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刚爆发，毛泽东凭一张地图预测6条世界局势变动，全中

文 | 栩然 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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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清晨，美国夏威夷群岛瓦胡岛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

这是一个普通的周日，一大早东边的水线已经发白，宁静的拂晓即将到来。

与一般的美国民众一样，这些美国水兵们也在欣赏着海景，享受着难得的周末。

在这样的日子里，欧洲的英国、苏联正与德国展开白热化的搏杀，亚洲的中国、日本之间也正在进行殊死的搏斗，而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还独立于战争之外。

“和平，真是好啊！”水兵们站在甲板上，远眺着万里晴空，感慨道。

忽然，他们发现天际边有密密麻麻的战斗机飞了过来，这些战斗机越飞越近、越飞越近。

随之而来的，便是越来越明显的飞机马达声。

他们仔细一看，发现每一架战斗机的机身上竟然都印着日本的国旗。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飞机上就投下了雨点般的炸弹，在舰艇上、海面上相继爆炸。

一时间，爆炸声、水花声、惨叫声不绝于耳，原本美丽的蓝天碧海，此时却成了人间地狱。

数千位美国水兵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葬身海底。

美国位于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遭到了日本海军的偷袭。

几个小时后，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便传遍了全世界。

此时，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陕北黄土高坡的窑洞，有一个中国人立刻对身边的警卫员叫道：

“快，给我一张世界地图！”

很快，一张世界地图就交到了他手上。

他立刻摊开地图，面对着中央政治局诸多人员，分析此后的战争局势：

“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危险。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有利处有六点：

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势将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

第二，国民党对边区进攻的可能会减少；

第三，给亲德亲日两派以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了；

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加大了；

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

第六，欧洲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

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亚洲会长些。

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在两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

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

他说的每一个要点都被身边的书记员进行了记录，在《毛泽东年谱》的中卷里也有记载。

日后的战争进程表明，他所分析的内容全部命中。

是的，这个人正是毛泽东，此时距离珍珠港战事爆发仅仅几个小时，甚至连官方统计的伤亡数据还没有正式出来......

他的手上更不可能有一线的战事资料，他凭借的，只是眼前的世界地图。

“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几天后，1941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更完整地构想了战争的进程：

“在半年之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本之敝，然后举行反攻……

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

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是决定力量……

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在彼年彼月彼日时，无论是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还是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走势，都没有提出完整的战略构想。

而蒋介石此时还在做着让英、美将战略重点放到亚洲来的一厢情愿的美梦。

毛泽东，则把整个世界局势预见得一清二楚。

2

很多人都对毛泽东在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写的《论持久战》大加称赞。

此文不但全面、客观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基本国情，还预见了整场抗日战争将经历的三个阶段。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针对这三个阶段，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于1945年才结束，《论持久战》发表时离“卢沟桥事变”还不到一年，却已经将战争未来的走势预见得丝毫不差。

仅凭这一点，很多人就无比佩服毛泽东的预见性。

相对而言，较少的人知道毛泽东的另一个重要预见，那就是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几个小时内，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体局势的预见。

相比于《论持久战》，毛泽东的此次预见范围更广，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更多，而且同样预见正确。

很多人都将毛泽东都当做是“神”，否则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长期预见性呢？

但是，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毛泽东也不是“神”。

他之所以有这么强的预见性，绝不是靠臆测，也不是靠巧合。

而是建立在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基础之上的，加上超凡的洞察力、深入的调查研究、缜密的分析判断，从而得出客观规律的判断。

本文就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入手，探索他的预见性究竟从何而来，以便指导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其一，长期的预见性来源于长期以来养成的大局思维习惯。

据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在19岁才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刚看到时第一反应就是在上面寻找自己的故乡——韶山，可找来找去连湘潭都找不到，更何况韶山了？

从那时开始，他就深感世界之大，自己见识之少，便饶有兴趣地研究它。

从此，这个习惯就伴随了他一生。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如饥似渴地阅读曾文正、胡林翼等人的书籍，探讨国家的未来。

他曾这样回忆他与朋友们的师范生活：

“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身无分文，但我们却不屑于谈论身边的琐事，我们要谈只谈大事，国家、社会、人类、地球、宇宙。”

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你现在的任何行为一定透露着过去习惯的痕迹。

设想一下，假如我们从小只爱关注身边一些琐事，或者只考虑小范围的事，那么养成习惯后，以后见到什么新事物，就会自然而然的看小事、看局部，又怎么拥有全局的预见性呢？

有人曾做过一个心理测试。

第一次，他往一个小瓶盖里面倒水，很快水就溢出来了，于是他问同学们：“水少吗？”

同学们回答：“不少！”

他又问：“那为什么小瓶盖的水溢出来了呢？”

同学们回答：“因为瓶盖本身太小了！”

第二次，他往一个瓶子里倒水，这次瓶子盛的水比小瓶盖多，但过了一会儿水又溢出来了。

他问了同学们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因为瓶子本身就这么大！”

第三次，他往一个桶里倒水，这次倒了很久水都出不来，他又问同学们，得到的回答是“桶本身就容量大！”

最后，他问同学们：“那么你的心有多大呢？”

这倒颇像“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这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只有燕雀这么大，那么他如何拥有鸿鹄的眼界呢？

1936年，43岁的毛泽东站在陕西省清涧县袁家沟，面对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时诗兴大发，写了一篇《沁园春·雪》，结尾写道：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由此可见，毛泽东一直保持着全局思考的习惯。

他甚至站在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高度上来观察当代，那么他的视野到底有多宽广呢？

3

其二，长期的预见性来源于独立思考。

生活中，我们有没有听过很多“道听途说”的消息？你有没有对这些消息的来源、真实性寻根问底？

就像有大妈在菜市场买菜时和其他大妈碰面，就开始聊有绝对可靠的内部消息，某某股票要涨，赶紧买，于是其他大妈连买菜都顾不上，赶紧回家去买股票。

结果呢？

很多人对于股票的基本信息都不知道，涨了也不知道是怎么涨的，跌了也不知道是怎么跌的，整个过程就是稀里糊涂。

可这些内部消息真的是绝对可靠的吗？

绝大多数时候都不会。

那些传播消息的大妈自己也是稀里糊涂，她也是听别人讲的。

一直追踪下去的话，会发现这个消息的源头根本找不到，所有人都是稀里糊涂的。

为什么会稀里糊涂呢？

因为没有独立思考，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时候炒股票赚钱就不靠“预见”，而是靠“蒙”。

我见过的真正做股票二十多年还持续盈利的人都是长期主义者，他们会有独立的思考，并且长期坚持自己的想法。

毛泽东也在《论持久战》中着重驳斥了两种人：一种人持“亡国论”，另一种人持“速胜论”。

不管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这两种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呢？

压根就没有依据，只是凭主观臆断，或者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毛泽东在另一篇著作《实践论》中写道：

“在对任何事情没有做出深入了解、分析的前提下，都不要急于作出任何结论。”

毛泽东之所以能如此精准地在《论持久战》中预见战争走势，以及在“珍珠港事件”之后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走势。

都因为他进行了深刻的独立思考，分析各利益相关方的利弊以及他们做出的反应，各方做出的反应之间又会受影响，叠加起来就是最终结论。

这就像是一个象棋高手，他已经摸透了对方的内心活动以及接下来的棋路，在下这一颗棋子的时候已经把之后的10步、20步甚至50步的棋局都考虑进去了。

对于对方各种可能的招数，他自然早就做好了应对之准备。

事实上，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内民众的报复心理非常严重，主张先打亚洲的日本、再打欧洲的德国。

但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从大局上分析，都认为“先欧后亚”战略优于“先亚后欧”战略。

在诸多美军将领的作战计划中，绝大多数人都主张“先亚后欧”战略，只有极少数人主张“先欧后亚”战略，其中就包括彼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正因为如此，艾森豪威尔才在众多将领中脱颖而出，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直至后来升任美国总统。

罗斯福、马歇尔、艾森豪威尔，这三人都没有盲目跟风，而是经过了独立的思考采取了“先欧后亚”的战略。

他们没有想到，远在东方的毛泽东早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的几个小时，就准确预见了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

比上述这三个美国领导人更早，理由与上述三人如出一辙。

如果不经过独立的思考，怎么可能预见得如此准确？

4

其三，长期的预见性来源于大量的调查研究。

假如我做出如下的预见：

今年12月份，我国东北地区会有大面积低温至零度以下，部分地区会有降雪，该地区居民应注意保暖御寒。

到了12月份，你去到东北之后发现真的如我所说，建议也完全正确，会不会觉得我很“神”呢？

当然不会，你甚至会觉得我说的都是“废话”。

为什么？

因为你也知道啊。即使你没去过东北地区，但不管是通过新闻报道、地理常识还是与东北籍的朋友聊天，都知道那边的情况。

其实，你在无意间就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即使还没到今年的12月份，你也能预见到12月份发生的事情，更能坚定的驳斥诸如“12月份的东北地区艳阳高照，气温已近40度，酷热难耐，多人中暑”之类的言论。

设想一下，假如一个人从未去过东北地区，也一点都不了解那里气候状况，听到了你的预见而且被验证正确，会不会觉得你很“神”呢？

当然会。

而之所以觉得你“神”，是因为你看到了他看不到的东西，这之间的差距，就是有没有做大量的调查研究。

前文说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那么独立思考的基础是什么呢？

当然是调查研究，否则依据在哪儿？

同样，我们之所以觉得毛泽东很“神”，是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更因为他比我们有更多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又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早在1917年，他就与萧子升一起徒步“穷游”湖南五县，考察各地风土人情，写调查报告，对于国内的农民运动形势了如指掌。

同样，对于国际局势，他也做过大量的阅读和调查研究：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书中谈到，毛泽东从《华盛顿传》认识美国，从《拿破仑传》认识法国，从《叶卡杰琳娜女皇》、《彼得大帝传》认识俄国。

他的床上堆满了书，每晚必须要有足够的阅读量才能入睡。

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阅读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斯宾塞的《逻辑》，在长长的书单子上还有卢梭、克鲁泡特金、约翰·斯密勒等作者的名字。

凡是他能找到的书都认真地读，不但读而且写批语，做笔记，并且天天读报，坚持不懈，从报纸上他知道社会主义，看到“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

他虽没去过欧美，也没见过罗斯福、丘吉尔等人，但早已通过大量的阅读、调查研究摸透了那边的局势，甚至比欧美本国人更能掌握他们自己。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当他打开世界地图，预见“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世界局势时，那是他过去大量的调查研究、独立思考在那一刻的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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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长期的预见性来源于作为领导的责任感。

作为领导，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指挥和决策，自然要比其他人更站高一线看问题。

毛泽东深知“将帅无能、害死三军”的道理，他多次提及“长平之战”中赵括的惨痛教训：

赵国将领赵括没有做实地调查研究，只会纸上谈兵、生搬兵法里的教条，对战争局势进行了错误的预见，害得四十多万赵军将士全部被秦军坑杀。

作为领导，决策绝对不能靠“瞎猜”、“瞎蒙”、“臆断”，否则不但会害了他自己，更会拖死全局。

与“瞎猜”、“瞎蒙”、“臆断”有本质不同的是，“预见”有着充分的调查研究做依据，有充分的独立思考做支撑，能对未来的局势进行准确分析，作为一个领导就必须把这种责任感扛起来。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的结论中讲道：

“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

他也对领导的预见功能及特质做了深刻的剖析：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

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它，这才叫领导。”

对于“领导”二字如何理解？领导与下属的区别在哪里？

对于这一点，很多人都理解为领导要比下属的能力强才行，我也曾经这么认为过，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样。

这一点，我在之前的文章有所提及，在此不赘述。

后来，我看了诸如柳传志、马云、周鸿祎等企业家的传记，发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毛泽东的忠实拥趸。

他们都将衡量一个领导能力的标准定义为“9字真言”——定战略、搭班子、带队伍。

这3条标准，都无一例外地对预见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你能对多少人负责，你就会成为多少人的领导。

如果我们只是埋头于当下的事务本身，那么顶多算是个业务熟手、工作标兵，但还不具备领导的素质。

只有担起领导的责任感，才会从当下的事务中抽离出来，再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预见，提前做好定战略、搭班子、带队伍的布局。

而长期的预见性，正是在这份领导的责任感中逐渐培养出来的。

6

我们常常会奢求能学到一个绝招，然后就能迅速提升，马上拿到结果。

可现实证明，根本没有这样的绝招。

就像我们知道《毛泽东选集》是一个宝藏，里面蕴含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秘密。

但太多人去阅读后又觉得里面的内容生涩难懂、枯燥乏味，又中途放弃。

我们之所以有“学到绝招”这样的想法，源于一个妄念——走捷径。

因为直接在红尘中去实践和消化，实在是太浩瀚了，太难了。

别人在红尘中矢志不渝、上下求索、悟得真理，并将所感所悟记录下来的，那叫做“智慧”；

我们没有在红尘中历练，只是想一步到位，去吸收别人已经沉淀下来的东西，那只能叫做“知识”。

“智慧”是活的，因为掌握智慧的人已经能触摸到本质，知道即使千变万化也万变不离其宗，自然就能活学活用；

“知识”是死的，因为那只是别人的东西，自己难以消化，顶多听个故事、图个热闹，却无法触及其精髓，更毋谈运用。

如果把毛泽东对于事物发展的长期预见性作为一个绝招，那也是他从长期以来养成的大局思维习惯里，从独立思考的行为里，从大量的调查研究里，从作为领导的责任感里养成的。

根本没有所谓的“一学就会的绝招”。

任何绝招都是经过日夜反复而形成的，毛主席本人也并没有一学就会，其他人想要速成那就更是痴心妄想。

本文并没有从具体的方法层面来讲怎样像毛主席一样拥有长期的预见性，而是花了大量篇幅去讲他的成长历程、他习惯的养成，以及他的行为。

因为一个真理：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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