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执政党永不败选的奥秘

2020新加坡大选即将打响，这注定是“改朝换代”的一年，也是新加坡格局悄然剧变的一年。

在过去10年中，有两次意义深远、精彩绝伦的大选，让人们对于今年的大选空前期待。

2011年和2015年大选虽然都由人民行动党取得胜利，但是过程和意义却截然不同，那两次大选都发生了什么值得一探的故事？

人民行动党一直立于不败之地的胜选奥秘又是什么？

以史为镜，今天就将其全部揭开！

01. 2011年大选：“政治分水岭”

2011年5月7日，新加坡独立以来最激烈的一次议会大选落幕。

从未中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继续“完胜”——赢得了全部87个议席中的81个。然而，赢得6席对于反对党来说也堪称一场大胜。

这一年，人民行动党获得60.14%的得票率，为历史最低，2006年这一数字是67%。反对党破天荒地赢得6个国会议席，其中还包括一个集选区——“集选区”制度被普遍认为意在有效遏制反对党冒头。

大选之后，人民行动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低姿态。总理李显龙表示，大选结果说明“许多民众希望政府改变执政风格和方式，希望看到国会有更多反对派的声音以监督人民行动党政府”。

81∶6，远不足以说明这次选举的激烈。反对党所获得的6席，代表着近40%的选民的支持票。这意味着，仅仅是因为新加坡的选举制度，才阻止了反对党获得更多的议席。

新加坡选举制度中，执政党可以通过划分、合并选区，分散反对党优势票源，从而保证执政党在绝大多数选区获得多数。这就是反对党所获选票与议席相差悬殊的原因所在。

这是一次让人民行动党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战斗。在最紧张的选区，人民行动党只赢了反对党142票。而在选举前普遍认为反对党将会获胜的阿裕尼选区，李光耀直言不讳告诫：阿裕尼选区的人民“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有5年的时间反思自己的决定。

他说“如果选择了反对党，就不要指责执政党在推出社区更新计划时优先考虑“我们自己的选区”。执政党没能拿下阿裕尼，60%的总得票率更是创了历次选举的新低。

2010年到2011年，注定会在新加坡政治进程中留下印迹。

新气象肇始于2010年3月，新加坡国会通过法律，废止对互联网的政治审查，允许政党和参选人在互联网上进行政治宣传。虽然这条法令2006年以后就形同虚设，但真正被废除还是令新加坡政治面貌一新。

政治辩论的气氛空前浓郁，执政党的每一个微小失误都被放大，以至于2011年3月，总理李显龙第一次在电视采访中公开说出了“Sorry”。在1990年代，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那个时代，总理府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把“诽谤”这个帽子戴到记者和反对派头上，把他们送上法庭。

2011年的大选是属于年轻人的。在总数230万的选民中，有60万21至34岁的年轻人第一次拥有选举权。他们恰恰是最活跃的网民，根据watchfacebook.com的统计，这个仅有47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有着240万的Facebook用户。

为了吸引年轻族群选票，人民行动党特别推出了年仅27岁的女性候选人陈佩玲。陈佩玲大学毕业后就职于著名的会计公司安永。嫁给李显龙私人秘书后，进入人民行动党青年组，开始在政治上平步青云。

但这个长相甜美的传统精英除了高喊“团结”、“稳定”、“发展”等人民行动党已经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外，毫无具体的政策主张。她那个自己工资明显支付不起的名牌手袋，更刺激了新加坡当下最敏感的社会神经。

反对党与陈佩玲正面对抗的同样是一位小姑娘，24岁的电信公司职员佘雪玲。短短几周，她就成为新加坡最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她的Facebook粉丝人数甚至超越了李光耀。官方的《海峡时报》也不得不表示：“佘雪玲获得了摇滚明星般的待遇”。

无论是24岁的电信公司职员还是27岁的会计师，大家在投票时或许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否胜任。但选民的选择说明了社会情绪的变化。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治国理念一直是精英政治，他曾说：新加坡国家太小了，我们的人才太少，负担不起把有限的人力资源用在两个不同的政党上。人民行动党总是随时准备着把各行各业的精英吸收入党。

这导致反对党始终难成气候。每一次选举，反对党甚至很难推出一个如执政党一般拥有金光闪闪的履历和学历的候选人。而在儒家文化浓郁的新加坡，获得过国家奖学金，在海外名校留学等经历简直就是“有能力”的代名词。

但这一局面在此次选举中也被打破。这个城市国家的精英不再紧密团结在李光耀父子为核心的人民行动党周围。

工人党此次推出的候选人之一陈硕茂的履历几乎可以让所有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汗颜：1979年的新加坡高中毕业考试第一名，曾经参军服役，哈佛的本科，牛津的硕士，史丹福的博士。

他的职业生涯也令人瞩目，不仅是美国著名律师事务所达维在北京的首席代表，而且曾经负责中国工商银行、中石化的海外上市法律咨询，还参与过中海油并购优尼科，中投公司海外投资等全世界金融界都为之震撼的大项目。

陈硕茂在对媒体解释自己的参选动机时表示：“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这段路程还没有走完。行百里者半九十，最难的应该是后面这一段，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要能够朝这样的目标挺进，就是建设第一世界国会的方向努力”，“我们需要进行下一段建设，让我们的民主机制可以运作，让我们真正走入第一世界”。

执政党会改变吗？

工人党议员刘程强是另一位反对党中的政治明星，在2006年大选中，他是仅有的两名通过直选成为议员的反对党候选人之一。而这次大选，因为有陈硕茂等其他新成员的加盟，他选择了放弃自己深耕多年的单选区，在最有“新国特色”的集选区与人民行动党对决。

集选区，是1988年由执政党修改选举法之后创立的独特选举制度。每个集选区有4-6个议席。每个参选政党提出相应人数的候选人，选民只能在党派之间选择。在以往，反对党从未在任何一个集选区获得过胜利。

而这一次，刘程强和陈硕茂，以及主席林瑞莲领衔的工人党终于在阿裕尼集选区掀翻了外交部长杨荣文领衔的执政党团队。

而国家团结党在另一集选区马林百列靠着佘雪玲的超高人气，将前总理吴作栋领衔的执政党团队的得票率打至5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让吴作栋连连自嘲“表现不佳”。

吴作栋表示：“新加坡的政治地貌已经变了，我们能感到这股潮流，人民希望在议会里听到不同的声音，这股潮流非常强大”。

人民行动党执政早期执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普遍义务教育、全民医保、国营企业、公共住房等等，GDP的60%曾来自国营企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统治精英们越来越远离普通人的生活，1990年代，新加坡开始比照跨国企业高管的薪酬制定高级公务员工资标准。

短短几年时间，新加坡的高级公务员们的收入就跃居全世界公务员之首。仅有400万人口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工资高达205万美元，是美国总统工资的5倍。而各个部长的平均工资也高达126万美元。

在全民都在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时，这种极端差距尚能被忍受。但随着经济增长的福利越来越被精英阶层垄断，新加坡民众对这一悬殊越来越难以忍受。2010年，新加坡GDP增长14.9%，但普通民众的工资收入仅增长3.4%。

尽管如此，执政党依然在坚持他们推出的最激进最开放的经济政策。甚至放言要在2030年大量放开移民以对抗人口老龄化，压低日益飞涨的人力成本。这当然对GDP增长有好处，但这种政策当然不会受到选民的欢迎。普通大众们并不是企业主或者金融家，他们更担心的是自己的工作、福利被移民抢走，而不是GDP。

在选举之后，李显龙开始主动承认错误，他向媒体表示“本次选举标志着我们国家政治版图的明显改变，我们必须适应”，“许多民众希望政府改变执政风格和方式，希望看到国会有更多反对派的声音以监督人民行动党政府”，“人民行动党会从这次选举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

与儿子的谦卑姿态相比，李光耀就显得更自信和强硬。他不断重复著对选择了反对党的选区的告诫。这种近乎威胁的表态绝非说说而已。在历史上，人民行动党就曾多次推迟给反对党选区的老旧政府公屋安装电梯等公共改造项目，以让那些选择了反对党的选区居民进行“反思”。

而在选后，李光耀更是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已经忘记了我们当年经历的苦难，但是我和那些5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新加坡不是一个自动导航的飞机，当风雨来袭时，你们难道不希望有一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

人民行动党的党徽是圆圈中的一道闪电，表示“民族团结之下的闪电行动”。因此也被不满他们的政治反对者们嘲讽地称为“闪电党”。在过去的40年中，他们确实体现出了闪电一般的执行效率。

这个仅有400万人口的国家曾经的诉求非常简单，社会关系也不复杂，争议和讨论看起来毫无必要，一个高效率的执政党就能满足人民的需求。

但在选举之后，人们开始思考一贯以团结和效率为先导的人民行动党，还能在未来自我革新，满足一个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的需求吗？

02. 2015大选：一场始料未及的大胜

四年之后，2015年“911”大选来临。

9月12日凌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投票和统计，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稳扎稳打地赢得了2015大选。面对69.86%的高得票率，2011年选举的不祥之兆，和“后李光耀时代”的忐忑不安，似乎都已烟消云散。

2015年对于人民行动党的确很不寻常，李光耀离世带来“终极权威”缺位、反对党首次在所有选区对抗执政党。同时，建国后出生的选民达到历史新高，54%，他们被认为是反对党的有力票仓。媒体早早就将这次大选冠之以“最激烈”、“最具不确定性”的名号，反对党的政治大戏看起来呼之欲出了。

所以，人民行动党对这场大胜可以说也是始料未及。

新加坡人的“备胎”心理

面对此次选举，不论媒体如何夸张渲染，其实执政党、反对党、选民都心知肚明，短期内反对党绝无反客为主的可能性。

新加坡近年选举出现一个怪现象。反对党大选前组织的集会往往吸引很多人参加，热闹非凡，行动党则冷冷清清。但到了投票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将选票投给行动党。这背后隐藏着新加坡人的一个微妙心理：行动党是“正室”，反对党是“备胎”。虽然期盼有新鲜血液出现，但这样的期待更多是想敦促“正室”做出改变。

不仅选民如此，各党派也了然于心。选前宣言中，当人民行动党豪气万丈地喊出“你我同心，为国为民”时。实力最强劲的工人党也只是不咸不淡地提一句“一个平衡的国会至关重要”，新加坡民主党则遮遮掩掩地要求“基本人权受到尊重”。其他反对党更是以唤起民间不满、给出过于美好的政策等虚弱的口号试图打动人心。格局大小，高下立判。

就在选举日前一天，身边有两位新加坡朋友谈及投票的事。一位是五、六十岁的中年人，经历过新加坡的艰难建国路，他毫不犹豫“肯定会投给人民行动党啊，”他认为反对党的支持者“生活变好了，想要一些不同的意见。”

另一位朋友是80后的女孩，当问及立场时，她亮出了年轻人的警惕，“投票内容是隐私”。她说，身边有朋友支持反对党。其中“有些人真的认为反对党有能力，有些人则是对人民行动党不满”，“给反对党一个机会”。

这一老一少像是新加坡选民的缩影，勾勒出新加坡执政党与反对党一“主”一“辅”的地位。新加坡大选名义上也是“民主”，但其实更像是“考试”——执政党的“定期民意考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反对党的角色最多是甘于牺牲、愿意承担打击、勇于充当陪衬的“暖男”。毕竟，在卓有成效的“执政经验”和虚无缥缈的“民主理念”之间选择，理性选民从来不会犹豫。

各方面因素加持胜选

除此之外，行动党之所以大获全胜，反思精神与适应能力无疑是核心竞争力。

当2011年政治危机再度与行动党擦肩而过，行动党开始放下身段反省对年轻选民的忽视。李显龙对记者表示：“这标志着我们的政治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多（新加坡）人希望政府采取不同的（执政）作风和方式。”

他和不少国会议员开通Facebook，分享政务的同时将生活点滴发布上网，削弱年轻人心目中“家长式管理”的固有印象。人民行动党还开发出“全国对话会”，试图让“不和谐”的声音发言。

2011年大选，人民除了对一些政策不满之外，最主要的抱怨是行动党傲慢，高高在上，与选民缺乏沟通。

行动党吸取教训，一方面摒弃靠大活动联系选民的习惯，改以小范围但深入的对话活动，认真听取民意，耐心解释各种错综复杂的政策；另一方面顺从民意作政策调整，如部长工资、人口政策，加上五十年来的政绩和执政经验为后盾，以及交通、住屋、社会福利、医疗等民生问题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使人民感觉到它还是可亲近的、可信任的、可托付的。

独立五十周年系列活动和建国总理李光耀国葬的附属活动，既让国人认识了过去，也思考未来，有助加强国民对行动党的治国理念和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在过去四年，主要反对党在国会表现和选区管理上不如预期。工人党2011年大选、2013年榜鹅东补选之后有7个当选议员和两个非选区议员进入国会，但是，给人留下印象的主要是党领导刘程强和林瑞莲，余振忠和严燕松二人也颇有建树，但其他几个当选议员在国会里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选区的管理上，工人党管理的市镇会陷入资金管理问题，让选民对该党的管理能力乃至诚信产生疑问。在新加坡社会，诚信是核心价值观。诚信受到质疑，肯定是一记重拳。

03. 人民行动党胜选奥秘

从1965年，人民行动党能够无一例外地赢得每次选举，在新加坡保持执政地位，除了行动党自身政策和领导能力外，也有赖于许多技术性设计的“胜选奥秘”。

奥秘1：变化莫测的选区

自80年代以来，新加坡国会议员由两种选举方式，一种是单选区，一种是集选区。所谓单选区就是一个选区一个议员，谁票多谁当选。而争议的焦点主要在集选区上，这种选区较大，一个区一般要选出三到六个议员，但这六人必须来自同一政党或是同一政治联盟，且六人中必须至少有一位少数族裔。然后候选人集体组团，与另外团队抗衡。

集选区遏制了族群极端主义者的出现，却给反对党带来很高的门槛，2011年以前的三届选举，反对党候选人每届只有两人具备资格，而且都来自单选区。在集选区的部分，很多选区根本不必办选举，人民行动党就已自动当选，因为各反对党根本无法在同一选区组织五到六个不同候选人，即使组织了，在学历方面也不具备竞争力和吸引力。

所以，2011年时反对党拿下了一个集选区胜利才被称为是“破天荒”的。

而选举委员会每次大选前对选区进行调整和重组，客观上也使得反对党的票源被不断分散。

民主党领袖詹时中曾指责执政党利用选区划分来打击反对党，“我们在踢一场足球赛，但行动党却没有固定的龙门。他们是用流动的龙门，所以我们很难瞄准射球。”

1997年时，工人党候选人邓亮洪、惹耶勒南等组团在静山选区获得45.2%的选票，当时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2001年大选时，静山选区消失了，工人党自1997年以来的苦心经营付之东流。

奥秘2：含“金量”十足的选票。

在选举中，执政党要人往往会“提醒”选民，执政党各类政策将“优先”自己的选区。如果反对党候选人当选，政府或许将较难为该选区拨款，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同时许诺，如果人民行动党候选人当选，政府可以拨款翻新组屋，改造基础设施等等。

1991年行动党的得票率只有61%，于是在1997年的选举中，行动党公开宣布支持反对党的选区，将得不到政府社区与组屋的翻新支持。

在2001年和2006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在反对党议员所在的波东巴西和后港两个选区用组屋翻新政策来吸引选民的支持。政府通过“组屋翻新计划”、“新新加坡股票”，通过社区发展理事会分发给居民的各种援助金等影响他们的投票方向，争取选民对执政党的支持。

奥秘3：选举日，用时间换空间。

新加坡大选日从不固定，执政党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时机进行大选。

每次大选前，各路政党，朝野内外虽然都知道大选临近，但却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哪一天进行大选。新加坡每次大选举举日期都不尽相同，虽然新加坡国会法定任期5年，但通常都不会做满，因为总理有权提前解散国会。

为什么要提前解散国会？其实这是执政党的“执政优势”，它可挑选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举行大选。

1991年，刚接班的吴作栋总理将93年大选提前到91年举行，使反对党措手不及，它们根本没有料到人民行动党会把大选提前两年。

2001年，正值美国IT泡沫破灭，全球经济不景气，新加坡的失业率也一路攀升，当时民怨四起，对执政党非常不利，原本不易举行大选。可谁知碰上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由于同样面对极端主义威胁，新加坡需要一个强势政府来领导反恐。执政党抓住这一时机迅速解散国会，在“9·11”一个多月后便举行大选。结果不出意料，人民行动党拿到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新加坡大选持续时间和其他民主国家相比要短很多。从宣布大选到正式大选只有两个星期，提名日到投票日一般只有九天，此时间外不得举行公开集会和发表演讲。这等于缩短了反对党开展竞选活动的时间。因为反对党没有足够时间开展基层工作，也根本没有时间去争取选民。

相反，人民行动党平时可以利用执政党的有利条件，通过政府渠道宣传自己的纲领，攻击反对党。而反对党却只能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去说服选民，力图使自己的施政纲领得到认可，效果当然差强人意。

奥秘4：淡马锡，最好的保镖

新加坡是以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的国家，新加坡航空、新加坡电信、莱佛士酒店等著名企业的背后，总是能看到淡马锡控股的影子。

这个全球投资额达到900亿美元的投资机构一直由新加坡政府掌控，拥有21家大型直属企业，新加坡最大的10家企业中，涉足7家。

而上述企业的产值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l3%，曾有国媒估算，淡马锡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几乎主宰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

淡马锡之外，还有另外一家掌管新加坡经济命脉的投资公司：成立于1981年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它也是新加坡最大的国际投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向海外投资。

它在世界各地的2000多家公司中有投资，外界估算其管理的资产逾千亿美元，规模与巴菲特掌管的投资帝国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相当。

淡马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是国民税金和公积金，淡马锡隶属财政部，在04年以前，它从未对外发布过投资细节和财报。04年后虽然开始定期发布财报，但和上市公司财报还是相去甚远。淡马锡与李氏家族也密不可分，它由李光耀亲手创建，曾任财政部部长的李显龙，也是淡马锡的前任主管；而李显龙之妻何晶，更是在2002年外界的猜测和质疑声中掌控这家公司，虽然在2009年顾之博（Charles Goodyear）接任总裁，但不到一年便辞职离去。何晶继任总裁，去职后的顾之博也对去职原因只字不提。

至于掌管新加坡外汇命运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直被称为"亚洲最大及最神秘的投资者"，它从不公布财务报表、高层管理人员薪资等基本情况。而李光耀在世时，曾长期担任该公司董事会主席。

可以说，这两家公司雄厚的资本也成为人民行动党执政的最强“保镖”。

03. 新加坡政治格局经历转型

从过往二十年的历届大选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格局正在悄然经历转型。

现在越来越多没有经历过建国年代的年轻人变成了选民，他们倾向于有更多的社会政治自由，希望社会走向更多元更开放，因此2011年这些年轻人中的绝大部分将选票投给了反对党，这是新加坡社会转型对政治产生的根本性影响，年轻人希望生活在更开放更自由空间。

不少新加坡人认为那种老百姓只要关注生活好、关注经济好，政治交给我们政治家来办的老调语言作为一种“养猪”政治，是老式政客的言论，已经不适合现代政治了。

而且，随着移动网络和新媒体的发展，政治声音和传播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元。新加坡的传统媒体，包括电视台和报纸都是由政府创办，更多地为反对党发声。

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反对党也可以获得更多表达和展示的渠道，让选民了解他们的竞选理念和政策。

所以，反对党的影响力，尤其在年轻人中间的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