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华侨出洋历史

潮汕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潮籍华侨、华人遍布全世界,尤以东南亚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诈海外潮籍华侨、华人约有600万以上。另外,还有旅居港澳的潮人约100多万人潮汕唐代已与海外有贸易往来,宋、元时交往更多,明朝中后期,朝政腐败,潮汕海上武装集团活动频繁,为逃避官兵征伐,许多人分别跟随林道乾、张琏、吴平、林凤等人远奔东南亚等国家。清朝时潮汕贸易口岸增多,随着“红头船”贸易兴起,出海谋生者日众。清同治元年(1861)汕头开埠后至民国时期,潮汕人出洋谋生出现几次高潮,大多数潮籍华侨都是在汕头开埠至民国期间出国的。

潮汕华侨勤劳、智慧、勇敢、奋发,对侨居国和祖国做出卓越贡献佘有进陈开顺陈旭年林亚相、李伟南、高楚香、陈慈黉等一批潮侨先驱开辟东南亚荒芜土地,垦殖甘蜜胡椒,种植粮食,修铁路,筑港口建城市。与当地人民一起抗击外来侵略的郑昭被拥戴为泰王,陈式为泰国击退侵略者立下汗马功劳。与林义顺、许雪秋、林受之陈芸生谢松楠林伯岐等许多潮籍华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草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爱国侨胞同仇敌忾,组织青抗会、战时救济会;开展招募、抵制日货、宣传抗日的活动,许多人奔赴前线,浴血捐躯。

潮汕华侨及港澳同胞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热切吩望祖国和家乡繁荣昌盛,他们寄回大量赡家的侨汇,建居屋,济赈亲人,捐资办公益事业,投资办事业。郑智勇、高绳芝、林连登郑午楼、陈弼臣、李嘉诚、林百放、谢国民、庄静庵等,都对家乡建设作出突出贡献他们的子之心和美德,在侨乡传为美谈潮汕归侨侨眷众多,海内外往来密切,迨至民国初,汕头始有华侨事务机构的设立,而且很不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汕头华侨事务机构认真贯彻实施国家一系列保护华诉、侨眷正当权益的政策法令,做好他们的接待、安置、服务、宣传、教育工作,密切了华侨和家乡的联系。“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人民政府和侨务部门全面落实各项华侨政策,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坚持抓好侨房政策的落实,更加激发起广大华侨、侨眷爱国爱乡的热忱。海外华侨、华人回来探亲、旅游观光日益增多,慷慨捐资办学、投资办厂的也很多,为振兴潮汕做出很大的贡献。

汕头地处粤东,背山面海,海运早开。

唐代潮州(海阳),外国船舶已有到潮州口岸停舶装卸易货,也有潮人抵达逼罗(泰国)

宋元两朝,潮州对外交往更趋频繁,潮州“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蕃国”.《宋史》(洲卷489)记载,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1),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浦诲船舶飘流六十日至潮州."饶宗颐《潮州志·交通志》记载:“元时三佛齐已有闽粵人足迹”。随着对外贸易往来,有一部份潮人在通商诸国居留下来,古时叫“住蕃”。

明朝海运发达,商品生产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对外贸易,但是明王朝却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令“寸板不准下海,寸货不准通蕃可是,私商贸易日趋频繁南澳岛已成为“蕃倭互市之地”。饶平柘林也是“商船巨舰往来之所,日本、暹罗船只时有停舶”。人民迫于生计,单独或集体外出谋生者比前朝代更多。澄海人林道乾和他的部属2000多人“横行海上三余年达交趾、安南、暹罗”,在明万历年间任泰国南部大年(即北大年)客长,掌管北大年港嘉靖年间,农民起义军领袖饶平人张琏起义失败后带部属流亡国外,在苏门答腊印尼巨港)

当了蕃舶长(吴府志说,琏被叛徒郭玉镜出卖,磔于市)。1949年12月在新加坡淡申律义顺村附近发现一古墓,碑上镌有“义叙,明考朝元程公之墓”,右边刻有“达豪赤港乡”。可知,明朝已有潮州人移居新加坡。

清朝潮州贸易口岸增多,有樟林、庵埠、沙汕头、达涤海门神泉等港口。特别是与罗的大米贸易兴起,各地富商巨贾纷纷集资制造红头船进行贸易。澄海樟林港就在清乾隆年间成为潮汕较大的大米人口集散地。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期,樟林商埠处于全盛时期。有“八街六社”,商店、仓库、货栈一片繁荣,红头船北上直抵天津、姑苏(苏州)烟台,南下可达暹罗(泰国)星洲(新加坡)、交趾(越南)。取代了饶平柘林港而成为贸易中心。嘉庆澄海县志记载当年贸易征税,“澄海以弹丸黑子之地几操全粤五分之一”,足见贸易之鼎盛随着红头船贸易的兴起,潮汕有大批居民随船出国谋生。另一方面,明末清初,由于潮州人口大增,“土田所入,纵大有之年也不足供三月粮”,加上封建剥削、税收的增加、自然灾害频繁赖土地为生的农民为生活所迫,到樟林搭乘红头船“过蕃”谋生的越来越多。直至汕头开埠后,出国者改在汕头港出口。据统计,道光元年(1821)侨居逼罗的华侨有44万人咸丰四年(1854)增加至150万人,其中约60%是从樟林港去的

早期海外移民,也有少量出于政治原因。宋末元初潮州一些南宋义民遗官因不满元朝统治,相继移居东南亚。清初潮州总兵郝尚久起兵反抗清朝,太平天国革命引发的潮汕农民起义迭起,都有人逃避国外

19世纪中叶,海外殖民主义者扩大对殖民地的掠夺,急需大批劳动力,国内封建剥加重,沿海地区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加剧,招收契约华工的“猪仔贸易”(用诱骗、掳掠、招募等方式把粵东沿海一带贫苦人民强制装船运到殖民地卖给种植园主做苦力,也称“苦力华工”)。在中国沿海地区兴起,汕头与厦门、香港、广州、澳门海口等地,都曾经是“猪仔贸易”的主要口岸。

汕头开埠前,拐掠贩卖苦力主要是在南澳岛与妈屿岛进行的。清林大川《韩江记》记载:“咸丰戊午年(1858)正二月间,有洋船数十,买良民过洋者,名过咕喱(苦力)。初则平买,继则引诱,再则掳掠,海滨一带,更甚内地。沿海居民,无论舆夫乞丐及讨海搭蚵者,亦被掠去。从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八年(1847-1858),美国、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殖民主义者先后在汕头沿海和内地诱骗、掳掠4万多苦力华工,在南澳和妈屿岛附近装船往古巴哈瓦那澳大利亚悉尼、秘鲁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等地做苦力。

被拐骗后的华工如表示不愿出洋,便遭轮番吊打,或放在水里浸泡挨冻,人贩子和洋人用刀板打藤条打,直打到求饶答应方休。还有的被堵住嘴有的被蒙上头罩,而不能呼救,直到被绑架上船,然后在合同上画押编号。有的甚至被剥光衣服胸前打上C、P、S等印记C代表运往古巴P代表运往秘鲁;S代表去夏威夷遭受非人的虐待陷入绝境的“猪仔华工,有的跳海自杀,有的生病被遗弃。咸丰二年至咸丰八年(1852-1858),在妈屿岛就有800名“猪仔”因病或死亡而被弃,占运出“猪仔”总人数20%

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在中英《北京条约》中被迫增加了“允许英国招募华工出国等条款。同年2月18日,在英法联军的威迫下,两广总督劳崇光正式颁布告示,允许资本主义列强在粵招工,并照会各国驻华使馆,附招工章程十二条。一个月以后劳崇光又宣布批准汕头按照已在广州施行的制度招募华工出洋。同治元年(1861)汕头开埠,大门一打开,西方人口贩子蜂涌而至,打着合法化招工的幌子,肆无忌惮地进行诱骗活动。他们不仅派大批人口贩子下乡诱骗还在汕头埠设立许多招工馆所(俗称咕哩行、客头行、猪仔行)至光绪二年(1876)就有20-30家,尤以英国人口贩子德谪的“德记洋行”最为臭名昭著。光绪十四年（1888年）荷兰政府专门派员到汕,与清朝洋务委员廖维杰订立雇工章程,荷兰的“好时洋行”（即日里种植者协会)乘机在汕头设立分行,招工前往日里烟叶种植园。光绪二年至二十四年(8376-1898),从汕头口岸出国到东南亚各地共有1512020人,其中从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四年(8-1898)运往苏门答腊德里种植园的华工就有56025人德里的华工几乎全是从汕头埠运出去的由汕头出口的契约华工,凭立约后提供的青色船票上船,称“青单客”是当时最盛行的契约方式。另一种叫“赊单制”,即赊给船票(船单)过洋,由英荷洋行委托客馆办理,客馆派人到内地乡村招工,带至汕头集中,运至英属殖民地转出发卖。转达后,如遇亲友相助付清赊款,便可自谋出路。不然,任凭新加坡“华民护卫司”发落。再一种方式是买主同卖主在汕头一次成交后直达目的地,实际上是殖民主义者拐骗华工的骗局,契约华工被骗下船,就象囚犯一样,行动受到严格限制。潮州有句民谣:“日里窟,会得人,无得出”。道出千万“猪华工的辛酸经历“卖猪仔”在汕头盛行达5060年。辛亥革命后社会舆论群起痛斥出卖华工的流弊,迫使当局不得不采取措施制止劳力买卖搜捕“客头”,查找“客馆”,原先为交涉、监督契约华工事宜的汕头津舒工局率俞结東。此后,契约移民的基点逐渐移到香港。汕头历史上的自由移民继续个,主则是出洋到求时亚各地“容头行”不再帮“卖猪仔”,只办自由移民业务。带新容出的人,叫“水容“容头”和“水容”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汕头开埠后,成为中国最大的华侨出人国口岸之一。每年有大批人民经汕头港出国往东餐国谋生,汕头口岸华价出入址人数,在国内各口岸居第一位。自光绪三十年至民国24年(1904-1935)经汕头出国侨民共298万余人,归国侨民计146万余人。出国比归人数出151万余人相当于当时潮梅人口1/3。连同光绪以前出国人数合计不少于200万人,其中往遥毁占大多数。

汕头开埠后至民国时期,是潮汕人民出国谋生的高峰期。同治八年(1869)出国至曼谷、西贡，新加坡有20824人,次年有22282人。自开埠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每年从汕头出国逐渐增加至8-9万人其中一半以上到新加坡和英属各殖民地,其次是到西贡、曼谷和苏门答腊。进人20世纪20年代,出国高峰时每年达14-15万人,一般年份也有10万人,回归著每年只有6-9万人。出国到曼谷者最多,往新加坡、西贡、苏门答腊的人次之。民国16年(1927是最高湘,出国222033人,归国144902人。20-30年代,每月经汕头出国5000人以上,而回国也有3000人左右,汕头行驶南洋轮船航线平均每月36艘次。

民国16年(1927)7月,逼罗(泰国)政府制定人国法,对华侨人境实行限制。民国18—22年(19291933)世界发生经济危机,热带作物出口市场衰退,新加坡、马来亚首先受其影响,錫和橡胶跌价大批工人失业,当地政府拨巨款遣送失业者回国。经济危机影响所及,各国失业后备军不断扩大,中国移民到东南亚各国受到抵制。民国19年(1930)8月,新加坡、马来亚也宣布移民入口限制条例。从民国20年(1931)起,经汕头出国往南洋谋生的人数逐渐减少。从民国20年至民国22年(1931-1933),潮汕华侨每年回国人数都超过出国人数。民国28年(1939)日本军队占领汕头,封锁海港,人民乘船出国已不可能。日军占领东

南亚各国以后,又有大批华侨经陆路回潮汕。民国34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华侨和侨眷纷纷乘船往南洋各国。民国36年(1947)3月开始,南洋各地限制中国移民人境。民国37年(1948)8月,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地政府驱逐华侨出境,几百名华侨被遣送回汕头1951年泰国銮披汶政府大规模排华,几千名华侨被迫乘船经汕头港回国。至此,潮汕人民出洋谋生进入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