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内gap,申请留学、攒大厂实习、被hr质疑,比正常毕业还累
在很多国家,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gap year”是一种寻常的生活方式,它简称“gap”,也被翻译成“间隔年”。指一个人暂时跳出曾经的轨道,花一段时间,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比如旅行、做义工、写作……或者干脆待在家里,以此来实现从学生到职场人两种身份的平稳过渡。
但是在国内,gap year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考研二战、考公、申请出国留学前实习、自媒体创业……在“过来人”的那些自信、积极、不容置疑的讲述里,gap并不应该是无用的假期——它需要有用,需要合理,必须是在为“更好的自己”蓄力。
一位小红书用户写道:老外的gap year,是“毕业之后花一年时间深度旅游,感受不同的生活”;小红书博主的gap year,是“我拿了三段大厂实习经历,顺便还考了几个证,然后又去英国留学了”。
为什么国内的gap year变成了这样?在他们的故事里,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文 | 徐晴
编辑 | 易方兴
运营 | 栗子
在哪儿
“你在哪儿?”
微信蹦出这三个字时,正在家里gap的张蔻心跳加速,表情凝固了。她心里烦躁,挤出一句回复:“在看机会。”
她不愿面对这个问题。在她看来,对方看似是问地理位置,实则是打听她的社会位置——做什么工作?在哪里读书?目前处于哪个社会阶层、扮演怎样的社会角色?“我正在家里gap”的答案,她说不出口。
去年,张蔻大学毕业,出国留学的计划,因为申请到的学校不满意而暂停。她决定重新申请,gap一年再出国。在她的印象里,这是一种舶来的生活方式。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国外的年轻人从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里跳出来,花一段时间,去另外的环境里体验新生活,比如旅行、做义工……这是gap最初的样子。
千禧年之后,gap传入国内,被翻译成“间隔年”。豆瓣上有一个“THE GAP YEAR间隔年”小组,几千位年轻人聚集在这里,他们把gap定义为“一次全方位的重启”。
申请受挫的张蔻,也渴望有一次这样的“重启”。大学的四年,她像是拧紧了发条,刷绩点、考雅思、参与各种比赛,从来没有休息过。现在,她渴望过一段“无用”的日子,先好好休息几个月,攒足精力,思考人生,再投入到接下来的生活。
但当她回到西安老家,真的开始gap,预想中的放松并没有到来。她每天凌晨三点睡,中午十二点醒,为offer焦虑,看电影打发时间。一个朋友得知了这件事,追问了她十几个问题:每天在家待着做什么?为什么不去实习、考证、丰富自己?
家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张蔻的双胞胎姐姐,顺利申请到学校,去了新加坡。一次,张蔻跟妈妈出门,偶遇了一位亲戚,对方问,“呦,你们家老二怎么还在家?”仿佛她不应该出现。
妈妈敷衍着回答,“在考呢,在学呢”,亲戚仍然用怀疑的眼神看了她一眼。被问得多了,妈妈也烦了,后来,只要涉及这个问题,妈妈就会说,“她马上也要去念书了”“她之后要出国”——现在进行时变成了一般将来时。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gap的她害怕被问到“在哪儿”。她专门发了条朋友圈:不要总是问我在哪儿,我活着没死就可以了。
后来,她与另一位gap的同学聊天,同学的状况比她还糟。由于家人不支持,为了缓解矛盾,同学开始表演学习:每个早上8点准时到付费自习室,先补觉,趴桌子上睡到10点,再玩手机到中午。午饭是不能回家吃的,同学会去附近商场里吃个饭,找个付费按摩椅午休一下,下午再回自习室玩手机。晚上回家,同学跟家人都很满意,关系又和谐了。
在gap的这一年,95后李鱼也把自己藏了起来。2018年,他从医科大学毕业,做了一年医药代表后辞职考研,考上中药学专业的研究生。但只读了不到半年,他就退学了。今年年初,他带着几万块钱存款来到新疆,开始没有工作、不用上班,每天吃饭、睡觉、旅行的生活。
除了父母,李鱼没有主动告诉其他人这件事。有人问起,他会直接说“不想聊这个话题”, 至今,几个很好的朋友还默认他在读研。他也很少联系父母,一个月打不了一次电话,微信聊天永远是“嗯嗯”、“知道了”、“挺好的”。
作为一种对照,上一代人的gap经历中,更多的是探索自我的快乐。在一本讲述间隔年的书里,2006年,一位叫孙东纯的年轻人放下工作,在13个月的时间里去了泰国、老挝、印度、巴基斯坦……他一边旅行,一边做义工,在旅行中认识了一位日本女孩,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在间隔年中,爱与被爱是这段经历的主题。
28岁的陈思,起初也试图过一段快乐而自由的gap生活。2016年,妈妈生病,她要回家照顾,借着这个契机,她开始gap。工作的那几年,她永远紧绷着,要么出差,要么坐班到筋疲力尽。而gap的这一年,她白天睡觉,傍晚出门散步,逛各种公园。
在许多个黄昏中,她看到了一些悠闲的背影——短衣短裤短发的帅气少女,手里甩着零食,在路上晃来晃去地走着;或是骑自行车飞驰而过的女孩,表情坚定,小腿有力,马尾辫直直飞起来。她第一次确切地感知到周围人的存在,就像她看到,北京的月季花,似乎一夜之间从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生长出来。
▲ 图 / 视觉中国
gap比工作还累
到了秋天,张蔻陷入了焦虑。曾经一起毕业的同学,隔三差五晒出新学校、新朋友,照片底部显示陌生的定位。群聊的话题,从猫猫狗狗转向了工作待遇,一个人看似自嘲地提起,新工作年包30万,“就是白菜价”。
打开小红书,那些高赞帖里,gap有几个常见的模板:考研二战、考公、申请出国留学前实习、自媒体创业。人们用自信、积极、不容置疑的口吻描述着gap,似乎在他们看来,gap不可以无用,它需要有用,需要合理,必须是在为“更好的自己”蓄力。
想到同龄人这时候在赚钱、学习,张蔻想,“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她开始失眠,又因为失眠本身更焦虑。她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在当下,人们践行gap的方式会与自己想象中的gap完全不同。“家里蹲”的第四个月,张蔻决定妥协,尝试那种能获得高赞的gap。
她仔细盘点了自己的“资产”:毕业之后的绩点是固定数字,没办法再改变;英语这方面,托福已经考过,没有继续努力的空间;失去了学生身份,大学生比赛也不再能参加。她意识到,唯一有可能努力一下的就是实习,小红书上有人说,一些公司可以接受正在gap的学生。
10月,张蔻去了一家银行实习,开始了上午9点上班、晚上6点半下班的规律生活,每天做各类报表和数据分析。过了两个月,她又想到,既然有时间,可以去别的城市实习,拓宽可能性,尝试一下互联网行业。
她规定自己每天投够15—20份的简历,面试有时候太多排不开,下班后,她就在公司附近的便利店或者咖啡馆面试。面试的次数多了,刚开始磕磕绊绊的自我介绍和简历上的项目全背熟了,哪怕是非常拗口的数学模型公式也能脱口而出。最终,一家北京的互联网大厂向她敞开了怀抱,她住到了北京的小姨家里,开始新的工作。
互联网的实习节奏显然比银行更快、更累,朝10晚9,有开不完的会和做不完的项目,有时候要加班到夜里十一点,回家只想立刻睡觉。她变得嗜睡,也嗜甜,每天在上下班路上的便利店都会买费列罗、德芙、麦丽素,甜腻的滋味好像抚平了疲惫,也让她把从前的焦虑抛到了脑后。
但很快,焦虑又回来了。她接到一个电话,来自留学中介,中介说,她最想申请的、QS排名靠前的几所学校都发来了拒信,但有一所排名不高的学校发来了offer,可以给张蔻减免大约20个学分,一年半的课程缩短到一年上完。中介说,如果没什么问题,可以先交一个“留位费”——相当于交给那所学校的定金。
按理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张蔻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那天她站在公司的楼梯间,情绪非常激动,用一种生硬的语气跟中介说,“我不同意,我不接受”,两个人隔着电话吵了起来。中介完全不理解,保底的大学是张蔻自己选的,为什么申请到了又不愿意去读?回想起那个时刻,张蔻形容自己像“疯子一样”,她没办法再控制情绪,几乎是吼着说:“我宁愿把留位费浪费了都不会去,你不要想着用这个学校糊弄我,你做梦,这不可能。”
跟中介的关系陷入僵局之后,张蔻以为家人会站到自己这一边,但妈妈说,能减免20个学分也挺好的,远在新加坡的姐姐也来劝她。张蔻反问:“你自己的学校那么好,比我申请的这所好太多了,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姐姐沉默着挂了电话。
后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张蔻说,本以为这种“卷死自己”的gap方式可以缓解焦虑,没想到更焦虑了,“自己把自己逼进了一个死胡同,好像我付出了100%的努力,绝对不能只得到10%的回报”。
像张蔻一样,李鱼也有过一段“自己卷自己”的经历。严格来说,他经历了两次gap,第一次gap就是辞职考研。考研的同时还在准备考公,一个人要掰成两半用,有任何时间被浪费,他都会有负罪感。他害怕失败,觉得做两手准备,成功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但同样的,李鱼的努力源于获得证明的渴望,那是符合他人期待、世俗意义上的“上岸”,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读研之后,他才确认,自己对医学并不是真的感兴趣。像是耗尽了燃料,没办法像考研时一样努力,看着身边的同学热切地投入新的学习,他感到一种慢性的压抑。
犹豫了一段时间,李鱼办理了退学手续,然后打电话通知父母。父母非常震惊,三个人吵了起来,父亲最后让步,表示可以接受李鱼休学,但李鱼说,来不及了,手续已经办完了。
▲ 张蔻在gap时拍到的日落。图 / 受访者提供
代价
Gap在国内发生的“形变”,与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在一个变化过快、机会越来越有限的时代,暂停需要付出代价。
陈思刚刚gap时,“内卷”这个词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互联网大厂的光环也没有那么闪亮,抖音只是一个刚刚上线的小众App,以前的同事转型进入大厂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一年之后,陈思觉得应该回到职场了,大厂突然变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存在,大学在中国排名前五的她,投出去许多简历,却没有收到一封回复。
事情就是在这时逐渐失去了控制。一个大厂的朋友帮她内推,才促成了唯一一场面试。面试官面色严峻,问她,你之前gap了这么久,互联网公司工作强度高,竞争压力大,你能hold住吗?陈思有些犹疑,说,我也不太清楚。
从那间办公室走出来时,陈思就知道,面试肯定失败了。回家的地铁上,朋友发微信安慰她,“没关系,这个未必有多好”“大厂确实压力很大,大家都想走”。
本来陈思还想继续找工作,但没多久,她怀孕,然后生了孩子,有两年时间她在准备生产和产后带娃的状态中。加上gap的一年,三年很快过去了。孩子出生后,每个月的房贷、育儿嫂薪水、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加起来就有2万多,压力下,陈思准备重返职场。
这一次进大厂比之前容易了许多,陈思猜测,是因为自己已经生了孩子。但很快,她发现了一种非常显著的差别:同部门的同事普遍比自己小4、5岁,隔壁部门最年轻的leader是95后,才27岁。当年一起在媒体工作过的同龄人在她gap那一年进了大厂,有一些已经升到了管理层,而自己还是最普通、最基层的员工。
互联网最好的时候也很快过去了。入职大厂之后的两年,到处都在“毕业”,陈思今年刚好35岁,她非常担心,自己会不会是被淘汰的第一个?
陈思说:“会有那种人生的参差感,以前大家都一样,一起去采访,一起写稿子,但几年后他们的自信、对人生的掌控感,他们的收入、财富、地位……差距非常大,只有我变成了一个平庸的中年人。”
她深受折磨,常常会后悔,“中国人的职场年龄一环套一环,暂停一年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一位同事开解她,“你可是在外面潇洒了三年的,这是你要付出的代价”,似乎除了她,每个人都在职场上“如履薄冰,每走一步都在规划下一步要怎么走”。
新一代的年轻人,更快地看到了代价。
00后小墨在读大三时因为一个肺部手术需要修养,想要gap一年,之后留级重新读大三。但刚gap到一半,学校的培养计划变了,下一级要上的课变多了,为了按时毕业,她只好提前回学校,先把多出来的课程上完。
一位教育学的学生,在2020年gap,2021年重新工作时,教培行业变了天。还有人在2021年gap,晚一年找工作,2022年的夏天投递简历时,大厂纷纷锁了招人指标,找工作成了一件非常严峻的事情。
职场上,对gap有偏见也在加深。张蔻问过hr,为什么这么在意候选人曾经gap过?得到的回复是:“第一次申请学校、考研或者考公没有成功,有点像复读生,是被挑剩下的,一般情况下hr会觉得你可能不够优秀。”
小墨也曾听另一位hr提到,能去gap的人要么身体不好,要么家里很有钱,有底气gap,要么很有自己的想法,这样的人大概率不能成为一个合适的螺丝钉。
机会是有限的,陀螺是无限的,社会要挑转得更快、更连贯的那个。
▲ 图 /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意外的放松
张蔻的旋转是因为一些意外才暂停的。今年4月,她回老家休息了一个月,然后准备去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但疫情突然爆发,上海去不了了,别的地方也不太方便,连她的北京健康宝都有了弹窗,没办法回北京。
实在没有了办法,她才放弃实习。她又恢复了每天睡到自然醒的生活,运动、做饭、看书。也是在这段时间,她拿到了一个满意的offer,这个offer给她疲惫的gap彻底踩下刹车。她突然发觉,自己在过去的日子里付出的全部努力,在此刻失去了意义。
从这时开始,她才真正地放空,思考一些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张蔻意识到,即使“我已经停止了解周围同学的情况,但依然很焦虑”。家里人也没有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是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超高的目标,“如果没有达到,我就会非常的崩溃”。
目标来自于比较,这种比较一方面在内部,会留意同学能申到的最好的学校。而在外部,她也身处一个比较的氛围中。但每当新认识的人知道她有姐姐的时候,一定会问,姐姐在哪里读书。得知姐姐就读于一所知名大学,接下来的问题一定会是,那你怎么不去那所学校?最初张蔻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脸皮厚了起来,直接说“考不上”。
小墨也在那段“被迫”的gap里思考了许多问题。离开学校那个具体的环境,她拥有了不一样的视角。在她看来,社会时钟无处不在,滴答声像心跳一样,每时每刻都提醒着自己往前跑。她没有真正地放过假,所有的假期都默认用来补课和学习,小时候,周五才刚放假,周末在补课班又见到了同学校、同班的同学。连高考结束的那个假期,她也被父母催促着去考了驾照,皮肤晒得黑了两个色号。
上了大学,时钟的存在感更强了。学校要求一个学生6年内毕业,不少公务员考试只针对应届毕业生。企业招人,不要超过26岁的硕士、超过30岁的博士,不管什么学历,超过35岁,找工作的难度指数级增加。
为了在恰好的时间毕业、工作,小墨的同学,有的从大二就开始准备考公、到互联网公司实习,或是做科研项目——大四的保研综合排名设置在9月,想在其中获得科研加分,得在这之前结题。
在新疆,李鱼选择逆时钟而行。他有了两个小时时差,别人上班的时候,他刚起床,别人睡觉的时候,他还在伊犁河大桥上看日落。伊犁的夏天草木丰茂,走在路上,两边种的白杨树笔直高大,垂下一片浓荫,太阳在哗啦啦的树叶中间落下去,留下像海浪一样的红色的层云。
这里远离城市,没有外卖、快递,也没有买学区房的烦恼。李鱼想,人一生的意义,就是要赚很多钱、买很大的房子、过奢侈的生活吗?对比很强烈,当地人脸上,总能看见真实快乐的笑容。
对陈思而言,gap的体验依然是珍贵的。
在那段时间里,陈思思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她看了作家李娟、赫尔曼·黑塞的书,记录自己的思考。她发现自己一直在随波逐流,“我到了 30 岁,觉得别人都生孩子了,我就去生孩子,别人都去大厂,我也很羡慕,我也要去大厂”。她最终得出结论,人要建立自主性,有自己的意识,走自己的路,不是为了满足谁,也不是为了跟谁竞争。
在一个完美的故事里,一个人在觉醒之后,可以立刻改变,去走自己的路。但现实是,挣脱框架、丢掉时钟是非常困难的,敢拿人生赌博的极少。
▲ 图 / 《适婚女郎》剧照
年轻人如张蔻、李鱼、小墨,之后的计划仍然是回到轨道上——张蔻准备按计划出国读书,小墨已经回到了大学里,李鱼还没有做出具体的计划,但大概率会重回医药行业工作。
最近,陈思想努力在北京积分落户,这是她唯一能为孩子做的:提供一个入场券。她也曾想过,要不要带着孩子回老家,但老家是一个人情社会,没有互联网公司,也没什么支柱产业,两个35岁的中年人,回去能做什么呢?
陈思还听一位去匈牙利生活的朋友说,在匈牙利,女性有3年产假,企业没有35岁门槛。陈思可选择的地方是清迈,她也考虑过,要不要去赌一个未来,但那又意味着她要放弃现有的东西。
社会学家项飙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要建设好自己的大后方,如果能够跳出来看自己的遭遇,可能会更好。但陈思想,“我的人生真的可以跳出来吗?”gap之后,机会更少了,就连部门里新来00后实习生,哪怕是名校研究生毕业,能力一个比一个出众,但因为没有hc,最终都黯然离开。
留给她的容错率正在变小,时间和空间都在挤压着她——外婆去世了,老家从小养大的狗狗被车撞死了,工作遇到了问题,家里又因为育儿吵架,青春就这样迅速逝去。一个周五,她走在路上,突然想为自己哭一场。
但就连为自己哭泣这件事,她努力了好久,最后也失败了。“我已经没有多少眼泪要流了。”
不过,大厂的朋友也想出去,羡慕陈思曾经暂停过。对陈思而言,有过体验,就有了一种底气,她知道自己不可能一直赖在大厂,如果有一天被扔出去,她也确信能养活自己。
但留给她一些滋养的,依旧是gap时的记忆。4月的一天,陈思的爱人带孩子去了公园,发了一张照片来,孩子坐在一颗巨大的樱花树下,椅子上堆着没有融化的雪。她突然一个激灵,从床上爬起来,带上相机,去公园拍花。
那是今年,她唯一真切地感受到快乐的时刻。
(受访者要求,文中张蔻、陈思、李鱼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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