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风云中的海外潮州人

　 家园的概念，深刻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无法磨灭，身处异国的海外侨民尤其如此。自然而生对故土的眷恋，使得漂泊海外的他们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与前途。

　　粤东地区素有“侨乡”美誉，早年间“过番”下南洋谋生的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广泛。虽远在异国他乡，辛勤劳作，开拓经营，为自己打拼下一片天地，仍始终不忘家乡的守候，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号召推翻腐朽满清政府，以革命建立民国的方式救中国的时候，身居海外的他们没有置身事外，反而热烈响应，大力支援，竭尽全力给予支持与无私援助。

　　随着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相继组建成立兴中会和同盟会，着重在海外各地发动侨胞支援国内的革命斗争。他提出的民主革命思想，深深触动海外华人的心，一大批忠诚的追随者围绕在他周围，其中不乏在东南亚各地的潮籍华侨，他们群起响应，为祖国革命运动奔走相告，慷慨解囊。

在这其中，新加坡潮人华侨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早在孙中山先生到新加坡筹建革命组织之前，饶平人张永福和闽南人陈楚楠等人在国内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开展了各种爱国革命活动，为后来孙中山在新加坡发展华侨革命势力准备了有利条件。

　　1901年，张永福等人成立了“小桃园俱乐部”。借由俱乐部，他们经常与潮州华侨林受之、林义顺、许雪秋等爱国分子聚集在一起，谈论祖国面临外侵，清朝腐败无能，以及挽救民族危亡等问题。1904年，林受之与闽人黄乃裳等人看到汕头作为一个清廷对外的通商口岸，与东南亚各地华侨联系密切，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又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等有利条件，于是，在潮州也建立了一个爱国小团体，并在各地发展成员，准备一旦条件成熟发动武装起义。后来在1907年黄冈起义中的革命志士，就有一部分是这个秘密小团体的骨干分子。

　　张永福、陈楚楠等爱国潮侨也以鲜明的态度积极参与两次革命爱国事件，1903年上海发生“苏报案”，为该报撰写激烈革命言论文章的邹容和章太炎在上海租界被捕下狱。张、陈等人为了拯救革命志士，就以“小桃园俱乐部”名义，致电上海英国领事，请求援用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将章、邹两人引渡，这一营救行动成为“南洋华侨赞同革命之第一声”。

1905年国内各地掀起广泛的抵制美货运动，张永福和陈楚楠等人在侨众支持下，召开了一个有数千人参加的集会，表示愤慨与支援。

　 　鉴于当时华侨社会有不少人思想守旧，对清政府依然抱有幻想，张永福、陈楚楠等人决定自筹资本，于1904年创办“图南日报”，前后耗资3万余元，该报成为南洋华侨自己筹办的第一份公开宣传革命主张的报纸。第二年他们又办起了“总汇报”，参与办报的还有潮侨林义顺、沈联芳等人，在相继办报的同时，又将邹容所写的《革命军》改名为《图存篇》，印刊后委托革命党人携带到潮州一带广为散发宣传。

　　新加坡潮州华侨在支持孙中山发展海外华侨民主革命力量期间，他们与福建侨胞共同合作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但在发展组织、开展宣传、发动武装起义中所起的作用，潮人侨胞实际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他们贡献突出，功不可没。

　　泰国华侨民主革命力量的发展与新加坡潮籍侨胞的协助分不开，特别是新加坡潮侨商人沈联芳于1907年派人到泰国联络爱国华侨，创设中华会所，广泛联络同志，到1908年就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同盟会曼谷分会。随后陆续加盟的潮籍华侨有林伯歧、陈梧宾、马兴顺、许则通、郑子彬、高绳芝、陈绎如、郑智勇等人。

越南潮人侨商有不少人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此外爱国潮侨许渭滨和林国英也积极参与策划发动1907年的黄冈起义，林有一亲戚是越南巨商，“故所筹之款独多，而声气联络亦广”。许对起义失败后逃到越南的革命志士，多方设法予以安顿。

　　1911年的武昌起义震动海内外，接着各省光复，中华民国诞生，海外侨胞随即掀起一个纷纷回国和踊跃捐款的热潮。在潮州一带光复运动中，许雪秋、陈宏生、陈涌波回到家乡组织南路进行军，方次石也回国“自组一军，设司令部于普宁”。新加坡的沈联芳和张永福被推举为广东省保安救济捐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协同其他委员向华侨各界募集20余万元，为广东光复提供了一笔重要的经费。

我们可以看到，在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潮人配合着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他们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主张，服膺孙中山的正确领导，他们以振兴中华为奋斗目标，以建立民主共和为最高理想，追随孙中山开展各种革命活动，谱写了一曲海外赤子的革命爱国的赞歌。 　　　　　　　　　　　　　　　　　　　　

摘录《潮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