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如何谋杀“华语”的？华语运动背后的中华文化危机

在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华人社群分为海峡华人与中国移民。

“海峡华人”俗称 “峇峇” ，女性则称 “娘惹”，是中国移民与马来亚当地土著的混血后裔。他们的祖辈约于 14、15 世纪从中国南来马来半岛，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生活上逐渐吸收土著的语言、服饰、食物和习惯。

这一群体在其后，逐渐转向英文教育，也多属于殖民地时期新加坡的上流社会。其实，海峡华人的名字，便是源于一个名称：海峡殖民地。

1826 年，英国将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并为 “海峡殖民地”。

而中国移民，则是坚持华语教育，并以中国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新加坡华人。许多心系祖国的南洋华人，都属于这一群体。尽管这一群体不被殖民地政府接纳为“上层社会”，但也是大企业家、大文豪频出，如南洋大学的创立者陈六使。

英语教育和华语教育，是海峡华人与中国移民的核心分界。

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既是民族的凝合剂，也是民族意识的基石。新加坡的殖民地政府，也以此作为切割华人与中华文化联系的匕首。

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只集中发展英校，任由华校自生自灭，而英校在财政、行 政、校舍、设备、师资和课程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华校。

正是在这样的夹缝中，华人社会自力更生，捐款捐物，保护华校发展，为中华文化留文脉。南洋大学，便是其中的典范。

客观地说，在二战前数十年，新加坡的中华文化一直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华文教育、华文报纸、华文文学和华族文化活动等的蓬勃发展；华校发展到 20 世纪 50 年代，已建立了从幼稚园至大学的完整体系，而且在 1954 年之前，华校学生的注册人数一直领先。

不过，随着一位海峡华人的崛起，新加坡的华语文化，却反而陷入了低谷。

这位海峡华人，便是李光耀。

李光耀来自峇峇家庭，母亲是福建娘惹，他自小接受英文教育，分别就读于莱佛士学院和英华学校，然后到英国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深造。从英国学成回来后，他卷入反殖民斗争之中，最后领导新加坡走向独立。

尽管在成为新加坡总理后，李光耀处处凸显其华人身份，也常常在英语圈讲华语，但在文化是英、是华的问题上，李光耀却是鲜明的去中华化的态度。在文化上，独立后的新加坡，保留了英国的体制、行政、法律、语言、教育政策和价值观。李光耀尤其重视英语，并将英语设为官方语言。

在李光耀看来，英语是国际优势语言，具有高实用价值; 与此同时，英语在新加坡是中性语言，可以冲淡周遭的反华情绪和团结本国多元种族。

于是，南洋华人迎来了吊诡的历史境遇转变——

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华人有效地反抗了殖民者的文化殖民，华语教育在殖民地政府打压下，仍欣欣向荣；而独立之后，新加坡华人并未等到一个去文化殖民化和发展本族文化的契机，历史的车轮滑入了另一轨道——去中华化加速了。

华语教育的逐渐走弱便是其印证，具有百多年历史的华校在建国后短短 22 年关门大吉；这其中，尤其以1980年南洋大学的关停为典型。

更为吊诡的：新加坡说着英语，推广华语！

在英语的官方语言已然确立的氛围下，李光耀搞起了华语运动。

20 世纪末，新加坡掀起了华语运动和儒学运动，倡导者，便是力行去中华化的李光耀。

第一届华语运动于 1979 年 9 月由李光耀亲自主持开幕礼。它的目标涵盖社会、语文、文化、经济等 各层面，而保留传统文化的设想则始终如一。它的对象从一般群众转向白领阶级，进而至英文教 育者和专业人士。1993年的狮城舌战，更让新加坡成为彼时的华语中心。

至于儒学运动则从校园开始，扩大到社会层面。从 1983 年起，新加坡教育部 即设置儒家伦理课程，让中三和中四学生修读; 还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前来指导编写工作和发表儒学演说; 又集资千万成立东亚哲学研究所，并召开多次学术会议。

除此之外，为了有效提高学生的华文程度，新加坡教育部频频推出华文教学大小改革，寻求种种适合华族学生学习华文的方案。

华人老师用英语，教华人学生华语，堪称是新加坡华语教育的奇景。

历史似乎又重复了新加坡海峡华人从 “西化”到 “再华化”、从 “文化殖民”到 “去文化殖民” 的旅程。华人世界都在感慨：新加坡在寻根中华文化了，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就在华语运动发起的一年后，李光耀强势关停南洋大学，便给出了答案——在华语的通用性和实用性超越英语前，华语不会在新加坡回归强势语言的地位。

华语运动和儒学复兴，在英语的语言氛围下，又如何能结出硕果？华语运动更多是在新加坡国族意识的基础上，对寻根意识进行补充，而非真正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

新加坡已然以自己的母 语、传统文化和华族身份为抵押，换取国家经济发展和物质建设。文化的传承一旦断层，非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是不会得以重塑的。

事实证明，华语运动之下，华人没有“再华化”，只保留了许多“僵硬”的小传统。

20 世纪 80 年代，儒家话语对大多数学生没有亲和力和吸引力，加 上其他因素的干扰，儒学运动到 80 年代末便无疾而终。30多年的华语运动，虽然“长寿”，却也是空活一生。华文教学改革之频密，被新加坡人讥讽为 “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1992 年、1999 年、2004 年、2007 年、2009 年等出台的 报告书或发布的政策，无不引起华人社会英语群和华语群的热烈讨论和争辩。经年的教改，虽然推进了华语的普及，却始终未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华文程度。

现在的新加坡，英语已经取代华语，成为家庭用语。根据新加坡教育部的调查，以英语为主要用语的华人家庭，从 1990 年的 26% 上升到 2009 年的 60% 。

新加坡华人的传统文化，经历建国初期政府的务实政策，早已呈现文化土壤变质和文化断层的严重现象。国家领导人文化的醒悟和努力，其实也是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李光耀和李显龙掌握国家机器，但缺乏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华人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与关怀，多年来所实施的语言、文化和教育政策，事实证明，更多是务实的作秀。

当然，更务实的还是新加坡华人。

华人父母为孩子教育的筹谋，基本以英美学校为第一考量，也因此，自小对孩子进行深度的英语教育，这也导致华语教育缺乏群众基础和对新加坡华人的“实惠”。

实用主义的新加坡，以实用主义的西方文化，塑造了实用主义的新加坡华人，他们以实用出发，又怎会如百年前的南洋华人，为往圣继绝学、为中华文化传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