰皇家医院,享年75岁。按其遗愿,移柩返原籍大埔安葬。张振勋的灵柩从南洋返回大埔的过程中,所经过荷兰、英国等国的殖民地政府也下半旗致哀,百姓则点香路祭。人们用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商界奇才。

翌年5月,民国政府总统黎元洪特派广东省省长朱庆澜专程前往大埔为张振勋致祭;朱庆澜的挽联是:“念粤中实业萧条,惜彼苍不留此老!比汉代输边踊跃,问当世更有何人?”

张弼士生前便已有许多很高的评价,甚至“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晚清“商战”论的代表郑观应则称他为“商务中伟人”,“当世称大实业家、大慈善家”。“生荣死哀,至君极矣!”

来源:天下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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