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妈妈对话《他乡的童年》导演：好学校大多在这两点上做到极致

去年热播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引发了大家对不同国家的教育方式的热议。其中我们的国际教育专栏作者，也就是本文的作者李爽参与到了英国部分的拍摄。

在李爽的新书中，她记录了自己与《他乡的童年》导演周轶君的对话，关于如何定义教育、我们要培养怎样的孩子、如何不被信息洪流裹挟，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李爽新书《成就孩子 好学校为什么重要》）

教育的拿来主义

李爽：开篇我想问个很大的问题：教育是什么，教育应该是怎样的?

周轶君：学习之道，从古代到现在经历了很多的变化。

举个例子来说，我现在跟女儿一起学繁体字，这个学习的学字，繁体字上面那个部分，首先是两只手在抓。当然我可能有点望文生义了，但是我感觉古人蛮重视“亲手获得这样一个过程”。

实际上，中文字里面只要有这个学字头，讲的都是第一手的经验、亲身经历的重要性。比如觉得的觉，也是强调需要用双手去抓、用眼睛去看。

而现在的应试教育更多的是第二手的、背出来的东西，这个背出来的东西其实并不能帮助你掌握事实真相和获得真实体验。首先是学习本身不一样，比如说中国的应试教育注重分数，而芬兰不考试，但强调如何让学生掌握技能。

在课堂以外，人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对生活的认知也会有差异。你到底是在意表面上它是什么，还是在意这件事背后真正是什么。

我前几天读到一个故事，讲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就带他去看鸟，看到一种鸟，爸爸就会说，这个鸟，中国人叫它什么，英文里叫什么，但是这些名字跟你都没有关系。你仔细看它在扇动翅膀的时候，是为了清洁身体，还是在啄羽毛?一次真正的观察，比学到什么词汇，能拿出来炫耀什么更重要。

李爽：这涉及了个体的教育、知识体系以及职业、道德修养等各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们把学习的根本忘记了，把学习的方法忽略了，把学习的目的简化了?我个人认为重新定义教育的概念很重要，特别是对家长、学校和整个社会而言。

周轶君：重新定义教育的概念当然很重要，但是这也特别难。

举个例子，我有个亲戚是老师，他就不喜欢看《他乡的童年》。他说，对在一线真正做教育的人来说，现实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走进一个教室，有40个孩子，跟只有30个或者20个孩子完全不一样。还有如果之后的应试标准不变，那么教育的概念是很难改变的。

当然，高考实际上正在改变。但这个改变的效应还没有抵达教育的每一个层面，大家知道了高考会考一些书本上不能找到答案的东西，但要怎么改，还是没有人知道。之前的教育习惯了教会孩子考试，现在转为关注提升孩子的技能，家长对这样的转变还不适应，会有恐惧。这种情况很难改变。

有一点我想向你请教的就是：每个人都想做精英。英国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竞争激烈，对吧，英国跟芬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英国怎么看竞争这件事。

李爽：我会归结于体系问题。价值体系、评价体系、社会整体的体系。到底谁是鸡谁是蛋。是教育改变社会，还是社会改变教育。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再加上英国整体的教育目标不一样，当然会形成各个国家对竞争不同的看法。

比方说竞争不是英国所追求的，因为从竞争的本质而言，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极致的思维，英国人是不太接受这个概念的。

因为觉得每个人都要学会竞争。所以我们都要让自己做到极致，把自己逼到极致，而这个“极致”不是指个人的潜力的极致，而是全社会都认同的一个标准的“极致”。但西方社会并不要求每个人做到极致，因为社会承认每个人跟别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人们应该平等、自由地生活在一起，组成和谐的多元化社会。

所以竞争是有的，但前提是有上面所说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还有能力竞争，没问题。但肯定也有很多没有条件竞争的人，社会就不能鼓励全员竞争。

那么回到教育这个问题，整体来说，英国人相信每个人的生存权不光是指吃饱穿暖，还要有健康的心理。心理健康现在也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些都是英国教育目标的一部分，再有就是整个社会要基于科学来运行。再多说一点，我们有时候会评论说是因为他们文明程度高。如果回顾历史，说到文明的英文 civilisation，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教育。

周轶君：在纪录片播放后，我收到很多的反馈，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说，历史和国情那么不同，对社会的认知那么不同，到底有没有相互借鉴的意义？

以你我的观点，肯定会说，任何事情都要本土化，根据我们的社会的情况，有好的东西我们当然要拿来主义。日本之所以发展迅速，就是因为拿来主义。你觉得呢？

李爽：这也是我刚才想跟你讨论的，回到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亲戚。他不看你的纪录片，因为他很实际，他知道好的东西非常多，但是我们都能拿来吗？从根本来说，教育是意识形态的东西，那意识形态能拿来主义吗？我个人的回答还是能，或者说我相信能，我也认为有必要。

有人会说，我改变了有什么用？社会环境不改变，我待的小环境不改变，个人的改变可能反而会是更痛苦的。但就是因为寻求改变，才会有各种形态的学校出现，还有很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接受不同的教育。

这当然是我个人的理解，就看拿来主义到什么程度。比方说英国，英国人觉得数学教育不够好，所以就引进了新加坡数学和上海数学的教材，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拿来主义。

而在真正的实践中，有些学校确实在采用这些新教材，但是另一方面有很多学术比较好的私立学校都没有采用这个教材。他们认为现在的上海数学和新加坡数学只适用于小学阶段，跟他们现有的GCSE和A -Level-的衔接没有打通，所以这些学校不肯尝试。

我们知道英国的小学是没有教科书的，都是老师自己来做每天的课目。根据每个学校的不同特点，根据每个老师的特点，老师和学校都有在教材选择和采用上的自主性。

就这点而言，我觉得与其说拿来主义，不如说我们应该开阔思路，给教育更多的选择。

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单一思维，我们很喜欢面前只有一条路径，这样好像很简单，只要大家吃透了这条路，就在这上面走就可以了。如果可以，我们不想做选择。

不光是国内的家长，包括到这边的很多中国家长，总是说，英国怎么这么烦呀?又是纯男校、纯女校，还有混校，入学一会儿4+一会儿7+，考试还有5个委员会，怎么搞得这么复杂。其实英国人把体系搞得这么复杂，就是想告诉你：家长，你是有选择的。

我记得有一次讨论对成功的看法时，我家女儿曾经说，英国人说我没有成功，那是社会的问题，所以我要改变社会；中国人是反过来的，如果没有成功，那就是我的问题，所以我要改变自己。

还是说你那个亲戚，可以这样告诉他，国内的很多大学都有着很强烈的跟国际交流的需求，所以大学的教学在改革，中学小学肯定也是要改革的，怎么可能会一成不变。

如果只是考虑上大学，只是为了考进最好的学校，那么学生在国内的公立体系里学习，可能成绩会更好。但最重要的是，家长也都意识到，不是上了大学人生就画句号了，孩子在大学怎么学习?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怎么办?这些问题都已经迫切地摆在了所有家长的面前。

这就是我要写这本书，你要拍这部纪录片的原因。

周轶君：我们的教育遇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那就是我们需要人才。现在品牌有了，非常强的企业有了，但是在很多领域我们还是非常缺人才，缺独立思考的人，能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人。

当然，概念是不能极端化地讨论的。我的那个亲戚不喜欢看我拍的纪录片，但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在家长学生中间都很受好评的老师。这一点很有趣，他不是不重视素质教育，他很注重培养孩子的能力，但从心态上对新的教育模式又有一种抵制。

我也看到了不一样的反馈。在上海，有中学的校长请我去给他们所有的老师做培训，而且他们还有问题问我：怎么教他们自己的孩子。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现在的很多老师是80后、90后。他们真的很年轻，刚好跟我这个片子的观众的年龄很接近。

他们正好处于过去的教育观念和今天的生活观念转换的时候，所以他们确确实实在生活中会碰到很多非常具体的问题，一方面要应付考试；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变化，要培养未来的人才，包括自己的孩子。

教育的复杂性

李爽：关于纪录片，我想知道，如果再给你机会，重新做纪录片，你会怎么来做?

周轶君：如果有机会重拍的话，有一些点是需要补充的，比如说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以后如果有机会拍第二季，就会谈到这个问题。

还有一点，可能因为是第一次拍纪录片，抱着无知者无畏的心态，纯粹从一个天然的教育者，就是做妈妈的心态来看，那些我不知道的、我好奇的东西，大多数人也都会感兴趣。如果跟很多家长、老师交流以后再回头去拍，就会有点缩手缩脚，会担心他们不喜欢看。

我现在对国内的教育情况了解多了一些，发现和以前相比还是有变化的，就算在体制内，很多学校也都在改革。北京、上海的很多学校引进了非常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说混龄教育，还有对于空间的改变、学生上课方式的改变等。

李爽：我觉得，你对重拍的想法，正好说明了教育的复杂性。英国的学校整体的系统体制设立得相对完整，比如说私立学校，有专业人士在研究目前的问题和现象。

周轶君：对。好的教育大多相似。比如说，英国小学没有教科书，特别重视老师个人怎么教。芬兰也是这样，新西兰也是这样，很多国家都是这样，那就是他们对于老师的这种功能的重视。

李爽：好的教育其实就是让人的个性和专业性体现出来。比如在英国的私立学校里，学校都有自己的董事会，这些专业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每年会开两三次会，等于在学校外又建出了一个外脑。

当然还有国家、地区以及基金会等很多不同的机制，作用于学校本身，再加上有一些委员会和教育辅助的慈善或者基金会，组成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那么很多学校的运行都基于这些透明的专业信息的分享。所以一个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的校长和一个伦敦内部学校的校长能得到同样的信息。

周轶君：这个挺有意思的，英国实际上在学校系统内建立起一套类似于社会的东西，一个社会应该怎么管理，基本上在学校里会有个缩影。我能这么理解吗?

另外，你刚才说的信息透明，是在私立学校的体系吗?还是公立学校也是如此?比如这种非常完备的管理体制，公立、私立都有吗?

李爽：对，都有。英国的教育发展了几百年，学校内部的社会机制逐渐完善。

当然，从某些方面来说，公立学校需要的信息不一样，更多的信息是关于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学生们成绩的提高，怎么让那些移民的孩子或者是英语不好的学生融入英国教育，等等而私立学校呢，发现问题，马上就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然后审视制度，把这个漏洞补上。所以学校运行了很多年，一直在不断地补漏洞，我们现在才看到一个比较完备，方方面面都想到了的机制。

我再举个例子，说明学校如何不被社会或者家长裹挟，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如何平衡竞争。

我两个女儿的学校是英国著名的学术型女校，里面的每个女孩子都又聪明又勤奋，有些从小学起就在全年级拔尖儿。

在英国的考试制度里，A一般有一个最低线，比如85分以上，这些习惯拔尖儿的女孩子不会因为得了87分就高兴，反而会说为什么我没得89分呢、怎么同年级还有得92分的呀?学生们自己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同时，这些学生的父母也有很多是“虎爸虎妈”，欧洲的、亚洲的、非洲的，很多家长都是职业精英，对自己对孩子要求都高。

在这种情况下，最放松的反而是学校。女儿们说，如果学校像家长和学生那样，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极致，然后不断地给学生施加压力，那估计一半学生都会疯了。

为什么学校可以有这么大的魄力不被裹挟呢？我认为是学校坚持了自己的价值观，不会为一个或者一个年级的学生、家长所改变，这也是教育的价值所在。所以所谓的九大公学，并不是考试成绩排行榜上的前九名，而是历经数百年仍坚持自己的教育价值观的学校。

回到最早的那个问题，你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是想把他放进一种什么样的教育里？你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教育的本质到底应该是什么？

在英国，要在小学和中学完成教育的本质，比方说正面和激励型竞争，质询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逻辑分析的能力，尊重科学常识，等等，这些绝大部分都是在小学和中学完成的。因为孩子到了大学就是成人了，很多东西就很难改变了，大学是用来学习专业的地方。

教育的公平

李爽：当然了，英国的教育也有很大的问题。英国人特别相信达尔文的理论。不是说你是弱的那个物种，就应该消失，而是觉得弱的物种就没必要变得那么强壮，踏踏实实在这个社会上当弱的物种就好了。

因为这个社会对于弱势群体有照顾体系。因此英国的一些孩子从小就不愿意努力学习，也不愿逼自己走出舒适区，导致白人男生上大学的比例在逐年下降，比较完备的福利制度让这些人觉得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也能生活得很好。这是英国公立学校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周轶君：英国的物竞天择和中国的物竞天择不太一样，但实际上竞争性跟国内还是有得一比的，都是非常强调学科成绩，从某种方面来说还是比较像的。那你觉得父母的心态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中国，通过个人努力是可以摆脱出身往上走的，而在英国还不能实现这种流动，对吧。或者说要实现起来比中国更困难，中国还是有许多寒门出贵子的例子。那么你觉得是中国教育下的考试制度更公平，还是英国的这种制度更公平？

我并没有很多严谨的数据，只是通过看一些纪录片，了解到英国的这种阶级流动性非常不好。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它可以延展出很多问题，我们不能用好坏来定义它。

英国的每一个阶层，各有各的安乐。

在剑桥的时候，我一个中国的朋友在那里做助教，他跟他们学院的那个门卫私交很好。那个门卫有一次带他去一个啤酒吧，因为他是个助教，也相当于学术人士这个阶层吧。那个门卫坐下来环顾四周，跟他很骄傲地说，你不属于这里。

他的意思是他觉得这个酒吧是他们工人阶级的，属于他那个阶层的，而我朋友这个知识分子不属于这里，当然他并没有谁高谁低的意思。

那么是不是再延展一下，这两个国家的中产阶层是不是都希望不断往上走，为此殚精竭虑，不然就会掉下来。印度电影《起跑线》说的是同样的情况，中产阶层总是如履薄冰，想往上爬，但也可能会跌下来。

李爽：比起竞争，英国人更喜欢谈论公平。关于阶层，我们谈得更多的就是阶层的固化，现有的阶层被固化了。英国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同时也有第二庞大的工人阶级，占据最顶层的上流社会比例最小。英国的阶层固化表现为很多人在他自己的阶层里头觉得很舒服，并没有太多的动力要往上爬。当然，每个阶层都会有一小部分比例的人想往上走，这部分人更多的是外来人员，就是移民的二代。

固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上升的通道非常狭窄，凭好的教育和分数上升到顶层基本是不可能的，反而更多的是凭借婚姻，或者经年的职业累积成为这个国家顶尖的精英，从而改变中产的地位。

考试，在教育里，或者在人类社会里变成了我们避不开的概念。如果把考试范围扩大，面试都算在内，就是选择的必经程序，其实哪个社会都避不开，即使在芬兰也避不开，在申请工作的时候，公司也有自己的选择程序。因此考试在任何社会，都是相对公平的手段。重要的是，它是不是唯一的手段。

在英国，考试就没有这么重要，有50%的学生不会上大学。不一定是这些人的学识不够，而是提前就分流了，有些人觉得当电工很好，就像你说的那个门卫。他觉得每天按部就班地上班，每个月收入2000英磅，下了班还有时间去喝酒，这样的生活很美好很轻松。

而进了金融城的那些精英，做股票，或者是期货，每天早上7点就开始上班，晚上10点才下班，一周要工作6天。基本上每分钟的交易都可能是成千上万英镑，输赢都在一秒之间，非常高强度的工作。

他可能年薪10万英镑，但交完税以后，拿到手的只有6万多，按他的工作小时数，可能平均每小时只有25到30英镑。从这点来说，他跟一个门卫的时薪数相比，单纯从数字来看是差不多的。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还是看个人的追求吧。

周轶君：教育就是社会的脊梁骨，串起来所有。

李爽：说得太好了。

信息和教育

李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跟你探讨一下。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也非常多，你拍的纪录片，在这7个小时里递了非常多的信息;而我也尝试着在我的书里传递很多的信息。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会不会自己生活在这种信息的洪流里头，被这些信息改变了而不自知?那么我们怎么能做到保持客观?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承认信息能够改变人或者影响人，那么我们如何从信息中获益，而不是不知不觉地被它改变，被信息裹挟。对此我有些迷茫。

周轶君：你说的这个迷茫的问题，我这几年想得蛮多的，也是非常困惑。目前为止我个人的理解是，就信息本身而言，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平等，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不一样。过去的情况是，生活经验不同的人可能信息的获取和交流渠道也不同，现在则是信息均等，但生活经验不一样。

比如说你在英国，你的生活经历让你形成一种观念、一种认知。因为这个认知，你接收到的信息经过这样的经验的消化，会得出你的观点，而有的人接触到同样的信息，但是跟他的生活经验可能根本是冲突的。这个时候你们的意见就开始冲突了。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第一时间都会觉得这是观念的冲突，很少去问对方：你是从哪儿来的？从你的生活经验怎么就推导出这个结论？

最近有些事情让我反思，我的一些观点可能就是没有考虑到那些意见不同者的生活经验是不一样的，因而引起不少争论。

所以我现在几乎不跟人在网上讨论观点。除非面对面坐下来，可以把事情讲清楚。因为在我看来，人比观点更重要；朋友、家人，都比意见或者观念来得更重要，因为观念很可能是暂时的。这些观念随着生活经验的改变，都会出现很多的改变。

你刚才说，会不会怀疑自己的某些观念是错误的。我认为，首先我们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接收的信息当中，真诚地得出自己的观点，就是说，至少我们真的是这样认为的。

第二点，就我的理解来讲，我不固守我的观点，我不认为我就一定是对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道可道，非常道，我们所有的观念和意见都不是固化的，永远在变。改变能够帮我们修正得更好。

如果我们持有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具体来说，有人会说，你会不会只给我们看好的一面?我会讲，确实，因为我是在拍片子，是直接面对那些采访对象，画面里受访者告诉大家的，你看到的这一面，是真实存在的。而我当时的体验也是真实的。

至于说是不是有可能有些东西我没有看到，或者说，有些东西放在另外一种时空里来讲，会不会有不同?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如果我看到对我的批评意见是有建设性的，比如说他真的能告诉我什么地方错了，我就非常乐意接受。我不会考虑面子的问题，在真理面前不需要考虑面子，你只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大了。

李爽：对，生活经验的差异造成对信息的理解和认知不同。那么回到我们养育孩子这个层面来，我们如何能把父母辈的经验传递给孩子?还是说，不需要传递，就让他们去吃亏、去见识、去学习，而不要走捷径?

周轶君：我刚才说的那个差异，主要是指同辈人之间，比如我们和读者、观众之间。对于孩子，我觉得我们当然要讲道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好多事情也许你都讲烦了，但忽然有一天，你发现孩子其实是听进去了，或者说他用他的方式理解了。这就像是老师教学生，只考虑播种，最后结出来什么果不知道，但是你只能把这个根源做好。

当然，做父母的也不能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这个尺度的把握确实特别难。

还有就是边界，我觉得要让孩子知道有一个边界，在越小的时候越要让他知道。我的孩子有时候跟我争论一些事情，权利、自由这样的词，他都会用。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的孩子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不会跟父母用这些词顶嘴。我的孩子虽然使用这些概念，但是我会让他知道自由都是有边界的，然后会告诉他为什么。在教育孩子时，特别是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做父母的更多是要督促自己，先想清楚对错是非，活得更明白一些。

至于要不要让孩子吃亏，我以前看过一本动漫书，讲伊朗文化。

一个女孩认识了一个年轻人，很快就闪婚了，但没多久又离婚了。女孩的爸爸跟她说，你别难过，其实我早看出来你们俩并不般配。女儿听了以后很生气地问爸爸，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爸爸说，这个事情我怎么可能告诉你，只能你自己去体会。

李爽：这个爸爸有大智慧。但我可能做不到不说。哈哈。

周轶君：我想，我不会在我女儿谈恋爱的时候跟她说，你选择的这个人怎么样，或者告诉她我的意见。但是在她恋爱之前，我们可能会很多次讨论爱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怎样让自己幸福，等等。然后让女儿去做出她自己的决定。

李爽：是的，要跟孩子交流很多东西，父母不可能一次就说到位，确实需要不断地重复。当了父母，自己的很多观点也在与时俱进。我们要力争做学习型的父母，把我们吸收的认为正确的观点传递给小朋友包括自由、平等、正直等概念，越早传递给他们，越有好处。

当然一定要告诉他们边界但也有一些事情，我们就算是急得在旁边跳脚，也要有自己的分寸，克制自己不去发表看法。我的个人经验是，我会试探着说，如果反弹比较大，要么换个时机说，要么就是换一种方法，或者反思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说得不对的。

周轶君：对，做学习型的父母很重要。

李爽：回到这个信息上，我们能给予的，实际上还是单向的信息，但因为意识到受众会是比较多样化的，可能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尽量把信息丰富，希望不同的人在这里得到不同的东西，能这样解释吗？作为信息的整理者同时也是传递者，我们的意愿是让信息尽量地多样化，希望接收者能各有所得。

周轶君：只要我们的心态是开放的。比如说拍片子，我一直说是一种抛砖引玉，它引起的每个人的思考也是不同的。所以，如何让自己有所得，就是看自己要怎么对待这些不同的信息。

教育的秘方

李爽：那最后再回到教育本身，如果有家长要教育秘方，你能开出来吗?

周轶君：经常会有人这样问。每个小孩都不一样，这个很难回答。首先我是没有什么秘方的，我也不觉得我的教育方式就有多好，很多孩子都比我们家孩子学的东西多，表现得更优异。

今天，我女儿还在跟我讲，班里有个男孩跟她说，你到现在连乘除都不会。其实是因为学校只教了加减，很多人都在外面补课，我们没有补。我就对女儿说，你迟早会学的，你急什么呀。

我没有秘方，只有一些心得，总结起来就三个字，花时间。

孩子小的时候对你有一种身体上的依赖，你当然要花时间，不能假他人之手;到他大了，心智发展，更要花时间，就是这样。不仅是直接在他身上花时间，你自己也要花时间去想如何给他花时间。要看各种各样的书，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寻求启发。我想问你，你的教育方式是什么?

李爽：确实，我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花时间去学习，去观察孩子们很多事情，也观察别人的例子，然后在我的脑子里过很多遍，找到一个方式去跟孩子们沟通，或者把信息传递给她们。

我不知道你有这种习惯吗?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会后悔，会设想如果重来一遍，我应该怎么做?所有的事情有了结果以后，我会自己偷偷地反思，也经常纠结，以后还会不断地回顾。

周轶君：有啊，后悔、纠结，为人父母都避免不了。特别在教育问题上，有各种专家的意见，你找不到唯一的答案。

举个例子来说，我女儿不到1岁的时候，有个非常有名的专家说，要培养孩子自己一个人早睡，要训练她独立。我说她到晚上就哭，得抱她怎么办？他说，你尝试一个晚上，她怎么哭也不要抱她，就来一次就好了，或者来几次她就习惯了，她知道你不会过来，就独立了，就可以睡个整觉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女儿那天晚上哭，我就忍着，不去管她，就让这么小的小孩哭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过了几天，她确实哭几下就算了，就自己睡了。但没出三天她就病了，我当然就得陪着她。所以，前功尽弃。现在她都7岁了，还是不敢一个人睡觉，我试了很多办法都无效。后来有人跟我讲，当时让她自己那么哭，根本就是错的，那种痛苦的记忆会一直伴随她。

我想当父母要凭自己的直觉，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专家给你建议。不到1岁的孩子哭了，那么无助，妈妈不帮她，不抱她，还能怎么样？

后来我儿子出生以后，我在这方面就灵活多了，没有那么教条。有时候他开始“作”，我就知道他不是在“作”，不是跟他讲道理的时候，因为他太累了。就这么简单，孩子累了，妈妈就应该抱他一下，哄他一下。然后他就没事了，就安静地睡了。孩子很小的时候，是不懂得表达自己的。

做父母的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因为只有你才最了解你的孩子。后来也有人说，有一些最新的欧洲的研究结果说，父母和孩子一起睡更好，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这么做，这样让孩子更有安全感。你看，专家说的话都是前后矛盾。所以父母了解自己孩子的需求比什么都强。

李爽：当家长的都是战战兢兢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私心里还是希望给孩子们最好的?

周轶君：父母不是完美的，孩子也不可能完美，我们都只能尽己所能！

李爽：希望我们都是火种，一代不行，再到下一代，总要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