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在“二战”中的避难经历

华侨领袖陈嘉庚在“二战”中，有3年多的流亡避难生涯。其起因及历程，颇多曲折内情。

避难起因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东南亚各国华侨随即掀起轰轰烈烈的支援祖国军民抗日救亡的运动。1938年10月10日，来自南洋各属45埠华侨代表168人聚集新加坡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推举64岁的陈嘉庚为“南侨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南洋800万侨胞，要精诚团结，为祖国抗战做后盾。陈嘉庚不顾自己年逾花甲，也不顾庞大的工商企业需要打理，毅然扛起大旗，全心全意投入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

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南侨总会”从事的第一件大事是向祖国捐献资金。仅1939年，国家战费开支国币18亿元，而华侨外汇汇款（包括赡家和义捐）就达国币11亿元。据统计，自1938年至1941年，南侨总会在推动自动捐献、售卖公债和赡家侨汇等方面，向祖国注入资金达国币50亿元，这对陷入全面抗战的中国免于财政破产，发挥了强大的支撑作用。

“南侨总会”从事的第二件大事是号召华侨青年回国助战。鉴于沿海口岸均被日军占领，只有安南（越南）和缅甸的通道还能通行，但由于缺乏司机和修理机工，对外运输颇感困难。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应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之请，与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主事宋子良面商，于1939年2月7日发布《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开始在南洋大规模动员、征募、派遣机工回国服务。据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记载：“数月之间，热诚回国者3200余人。经安南往昆明者居多，经仰光者300余人。有一修机工在洋10余年，每月收入坡币200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10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这支赴抗日军事运输战线服务的南侨机工，有普通司机，有富家子弟、工程师、大学生，还有同情中国人民的外籍人士。他们不怕苦不怕死，在路况差、敌寇追杀及瘟疫流行等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夜以继日抢运抗日军事物资。据统计，自1939年至1942年3年间，南侨机工共抢运军需物资近50万吨。10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平均每天有一位机工牺牲，平均每公里有一位机工捐躯。除了向国内输财、送人以外，南洋各属华侨还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为日企工作的运动。上述种种，给中国抗日军民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给日本军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陈嘉庚所在的新加坡，成为南洋华侨各种抗日救国活动的策源地，指挥和协调各种抗日救国活动的大本营；作为一个广受侨胞信任和爱戴的杰出领袖，他像一面鲜红的旗帜，成为南洋华侨抗日群体的代名词。因此，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他为“南洋抗日之巨头”，对他恨之入骨。在一份1939年由日本企划院编印的《华侨之研究》中，对陈嘉庚有这样的论述：“若将此人除外，不但马来亚之抗日运动，即凡其他华侨社会均不得考究矣”，“彼陈嘉庚者实为南洋之排日货及抗日之巨头，其风貌态度手腕及‘拥抱力’，正可谓蒋介石之南洋版也。”

日寇报复

1942年2月中旬，在3万日军的包围进攻下，新加坡彻底陷落。据日方公布的战果，日军俘虏英军7.3万人，其中有24名将级军官，包括马来亚陆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和印度军第三军团司令喜士中将。

一些侨社领导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看到守军缺乏信心和斗志，只得逃离新加坡，逃亡到苏门答腊或爪哇等地。2月2日，陈嘉庚在4位侨友的陪同下乘一艘运载木材的小火轮前往荷属印尼。8月初，辗转到位于印尼南部爪哇岛东部的玛琅（Malang），在这里住了3年多，直至日本投降。

日寇占领新加坡后立即对爱国华侨进行疯狂报复。将全岛划为9个“大检证区”，开展所谓“大检证”，大肆虐杀爱国华侨。对于陈嘉庚这样的领袖人物，他们悬赏100万元在东南亚进行抓捕；对于其他爱国人士，则布下大网，进行捕杀。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侨领、各界爱国人士、华文学校校长、教师以及华侨抗日义勇队成员的名单和照片，利用汉奸和地痞流氓在现场逐个辨认。一旦检出“嫌疑分子”，立即逮捕。或用铁丝捆绑，运到海上，成串推入海中沉溺；或押至海滩荒芜之地强迫他们自己挖坑，再推入坑中活埋；或排列在海边作为“活靶子”，用机枪扫射……其状惨不忍睹！“大检证”持续了七八天，遭日寇杀害的新加坡居民（大部份是华侨）多达3至4万人。

日寇占领印尼后，也对爱国华侨大开杀戒。30余个华侨抗日募捐筹赈社团机构被破坏殆尽，大量人员被害或失踪。现居于山西的印尼归侨林永俊，出生在印尼西加里曼丹首府坤甸。抗战爆发后，他和家人积极参加筹赈活动支援祖国抗战。日军占领西加里曼丹后，疯狂虐杀爱国华侨。他的家族，被日寇残杀的共达17人，真是惨绝人寰！笔者的大伯父林祖培是印尼侨领之一，因响应陈嘉庚号召，在当地开展筹赈运动而上了日寇的黑名单。最终被扣捕投入集中营，受尽酷刑，直至日本投降才重获自由。

临危不惧

陈嘉庚此次离新加坡赴印尼避难，是在厦大校友和集美学校校友配合、陪伴和掩护下进行的。对于陈嘉庚，大家亲切地称之为“校主”。为了正义事业，大家护卫在他周围，甘愿随他出生入死，赴汤蹈火。

整个流亡避难过程险象环生，陈嘉庚始终镇静自如，沉着应对。他们一行4人曾在印尼展玉住到1942年5月15日。5月17日买票前往梭罗。正当他们持票鱼贯上车时，突然发现有日本宪兵在检票处检查旅客身份证。那时，只有廖天赐一人持有身份证，其他3人都没有证件。情势危急，退回去怕引起宪兵注意，只能硬着头皮跟随人流涌动。大家强作镇静，把陈嘉庚护在中间，一步一步往前挪动，而由廖天赐断后，终于安全地通过检票处。

陈嘉庚一行后来经万隆到达巴城（即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由“南侨总会”副会长庄西言秘密带往乡友陈泽海的橡胶园住下，但第二天，巴城就落入日寇之手。庄西言与许多抗日的侨领、侨商被日寇逮捕。日军宪兵多次对他施以酷刑，逼迫他说出陈嘉庚的下落；庄西言坚不吐实，以性命保守秘密。

陈嘉庚闻讯后，担心被日寇搜捕到会累及庄西言一家老小的性命，于是决定转移到泗水（即苏拉巴亚）避难。因买不到当晚的车票，一行人只好改乘次日的慢车。幸好他们延误了一天！因为日军在前一天就占领了泗水，在各车站、码头严加盘查。经商议，几位陪同校友决定把陈嘉庚转移到东爪哇的玛琅，那里有厦大校友黄丹季的工厂、店铺，便于藏匿和生活。期间，他的住处虽有变动，但都在玛琅范围内。

在玛琅，陪同校友在税单、户口上都填上几年前的日期，通过种种办法，把陈嘉庚“变成”玛琅的老居民“李文雪”。但依旧危机四伏，一天凌晨5时许，一队日本宪兵突然把陈嘉庚一行人的住所团团围住，叽里呱啦吼叫并重重敲门。一直陪伴并护卫陈嘉庚的黄丹季硬着头皮把门打开。日本宪兵一拥而入，指着他凶狠地大喊：“荷兰人！荷兰人！”黄丹季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后面有人用印尼语说：“错了，不是4号屋，是2号屋。”原来，日本宪兵是来逮捕住在隔壁的荷兰军医的。虽是一场虚惊，但还是把黄丹季吓出一身冷汗。还有一次，陈嘉庚正在前屋躺在椅子上看书。突然走进来一个日军军官，指着他用印尼语大声喝问：“你是谁？”陈嘉庚镇静地坐了起来。黄丹季闻声从内厅赶出来，急忙对着军官用手指指耳朵，示意老人是个聋子，总算化解了危机。还有一天早晨，陈嘉庚外出散步，黄丹季为安全起见，在他身后保持10多步距离陪同。路过一处新增的插着日本旗的日军岗亭时，陈嘉庚没有按规定行90度鞠躬礼。只见里面的哨兵冲出来要打他，黄丹季连忙赶上去，被哨兵拳打脚踢了一番。

避难期间，身为华侨领袖的陈嘉庚，始终是正义在胸，临危不惧。他随身携带一包砒霜藏在怀里，准备在敌寇围捕不得脱身时以身殉国。

宏着传世

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陈嘉庚，在避难期间，冒着日寇搜捕的危险，撰写、完成了传记性传世宏着——《南侨回忆录》。全书30余万字，叙述了他艰苦创业、倾资兴学、服务社会的人生历程；详尽记录了海外华侨赤诚爱国，全力支援祖国军民抗击日寇的丰功伟绩。前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张国基曾评价说：“陈嘉庚先生在三年避难时写成的《南侨回忆录》，在南洋是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受欢迎的。在帮助海外华侨正确认识共产党，认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了解陕甘宁边区上，两本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觉得，在华侨当中，《南侨回忆录》的影响更大些，因为华侨觉得陈嘉庚先生的话更亲切可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底，陈嘉庚由黄丹季、郭应麟陪同，离开玛琅，乘坐火车赴印尼首都雅加达。10月6日飞回新加坡。

陈嘉庚平安归来，成为东南亚侨界的头条新闻和最大喜事，大家奔走相告，欣喜若狂。500多个社团欢迎，盛况空前。国内各界人士闻讯也欢呼雀跃。（摘自《党史文汇》 作者|林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