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霖：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如何转型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如何转型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系列之13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李奇霖

粤开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张德礼

（微信：zhdeli1019）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珠三角地区经济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制造业更是如此。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和中美贸易摩擦，削弱了珠三角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如何加快转型升级成为很现实的问题。

1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的历史与现状

（一）港澳与珠三角的制造业崛起

在全球第二次产业转移中，香港和澳门凭借着廉价的土地、丰富的劳动力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承接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迁出的诸如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腾飞。

这一时期，制造业是港、澳的主导产业之一。比如香港，197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37.3％，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达到了30.9％。制造业的繁荣，也吸收了大量劳动力，1976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4.4％。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以香港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本土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它们开始将劳动密集型等相对落后的制造业向外迁移。恰逢此时，中国大力推动改革开放，珠三角地区凭借着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优越的海运条件以及对外开放的传统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珠三角发展之初，主要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低廉的土地成本等优势，主动承接来自港澳和其它国家与地区的产业转移。许多港澳企业家也看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开始在珠三角地区投资设厂，通过“三来一补”、“前店后厂”等模式，将相关产业的生产基地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这一时期，珠三角地区承接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制造业等。

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珠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注重引导产业集群发展，“一镇一业”的模式在珠三角地区得到很好推广。在政策引导下，各地均逐渐培育起了自己的优势产业，如佛山的陶瓷业、中山的灯饰业和东莞的电子信息业等。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而珠三角作为中国最为开放的地区之一，制造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加入WTO无疑会大大促进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发展。2001年之后，珠三角地区的出口金额明显上升，外资投资规模也持续增加。2003年签署CEPA安排后，珠三角地区和港澳之间的商贸关系更加密切，也激励了港澳商人在珠三角地区投资。

在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后，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已初步积累了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加之低端制造业造成的环境压力加大，以及当地出现的“用工荒”现象，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优化升级势在必行。

2001年《广东省工业产业机构调整方案》开始实施，此后珠三角各地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等政策，如2008年推行的“双转移”战略，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珠三角地区通过政府间合作建立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的方式，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惠州、肇庆以及珠三角周边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转移。

另一方面，广州、深圳等发展较好的城市，开始通过引入外资、技术、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转向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加快产业升级。

以广州为例。1985年广州制造业以机械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业和食品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到了2018年，广州的制造业转变为以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制造业以及化工等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制造业为主。

为了更快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珠三角地区的工业企业一直在加大研发投入，其中深圳、广州、佛山的研发投入在珠三角地区位列前三。与此同时，通过吸引外来人才、培育本土人才等方式，珠三角地区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研发队伍。

各类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2018年广东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达到了10183.7亿元，占当年广东省工业增加值的31.5％。

（二）港澳地区制造业空心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对初级加工行业产生巨大冲击，叠加自身内部产业升级的需要，亚洲四小龙先后开启产业结构优化之路。当时，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纷纷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而本土转向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如台湾在1980年制定了“十年经济发展计划”，开始发展高科技工业、生物工程、医药等高端制造业，韩国也大力发展半导体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而香港则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由于毗邻珠三角，香港制造业企业纷纷在珠三角投资建厂，通过“前店后厂”的模式生产经营，即在香港接单、在珠三角制造，再通过香港对外销售，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北移。据统计，75％以上的香港制造业产品都在珠三角生产，80％-90％的香港玩具企业、钟表企业、塑胶企业和电子企业都在珠三角地区设厂。

叠加此时正值香港回归前夕，政府减少了对香港经济的经济。而香港制造业通过向珠三角地区转移依旧能够获取较高的利润，因而香港本土谋求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动力并不足。

香港本土主要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地产业和金融业，以此实现产业升级。2018年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为88.8％，而制造业占GDP比例仅有1.0％。同年，制造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2.4％，且面临高于整体的失业率。

澳门也同样面临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随着本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优势不再，澳门也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内地转移，转向发展第三产业，如旅游业、博彩业、会展业等。服务业成为澳门经济发展的支柱，而制造业没落。

（三）珠三角制造业现状

随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东西两翼以及北部山区转移，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实现了优化升级。其中，广州大力发展汽车制造、化学制品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深圳则发展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制造、电气制造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通过优化升级，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并未和港、澳一样出现“空心化”的现象。2018年珠三角地区工业增加值27669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4.1％，其中制造业增加值25460亿元，占GDP比重为31.4％。

分行业看，2008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分行业产值前三的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化学制品，到了2018年变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汽车制造。

分地区看，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制造业增加值明显高于其它城市。

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珠三角地区正逐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珠三角的世界工厂地位也并未随着原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而消失。

出口金额方面，2018年珠三角出口金额达6152.6亿美元，占全国出口金额的24.7％，占广东省出口金额的95.1％。

出口产品方面，由于珠三角地区出口金额在广东省的高占比，我们分析广东省的各类型产品出口。2018年广东省出口产品以机电及电子产品（占比40.3％）、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占比27.8％）、机械及设备（占比14.5％）为主。

贸易对象方面，2018年广东省进出口总额10851.03亿美元，在不考虑转口贸易的情况下，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出口金额占总进出口金额64.53％（香港占比16.26％、东盟13.30％、日本6.24％），北美洲占比13.26％（其中美国占12.19％）。

2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第四次全球产业链转移到来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依托信息技术革命，美国制造业通过全球化布局获得了极大发展。以电子产品（如苹果手机）为例，其生产流程往往是先由美国公司研发、设计新产品，然后将订单分派给位于台湾、日本等地的企业，再由这些企业将订单分派给设立在中国（如珠三角地区）的生产装配工厂，由生产装配厂根据美国公司提供的技术和生产流程，使用从韩国、日本、美国等地进口的芯片、CPU等核心部件以及其他原材料组装生产，在生产完成后再发往美国。

在这种分工模式下，中国承担生产国的角色。尽管这种模式存在一些弊端，比如中国加工厂只能依赖美国的订单获得较低的装配费用，且由于“原产地规则”，使得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价值较高，导致中国对美出口看起来存在较大的贸易顺差。但凭借着廉价劳动力、低廉的土地租金等优势，珠三角地区承接了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借此实现了经济腾飞。

但随着经济发展，珠三角地区的要素成本优势不再。人力成本方面，1993年广东省制造业平均工资为5482元/年，到2018年制造业平均工资上涨到了74030元/年，25年间上涨了13.5倍。土地租金也是如此，以深圳为例，改革开放之初深圳还仅仅是个小渔村，为招商引资土地十分廉价。但进入新世纪后深圳的地租成本快速上涨，2007年深圳工业地产每月租金为27.8元/平方米，2018年上涨到了45.4元/平方米，涨幅达到63.2％。

各类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削弱了珠三角地区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吸引力。外资降低了在珠三角地区投资中制造业的比例，并将目光转向东南亚地区。2000年外资在广东的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实际使用的金额占比为61.3％，但到了2018年该比例下降至35.9％，外资开始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和金融等产业。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束，越南、印尼、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和部分非洲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开始吸引全球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它们转移。目前正在进行第四轮全球产业链转移，从人口结构上我们也能看到，相比于中国，越南等国家14岁以下的人口占比更高，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较少，这无疑意味着这些国家能够像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一样，能够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提供充裕且低成本的劳动力。

以制鞋业为例，来看制造业企业外迁。耐克、阿迪纷纷将代工厂迁出珠三角，“鞋业三雄”宝成、丰泰和钰齐也纷纷布局东南亚，降低在中国的生产比重。

更为直观的是各国（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近几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束，以及各种要素成本的大幅上升，外资正在逐渐放缓对广东的投资，而将目光转移到其它经济相对落后、成本优势更加明显的国家和地区。最近几年外商在广东的直接投资增速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甚至出现负增长，对比来看印度和越南等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速要明显高于广东。

“腾笼换鸟”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但能否成功向高端制造业转型依旧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不同于香港和澳门这些袖珍型经济体，珠三角的经济转型不可能仅仅依靠第三产业，制造业作为经济的基础，如何实现平稳的转型升级，对珠三角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二）中美贸易摩擦冲击

前文提到过，“珠三角”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往往扮演的是“工厂”角色，各类要素成本的上升，促使了一些外企减少在珠三角的直接投资，甚至是关闭位于珠三角的工厂，将工厂搬迁到越南、印度等国家。

中美贸易摩擦加速了这一进程。贸易摩擦使得清单内的相关产品出口至美国的关税成本上升，企业接到的订单数量也随之下降，这无疑会促使相关企业试图将工厂搬出珠三角地区，以规避额外的关税冲击。

以美国与韩国、墨西哥等国之间关于洗衣机的贸易摩擦为例。2013年美国针对韩国、墨西哥等国生产的洗衣机制定了反倾销政策，针对这一情况，三星、LG等韩国企业迅速反应，纷纷将位于韩国和墨西哥的洗衣机工厂搬迁至中国，以规避原有的倾销指控。2015年惠而浦公司再次针对来源于中国的洗衣机提交请愿书，美国再次出台相关政策后，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洗衣机数量快速下降，LG和三星等韩国企业再次将洗衣机工厂迁出中国，转移到越南和泰国等国。值得一提的是，为更好规避美国的贸易壁垒，2018年三星和LG都在美国本土投资建立洗衣机厂。

从美国从各国进口洗衣机的规模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受制裁行业的投资者往往会通过转移生产地来规避贸易壁垒。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很可能会抑制外商来中国投资制造业的热情。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前，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已经有所恶化。2017年美国针对中国开展了301调查，同年美国商务部分析、认定中国处于非市场经济状态。2008年1月美国宣布对中国生产的大型洗衣机和光伏产品采取保障措施，征收高额关税，当年2月又针对中国发起多次反倾销关税，3月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贸易摩擦正式揭开序幕。

贸易冲突出现端倪后，国际投资者做出了快速反应，开始削减在中国的投资。2018年1月广东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52.3％，到当年5月同比增速一直为负。尽管2018年5月后外商直接同比转正，但除2019年前几个月受翘尾因素影响同比有所上升外，外商投资增速都处于较低水平，外资正逐步放缓在中国的投资步伐，2019年9月广东省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速仅为0.1％。

从外商投资的行业分布上来看，外商投资制造业的比重也有所下滑，更倾向于投资第三产业等利润水平较高且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较小的行业。

除外来投资缩减外，中美贸易摩擦开启后，珠三角地区企业的出口也受到极大影响。贸易清单的主要制裁对象是机电类产品，而广东的主要出口商品也是机电类产品，2019年1-11月机电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68％。2018年3月以来，珠三角地区的机电类产品出口增速和整体的出口增速，整体呈下降趋势。2019年11月广东省机电产品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速仅有0.6％，相较于贸易摩擦升级之前明显下滑。

细分行业中，纺织、家具等受制裁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出口也受到了明显冲击。2018年出口金额同比增速倒数前10的商品中，有6类和纺织业有关，其中生丝2018年的出口金额同比下降36.8％，相比于2017年的增速下滑了68个百分点。除纺织业外，家具行业也受到了较大影响，日用钟、箱包、灯具、手表、电子手表等商品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也均排名倒数。

需要注意的是，服装、家具等产品往往是由数量众多但规模较小的企业所加工生产的，这个特征使得这些行业抵御贸易摩擦等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

（三）高端制造业发展缓慢

珠三角地区内部，制造业在不同城市间存在分化。广州、深圳等先行地区发展较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承接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发展，在积累一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后，逐步将纺织等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自身则开始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肇庆、惠州等地区发展相对较晚，产业升级也略慢一些。

通常来说，轻工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制造往往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重工业如汽车、金属制造、电气设备等往往属于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珠三角九市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分布看，可以发现中山、江门等地的制造业依旧以轻工业（2018年中山市的轻工业占比51.7％，江门市的轻工业占比51.0％）为主，而深圳、广州等市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占比较低（2018年深圳市的轻工业占比17.7％，广州市的轻工业占比23.7％）。

换一个视角，从珠三角九市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也能够发现一些城市的制造业结构，尚未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深圳作为珠三角的科技中心，汇集了大量高科技公司，因而近年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稳步上升，2018年该比例为67.3％，相比于2014年提高了5.8个百分点。惠州和东莞2018年的这一比例，虽较2017年有所下降，但仍旧达到了40.4％和38.9％。对比来看，佛山、肇庆等城市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更低，而且呈下滑趋势。

除部分地区的制造业主要依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即使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部分城市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企业利润率低、没有摆脱价格战的困境等。

一般来说，高技术制造业厂商往往能够获取相对较高的利润，比如苹果公司作为全球科技巨头，2019年营业收入达2601亿美元，销售毛利率达到了38.4％，销售净利率也达到了24.2％。但高科技企业高利润在中国的制造业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以手机行业为例，过去几年里国产手机品牌，如华为、小米、vivo等（华为、OPPO、vivo均位于珠三角地区）在全球智能手机领域的份额占比有了明显提升，但更多是依赖价格战略。2018年苹果手机出货量仅占14％，但其获得了手机行业73％的利润，三星手机凭借着19％的出货量也占据了13％的利润，其它众多手机厂商分享剩余13％的利润。国内一些手机厂商近年来虽然尝试改变，但其利润率并没有得到大的提升。

3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优化升级之路

（一）加大研发投入，发展高技术制造业

制造业优化升级势在必行，在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转型之路上，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东京湾区的成功经验。

上世纪50年代，凭借着战前的工业基础、倾斜的产业政策以及美国的扶持等，东京制造业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上。上世纪70年代，遭受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后，东京湾逐步将原有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及其他相关制造业，向周边地区和其它国家转移，比如将机械制造、石化、钢铁等传统工业向南转移到了神奈川县。与此同时，东京集中精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日美贸易战和广场协议加速了东京湾的制造业升级。通过政策扶持、加大创新投入等方式，东京湾区高端制造业快速崛起。

2018年日本科学技术研究费用支出19兆5260亿日元，同比增加2.5％，占GDP比重为3.6％。企业是日本研发投入的主体，2018年研发投入14兆2316亿日元，占总研发投入的72.9％，同比增长3.1％，快于整体增速。其次是大学，2018年大学研发投入占比18.9％。

分行业看，研发投入最多的是输送用机械器具制造业，2018年研发投入占全部企业研发投入的21.5％。其次是医药品制造业，2018年占全部企业研发投入的9.9％。

日本通过本土培养和引进人才等方式为企业输送了大量研究人才。截至2019年3月，研究人员达到了87.5万人，同比增加0.9％，每百万人口中有5371.2人从事研究工作，人均研发费用达到了2232万日元。

制造业企业除加大研发投入外，东京湾区制造业企业还通过加强和高校的合作，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东京附近集聚了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等120多所高校，其中包括多所世界知名学府。大量的高等学府不仅能够为制造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还能够通过大学与企业的合作交流，以此推动技术的实际运用。

以东京工业大学为例，东京工业大学专门设立有产学协创推进本部，专门处理产业创新与企业合作事务，目前已发展出了多种合作模式。

除了与高校进行合作，制造业企业也与专门的研究所开展了密切合作。制造业持续优化升级，催生出了大量专门服务于制造业企业的研究机构，并且与企业展开深入合作，从而为制造业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技术创新支持。研究机构聚集，仅川崎市就汇集了包括富士通研究所在内的400多家研究机构。

通过和大学、研究所等机构的合作，以及加大自身研发投入等方式，东京湾区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世界500强企业中，东京湾区占据了60个，位居四大湾区之首。

反观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澳门的制造业空心化严重，珠三角地区除深圳等个别城市的制造业正逐步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外，多数城市的制造业仍旧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研发投入也不足，2017年仅深圳R&；D投入强度达到了4.3％，珠三角其余8个城市的R&；D投入强度都不足3％。珠三角地区整体的R&；D投入强度仅2.9％，与日本仍有较大差距。

为更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转型升级，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第一，加大研发投入，通过科技创新加快制造业的优化升级。一方面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为更好激发企业加大科研投入的动力，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资金补贴等方式加强引导。另一方面，政府也应适当提高研发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统筹安排财政资金，加大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

第二，企业加大和高校、研究所等研究能力较强的机构合作。通过产学研合作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让高校等科研机构能够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协助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也能加快科研成果市场化，让高校的研究更加贴合实际，更具实用价值。

相比于上海和北京等城市，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高校明显不足，地方政府可加大和其他省外高校的合作，鼓励其他知名高校在本地设立分校，以此提高珠三角地区的科研能力。

第三，加强粤港澳之间在科学技术研究、产品成果分享等方面的合作，发挥广、深等优势地区的带动作用，以点带线、以点带面，带动整个地区制造业的优化升级。粤港澳大湾区可通过“深圳-香港”、“澳门-珠海”、“广州-佛山”等协同发展的方式，更好实现区域内部协调发展。

第四，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人才在制造业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极其重要，特别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高科技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一方面可通过加大对高校的支持力度、吸引外来高校入驻等方式自己培养更多人才，制定相关政策优惠如购房折扣、降低落户门槛等方式来留住人才。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大外来人才的引进，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完善人才流动机制，一是加强粤港澳内部的人才流动，吸引港澳人才来内地工作，二是在更大范围吸引人才进入大湾区工作。

（二）腾笼换鸟，加快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外转移

随着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加之粤港澳大湾区现阶段经济转型的需要，原有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污染较大的资金密集型制造业需要向外转移。前文我们已经提及了珠三角制造业由向周边地区以及国外转移的趋势，但如何更好实现产业转移，以及向哪里转移，对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未来的发展都极为重要。

东京湾区在产业转移时，除了向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等国外地区转移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外，也在向湾区内部边缘城市和周边地区转移。东京制造业向内的迁移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从东京向周边的千叶、神奈川迁移，其中神奈川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承接了大量的机械和电气制造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第二阶段在20世纪末开始，随着神奈川沿海地区以及千叶沿海地区（京滨工业带、京叶工业带）制造业的逐渐优化升级，传统制造业开始向神奈川西部、东京都西部、埼玉县以及千叶县内部地区转移。

东京湾区制造业的内移，给日本内陆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东京则大力发展精密加工等高端制造业。

和东京湾区一样，粤港澳大湾区也在进行制造业转移，如广、深等先发城市首先将产业向肇庆等湾区内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迁移，之后也尝试通过建立产业园区的方式将制造业逐渐向北部山区以及东西两翼迁移，但目前来看效果并不明显。

从内部角度来看，加入WTO后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制造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部分传统制造业也向周边地区转移，中山、江门等地这一时期的工业增加值有所提高。但近几年周边地区如肇庆、江门等市的工业增加值增长陷入停滞，2018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个别城市的工业增加值反而相比于2017年有所下降。

从全省角度来看，通过“双转移”战略，以合作建立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等方式将珠三角部分产业向东西两翼以及北部山区转移。东翼地区凭借地理位置等优势，制造业获得较快发展，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有所上升，但近两年这一趋势也出现放缓。

目前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力度依旧有待加大。针对如何更好的实现产业转移，我们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政府间的合作。通过政府间的合作有序引导产业转移，产业转移时迁入地政府应该分析地区的资源禀赋和相关优势，根据自身特征有针对地引入相关产业，避免“来者不拒”的现象，尽量少承接那些污染大、效益差的企业。而迁出地政府一方面可通过政策引导、补贴等方式鼓励支持部分传统产业迁出本地，另一方面要为迁出企业做好保障，不能只是想着将部分产能转移出去就可以了，还应该尽量做到为转出去的产能寻找好的“婆家”。

二、迁入地区应该加大配套设施建设，为企业入驻做好准备。如迁入地区可通过建立合适的交通网络、建设配套设施完善的工业园区等降低企业迁移成本。此外政府还可通过税收、土地使用、招工等方面给予入驻企业优惠，从而吸引企业进驻。但在承接产业时，地方政府应该做好长远发展，不能急功近利。同时，在引进产业后，政府还是要坚持市场为主体的方针，减少对企业发展的干预，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三、除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入地政府还可主动与珠三角优势地区进行合作，主动引入现代制造业。比如可以采取研发中心等坐落在深圳，而生产基地坐落在周边地区的方式合作。通过引进先进制造业，能够更好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四、加强整体的协同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部分地区为了承接更多产能，彼此之间可能进行恶性竞争。缺乏统一的规划，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也容易出现同质现象。为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一是政府间特别是邻近地区政府可以加强沟通交流，坚持错位招商，避免恶性竞争；二是政府间可以加强合作，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分工。

（三）注重科学规划，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在粤港澳大湾区崛起的过程中，正确的政策指引也必不可少。东京湾在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型时，先后出台了“首都圈广域地方规划”、“东京2040规划”等一系列文件鼓励引导高端制造业发展，这给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第一、政府牵头制定地区制造业发展规划。各地的制造业转型需要因地制宜，地区间的制造业要做到互相协同、避免冲突，整体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有完善体制机制，这些都离不开政府协调。为了更好制定制造业发展规划，政府可以牵头，协同高校、企业、研究所等机构，为地区间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降低经营成本，让实惠落到企业身上。企业作为市场化主体，切实优惠才能够激发企业的研发创新动力，加快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型。政府一方面可继续减税降费，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可加大对创新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如可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等措施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第三、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想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力度，那么对研发成果的保护必不可少。在经济发展之初，“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未有效形成，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也不够完善。为此，一是应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这样能够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申请专利，为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以及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提供制度基础；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培养工作，提高公众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三是建立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指导和支持企业、研究所等单位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等运用知识产权保护自身权利的能力。

第四、推动研发成果转化，为新技术运用提供良好环境。政府可以支持建设公共研发平台，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技术、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加大对科研工作者的保护，维护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鼓励研究所、高校等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实施研发成果转化项目等方式，推动研发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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