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寻踪——中华书局天津分店

中华书局天津分店旧影。

1951年7月，国营的三联书店与三个较大的私营书店——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中华书局天津分店、开明书店天津分店合并成立了公私合营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天津分公司，由陈怀平（三联）任经理，朱皎如（商务）、于梦武（中华）、沈迪康（开明）任副经理。1953年12月12日出版总署决定，自1954年起中国图书发行总公司并入新华书店总店。1954年1月2日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天津分公司（91人）并入新华书店天津分店。

原中华书局上海静安寺路办公地。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的前世今生，今天我们再来说说中华书局的历史演变。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先后有十多个省市宣布脱离清廷，拥护共和。时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认定清朝必灭，民主共和必胜。伴随着政权更迭、新旧制度的更替，原有的各类教科书已不适应新形势需要，必须要加以改革。但当时印刷和出版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对此一直很犹豫。于是陆费逵不顾商务印书馆以月薪400元的挽留，毅然辞去出版部主任职务，与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仁戴克敦、沈知方、陈协恭等人集资25000元秘密请人编纂新的教科书。

《中华书局宣言书》。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同盟会联合部分立宪人士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了中国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的开始。就在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的当天，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也在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宣布成立，陆费逵自任书局局长。中华书局的创办缘于教科书革命，这一点在书局成立的宣言中有明确表述：“国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中华书局新出版的十多种教科书不仅装帧精美，图文并茂，而且增添了许多有关革命的内容。如在《新式教科书》中就增加了有关民主共和政体、培养民众爱国思想的课文，如宪法、国会、文天祥、史可法、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内容。

中华书局各地分局列表。

中华书局成立当年，为了推销中小学教科书，在天津、南昌、汉口、广州、杭州、南京、福州设立分局或经理处。1936年又增设33处，随着事业的发展，至七七事变前，分支机构有四十余处，抗战胜利后还设立台湾分局，网络遍及全国各地。1923年设立新加坡分局，1927年设立香港分局。后又盘入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馆，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书局成立之时于上海福州路东首租3间店面。又在福州路惠福里设立印刷所，不久迁至上海河南路。

上海中华书局澳门路总厂。

1913年中华书局设编辑所。沈知方（芝芳）加入，陆费逵任局长（后称经理），沈知方为副局长，编辑所所长先后有：范源濂、戴克敦、陆费逵、舒新城等。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160万元，职工达1000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16年迁至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新建的5层楼大厦，店面10间，与商务印书馆相邻。同年，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口建成总厂，除印刷所外，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总厂占地面积40余亩，居当时上海各印刷厂之首。由于大量购地建房造成资金短缺，加上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又因同业竞争，售书赔本，发生经济危机，几近停业。后有常州资本家吴镜渊等组织的“维华银团”及董事高欣木等组织的“和济公司”给予贷款，书局才得以维持。

中华印刷所旧影。

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还揽到了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画、香烟盒的印刷业务。1930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出任中华书局董事，总厂开始大规模承印有价证券和钞票。1935年至1949年，中华书局先后承印有中央银行的法币券、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以及中央银行的四川兑换券、国币辅币券、铜元券，中央银行的东北九省流通券，广东省银行（银元）券、大洋券、大洋辅币券和大洋票，安徽地方银行国币辅币券，湖南省银行印洋票，广西银行通用辅币券等钞券。

中华书局当年在天津《益世报》上刊登的广告。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李叔明继任总经理，上海方面由吴叔同任经理。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1949年2月李叔明离沪，舒新城任代总经理。7月舒新城辞职，沈范继任。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

图中左侧建筑为商务印书馆，右侧中间白色建筑为中华书局。

天津早期的书局大多位于老城厢东北角的大胡同及东马路一带。中华书局天津分局、商务印书馆天津分店、文明书局、世界书局、南纸局等均集中在这条数百米长的大胡同上。另外，“庚子之变”后天津开辟河北新区，打通了大经路与老城厢的道路，北洋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直隶法政专门学堂、直隶水产专门学校等相继建立。进一步拉动了大胡同一带图书出版业的发展。

昔日的大胡同已旧貌不存。

中华书局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1949年以后，在顾颉刚、唐长孺、启功、张政烺、王锺翰、王力、钱锺书、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饶宗颐、冯其庸、袁行霈、裘锡圭等各界学者和金灿然、张静庐、章锡琛、徐调孚、陈乃乾、宋云彬、马非百、马宗霍、杨伯峻、周振甫、李侃、赵守俨、傅璇琮、程毅中等专家学者型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永乐大典》、《古逸丛书三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甲骨文合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等古代经典文献，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等众多丛刊、丛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深受读者欢迎。大胡同在历经1976年大地震的破坏和1983年后的城市改造后，如今已是旧貌难觅了。

大胡同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