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味帝国：灭绝式猎捕，养殖场的秘密，偷渡几万穿山甲

作者 | 卢桦

原创首发 | 益周刊（ID：NPO2020）

在新冠爆发的一个月里，老韦手上囤积了大量的猎物。有苍鹰、猫头鹰、白腹鼠、蛇雕、瑶山鳄蜥，以及一只不断试图撞破铁笼的豹猫。

他是广西云开大山深处的山民，几十年来以捕猎与救治蛇伤为生。此前每个月，有个“信宜佬”和“罗定佬”都会来收买他手上的野生动物。信宜和罗定，都地处两广交界。老韦更喜欢和信宜佬做生意，因为信宜佬好说话，也会给他同步外边的市场与价格。罗定佬则每次都神神秘秘的，变着戏法压价钱。比如他捕到了一只豹猫，以前豹猫150元一斤，罗定佬说由于现在有很多进口的孟加拉豹猫，价格便宜了只能80元一斤。在他看来这太奸诈了。

不过，无论是信宜佬还是罗定佬，都有一个多月没来了。他知道，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来了。冬春期，是最容易捕获野生动物的季节。老韦觉得应该把那些捕猎设施全部卸了回来，因为本来山里的野生动物就急剧在变少，趁着这个空档期，也好让它们再生长生长。

在云开大山，此前都是茂盛的阔叶林和松林，给诸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生态链条。满山的松果给松鼠极好的成长环境，白腹鼠则啃咬那些根系丰富的植物与蔬果。在它们的上游，是苍鹰、蛇、豹猫等猎手，维持着它们的数量不出现泛滥。同时，苍鹰和蛇也在以蛇类为食。而作为食物链顶端的苍鹰，如果数量泛滥了，它们会跑到村庄袭击家禽，村民会实施抓捕。

这样的链条看起来是很稳定的，直到桉树的到来。

“中林集团，理文造纸都来了，一大片一大片山林承包下来，以前的松树杂树全砍了，全部种上速生林，以桉树为主，你说松鼠吃什么老鼠吃什么？”老韦告诉我们，以前每天出猎，两只松鼠是可以捕到的。在大清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松鼠就会出没觅食。带上两只猎狗进松林，狗看到松鼠会一起围猎追赶，松鼠在树林与山石之间跳跃，最后会钻进某个洞穴。猎人或者用烟熏或者其他方法，把松鼠赶进竹筒或者布袋里就行。松鼠收购价在2002年前后是15块一只，现在是50块一只。不过现在，他即使用铁笼子加诱饵，一周也难得一只松鼠。

桉树根下，寸草不长

树林生态的变化，给野生动物带来的影响是致命的。此前，这一带是种类多元的树林，有各种庇护所，有丰富的果实与根系，是啮齿类动物的天堂。树林之下，潮湿阴凉，虫卵繁盛，更是鸟类的食堂。变成单一的桉树林以后，松鼠失去食物急剧缩减，以往随处可见的斑鸠，一年下来老韦都没捕到一个。食物紧缺，松鼠和老鼠来到地里啃咬村民种植的木薯、玉米；松鼠与老鼠的缩减，使得豹猫、苍鹰等动物捕食范围聚集在了人类生活区。村民养的鸡成了它们的目标；没有老鼠吃的猫头鹰和蛇，盯上了家鼠进入村庄。很难说这不是个灾难。

“猫头鹰很好抓的，它们捕猎前总要站在某个高处，环视周围的动静。所以你在开阔的地方竖起一根桩，在木桩上放上铁夹子，一般天亮就会有。”老韦跟我说他的捕猎方法，蛇雕则复杂一些，要找好它的活动路径。当然，他也有一些捕猎禁忌。比如山里最猛的眼镜王蛇，他绝不会赤手空拳去捕捉。必须借助长棍子与他人的协助。眼镜王蛇也就是当地人称过山风的毒蛇，在山林里它是王者般的存在。毒性既有神经毒也有血液毒，并且毒液量大。一般被咬到的话，2小时内找不到血清基本就丧命了。我们曾一起目击一个空手抓捕了眼镜王蛇的山民，抓完来到街上卖出，换得2000钱以后，前去打酒，一边喝一边说，“啱先比佢啜咗一啖，饮两杯消消毒先。”

很快，他就死了，全身淤黑。

所以，抓捕野生动物的这些山民，他们关注的焦点就从来不在野生动物“带病”、“有病毒”上。而在捕猎的技巧与传统。传统是什么？就是按照经验行事，不要自己作死跟过山风斗，不要吃家里出没的老鼠，不要对屋檐下的蝙蝠动任何念头，如果半个月猎不到猫头鹰就不猎了，让它休养半一年。在他们脑海里，那些病毒和自己接触的野生动物都距离很远。知识局限也好，关联不强也好。他们对此充满质疑，“为什么山里人，捕猎者就没得过病毒疫病？这些都发生在城市吧?”

“落水狗（瑶山鳄蜥）全国就1000来条，但我抓落水狗三十年了，河溪里还是很多。起码我们知道不要赶尽杀绝。要说生态的影响，你看这一片一片的桉树林，比起我们捕猎要严重多了吧？”在老韦看来，他们生来作为猎人，人类起源就在荒野中狩猎为生，这本就是天然正义的事。不是简单粗暴以“捕杀国家保护动物”，及“生态平衡”为由，就要其心里都是罪恶感。

瑶山鳄蜥与恐龙同时代，是第四纪冰川后期残留下的原始爬行动物

那是因为他们还有克制。

如果这些本分捕猎的山民，看到鄱阳湖畔竖起来有上万平方的捕鸟网，一次捕获的鹭鸟超过一万只；天津和唐山交界的地方，三万多只捕捉来的鸟类要经过他们使用激素增肥再卖往广东；华北平原那些40多万伏的高压捕猎器一晚电死70多只兔子；或捕鸟者大量使用高毒农药毒鸟的时候。他们或会觉得，世界变了。

庞大的吃野味人群

普通人很难想到，这些野生动物都会在哪些餐馆出现，又会是哪些人喜欢食用。

李蓓刚好就是一个武汉姑娘，她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父亲是大学老师，母亲是社区干部。毕业后她在珠江新城的一家医疗器械外企工作多年，日常喜欢游泳，喜欢去国外旅游，喜欢汉服与cosplay，以及，喜欢吃野味。

在广州海珠区前进路基立南街，这个本地人称之为“河南”的地方，有一家名为“南乐酒家”的餐馆，寓意河南边快乐的地方。两层楼的用餐位置，即使是工作日的晚上，都经常需要排队。“南乐酒家”这个餐馆名字似乎都很低调，但横幅招牌的另外一边，“蠄蚷大王”四个闪闪发亮的大黄字让你发现了别有洞天。在四个字底下还写着自己始创于 1993 年，正宗老店，以及全国第一家等字样。

蟾蜍食用“发明店”

所谓蠄蚷，是蟾蜍的粤语说法，也就是癞蛤蟆。这家店就是专门吃癞蛤蟆的。李蓓每个月都要来这里吃一顿。首先，她觉得这些都是有别于日常菜的味道，新奇甚至是怪异。其次，餐厅推荐里说“蠄蚷全身都是宝，药用价值极高”打动了她。

癞蛤蟆背面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这是皮脂腺，会分泌出白色的黏液。这些黏液含有剧毒，对人体心脏、消化道及中枢神经会产生严重的损害。症状主要表现为头晕、腹痛，严重者出现昏迷，甚至导致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并且中毒后，并无相应的特效疗法。也正因此，蟾蜍被列为五毒之首。

癞蛤蟆的皮有毒？没问题，剥了皮就是。在这家店里，有着传说的“四十式蠄蚷做法”，包括咸蛋黄包裹的金沙蠄蚷、陈皮腌制的九制蠄蚷、椒盐蠄蚷，甚至还有椰子蠄蚷火锅等。并且，分乳香、蒜香、芝士等一系列口味。而所有的做法，都是在将蠄蚷的皮剥去以后制作。

每次来，都选不同样式做法进行品尝。由于周边朋友极少愿意和她一起赴蟾蜍宴，她使用相亲软件在网上认识异性，邀请其一起寻找各种野味品尝。出乎她的意料，响应者极多，甚至有直接带她去深圳吃娃娃鱼的。而此前她曾在豆瓣上发布野味征集，被网友围攻到注销了账号。

这几年来，吃尽了广深周边的野味，李蓓也慢慢掌握了吃野味的一些门道。比如在广州天河棠德南路上一家普通餐厅，餐牌写着的龙虎凤火锅，虎一般是猫。“普通猫谁吃啊？要有人直接说要吃猫，老板都会说这个菜没有了。但有人是先定了包房，然后问老板，‘这虎，究竟是虎还是豹？’，老板就会知道你是内行人，直接给你豹猫的图片和价格。”

同样，其他种类的野味，尤其是国家保护类野生动物。在广佛深一带如果不是熟客，都需要对一下暗号。比如野鸭大部分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比较普遍的是绿头鸭。如果你去吃的时候点绿头鸭，餐厅服务员会问你要怎样的。你要回答“最野那种”，基本就能吃得上，但要是回答“野到头都绿的”，服务员会认为你是来稽查的森林公安，只会给你人工饲养繁殖出来的绿头鸭。

不只是广佛深，全国很多地方，对野味的需求超出你的想象。只不过广佛深因为历史原因，有着较为成熟的运输与售卖体系。稳定的老客户，围绕着固定的几家餐馆。在武汉、长沙等地，不少野味餐馆悄然隐藏在闹市之中。摸得上门的都是熟客。面对熟客，他们都知无不言。比如长沙，在吃野味群体里名声大振的陆大安土菜馆，除了蛇、竹鼠之类的标配，还有大雁、夜鹭、水貂、斑鸠等。你只要来到店里，想要的他们都会给你供应，甚至是鳄鱼肉。

价格最贵的鹤皇，即夜鹭

在陆大安土菜馆，一般一桌消费2000多，每天十来桌，也就是100来号人。这让他们每天的流水进账都超过3万，生意兴隆。每三四天就要进货一次。不过，野生动物的终端销售形态近几年也在悄悄改变。不少人通过社交网络等渠道发售野生动物。他们可以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看货并称重，谈好价钱后直接转账，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买家只用等着野味送上门。甚至是象牙一类的野生动物制品，一笔转账，就可以等着快递送到家。

即便如此，蠄蚷大王的蠄蚷还是越卖越好，“从几十斤卖到几百斤，到如今的上千斤”。如果你对全国各地的野味酒楼或者农家乐没有很直观的认识，那你可以去广州黄埔古港一家叫古港人家的餐厅。那里有一道菜叫“木瓜爆雀”，放在里边爆炒的，据说是麻雀。专门来吃这道菜的人，可以说人山人海，不遑多让。

蠄蚷、麻雀这种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门面不必遮蔽，更充分地体现着人们对野味的好奇与热情。你要说好不好吃，我个人觉得，蠄蚷这种东西，放下偏见当作美食品用，味道依然是怪异的。跟人们常吃的青蛙相比，蠄蚷的肉质缺少纤维和水分，更像一个糯米团子般的口感，缺乏田鸡有的清甜。但这不妨碍人们趋之若鹜。

坐在广佛交界的野味餐厅呆一个下午，就会发现这个群体的人员难以按标签划分：有集体改善伙食的建筑工人，有附近做花草育苗配置的小老板一家；有像这样带着猎奇心理来吃的白领，也有真觉得吃这些滋补身体的当地人；有通过吃这些野味，获得征服领地式的存在感；有好奇心重，就想试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有认为能体现自己身份的与众不同，“你看，我都能吃到这些”；也有认为可以很好补身体，或者单纯觉得好吃的。

济南野味餐厅的红烧大雁

这些人可能住在城中村，可能活动在城市周边，也可能生活在CBD的高档楼盘，他们有着各种的心理需求。并不在诸多“小动物那么可爱不要吃它嘤嘤嘤”这类白领的认知范围里。

其中，“补身体”的群体占据主流，要有某个总结陈词，他们吃野味，就像广东人喝凉茶一样。凉茶所谓“下火”，野味号称“补身”。不管有没有用，需不需要，经不经得起推敲。反正就是传统，就是文化，就是中医理论，吃了有好处没坏处。

一般情况下，在河北、天津等地查获的鸟类野生动物盗猎贩卖案，单次涉及的鸟类数量都有3万左右。一家餐馆要300只，不过100家餐馆，就能消化掉这3万只。广州、佛山、深圳等地，一个城市30来家餐厅农家乐就能消化掉。300只需要多少天？广佛交界的一家野味餐厅跟我说，平时一个周末就可没了。

显然，山民供给是远远不够的。下游餐馆庞大的需求，正驱使着捕猎者提高捕获数量，达到“规模化产业化”的水平，因为它确实就是个产业。

灭绝式捕猎

王志伟回到家门口，有些不放心。他开着车绕着屋子周边转了几圈，发现没有人以后，忽然地拐弯把车开进了院子里，再利索地把院子的大门关上。

很快，他就把收购回来的草兔、雕鸮、豹猫、狗獾等十几种野生动物，总共近2000只卸到了屋子里，死掉的就放在冻库暂且保存。好了以后他又要继续出门了。

早晨六点，他就从山西交城县的住所出发，遍布交城、太原、忻州、五台、代县、繁峙等四个市十几个县收购野生动物。在这些地方，王志伟总共有十几个收货点。大多是狩猎者事先和他联系后，开着摩托车带着他们的猎物，来到约定的收货点交货。王志伟开着面包车，将收到的猎物放入笼子装到车上。每次沿着收货点一趟，基本上他都能收到2000个左右的野生动物，有活体，也有尸体，反正都会有人要。一天下来他能来回个三四次。

每天，王志伟走的路线都是不一样的。自从呼延被抓后，王志伟变得越加小心。他把手机号码换掉，呼延周边那群人有不少判缓刑回来的，但也不联系了。

2018年1月15日，在湖南郴州小塘收费站，交警的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货车里藏满了野生动物，包括雕鸮41只，加其他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没多久，10月19日，一辆半套牌的河南货车，被交警发现车身侧边藏着大量的透气箱子，箱子里装着31只雕鸮，加3只豹猫。

很快，当地森林公安摸到了在河南南阳出货的呼延等人，他们那帮人直接被端了。随后大半年里，王志伟的下游中间商，变成了另外几个无恙的河南人。王志伟收回来的那些野生动物，下一站目的地也是河南南阳。不过，南阳也不过是中转站，这些猎物最后大多被南阳的中间商运往广东的等地。

每隔几天，王志伟就得把手上的猎物出货到南阳去。出货的当天，他会将猎物全部打包好，直接通过面包车运到太原东或者太古东的高速服务站。在那里将猎物快速地转移到一辆从太原开往南阳的客车底下的货仓，下家会在南阳等着猎物的到来。

一个月里，一半时间王志伟都在收猎，基本上能达到上十万的猎物。每天在收货点将猎物收完，他能收获6000多的草兔、雕鸮等野生动物。10来个收货点，相当于一个收货点一天就有近600的野生动物送过来。这么大的量，狩猎者是怎么做到的？

高压电捕猎器，输出电压能达到60万伏。在背风、朝阳、有水、叶草浓密的地方，布上几圈线路，经过的野鸡野兔野猪，不用碰到电线，高压放出来的电，就可以把这些猎物电到皮焦肉绽，甚至轻易可以把人电死。在山西，这样一天一夜下来，草兔就能电到好几十只。

定位、视频监控，遥控电压。捕猎机已经往“智能”升级

要说非典前的野生动物贸易链，是通过商贩聚合本土捕猎者捕获的野生动物资源。那非典以后，就是捕猎这一行，通过技术提高了产量，并进入横扫式、赶尽杀绝式推进的时代。

所谓技术，五花八门。鸟类的捕捉，有绵延几公里的网，有可以快速让鸟类窒息死亡的毒鸟药；兽类的捕捉，除了传统的铁夹子与铁笼子，也有不少配备了诱捕或者毒杀的药物。

不只是技术先进了，人的胆子也大起来了。

当下游的需求量日益增大，捕猎也开始无差异化操作了。比如野味食客普遍食用的鸟类，大量餐厅都可以接受鸟尸体。

捕猎的人，对猎物的生活习性极为了解。所以，在一些湿地周边，或者有很多新翻地块等鸟类时常出没的区域，他们经常会拉起一片大网。而处于南北交界地区的，更有不少看准了候鸟迁徙的路线，拉好了捕鸟网，等着他们的旺季到来。这些网的面积、数量逐年在增加。以前一片网，一般是长5米，高3米左右。现在已经普遍发展到高15米，长度可以绵延100多米。并且，在鸟类活动区周边，一般不会少于10张以上这种一张面积达1500平方米的捕鸟网。

这种捕鸟网，从广东阳江、福建莆田、浙江台州、湖北襄阳、江西九江再到辽宁抚顺。随处林立，一次捕获的，都是上万的鸟类，可以说将周边的鸟类都捕灭绝了。

2017年10月，万林多次多批收购野生鸟死体共计19000多只。

2018年9月25日中午，王志明的仓库内，被查获野生鸟类共计14482只。

野生鸟类，尤其是候鸟，是中国野味饭桌占比较大的种类。这些案发事件的鸟类，大多是通过这些捕鸟网捕获。不过，相比那些投毒捕鸟的行为，这已经算是良心了。

在黑龙江东升自然保护区，每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都是候鸟的迁徙季。随着早些年生态的好转，春季迁徙到该地的候鸟不断增长，高峰时候鸟“铺天盖地”地到来。不过，这一次是中毒了的候鸟铺天盖地掉落地上。

2016年4月开始，作为三江平原候鸟迁徙区的重要通道，东升自然保护区陆续发现了被死亡的候鸟，每天均有200只左右，主要为大雁及野鸭。这些“候鸟雨”覆盖面积达18公顷，总共1128只，都是使用了掺着农药的玉米粒而亡。许多鸟的头部深陷泥里，身上也有被老鼠咬过的痕迹。

不过这些老鼠估计也要遭殃了。

毒鸟药，这十年来早已盛行于捕猎行业。捕猎行内大多以扁毛霜为主，在淘宝网使用关键词“野鸡药”、“野味王”、“扁毛药”等，就可以搜到。而“今晚吃鸡”则成了毒鸟药的推广物语。事实上，这些毒鸟药，就是高毒农药呋喃丹。

原本，呋喃丹原是一种被禁用的杀虫药，是只要接触极少量就会引起中毒或死亡的高毒农药，残留期极长。原用于毒杀地下害虫，后来很多人发现，鸟类啄食这些虫类的尸体，也快速窒息而死。因此被捕鸟人群快速用来毒杀鸟类。

在东升保护区，有6个村屯与其相邻。不过，毒杀候鸟的并不是当地村民。在他们看来，这种行为太过卑劣了，不小心还会把人给毒死，他们对此非常痛恨。“那些拌了农药的玉米粒，要是掉在我们菜地上，或者小孩误食了，是分分钟会出人命的。”

所以，投毒式盗猎者，他们一般会选择异地施行。他们时常通过农药、豆油、玉米以一定比例混合，然后鸟群出没的农田、玉米地等进行抛撒。第二天，他们就会在撒药点附近捡拾鸟只。

你以为这种操作只有粗犷的东北人会弄？不，只要胆子大，全国随地都会开花。2月13日，正直疫情期间的湖北襄阳就来了一发。在襄阳的老河口市，捕猎者在王莆洲水电站附近投毒，待鸟只都中毒以后，会随着江水漂往下游，捕猎者就在下游等着打捞鸟尸体。这些走水路捕猎的鸟，以水鸟类为主，包括凤头䴙䴘、白骨顶、螺纹鸭，大麻鸭等。

这些被毒死的鸟，除了被查获的，其他全都是卖给人吃了。

黑龙江东升自然保护区的毒杀候鸟惨案，当地警方远赴天津、哈尔滨、建三江等地调查取证，最后打掉从捕猎、流通、销售等环节3个团伙，锁定犯罪嫌疑人20人。其中，捕获这些候鸟时，如果还半活着的大雁，卖120元一只，如果是死的，就按9元一斤。这一趟，捕猎环节获利2万元。但这些大雁，等上道餐桌上，基本都到了800块一只。

这些批量的鸟尸体，经过冰冻后运往各地的野味餐厅。至于你说你吃的大雁都是亲眼看着活生生的，其实大多给你看到几只活的，但下厨时还是冰冻几具鸟尸体。仔细的食客或者会发现，当他们去品尝野味的时候，鸟类即使体型大如鹭鸟大雁，基本都不会有内脏的。因为餐厅的人知道，那些农药大部分还是聚集在鸟的肠胃部。

所以，这人吃了到底会不会中毒？显然会。

呋喃丹是通过血液循环对动物的器官产生作用，导致野鸟等死亡。短时间内，毒性就渗透到了动物的肌肉里，潜伏期5~6天，无法清除。所以，即使野味餐馆就算将其内脏摘除，鸟只体内毒素依旧存在。一旦食用，看乎农药含量多少，但基本都会有迟发性神经中毒发生，这种中毒短期内不会发作，但是它将来会影响人的生殖系统，并且致癌致残。曾经，黑龙江大庆市一村民将捡回来的中毒野鸭给6岁儿童炖汤食用，造成这名儿童中毒，双腿瘫痪。

那些用捕鸟网捕捉的，或者收猎上的活鸟，总该没问题了吧？不一定。

2019年中秋，河北唐山，反盗猎志愿者发现和举报了一个大型候鸟催肥窝点。涉及鸟类包括黄胸鹀，也就是广东食客较为喜爱的禾花雀总共12000只，其他朱雀等鸟类3000多只。但从数量上说，和以往天津、桂林等地发现的10余万候鸟催肥案要逊色不小，但这个候鸟催肥的棚屋规模可以同时催肥候鸟十万只以上。

为什么要催肥？因为下游餐厅按鸟只的体重肉量来衡量好坏。鸟贩子在收获鸟类以后，如果直接运往下游，路途漫长辗转，野鸟死亡率高，并且被围困后鸟类时常不喜饮食，数日时间便会瘦小过半。为了避免这种折损，鸟贩子选择了催肥再闷死这些野鸟，冷冻过后送往下一个环节。

催肥一般需要半个月以上，这期间鸟类染病死亡率也极高。因此鸟贩子会给这些鸟喂大量的阿莫西林，及抗菌用的乳酸诺氟沙星可溶性粉。这些抗生素每天伴着饲料一起喂养。而鸟饲料，则主要是苏子拌谷物等。苏子为白苏子，由于含脂率较高，能轻易将鸟类养肥。通常，喂养时苏子的占比不宜超过10%，否则会导致鸟类内分泌失调，出现尾脂腺发炎、嘴角生疱、眼角发炎等病症。同时，也会出现体脂过高飙升的情况。鸟贩子一般会按20~50%喂养。由于同时喂养了抗生素，他们并不担心炎症会导致死亡等情况。

经过这轮催肥，一般鸟都会增长50~100%的体重。鸟贩子就会用尼龙化肥袋，每袋30个左右，将鸟直接闷死，再冰冻出货。所以，你吃到的各种鸟类，含农药或者抗生素的几率极高。

数量超过10万的候鸟育肥点

鸟类不过是冰山一角。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野生动物资源，宁夏主要是野鸡、野兔、野鸭，东北以狍子、熊为主，河北、天津、安徽一带主要是各类小型候鸟，以及雕鸮、豪猪等，广东、广西一年四季蛇和豹猫果子狸都不少，浙江、湖南、湖北有丘陵地区野猪、麂子这些兽类，西藏的麝鹿与秃鹫，新疆的野牦牛、藏羚羊、猞猁、狼等……无论什么样的猛禽野兽，天网恢恢，都会有一款针对性的捕猎器材等着它。如果不是器材，那就是一包毒药，一了百了。

抛开种群灭绝、生态冲击等社会维度问题，单纯将野生动物当作一个商品，这个产业的操作，也是充满了卑劣。稀有催生神秘、外加中医偏方的暗示，民间传说的加持，让充满巫医色彩的野味，带上了极高的附加值。这让每个吃野味的人，都带上了中彩票的心理。并且坚持物竞天择，天然正义。正是这种执著而迷信，支撑起高昂的价格。一条野生菜花蛇在河南卖出才60元一斤，卖出1000条，3000斤，拿到18万，到了餐桌上每公斤可以拿到600元。油焖一条1800元，补了心问了肾。

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那张彩票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买中。需求量不断增加。加上充满想象力的利润空间。这个行业变得体系化、产业化，加上监管不到位，上中游为了尽可能地扩大规模，实现利益最大化，慢慢变得失控而疯狂。

捕猎这个行业，这十几年来风卷残云般推进，甚至吃天葬腐肉的高山秃鹫都要捕来食用。

这个产业网络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盗猎老板状告国家林业局

2019年9月23日，左兴国的官司输了。

这场野生动物盗猎团伙老板状告国家林业总局的战争，彼时终于画上了句号。

这个故事，需要从17年前说起。

2002年10月15日，非典还未爆发。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的森林公安突袭了两处野生动物盗猎贩卖窝点。

在一处四周不靠人家的育苗培育场，10多个品种的水鸡、野鸭、海鸥、大雁等野生动物装满一个卡车，正要运往广州。另一处位于灌西盐场菜市场北侧的一间平房，也查获了200多只野生动物，主要以珍禽水鸟为主。

这两处都是同一个团伙，由20多名安徽安庆人构成。甫一开业，大老板就告诉他们，自己神通广大，早已通过当地关系，搞到了一张《野生动物利用经营许可证》，可以在灌云县合法猎捕收购各类珍禽水鸟。不过，灌云县农林局副局长验证以后，宣布那张所谓的许可证，纯属假货。

这次行动，收缴了水鸭约2000只，总共抓了11个人。老板左兴国因为不在现场，成为漏网之鱼。不过这2000只野生动物里，有不少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左兴国即使没被抓现场，也应该有个追责判罚。不过并没有。

但从这时候开始，他变了。

经此一役，左兴国有了新的认识：一要选自己如鱼得水的地方发展，二要合法化。不然他做的这行生意，随时都会被监管部门端掉，然后沦为亡命之徒。

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新疆。

2009年，左兴国在乌鲁木齐市开办的兴国水禽驯养繁殖场成功办理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许可证》。

这次的两个证都是真的了。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整个办理流程为：当地区县林业局进行全面审查与上报，同意后由市林业局上报省级林业厅进行审核报批；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许可证》则由区县林业局核实经营的内容和规模、供货渠道和方式，并报请地市林业局，根据经营利用单位或个人申请经营种类，在当地种群数量情况和驯养繁殖情况审查批准，代替省林业厅颁发。

但办理这两个证件，都需要满足场所、医疗、技术条件。其中，最关键的要求就是野生动物种源来源渠道合法，并具有相应的技术驯养繁殖野生动物。这是国内大多养殖场都会遇到的问题。

所谓“种源来源”，说的是你一开始的野生动物是从哪里来的。捕猎来的？那就不是合法了；从科研机构获取的？那科研机构就违法了；从其他的养殖场购买获取？这个说法或许说得过去。现实是，那些所谓的养殖场，动物的“种源来源”基本都是捕猎获取。

不管怎样，左兴国给新疆自治区林业局和乌鲁木齐林业分局等发证机关提供了“合法”的种源来源，顺利地拿下来驯养繁殖的经营利用许可。左兴国在新疆“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种类，是赤麻鸭、潜鸭等野鸭。2010年，他再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市注册成立了兴国水禽驯养繁殖场。

事实上，不少的野生动物养殖场，都充当着给野生动物洗白的职能。从狩猎、到运输、到销售，无论多大量的野生动物，一经过养殖场，运输和销售的渠道基本都打通了。相比潜在地下的中转站，野生动物养殖场更像是野生动物贸易的一个枢纽。上游盗猎的大量猎物，都会汇聚在这里漂白，由这些拥有合法证件的养殖场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各个餐馆，或者野生动物交易市场。根据羊城晚报报道，中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利用产值，每年至少数百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野味产业。

在新疆，左兴国确实是如鱼得水的。并且他不像其他养殖场一样只是收购倒卖赚差价，他干脆就自己狩猎。2014年3月，他以岳阳兴国养殖场为主体在新疆拿到狩猎证，并和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签订了一份《委托捕捉野生鸟类协议书》。协议书要求，左兴国在2014年春秋两季需要各捕捉750~1000只羽野生鸟类，交于该动物医学院用于“H7N9禽流感”相关课题研究。

也就是说，2014年3月开始，他就可以合法狩猎2000只野鸭子。

时间就是金钱。左兴国快速组织了15名他的安徽老乡。通过上述协议书，他在新疆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处给这些老乡们办理了《猎捕证》。这时候，左兴国和新疆林业厅的关系起码不会是差的。这时候的左兴国的公司，既可以合法捕猎，又可以合法饲养，还可以合法出售这些野生动物。

这些“合法持枪的老乡”们开始在新疆的福海县和焉耆县、博湖县猎捕野鸭。每捕一只野鸭，左兴国就给40元。这一次他很高调，光天化日肆意抓捕，捕猎过程都是自带背景乐那种，毕竟有着系列的证书傍身。捕猎到野鸭以后，他并没交给新疆农业大学搞科研。他选择先转运到岳阳的养殖场，再转运到广州。当然，盗猎出身的他，是不会受2000只的数量限制的。

也正因为高调，惹怒了新疆当地的住民，新疆自治区森林公安局也盯上了他。

新疆福海的乌伦古湖，“海岸线”东西绵延40公里，湖水面积800多平方千米，水禽丰富

很快，新疆森林公安局调查出左兴国存在严重的盗猎行为。2014年6月30日，新疆森林公安在乌鲁木齐安宁渠兴国水禽养殖场当时有野鸭580羽，而从新疆运往湖南省岳阳市兴国水禽养殖场有2760羽。而这些并不是全部，这一两个月时间，左兴国从新疆运到广州销售的野鸭，收回款项就已经有35万元。

2014年7月7日，左兴国因涉嫌非法猎捕及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被新疆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什么意思？新疆农业大学的委托捕鸟协议是买的。8月13日，因涉嫌非法经营被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刑拘一年多以后，2015年10月8日，沙依巴克区人民检察院以其犯非法经营罪及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向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你以为左兴国就这样完了？不会的，那只是左兴国人生反转的开始。

一年以后的2016年12月22日，沙依巴克区人民检察院又申请撤回起诉，退回补充侦查。这两年里，新疆森林公安在乌鲁木齐、福海、焉耆、岳阳、广州等地奔走，侦查、取证。参与此案件侦查的森林公安就说，个中辛酸，只有自己知道。到2017年2月4日，沙依巴克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仍然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森林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同时，检察院也接触了扣押的“涉案物品”，也就是说，那些野鸭都全部给回了左兴国。

回到养殖场后，左兴国的生意还要继续做的。那些《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许可证》也都还得新疆林业厅年审办理。

在当时，新疆森林公安还隶属新疆林业厅。也就是说，新疆森林公安这次查处的对象左兴国及其公司，是其上司”全面核查监管“并发放合法证件的企业。这也是全国森林公安在转隶公安部之前的困境。诸多森林公安在查处非法盗猎的养殖场时，都会碰到“打上级脸”的问题。毕竟他们的合法性与资质都是林业部门发放的。

新疆森林公安局此番败下阵来，几个月后，他们的上级新疆林业厅出手了。2017年7月31日，新疆林业厅对左兴国的盗猎行为作出处罚：

1，没收未按狩猎证规定猎捕的野生动物1340羽野鸭子；

2，没收违法所得350000元；

3，处以罚款2286000元。

左兴国并没有认下这些处罚，也没有去找林业厅求饶或者套近乎。在他看来，地方检察院都撤诉了，你监管部门再罚，同一事实既刑事立案又行政处罚立案，这属于非法立案。

他硬气地向国家林业局提出行政复议。2017年11月13日，国家林业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左兴国的盗猎行为，维持新疆林业厅的处罚决定。也就是，左兴国还得交出35万违法所得，并被罚款220多万。

左兴国的人生写满了各种的不服输，包括这一次。一怒之下，他将新疆林业厅和国家林业局一起告上了法庭。不只是告了，他还赢了。赢的核心关键是“那些超额的野鸭，没有证据证明是盗猎的。”

和彼时全国遍布的养殖场一样，如果被查到来历不明的野生动物，他们都会说是以前养的。一般而言，养殖场都会被要求对所养殖野生动物进行清晰的来源记录。但现实里，他们从不会进行准确的账目记录。出货单在数据在被检查的时候就直接销毁。如果但到了法院，法院要求的是谁主张谁举证，你质疑他们来源是非法盗猎，那你拿出证据啊。拿不出来，就不排除有此前饲养和合法收购、合法狩猎的可能。

而林业管理部门对其盗猎数量的认定，只能通过具体查出到的数量，减去合法持有的数量，然后算出超额的数目。补充的证据，则是相应的证人证言，这个充满各种变动反转。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由监管部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野生动物进行鉴定。这一般都得中科院研究机构，以及国家林业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这不是小地方的林业和森林公安等部门能支配使用的。

一笔交易两三千只，收入三十多万，每周一笔起。这几乎是大量养殖场的标配。林业等执法部门时常能抓到的，不过是其中暴露出来的一两笔。关于左兴国这一笔。2018年3月1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此作出一审判决：撤销新疆林业厅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国家林业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新疆林业厅还要承担50元的案件受理费。

这次轮到新疆林业厅和国家林业局不服了。

一审的时候，法院认为，新疆林业厅只是提出了“巨量野生动物来历不明”。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时，他们采信了系列人员的询问笔录，以及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出具的《证明》，认定左兴国在新疆猎捕的野鸭包括自治区森林公安局在安宁渠养殖场和湖南兴国养殖场扣押的3340只雁鸭属于野生雁鸭。

2018年11月9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一、撤销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的一审行政判决书；

二、新疆林业厅的行政处罚决定有效。

左兴国继续不服。凭着一股劲，他继续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19年9月23日，再审申请被驳回。

这顿猛闯，熟悉运作各种关系的左兴国，真的是无知无畏愣头青吗？其实不然，他深谙这行的执法盲点，以及这次事件的利害冲突，也知道这是谁主导的游戏。这次罚款和没收钱款近280万，交了，损失惨重，并且养殖场以后会被重点监管，无法产生后续收益。所以他必须搏一搏。赢了，大不了转移阵地离开新疆，全国可以拿到合法证照的地方还很多。

毕竟，洞庭湖就很大，有着成千上万的水禽。

偷渡而来的穿山甲

杀穿山甲的时候，厨工一般会把穿山甲按在桌面上，然后用刀抹脖子。下边则会有一碗白米饭接着流下来的血，然后拌在一起给人吃了。这碗饭一般轻易是吃不到的。吃到的人，心底多少都会觉得自己是个天选之子。

如果碰到买的穿山甲是怀孕的，购买的人就更被冠以“彩王”的名头了。这只穿山甲会被大棍敲击头部致死，以保持着血液不流失。同时，厨工快速开膛破肚，将还温热的小穿山甲拿出来马上泡酒。温热很重要，在他们的解释里，那是温补的力量。

由于国内穿山甲濒危，难以猎得。吃穿山甲更成了很多中国人的念想。穿山甲没什么营养？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些。为了完成这个念想。有人去到缅甸那条专门为中国食客而建的猛兽野味街；有人通过网购，来自东南亚的快递几天就到家门口；当然，主要的网络还是有固定渠道的走私商贩。

海外走私回来野生动物，一般都是单价比较高的品类。包括老虎、熊、云豹、黑天鹅、蟒蛇、鹿、巨蜥、小熊猫等。这行生意，目标客户都是具有相当资本的人群。广西南宁一名徐姓富商曾前往广东雷州等地购买东南亚走私进来的老虎，就花费了44万。便宜点都要800块一斤，一只老虎三四百斤。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走私野生动物都这么贵的。比如熊，熊掌一个在缅甸野味街要1000元人民币，在国内走私商贩手上则是5000左右。狗熊在缅甸卖3万5人民币，在国内则在10万左右。由于穿山甲需求量大，马来穿山甲与南非地穿山甲也跟着走私贩翻山越岭漂洋过海。

2019年10月29日，温州瓯海郭溪街道一托运部，老姚带着一伙人，在等待一辆神秘货车的到来。货车上10多吨的货，市场价值2亿多人民币。

这些货从非洲出发，由一个境外专业走私团伙安排运送。货物被混装在40多个集装箱里装上货船，先是运抵韩国釜山港。趁着夜色，他们再将这些货物集中起来，放置于一个集装箱中部偏后的位置，周边则用相同的麻袋装满了姜片。这样即使被抽检，也很难检查得到。一搜千吨货轮载着这个集装箱离开釜山港，前往上海一个非设关地的小码头。

集装箱顺利入境了，再被货车转运到温州瓯海。

和货车一同出现在老姚面前的，是温州海关缉私部门和警察。直到麻袋卸掉一半，他们从货物里卸下了10多吨的穿山甲鳞片。

警察获得线索，还得从老姚他们上一次走私了12.56吨穿山甲鳞片入手。加上这次，此案查明走私的穿山甲鳞片共计23.21吨。一只穿山甲身上约有0.4-0.6千克鳞片。走私23.21吨鳞片，意味着杀了近5万只穿山甲。

这样的新闻年复一年，屡屡出现。

2019年4月，一起全球最大宗穿山甲走私案被破获。

在新加坡的出口检查站，一个谎称运载冷冻牛肉的集装箱即将运往越南，最终目的地是进入中国。检查人员打开一查，箱子里竟塞满了230袋穿山甲鳞片，总共12.9吨，黑市价值约合2.5亿人民币。鳞片背后，是1万7千只穿山甲。

2018年9月，广州海关拦下一批花岗岩毛板，7.26吨鳞片藏在板子下面。

2017年7月，深圳海关截获一只装有11.9吨鳞片的集装箱。

2007-2016年，中国查获的穿山甲走私案超过200起，相当于近9万只穿山甲被非法捕杀，卖到中国。

早在2013-2014年间，国际刑警组织就算过，执法机构仅缴获实际走私总量的10%-20%。

实际上，每五分钟，就有一只穿山甲在野外被捉住。未来十年，这种动物将濒临灭绝。

除了鳞片，还有穿山甲的肉，也是中国诸多食客趋之若鹜的。

穿山甲的走私，一直以来有个潜规则。出售者会把管子插进穿山甲嘴里，一直戳到胃部，强行灌食玉米糊。只要体重升上去，就能卖到高价。

湖南的一起案件中，有人扒开穿山甲的嘴，用注射器注入大量“淮山米粉”。海南一案，贩卖商用刷墙涂料调水，再用灌肠器给穿山甲灌肠。在云南，走私犯给穿山甲注射大量麻醉镇静剂，又用高压水枪往里注水。

给穿山甲打镇静剂，是为了运输时稳定它们的情绪。打兴奋剂，是为了让它们在市场上显得更生猛。打石灰水，是为了给活体增重。打防腐剂，是为了给死体保鲜。

所以，这些被人上下灌注的穿山甲，看起来还活着，但内脏早已腐烂。

不过中国人要吃，也只能吃到这样走私来的穿山甲了。因为国内的穿山甲，已经被吃得濒临灭绝。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曾岩的研究数据显示，上世纪60年代至2004年，中国境内的中国穿山甲数量减少了89%到94%。不过，国外好不到哪里去。现全世界的8种穿山甲均被列为CITES附录I，禁止一切国际贸易。

甚至，2019年6月8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宣布：中华穿山甲在中国大陆地区已“功能性灭绝”。近三年来，在中国大陆有效记录并查到的中华穿山甲仅有11只。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地区并没有发现有野生穿山甲种群的存在。这意味着中华穿山甲在中国大陆地区存量极少，面临功能性灭绝。

穿山甲被吃灭绝的原因，都是老生常谈，不外乎一是鳞片的药用，二是穿山甲肉身的食用。药用这个荒诞的笑话，被大多数人熟知。穿山甲能通乳，这一说法源自中医理论。他们认为，穿山甲会钻洞，它的鳞片就理所当然地有疏导淤塞，通血通气的作用。各种加了穿山甲鳞片成分的生乳汁畅销全国。但其实，穿山甲鳞片的成分跟我们的指甲和头发一样，并无营养，烧过之后还容易重金属超标。不过现在的人都相信。

除了用来制药，大量的穿山甲被端上宴会吃掉。野味越稀缺，象征的身份地位就越高。

穿山甲不吃掉，留着有什么用？

穿山甲的主要食物为白蚁。一只穿山甲的胃能装500克左右的白蚁，一只3公斤左右的穿山甲，一次就能够食用300克至400克的白蚁。一片面积在250亩至450亩的森林，只要有一只穿山甲，就可以免遭白蚁的破坏。

随着这个天敌种群的消失，白蚁危害呈现出逐年加重的趋势。特别是长江、珠江中下游流域地区，白蚁危害十分严重，危害涉及房屋建筑、文物古迹、水利工程、园林植被、农林作物、通讯电力、市政设施等多个领域。仅1年，造成的损失就达20多亿。房屋建筑遭受白蚁危害的比例则较为触目惊心，广东和海南为80%-90%，福建为40%-75%，广西南宁市为30%-64%，安徽为10%-60%，湖北为20%-30%，山东为2%左右。

穿山甲和其他走私野生动物一样，进入中国的中转站，多是云南德宏州、普洱江城、广西东兴、香港等地区。由于活体走私不好隐蔽、风险较大，野生动物的死体、以及相关制品也就跟着涌入中国。这些动物死体大多通过快递物流方式从境外进入，直达购买者手上。而狮头、虎皮、犀牛头角等野生动物制品，便使用客运物流、私家车等方式运送入境。

所以，盗猎的大军，有游击队，有正规军，还有海外的雇佣兵，攻城略地，汹涌生长。然而法律和监管的不到位，让整个盗猎链条真正应对的力量，只得动物保护志愿者，和力量单薄的森林公安。

反盗猎者

野生动物盗猎与贩卖链条的发现，往往有有公众举报、交警查车、动物保护志愿者举报几种。而志愿者的举报，在其中占据着不小的比例。

盗猎、贩卖涉及的环节较多，并多地辗转，需要耗费时间精力跟踪盯梢，甚至是取证。有时候甚至还得跟踪车辆从一个城市到上千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城市。但大多地方的森林公安，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差、人员配备少、经费紧张等共性问题，能顾及的范围较为有限，只得民间的公益力量补充。

长期活动在津冀辽等北方地区的鸟类保护志愿者刘懿丹，就取证与举报过唐山、天津等催肥、盗猎的大案要案。当地有盗猎者称，如果刘懿丹休息个一年，他就能多赚200万。

这些动物保护志愿者，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城市。与其他类型的公益行为不一样，野生动物保护的志愿者很少机构化、职业化的。这些志愿者，每个人的出发点都不一样。比如其中诸多信佛子弟，认为生命平等，鸟兽亦然；有志愿者是从生态平衡，生态安全的角度出发；有从事野生动物相关知识的研究，由此认为能发挥自己的价值，做到些贡献；还有人出于对动物的爱，觉得盗猎贩卖食用等行为残忍等。

天将明的志愿者团队，一开始以候鸟保护为主。2016年是候鸟盗猎猖獗的时候，他们亲眼看着大批大批候鸟被灭绝性捕杀。并在后期开始注重利用网络，关注保护所有野生动物。

互联网是一个可以创造神奇效果的工具，这对于盗猎分子也是一样的。就像高压电捕兽机，不仅可以快捷网购，还能通过网络获知技术更新升级出来的最新款；而不同贩卖环节直接的沟通与交流，以及野生动物的终端销售，也都开始涌向网络。除了常用的社交工具，在抖音、快手、QQ空间、网络论坛里，关于捕获、杀害、售卖野生动物的内容都广泛存在。

同时，对于动物保护志愿者而言，互联网也是一个很好发挥作用的阵地。网络对动物保护资源的整合效率极高，包括社会资金的支持、一线动物保护志愿者之间的聚合与通联等。并且，还能很好地通过盗猎等内容的传播，让社会公众加深对动物保护的认识。

这几年里，天将明的团队在各种网络平台、论坛搜集野生动物伤害线索举报给执法部门，并联合全国多地志愿者，进行一线的反盗猎巡护，包括暗访举报非法鸟市、农贸市场售卖野生动物等。最近为人熟知的，是推动淘宝、闲鱼、微店、转转等购物平台下架猎捕工具。同时，他们推出了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反盗猎重案组”，长期关注野生动物贩卖相关链条。这种渗透式的监督与举报，导致网络方面的非法盗猎、贩卖野生动物的人员，也越来越谨慎。

而刘懿丹带领两三人的团队，则更多地集中在一线，主要和鸟类盗猎进行斗争。长年累月地处在跟盗猎人员冲突的状态里，圈子里将其称为“野保（野生动物保护）急先锋”。2007年，刘懿丹听说天津千里堤有很多小鸟被抓，并且会送往餐馆。便开始掏钱买鸟来放生。仅2013年就放生二十余万只。不过，这种方式其实是变相地支持盗猎行为。

2014年，一个囤鸟的贩子告诉刘懿丹，她买的这些鸟，在天津市只是冰山一角，每日天津有五个鸟站大量收购野鸟，多时几十万甚至更多，而她就算散尽家财，一天最多也只能救一万只。从此刘懿丹走上了鸟类保护的公益之路。鸟类保护的一线行动，不外乎通过网络，或者巡查等各种方式，找到各种围猎鸟类的鸟网、催肥窝点、养殖场囤鸟点等拆除、取证、举报等。

这看似简单的事项，却要每天以战斗的状态应对。很多时候，一处鸟网有个十几张，一张几百上千平方，几万平方米的捕鸟网，一拆就是一天。经常她和团队都要拆到凌晨两三点才拆好。有时候今天拆完，明天又冒出了新的。当然，捕鸟者可不会任意让你拆卸，在他们的角度，这些网都是他们的私人财产。所以，对峙、冲突等情况也时常会发生。而且，拆完这处，再往下一处，就是又一次的翻身越岭。

工作强度过高，让团队里的同事也时常和她争执。甚至长期跟随刘懿丹巡护的司机甚至也抱怨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刘懿丹的团队有两三名全职志愿者，资金有时候是网友的支持，但也较为有限。由于团队人数少，平时的花费多是刘懿丹自己垫付，每天的车油钱就占到花费的一半以上。

不过，刘懿丹继续再拆十年，也拆不完那些阳光下若隐若现的捕鸟网。这是一张遍布全国的庞大网络。从地下到网上，从东南到西北，从城市到乡村，从森林到戈壁…即使你问心无愧，却也微不足道。

行动艰辛而危险，容易造成人员冲突，加上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认识和关联感都有限。因此，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行动，在公益行业里就是个小众分类。这个圈子里，来来回回不过是天将明、刘懿丹等人。

“最大的困难就是缺钱少人。所有行动经费、人员工资等主要依靠社会募捐，比如腾讯99公益日。但总体来说公众对于野生动物保护这块的关注度和认同度还是不高。另外，志愿者最倚仗的执法人员、野生动物主管人员，能力参差不齐。甚至不少主管人员都缺乏基本常识，缺乏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天将明说。

志愿者冲在前边，警察呢？

我问过几个当森林公安的朋友，他们都跟我说，他们从不觉得自己是警察。

2019年底之前，森林公安就是林业局分管一个部门，财权和人事权是隶属同级的林业主管部门。作为一个“存在感不强”的业务模块，他们普遍存在人员配备少，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经费有限等问题。

关键是，此前他们没有独立的行政执法权。依照《森林法》第20条规定，森林公安行政执法权只能是在林业主管部门授权下或以林业主管部门的名义进行。严格执法和执法公信力一直都饱受质疑。为什么？比如林业部门监管的养殖场，往往因林业局的行政干预，森林公安难以查处，责任人很难得到追究。

森林公安也不容易。

中国野生动物按照陆生和水生来划分，陆生的归林业部门管，水生的归农业部门管。林业部门和农业部门都是法律规定的，具有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发证机关，同时也是对这些人工驯养繁殖场进行监管的部门。

林业部门往往和野生动物养殖场、经营利用商户等关系甚密。从办证到例行检查，到证件年审等都要往来。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造成林业部门普遍执法查处不积极。

在2020年之前，森林公安一直归林业部门分管。2019年12月30日，森林公安局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转隶公安部，森林公安拥有了更多的执法空间。改革之后，一般来说林业管行政案件，森林公安管刑事案件。

也就是说，现在去市场查到许多野生动物，只要没有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还得交给林业去办。并且，在业务上，森林公安当前依然要接受林业部门的指导，这会否影响野生动植物保护监管执法的力度？很难说。

对于涉及野生动物盗猎与贩卖的犯罪，森林公安经常只能是“下不为例”。天将明与动物保护群体经常举报一些盗猎行为，经常会遇到执法人员说，“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小”。在他们看来，这更多的是法律本身就把野生动物当成可利用资源看待，并未和国家生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联系起来。对野生动物犯罪行为，普遍轻判。

随着疫情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说法流传开来，野生动物的贩卖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2月26日，国家林草局便明确：停止以食用为目的的出售、运输野生动物等活动。同时，全面加强非食用性利用野生动物的审批和监管。一旦发现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野生动物等行为，严格按规定惩处。

不少媒体称，这对全国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交易、流通和消费市场来说，将是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地震”。不过，“震”还是“不震”，还得看这个“规定”的力度问题。

“一般查获此类案件，执法部门往往没收或进行行政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10年有期徒刑。但据不完全统计，此类案件80%判的是缓刑，不具备有效的威慑。”江西省森林公安局法制办黄小勤说。一般而言，盗猎者被适用的大多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当然，那些盗猎5万只的，同样会以该罪判罚。一般而言，只要不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标配都是判三年缓刑三年。至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在黑龙江扎龙湿地用呋喃丹毒杀2万只野鸭，价值900万元的案件主犯王国文，适用的罪名也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由于投毒等情节过于恶劣，判了6年。

这其中涉及里适用罪名的问题。非法盗猎与贩卖野生动物，尤其是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可适用的罪名不多，主要有非法狩猎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但非法狩猎罪的客观方面必须具备“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这个前提。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就是，明知是非法狩猎来的野生动物还购买的，数量达到50只就可以以该罪定罪处罚。

看似简单明了，但其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执行起来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包括需要查清每只野生动物是谁出售的；每只野生动物的狩猎地与狩猎时间、狩猎每只野生动物使用的是什么工具；每个狩猎人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野生动物的数量等。

种种原因，造就了行业里流传甚多的“三多三少”现象：即行政处罚的多、刑事处罚的少，处罚个人的多、处罚单位的少，判缓刑的多、处实刑的少。行政执法处罚过轻、刑事判决无关痛痒，甚至比行政处罚还轻。犯罪成本过低，根本无法形成震慑。

“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是一部“野生动物利用法”。甚至有不愿具名专家直称，就像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监管不到位，直接导致了大量非法野生动物从这条渠道流向市场。

养殖场：盗猎“正规军”与病毒培养皿

在勒令关闭之前，广州从化太平的兴富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可谓名震天下。

这个号称“亚洲最大的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的地方，全国大量野生动物汇聚于此，再辐射到珠三角周边城市的酒楼餐厅。围绕这个市场，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经历过频繁而长期的举报与“斗争”。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举报都无功而返。

这个市场里的档口，一个个都是百宝箱。面上都是一些正常不过的鸡鸭鹅水律蛇，不过如果你一问起，有没有鹭鸟？他们就会告诉你夜鹭、苍鹭、草鹭应有尽有。都是外地抓来的野生鹭鸟，放在附近的养殖场里。当然，他们有的不只是候鸟，不同的档口有不同类别的野味。

志愿者通过录音录像取证，找到附近秋风村养有大量鹭鸟的庞大养殖场。并向林业监管部门举报。他们得到的回复是：有鹭鸟，但养殖场有相关的证照和运输证明。

“几千只鹭鸟你说人工养殖的，在逼仄阴暗的室内仓库，你要繁殖这跟本是不可能的。”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鸟类研究员张老师分析，按其经验来看，雉鸡类养殖可以实现，鹭鸟类人工养殖非常困难，尤其是苍鹭和草鹭比白鹭的数量更少，至今未听说过有较为成功的室内人工繁殖案例。鹭鸟人工繁殖需要在半自然半人工的环境进行，例如岛屿、树林等，完全靠室内圈养繁殖无异是“天方夜谭”。

迫于舆论压力等因素，2017年兴富市场关闭了。但原来市场里从事野生动物贩卖的200多余商户，集体前往了清远的三鸟市场。所以，这两年被查出的野生动物贩卖，都会说运输目的地是广东清远。

“近半年来，许多野生动物商贩都开始了‘合法化’，拿到各种证件。”天将明发现，他们举报到的野生动物贩卖，最后都会被“有合法证照”打了回来。

事实上，这些合法化的证照，早已大量地发放了下去。

2003年8月，在SARS疫情被逐渐消灭后，林业部门将果子狸等54种陆生野生动物，列入可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动物名单。

面对外界争议，主张驯养利用野生动物的人士表示，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蝙蝠，果子狸只是中间宿主，不是天然宿主。因此，果子狸已经洗清了冤屈，利用并无问题。

事实上，研究SARS病毒源头的多位专家曾公开表示，中间宿主是和人类接触机会更多的动物，在病毒从自然宿主到人的传播链中，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要停止消费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将疾病暴发风险降至最低。

无论如何，经官方认可后，果子狸产业发展迅猛。以“中国果子狸养殖之乡”江西省万安县为例，这里仅一家龙头企业就年产商品狸2.8万余只，年产值3500多万元。

实行一段时间后，“54种动物名单”被废止。

在2012年后，人工干预饲养的朱鹮迁地保护，让朱鹮从当初六七只的微小种群繁殖到了上千只。同时，娃娃鱼的人工驯养繁殖再利用，让这个濒危的物种再度繁荣。推动了野生动物的繁殖和饲养。为鼓励保护动物的繁殖，野生动物养殖许可证照等办理政策曾出现大放宽。

于是，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审批权限开始下放。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归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三有动物”归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批，而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市林业主管部门就可以审批核发。野生动物只要经过林业部门批准，均可以驯养繁殖和利用，范围非常宽泛。甚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种源繁育、扩繁和规模化养殖，发展野生动物驯养观赏和皮毛肉蛋药加工”。

17年来，中国野生动物利用产业发展迅猛。同时，为增加农民收入，各级政府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给予政策扶持，各地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经营单位的数量急剧增多。以江西为例，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18年，全省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经营利用企业1500余家，实现野生动物繁育产业年产值100亿元的发展目标。审批权限下放，加上缺乏有效监管，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驯养繁殖证的滥发，造成一些持证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机构超限经营的情况。

在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方面，要求繁育了子代的，二代、三代之后的野生动物，才可直接利用。包括长臂猿等展示类的野生动物，子代的可用于展示。理想是很丰富的。现实是，中国缺乏系统科学的溯源体系或监管检查方式，很难区分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是合法来源，还是非法来源。这就给野生动物贩卖链条的介入提供了空间。

由于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技术含量要求高，但从野外直接获得野生动物却比较简单。大量盗猎人员开始打着生产养殖的幌子收购贩卖野生动物。最近，广西森林公安查处非法运输、贩卖、经营野生动物利益链条，仅约两月就清理有问题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加工经营场所622处。

江西省森林公安局办案人员透露，在一些野生动物交易频繁的县一级地区，有长期非法收购野生动物的商贩，他们会将收购的动物卖给市一级的老板进行“洗白”。由于通常办理了合法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这些人以此为掩护将收购到的动物大量贩卖到消费市场。

这些动物驯养繁殖场到底是怎样的？产业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环境脏乱差显然是主流。不少养殖户并不具备养殖和疫病防控的专业知识，甚至对野生动物的种类都分辨不清，在养殖中易出现人畜共患病感染等问题，引致疾病疫情扩散。

前些年，“活熊取胆”一事曾闹得沸沸扬扬。有机构研究称，几乎每只熊均是病熊，这种情况下取用熊的胆汁实际上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在对165头被取胆的黑熊体检后发现，99%患胆囊炎，66%患有胆囊息肉，34%患腹部疝气，28%内脏脓肿，22%患有胆结石，其他隐患包括营养不良、牙齿感染、骨关节炎等。这样的抵抗力，感染病毒是分分钟的事。

有数据判断，全球78%的人类新发传染病都与野生动物有关。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如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都和动物有关。这些病毒本来存在于自然界，野生动物宿主并不一定致病致死，但由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或者侵蚀野生动物栖息地，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面大幅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真正进行人工繁殖的野生动物，典型如竹鼠。鼠类被林业部门批准进行驯养、繁殖、利用，荒诞的是，农业部门却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检疫。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动物检疫的范围、对象和规程由农业部制定、调整并公布”。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农业部门只颁布了生猪、家禽、反刍动物、马属动物、犬、猫、兔、蜜蜂等约10种动物的产地检疫规程。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动物无法进行检疫。

为什么？要知道，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其检验检疫的标准是一件很令人头痛的事。

一方面，人类对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毒及其传播方式的了解十分有限，无法制定相关依据。野生动物种类太多了，一百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省重点也有一两百种，还有数量更多的‘三有动物’、没有列入保护名录的动物。不同动物有不同的指标标准，甚至有很多动物，检验检疫部门根本不知道该检什么；

另一方面，从公共卫生安全角度来看，不应该允许老鼠、旱獭等相当一部分动物进行经营利用，更别说为其制定检疫标准。因为这些动物本身就是海量病毒的载体。

不过，这些正规军输送野生动物的合法渠道，这次估计要被切断了。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的下发，要求即日起，彻底取缔全国范围内的食用野生动物市场和交易。凡是从事以食用为目的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都要撤销。

一切并没那么乐观。

如果能严格推进，并且在各省市县的执行层面，有具体化指导，效果还是可以预期的。不过执行起来，整个链条可操作与解释的空间太大了。彻底取缔全国范围内的食用野生动物市场和交易，如何界定他是“食用”交易？如果是观赏、圈养呢？是不是就可以开张纳客？在养殖场方面，如何界定是否“食用”为目的？养殖场的野生动物，他们就从没说自己是食用的，而是“利用”。

可以预见，前期在野生动物交易层面，必然是一刀切式推进的。但先行如深圳，田鸡都给禁了，引起公众的巨大质疑。问题是，但运动过后呢？

野生动物与人类社会的冲突

养殖场的野生动物要被取缔，这并非野生动物保护就宣告成功了。比如说，那些在地下流通的野生动物数目不菲，更不可能具备检验检疫的条件。

2月29日，中国联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确定本次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是一种动物源性病毒，蝙蝠是该病毒宿主，但中间宿主尚未查明是何种动物。

所以，这些未检验检疫过的野生动物，从捕猎，到圈养、运输，再到宰杀、食用，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与未知病毒相遇，那是一枚会滚雪球的彩票。

所以，国内目前的野生动物贩卖食用问题，最关键的是什么？有人说没有人吃了没人养了，就不会有盗猎了；也有人说没人捕猎了，就没有消费了；更有人说，将中间的交易链条彻底砍断了，供需之间的关系就砍断了。但其实，这些环节，每一个都是关键。现在供给和需求其实是在互相刺激。

最关键的，就是打破野生动物商业化繁育和利用思维，真正转向保护。但保护作导向，是无法加入寻求利润的资本撬动产业化的，这就让地方政府失去了积极性。中山大学保护科学团队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导向，其团队主要负责人黄程博士认为，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最大的难点是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同时，政府、开发商、当地住民都可能卷入冲突之中。

如何在新疆保护40年后才重现的白头硬尾鸭？

腾讯公益平台上，由乌鲁木齐沙区荒野公学自然保护科普中心（简称荒“野新疆”）发起的“一起守护白鸟湖”，其项目也许是这种冲突与出路探索的缩影。

乌鲁木齐市中心向西14公里，天山泉水和融雪在这里汇集，一度在国内消失40年之久的白头硬尾鸭在这里重现，于是命名为白鸟湖。2007年，珍稀的白头硬尾鸭重现白鸟湖后，每年4月初它们都会抵达这里落脚，与这种濒危动物同时抵达的还有城市开发建设者、盗猎者们。

白头硬尾鸭

由荒野新疆组成的白鸟湖巡护队，多年来通过腾讯公益平台、99公益日进行公募，投入对白鸟湖生态和白头硬尾鸭的保护，但他们发现传统“热心”路径的保护动作，并不是最优选择。

你以为守护好动物本身，就守护好了动物，那是一种天真。

2016年6月，一群好事者来到这里掏鸟蛋，他们一个星期来掏一次，有游野泳的，有附近的建筑工人。如果不是巡护队员报警求助，那次43颗鸟蛋包括8颗白头硬尾鸭蛋就进了人类肚皮。在白鸟湖巡护队队长岩蜥看来，“保住了鸟蛋，就可能保住了白头硬尾鸭的新生命”。

冲突还来自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少数民族，如哈萨克族等原住民们，掏鸟蛋食用，已经是他们的传统生活习惯。

为了消弭冲突，“荒野新疆”团队曾经用善款买来很多鸡蛋，赠予给欲来白鸟湖掏鸟蛋的入侵者和为原住民提供协助。但最后他们发现“这并没有什么鸟用”，因为更大的危险正在到来。

城市发展的水泥钢筋逼近白鸟湖，直接影响这个种群的生死存亡。

房地产开发挺进白鸟湖

“荒野新疆”团队决定重新审视动物生态保护的科学性，以及时代的变化。城市建设和人类活动，这是无法简单阻止的。于是他们转向基础研究、数据收集、长期监测，形成环境、动物保护报告，以此建言政府主管部门，引导合理的规划和开发。

腾讯集团高级公关经理黎明曾到白鸟湖走访，他简洁准确地描述荒野新疆公益在白鸟湖面临楼盘开发吞噬栖息地时，野生动物保护的应对路径：白鸟湖旁的高档楼盘依水而建，人们已经无法阻止房地产。但保护团队向政府和开发商建言，城市发展、房地产建设和动物保护是可以形成共识的。“只有一起保护好白鸟湖，珍稀的白头硬尾鸭还在此出现，楼盘才能卖得起更高的价钱”。直白来说就是，珍稀的白头硬尾鸭可以是一个名片，无论于政府还是楼盘。

最后，多方达成一致。2016年8月，“荒野新疆”白鸟湖保护项目上线腾讯公益平台。

像“荒野新疆”这种另辟蹊径的动保团队，尝试用一种更加“互联网”的实用主义，去承接传统动物保护的单一理想主义。

除此之外，鼓励全社会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是志愿者们最希望能做到的事。让媒体和公众真正有效监督起来，那将给野保工作带来巨大的力量。作为一个资深的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在他看来，社会与公众的长期对野生动物的盗猎贩卖无感。

“不然，公众会觉得我们很偏执，很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