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太格」城市规划：心灵美、内在美和外在美（下）

【一个好的城市规划是让每座城市都保有属于自己的面貌和故事，让市民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灵魂，最终实现真正的安居乐业】

□中国经济报告 王艺璇

如何治愈“大城市病”

中国经济报告：你多次强调一座城市要想发展好，就必须要有好的规划，为什么？

刘太格：以我在新加坡的经验，经济发展顺畅跟好的城市规划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有好的环境，功能配套也会做得好，那我们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和人才。一个好的城市，要赢得市民的认可。一个好的规划，要给各个阶层提供多样的选择。

我经常问来新加坡的外国人，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小小的新加坡，他们都会提到新加坡所有功能运作都很完善。如果没有合理的城市规划，就会导致“大城市病”的泛滥。例如，如果一个城市商业功能过度集中，却没有同时安排匹配的居住功能和生活配套功能，那么这个规划就会导致“钟摆式”交通，带来严重的交通拥堵。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现在很多城市都有“大城市病”，在你看来，“大城市病”好治愈吗？

刘太格：任何城市都不是一张白纸，特大城市治理起来当然是有难度的。在城市发展规划上，我更认为应该把握当下，而不是一味强调创新和面向未来。人们总说“大城市病”，如果把城市比做病人，规划师这个“老中医”要知道的不是未来这个病人怎么样，而是今天这个病人为什么生病，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法，怎样让病人痊愈。治疗城市病一定要治根，规划师是一个医生，不是美容师，哪里有问题就粉饰哪里，城市的健康要从内而外，治疗起来要标本兼治。所以，一个规划师要了解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上的功能需要，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在我看来，规划师要了解居民在城市生活中的基本需要，脉络摸得越清楚，越是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律，就越能创新。如果沉下心去研究，每个城市都会被医好，规划得当，一切“大城市病”都能解决，没有什么难治的。越早治疗，痛苦越少，成本越低。等得越久，痛苦越大，药费越高。新加坡以前有病，治疗得早，25年后基本治好了。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这次设立雄安新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你如何看雄安新区的规划呢？

刘太格：雄安新区一方面要协助北京解决城市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从交通系统、生态环境、宜居等角度进行规划和建设。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时候，首先要把城市的基本功能进行合理配置。

城市和人是一样的，需要关注内在美和外在美。在进行城市景观和城市美化设计之前，首先要将城市的基本功能按合理的布局安排好，比如土地功能、交通、绿化等。如果布局安排得当，就意味着城市已经拥有内在美，是一个健康的城市。在此基础之上可以进行相应的城市景观和城市设计，比如园林设计、建筑设计等外在美的设计。雄安新区的规划与建设不仅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而且要对人口和居住方面进行通盘考虑。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应该在妥善配置城市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在客观的规划过程中，摸索雄安新区未来的形象。

中国经济报告：新加坡的规划模式是成功的，那雄安新区的建设可以借鉴相关样本吗？

刘太格：新加坡的确可以算是一个典型案例，我也非常希望可以向中国分享有关规划和建设的经验。但我还是觉得雄安新区不需要模仿其他城市，当然，借鉴其他城市已有的、成熟的经验和原则是可以的。毕竟，中国和新加坡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些方面是不一样的。应严格遵守城市发展原则，按部就班地完善相关规划。操之过急，没有将城市问题进行预判，草率编制方案，就不利于城市的持续发展，会造成交通拥堵、功能配置不合理、城市宜居度下降。

中国经济报告：在人口和居住方面，该如何进行通盘考虑才是科学合理的？

刘太格：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城市人口数量是没有任何政府或个人能够控制的。中国有户籍制度，但该制度不能抑制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北上广深等特大型城市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就业机会较多，需要人口支撑就业。因此我建议，北京、天津、雄安新区应进行长达50年的规划，预测到2070年左右的人口数量。在此基础上，这三个城市就可以依据预测的人口数量以及应该承担的城市功能，进行科学规划。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人口逐渐增多，如果中国没有完善的城市规划，城市就会演化出“摊大饼”的问题。所谓“摊大饼”，指的是一种分散、没有秩序的城市布局。因为城市规划相对分散，每个人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购物、上班、上学等，每个人花在路上的时间多了，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就少了。同时，因为城市交通堵塞，城市环境和大气污染问题就会比较严重。

城镇化请留下乡愁

中国经济报告：你前面提到了“城市家族理念”，这是个什么理念？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刘太格：城市家族理念，以北京为例。北京好似一个家庭的曾祖父母，一般来讲，曾祖父母下面有祖父母、父母、孙子、曾孙。但是北京的情况是，曾祖父母下面只有曾孙，这是不完整的。理想的情况是，最好把北京分为五到六个三百万到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就好似在曾祖父母家庭下面的祖父母；在这三五百万人口的城市下面再分几个百万人口的片区，这就是祖父母下面的父母；片区下面再分成卫星镇，就像父母下面的孙子；卫星镇下面再分小区作为曾孙。

新加坡是小地方，我们没有曾祖父母，只有祖父母。祖父母下面分为五个父母，就是五个片区，这些片区人口加到一起一共有五百万到六百万人口，每个片区一百万人口左右，片区下面再有卫星镇、小区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高度集中在中央商务区的功能配套及就业岗位分散到片区、卫星镇、小区等。之后，人流和车流便可随之分散到各地。这也是治理“大城市病”的一个思路。

这个理念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我很少在西方国家提“城市家庭理念”。因为西方国家的特大城市并不是很多，这种特大城市主要还是聚集在亚洲地区。如果非要说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我想，也许是在做规划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中国经济报告：用“以人为本”的理念看一个城市的规划，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太格：是熟悉灵魂。每个城市中的历史街区和古建筑都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灵魂，如果把它们毁掉，那整个城市将既没有灵魂，也没有记忆，对市民来说，会很惋惜和失望。城市规划不是“千人一面”，一个好的城市规划是让每座城市都保有属于自己的面貌和故事，让市民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灵魂，最终实现真正的安居乐业。

中国经济报告：那城市该如何在变迁、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好本身的特色呢？

刘太格：每一个城市都应该像对待北京“紫禁城”一样保护自己的老建筑、老街区，就像现在没有人会去拆掉故宫。新加坡就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老房子和古建筑。历史是一个城市最为重要的先天资源之一，所以，对自然特色和文化古迹，必须用最大决心保留下来，这种保留绝对是有价值的。

中国经济报告：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你认为，高科技的应用对规划的帮助作用大吗？

刘太格：好的规划就一定要用高科技吗？我对此表示怀疑。运用科技手段对于规划本身来说，应该是起锦上添花的作用，但科技手段并不是一个好规划的根本。我的规划理念是从人的基本需求出发，融合文化、历史、地理等基本因素，扎扎实实去做好规划。我问过很多人，两条快速路之间的最佳距离是多少？很多人答不出来，这就需要对城市情况、车流以及周边设施等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并结合大量实践经验才能得出。

做好规划并不神秘

中国经济报告：怎样才能做出一个好的城市规划？

刘太格： 首先，要做到规划的“心灵美”，规划师要用人文学者的心去寻找合理的城市规划价值观。尤其要注意在规划中不要乱建地标性建筑。过去很多地方一谈到规划，首先就想到建标志性建筑，这不是规划，对城市发展没有好处。城市规划就如同一部交响乐，“独唱”太多就会很混乱，所以，城市中的背景建筑最好是统一、连贯的。像巴黎那样在大的框架下，根据时代变化来不断在细节上调整，在持续上百年后，已经成为现代都市规划的典范。

其次，要做到规划的“内在美”，这就需要规划师用科学家的头脑去思考广袤完美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编制规划的时候要用非常科学严谨的态度去对待。规划的对象是一部巨大的“生活机器”，里面零件的大小、数量以及如何安装等都要弄得清清楚楚。规划是严谨的，我从不允许我的同事用“灵活性”这个词来形容规划。

最后，要做到规划的“外在美”，这就需要规划师用艺术家的眼光来塑造城市形象。要用艺术家的眼光把这部“生活机器”跟土地衔接好。没有感情的规划是机械的，要跟土地“谈恋爱”，这样城市才会美。城市的美靠的不是标志性建筑，而是这部巨大的“生活机器”要配合得好。

除此之外，对于一个城市的规划来说，还要有一个长远和科学的规划方案，不能因为一些原因，比如城市领导的变更，就轻易更改规划。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在规划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做规划的捷径、套路可供分享？

刘太格：规划没有一个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城市规划包罗万象，涉及空间、经济、交通等众多方面，规划处理的是一个综合问题。但规划一定要给城市带来一定的好处。简单说，一个规划方案，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卫星镇，要用真功夫把文字和数据变成合理的空间布局，使用最合理的规划理念，最终落到一张蓝图上，并且方案中的每一条线、每一片颜色都能说清楚为什么。规划没有什么好神秘的，道理都易懂，但沉下心去下真功夫很难。我最大的才华就是不相信自己有才华，这样才会去下真功夫。

中国经济报告：你做了一辈子的规划，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个？

刘太格：当然是最新的那个，因为吸纳了最新的、最好的想法，把过去的毛病都改掉了。但遗憾的是，一般的规划咨询公司的工作方式是把方案做完交给业主就不会去跟踪，正确与否，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