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大国创新道路的经济学解析

欧阳峣 汤凌霄

湖南师范大学

内容提要：中国在创造经济繁荣的同时，怎样创造经济学的繁荣？我们应该通过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经济学说。本文讲述了中国创新道路的故事，并试图提出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经济学原理进行合理的解释，包括用市场规模解释大国创新优势的形成，用后发追赶解释模仿创新优势的选择，用经济转型解释自主创新优势的培育。为了构建大国创新道路的经济学话语体系，需要总结中国经济史的经验，对接世界经济史的经验，并利用经济思想史的智慧。

JEL分类码：O33，O11，P23

一、引言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四大发明”的荣耀，但是却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落伍者。为实现大国复兴的梦想，许多仁人志士致力于制度和技术的变革创新，努力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经过长期的科学探索和知识积累，中国逐步从世界科技的跟随者变为并行者，在某些方面已有领跑能力，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科技大国。2015年，中国研发人员数量居世界第一，R&D经费居世界第二，国际顶级科学杂志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PCT国际专利数量居世界第三。显然，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科技实力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技术创新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中国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沿着三条路线开展：一是中国技术创新的路径和方式。二是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三是中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将系统地总结中国技术进步的经验，从总体上对中国创新道路进行经济学阐释，以期为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做出积极贡献。本文将回答以下问题：发展中大国的技术创新有什么特点，中国形成了什么样的技术创新框架？怎样从经济学角度解释大国的技术创新优势，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技术创新方式的合理选择？本文将从发展中大国的特征和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科学解析。本文的第二部分将解析中国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并阐述中国创新道路的特征和内容。第三部分解析中国创新优势的形成，主要从国家规模和需求引致创新的角度进行分析。第四部分解析中国模仿创新方式的选择，主要从后发优势和技术追赶的角度进行分析。第五部分解析中国自主创新道路的选择，主要从经济转型和国家战略的角度进行分析。最后，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二、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理论与经验

在经济思想史上，随着经济增长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技术创新理论在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其核心问题就是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怎样发挥作用，或者说是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关于经济增长动因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脉络。第一条脉络是斯密式增长。斯密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于社会分工，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可以提高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条脉络是熊彼特式增长。熊彼特（2000）提出了一套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经济学框架，认为企业家创新是推动社会经济系统演进的直接动力，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而独立产生的，它汲取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又利用了经济思想史的智慧。马克思是将科学技术纳入生产力范畴的开创者，他在谈到资本的发展时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力量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在知识形态上是一般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科学一旦进入生产过程，这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就会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后来，列宁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具体地阐述了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列宁曾经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他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命题，认为“只有当全国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毛泽东曾经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认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还在进行技术方面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显然，他把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充分认识到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客观必然性。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的积极贡献在于把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概括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两大革命，邓小平的积极贡献在于适应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趋势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他反复强调：“马克思说过，科技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他总结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点，认为科学技术具有主导性特点，是起主导性作用的要素，可以决定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先进程度；现代科学技术具有综合性特点，通过高科技产业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习近平的积极贡献在于，他从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大国经济复兴的维度，具体地分析和阐述了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在中国现代化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第一，通过总结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认为“高端技术就是现代的国之利器。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技术”。第二，通过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认为“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发展主要靠引进上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上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如果现在仍利用这种思路，不仅差距会越拉越大，还将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第三，通过分析大国经济复兴的现实要求，认为“一个国家只是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一定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可见，他基于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分析，厘清了中国创新道路的逻辑，提出了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增长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中后期，技术进步从学习、模仿阶段到自主创新阶段，中国从世界科技的跟随者到并行者和领跑者，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基本逻辑。经过长期的探索，基于中国创新道路的基本经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创新驱动框架。中国创新道路是一种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创新道路，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第一，规模特征。大国拥有规模巨大的技术需求，可以成为引致创新的強大驱动力；庞大的技术市场可以降低技术研发成本，也有利于减少技术创新的风险。而且，大国往往需要建立完善的产业体系，从而更加需要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从而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创新。第二，后发特征。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大国具有技术后发优势，可以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设备和投资，获得技术外溢效应；通过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在成功追赶发达国家技术之后，逐步超越发达国家技术。因此，模仿创新既是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重要形式，也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必经阶段。第三，转型特征。后发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逐渐从跟随者成为并行者的时候，应该适时地实现技术转型，通过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迅速走到国际先进技术的前沿。技术转型与经济转型是同步的，通过模仿创新获得的技术及其支撑的产业，导致后发国家处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和中端；通过自主创新所获得的产业关键技术，可以引领后发国家走向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最终走到发达国家的行列。规模特征、后发特征和转型特征，以及基于这些特征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战略，构成了大国创新道路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凝聚了几十年中国创新实践的经验和智慧，也体现了发展中大国的国情和特征。

三、市场规模：大国创新优势

学术界关于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始于1957年国际经济协会在海牙举办的以“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库兹涅茨提出了一些假设，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研究和开发工作在大国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就吗？”他基于规模经济效应，提出大经济体通常具有开发创新的比较优势，即熊彼特式增长；而小经济体应更依赖于自由贸易的专门化收益，即斯密式增长。综合起来，国家规模影响技术进步应该有两条路径：第一条是人口众多导致技术人才多，从而促进技术进步；第二条是人口众多导致技术市场大，进而推动技术进步。

在古代社会，大国技术优势的形成主要通过第一条路径，由此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李约瑟之谜”，即在17和18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火药、纸张和印刷术被誉为“让欧洲人走出黑暗的三大技术发明”，但从18世纪中叶西方出现工业革命以后，中国技术和经济迅速落后于西方。林毅夫等（1994）根据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基本方式，将中国科学技术史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在前现代时期，主要依赖工匠、农夫的实践经验和思维敏捷的天才对自然的观察。“中国因人口众多而拥有更多的能工巧匠、耕织能手和智慧过人的天才，因而在推动科学技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一度在科学发现、技术创新、生产率提高、工业化程度和财富创造等方面占据领先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经济”。随着世界历史向现代化时期演进，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进入借助于科学实验的阶段，“中国依靠人口众多体现出来的推动科技进步的比较优势就丧失掉了”（林毅夫等，1994）。昔日的兴盛国家走向衰落，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在现代社会，大国技术进步优势的形成主要通过第二条路径，由此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当今世界的大国崛起（欧阳峣，2014）。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突破了束缚技术进步的制度藩篱，进而发挥市场需求规模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形成技术创新比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局面发生变化。第一，从创新资源的规模看，中国的世界排名逐步提升。2013年中国创新资源位居第29位，其中科技人员数量达到380万，居世界第1位；研发经费投入达到13312亿元，居世界第2位。第二，从创新需求的规模看，中国企业数量拥有庞大的规模。2013年中国中小企业数量达到2258万家，居世界第2位；中国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达到95家，仅次于美国。第三，从创新产出的规模看，2014年中国的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居世界第2位，被引次数仅次于美国；发明专利授权达到66万件，位居世界第三；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突破10万亿元。第四，从技术市场的规模看，2015年中国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达到9836亿元，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2046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6553亿美元，进口额为549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见表1）。可见，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国内市场规模巨大，明显高于韩国、新加坡等中小规模国家（见表2）。而且，中国利用庞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形成大国创新优势，技术市场规模庞大，特别是人口密集和发达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占到全国三分之二的比重。目前，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居全球第19位，已经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国家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

四、后发追赶：模仿创新优势

西方经济学家在探讨落后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时候，先后提出“后发优势假说”和“追赶假说”。马克思（1867）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将遵循着自然规律，“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格申克龙（1962）提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先进国家相比显示其差异性，主要是“相对落后”的东西对工业发展的影响。“落后国家从较先进国家能够吸收的技术创新存量越大，其工业化前景似乎就越乐观”。这是得益于相对落后的“后发优势”（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根据上述假说，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创新往往具有“模仿创新”优势，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获取技术进步的后发利益。

从“后发追赶”到“模仿创新”，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技术性后发优势表现为后发国家的技术学习，即从先发国家引进各种先进技术，经过模仿和消化吸收，获得后发利益。从技术角度看，如果模仿者的工资成本相当低，仿制品可以为模仿者带来价格竞争优势；如果国家规模很大，将会获取巨额的技术后发利益。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为追赶发达国家，就需要有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因此模仿创新无疑是明智的选择。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英国是工业化先发国家，法国和德国的重要产业领域关键技术和设备，甚至技术工人和专家，大部分是模仿英国的；相对于美国和德国而言，日本是后发国家，同样走了一条学习和模仿的创新道路。亚洲的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后发利益驱动的，韩国通过技术学习和模仿创新，实现了经济追赶式发展。金麟洙（1998）回顾了韩国工业技术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认为“韩国取得如此快速的工业化发展，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模仿”。20世纪60年代韩国开始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70年代以后轮船、钢铁和电子产品发展起来，8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半导体存储片、汽车产业发展起来，而且致力于开发多媒体电子、高清晰电视和个人通讯系统。日本和韩国不仅从学习和模仿获得了技术后发利益，而且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追赶上欧美发达国家，走到了世界科学技术前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开始学习和引进苏联技术。但是，随着苏联停止技术援助，中国转向在封闭条件下强化技术自主创新，组织科技力量集体攻关，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通过多种形式大规模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达到高峰期（见表3）。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中国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效应来实现技术追赶，在模仿创新阶段主要采用三种形式：一是直接购买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通过改进形成适宜性技术。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开展第二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从法国和日本、美国、荷兰进口成套的化纤和化肥、技术设备，从德国和日本引进电力工业设备。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新一轮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80—1984年间引进技术和设备1.6万项，共计120亿美元。借助这些技术设备填补技术空白，中国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大大地缩小。二是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学习先进技术，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1979—1999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到3060亿美元，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0%左右，占新兴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总额的30%左右。我们利用市场规模庞大、劳动力成本低廉以及政策优惠条件，吸引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企业在中国设立基地，通过“干中学”方式学习和模仿先进技术，并且创办自己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通讯、家电、日化、轻纺等行业。依靠技术学习和模仿的后发利益，加上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创造了制造业发展的奇迹。三是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和集成创新，形成技术竞争优势。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按照“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打造中国品牌”的发展思路，通过从日本、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引进先进高铁技术，并尽快消化、吸收和国产化，成功地掌握了高速动车组总成、车体、牵引、网络和制动等项关键技术及配套技术，制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车组产品系列。我们用5年时间走完了国际上用40年完成的高铁发展历程，创造了高铁技术快速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高铁模式”，为实现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树立了典范。

五、经济转型：自主创新优势

在《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中没有发现“自主创新”的解释，西方学者曾经提出过“内生创新”，它是指相对于模仿创新、外部引进和裂化的技术创新模式（Krugman，1999），属于系统内部自发行为（Rainer & Franco，2005）；相近的概念还有“自主知识产权”，它是指生产者对产品中的核心技术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自主创新”的概念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它带有后发国家的特征。陈劲（1994）最早研究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学习模式，认为只有通过自主研发才能掌握技术的本质。后来的学者提出三种有代表性的界定，第一种强调企业自主创新是指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地进行研究开发；第二种强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第三种强调自主创新的多种形式。综合起来，我们认为“自主创新”是依靠自身力量独立研发而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主要方式有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随着国家要素禀赋和技术能力的演进，技术创新方式将实现转换。当技术能力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适宜选择模仿创新方式；当技术能力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适宜选择合作创新方式或自主创新方式。为此，发展中大国应该科学地研判要素禀赋和技术能力的发展阶段，及时推动技术创新方式转换和经济转型发展，从技术的追随者变为领跑者，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从当前情况来看，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迫切要求走自主创新道路，习近平对中国国情的现实要求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随着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我们已经成为经济大国。而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中国经济是一个庞然大物，将对国际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形成经济和贸易的大国优势；发达大国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的需要，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因此，我们在引进高新技术上不能抱任何幻想，核心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第二，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型增长。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经历了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发生在高级工业化阶段。

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主要不是由物资资本积累驱动，而是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受到早期工业化模式的影响，把投资驱动增长推到极端，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吴敬琏，2005）。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现在，世界发达水平人口全部加起来是10亿人左右，而我国有13亿多人，“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第三，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水平。世界银行在2007年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比起较富的国家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如果中等收入国家经过长时期增长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进入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为了跨越这个陷阱，根本任务是改变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低端的局面，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在国际经济分工中进入价值链高端。

回顾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历程，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建国以后，在短期内就取得“两弹一星”的成就，汽车、石油、钢铁、造船等产业技术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电子技术、通讯技术、生物技术和航天技术取得“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前沿的并行者或领跑者。然而，正如习近平所说：“这些年来，重引进、轻消化的问题大量存在，形成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实践告诉我们，如果自主创新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难以摆脱跟在别人后面跑、受制于人的局面。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和韩国都在经历较短时期技术模仿之后，以较快速度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日本采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较快地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韩国重视对进口技术的改进和研发，迅速地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特别重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偏重短期经济效益，满足于获得外资企业税收，企业依赖于国家的研发投入往往把目标设定为获得政府资金，没有下功夫进行消化、吸收和研发，进入自主创新的速度缓慢。从中国实践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第一，企业不能把技术引进过程看成单纯学习和简单模仿，更要重视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第二，地方政府应该明确“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真正致力于“换技术”的效果；第三，中央政府实施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应该把研发投入用于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专利申请授权、研发经费、科技论文、高技术产品出口比例等指标不断提升，实力大幅度增强（见表4）。但是，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相比较，中国在经济发达程度上存在较大差距，这同创新指数偏低有紧密联系（见表5）。习近平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现实状况，他明确指出：“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怎样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我们既要发挥国家规模和市场规模引致创新的优势，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激励创新的优势。“政府和市场分工，能由市场做的，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从分钱分物的具体事项中解脱出来，提高战略规划水平，做好创造环境、引导方向、提供服务等工作”。实现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关键是明确政府作用的边界：中央政府政策应该集中体现国家利益导向，地方政府政策应该支持区域创新集聚，致力于营造有利创新的整体环境，而不应该为具体企业提供研发资金；要集中力量组织重大基础研发和产业技术的协同创新，致力于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进入国际价值链高端。惟有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使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大国复兴的梦想才能变为现实。

六、结论

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大国，经过长期的实践，中国特色大国创新道路已具雏形，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总体框架。其主要内容包括三方面。第一，市场需求和国家需求相结合，形成需求引致创新的大国效应。第二，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形成促进经济转型的创新方式。第三，市场调控和政府调控相结合，形成职责边界清晰的运行机制。

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国梦想，应该遵循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的战略。根据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发展中大国技术创新要充分利用大国优势和后发优势，实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吸引全球优质资源集聚，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同时发挥政府在组织重大产业技术攻关方面的作用；在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过程中，重视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尽快向自主创新阶段转变；完善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的机制，努力进入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高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真正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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