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3日 星期六

我在投行的五年:与美国同辈社交——直面自卑、焦虑与不平

作者:薇拉

来源:女博士投行女和小公举——女博士、投行女和小公举是三个人,但我们的公众号不止有三个人的故事。我们在各自的坐标宇宙里观察、思考、生活。我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有一天我们决定把这些上帝的发笑都记录留存,于是就有了这个公众号。

社交或者Networking似乎是一个很功利、很老套的话题了,只是与人建立关系这件事本身,无论从事什么,都是我们进入成年世界后安身立命的核心能力之一,它帮助我们打开门、走出困境、发现机会。它能得到如此多的关注,可能因为这个能力并非天生,所有人都需要通过反复训练习得。

这一次,我想谈谈在美国同辈社交中我的心态。之所以聚焦在美国同辈,是因为在美国社交的普遍经历告诉我,同辈、尤其不太熟悉的同辈常常是我的社交之痛。我去年加入了纽约私募圈的女性社群S,参加了一些活动,也因此产生一些感想。而S社群是一个尤其典型的同辈社交场景。

这个话题大概不是一次性能聊完的,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聊聊看。有些话很难说出口,我担心说不清,暂且就说一点是一点吧。


内向的


社交达人

我对于职场社交的态度从勉为其难的“不得不”转变为乐在其中的“我可以”,要感谢一个内向的社交达人前辈。她让我明白,社交可以承载我们对于人生其它可能性的探索和对于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可以被赋予很多意义和趣味,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态度和哲学。

最近我参加了面向纽约私募圈女性的S社群2021年导师项目的开启讲座,讲座嘉宾P是某头部风投前人力、公关和营销的全球老大、资深社交达人,还写了社交主题的书籍,但她说起话来沉静又内敛,非常不符合人们对于社交达人的刻板印象。

P的分享中,许多她人生中看似不可能的机遇,都起源于她面对意外事件选择勇于拥抱、勇于尝试的态度。她在校园招聘季被一家公司拒绝,拒绝她的职员口才太好、又非常照顾她的感受,她打完那个通知她被拒绝的电话后甚至不为被拒绝这件事感到难过了。她记住了这个拒绝她的职员。她没有想到,在后面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她一次又一次地和这个职员产生交集。他有一次向她寻求职场建议,他们一起投资过一家企业,还成为了一起骑单车运动的私人朋友。

对此,我深有同感。那些让我的人生增色的友谊和经历,有很高比例都是从一个看似不靠谱的冒险开始的。我大一那年参加国际学生组织AIESEC的志愿者项目来到希腊在爱琴海中的小岛,那一个月认识了爱琴大学里一群热情的希腊人。七年后,他们中有人来纽约旅行,我们还坐在中城的小酒馆聊着当年。

人生之所以有趣,就在于那些美丽的邂逅和后来一次次蓦然回首的时刻。那些曾经相遇过的人就像是一颗颗种子,缘分到了就随风散落在天涯。你也不会知道在若干年后的某一天,他们用什么样的形式再次回到你的生命中。

我曾把自己对大千世界和有趣灵魂的探索,和在职场语境下与人打交道、搞关系的这类社交当做是互不相关的两个议程,但听完P的分享,我意识到还有一个境界是用前者的心态去做后者的事情,这样的职场少了些功利,多了些真实(authenticity)。


哥大美林活动上的


刻薄女孩

以P的分享为契机,我开始思考我在美国文化语境下社交能力与理想的差距,以及我在社交中提供的价值。

2014年我在哥大交换,有一个最想忘记却无比难忘的时刻。我被选中参加一场美林投行(Merrill Lynch)举办的本科生社交活动,地点在曼哈顿中城布莱恩广场(Bryant Park)的美林纽约总部。和我同去的是一批哥大本科生,其中一个亚裔女孩看似随意地看了我一眼。我心里打了个激灵,因为我太熟悉那样的眼神。在美国的头两年我遇到过很多善良的人,但也遇到过很多骄傲的同龄人,他们不满于我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而对我选择冷漠忽视的态度。那位亚裔女孩就是后者。只需要一眼我就知道她内心对我是极为不屑的。

当时的等候厅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尝试问了一个好,她假装没有听见。

我默默低下头也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这样的尴尬时刻我也不是第一次经历。

那时候的我是有理由让她瞧不上的:明明是去投行社交,却由于没有女士通勤包,而背着学生的双肩包,是赠送款,毫无样式可言还比我肩膀都要宽大,手里还提着装不下的笔记本电脑水壶之流,大包小包的完全不像是准华尔街精英,倒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更神似一点。身上的正装是打折买的H&M和Banana Republic,最平价的牌子和毫不起眼的款式。黑色高跟鞋是Aldo的打折款,因为穿过太多次跟都有点翘了。再看我脸上粗制滥造的妆容,就是囫囵涂了一脸粉底,可能还有点卡粉看着皮肤干燥,配上画得不甚整齐还有点过浓的眉毛。加上我一口结结巴巴的英语,不会拿酒杯、说业内的行话、接别人开的玩笑,就是一个土老帽。最重要的是,她是哥大名副其实的本科生,而我只是个不知哪个野鸡大学过来冒充哥大本科生的西贝货。

那时候的我只能做到不被这异样的目光打击得溃不成军。我看似自如地行走在人群中,仿佛毫不介意,其实我在心里正不停地对自己下咒一般地重复:不要看,不要想,不要在意,继续,一定要坚持完这个活动。

即使后来我进了业内排名第一的投行,还成为了公司哥大校招委员会的成员,专门负责向当年的我这样的学生介绍我们投行、审阅简历、做面试官,我还是无法忘记最初的那个活动上我是如何的格格不入。

去年,我加入S社群。别人看来这似乎是我加入了一个代表我的组织,组织里的所有人都拥有和我一样的先投行后私募的职场经历。但在我内心,我加入了一个遍地都是当年那个鄙视我的亚裔女孩那样的刻薄女孩的组织。一开始我是畏惧的,担心我的自我介绍没有人点赞,担心我虽然加入了,在她们发现我其实和她们不同以后会把我排除在外。

我担心的一切都没有发生。我想,过去的几年,我和当年的刻薄女孩都成长了很多。在S社群的讲座中听其他女孩们对P的提问,用词精准又切中痛点,我在表达上有不如她们的地方。但她们对社交的顾虑也是我的顾虑,我和她们在某些方面已经没什么不同,甚至比我和其他人要更为相似。如今的我拥有的和S社群里那些“刻薄女孩”(这也是我自己给她们强加的标签,她们中也不是人人都刻薄)一样多,没有什么好自惭形秽,继续被当年的心理阴影所困扰的。

其实就算是当年的我,也不应该感到自卑。别人看我不起,体现更多是他们自己的局限,与我是什么样的人并没有关系。那个亚裔女孩甚至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更不会知道为了能和她一样站在美林总部的大楼里,我付出了什么。如果她知道我并不是凭空来到她的身边,更不是为了让她感到不快而存在的,她也许也不会选择那样对我。

我最开始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是有激动情绪的,有一种对我受到的不公和他人享受的特权的愤怒,但到此刻已经冷静了很多。我又有什么好为别人的特权感到愤怒的,我自己也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特权群体。多少孩子能像我一样成长在一个开明温暖的家庭,想去闯的时候能拥有家人无条件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也包括经济上的支持。我已经很幸运很幸运了。


与前辈vs.


同辈社交

遇到过类似哥大美林活动上的刻薄女孩多了,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在面对同辈我必须强迫自己表现得比实际要更自信,反而在面对更年长的人时,我更加容易打开自己。也许是前辈们的人生经历更加丰富,又天然对晚辈心存善意,当看到和他们不一样的人,前辈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并不是排斥,而是接纳。他们见过的人和世界更多,能够用一种更加平和、没有评判的目光来看待我这个有点尴尬不太能融入的人,而我的同辈们是难以做到不去评判的。

另一方面,我和同辈之间的确还有间接竞争关系。即使不是为了一个今天具体的职位,我们之间难免暗自比较:你我之间,谁的公司、前公司或母校的光环更大?谁更有底牌一些?如果是你不是我,那让我知道你凭什么?当然在初次见面时,没有人会直接这样说,但我们心知这比试早在我们自我介绍时就开始了。而我的表达和气场,暂时恐怕难以让我这些自己就是天之骄子的同辈们感到服气。无论我们意识到与否,习惯于这样片面而简单地去评价别人,是我和同辈难以战胜的局限。我们都习惯了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咬紧牙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才有我们今天的所谓成就。随之而来的另一面就是,我们几乎条件反射地依赖于清晰量化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圈子里的人,甚至是我们遇到的所有人。

除去过去经历中的心理阴影,让我在面对S社群女孩为代表的同辈时心态很容易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我和她们是资历上的“同期”,但我比她们要年长三岁左右;二是我们在经历上的区别,是一个精英和非精英背景的区别。


多出的


三年

我觉得自己比同辈要“老”。从标准本科四年学制、毕业后22岁进入职场算起,达到同样的等级,别人用了两年,我却用了五年。目前我的同级都比我年轻上三岁,某些上级却和我的年龄相差无几。

我在意这件事的程度之大,让我曾无数次地复盘我多出的三年到底在干什么:大学多用了一年。我开始上大学时还在国内,毕业时却在美国找到了工作,中间需要更多时间去打造我的简历、适应美国文化和求职市场。我因此有意识地做了一年间隔年,在哥大交换、去海上学府环球旅行。无论是从求职还是开拓视野、提升自己格局的角度,这一年的投入十分值得。

另外多出的两年,最主要是因为我开始在投行工作时,还不了解投行两年加私募两年是分析师的标准职业发展路径,单纯地以为做一份工作就要勤勤恳恳地把它做好,在目前的职位中学习成长,而不是还没把现在的工作内容学透就考虑跳到下一份工作。我甚至不排斥像我的父母那样,在同一个岗位、同一家公司奋斗一辈子。现在反思,当时的我对于市场行情了解不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闭门造车的倾向。要是我可以肯定投行就是我此生所爱,那倒也算无心插柳,只是我并不能肯定这一点。这时通过既定的标准化上升渠道给自己保留主动选择权就显得十分重要。

好在我醒悟得不算太晚,工作三周年后,我决定尝试面试私募买方。美国的职场在此时又显出其笨重陈旧来,从做出决定、到面试、到最终成功跳槽,美国的投行从业者往往要以6个月甚至一到两年为期进行规划,这在尚未形成规则、可以灵活应变的中国市场是不可想象的迟钝。我自己的职业转型用了14个月,在我工作四周年之际,我正式入职了新工作。

另一个我多花了两年进行卖方到买方转型的原因在于,我的投行分析师项目需要三年,前18个月还是在小城办公室,后18个月才到纽约总部。这与大多数直接进入纽约总部的同期两年分析师项目的时间线产生差别,行业内的私募岗位猎头们也因此对我区别对待,我错过了很多和纽约分析师们一起同步面试的机会。这个背景下,我的转型会有一年左右的延迟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实,而我要达到更好的买方机会的要求,多花两年时间也很有可能是必要的。

这样一分析,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比同期们多出的三年,每一年我都没有虚度,为什么还这么在意这名义上的职级高低。我的起点离今天的我更遥远,自然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游戏规则,并赢得下一关的入场券。

我想,一方面,是我从小就被灌输的对“年少有为”的追求和当前文化对年轻的崇拜在作怪,让我十分在意自己比别人进度要慢的事实,无数内心戏都倾注在了对我所谓没能更好利用的时光,和对我注定无法成为那个“最年轻的某某”的不甘心之中。另一方面,我在面对同期时无法自处,一会儿觉得我比他们人生经历更加丰富、也更加成熟,过一会儿又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赢家,我相比之下太失败了,我应该尽自己努力地去融入他们,即使他们讨论的话题我觉得有距离感、不感兴趣。

我妈很了解我的焦虑,某天她给我发了一篇小文,题目叫Timezone,里面说:

我在投行的五年:与美国同辈社交——直面自卑、焦虑与不平

Someone graduated at the age of 22 but waited 5 years before securing a good job.

Someone became a CEO at 25 and died at 50. While another became a CEO at 50 and lived to 90 years...

Absolutely everyone in this world works based on their Time Zone.

People around you might seem to go ahead of you, some might seem to be behind you.

But everyone is running their own race, in their own time.

Don't envy them or mock them.

They are in their time zone, and you are in yours.

Life is about waiting for the right moment to act.

So, relax.

我在投行的五年:与美国同辈社交——直面自卑、焦虑与不平

我醍醐灌顶。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在按自己的速度前进,面对一时的得失,没有什么好焦虑或得意的。我们都知道要对人生有耐心、坚持长期的视角,却为什么还是无法放下眼下三五年的区别?

整个心态的转变,从在意纠结、到有意识地调整、到平和接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到我真的放下,我大概就能够以一个年龄稍长的同期的身份,和S社群女孩们自如交往了。我有预感,这一刻应该快要到来了。


非精英的我vs.


精英同辈

在与同辈社交时容易心态失衡的第二个原因,是我的成长背景和S社群女孩为代表的同辈们有不可跨越的社会、文化和阶级差别,其中尤其困扰我的是我的非精英与同辈的精英成长背景。这可能是关于同辈社交我最不愿触碰的话题,这个话题的难以启齿,难在面对真实自己的同时不偏激——或者说,面对这个话题时难免偏激。

我从小眼里最厉害的人,就是我的老师和父母。爸妈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小镇做题家,也是各自家庭的第一个大学生和唯一从农村走到城市的孩子。他们在苏城工作、生活、逐渐生根,组建新的家庭,然后有了我。感谢他们的坚韧奋斗,我在他们的原生家庭基础上迈了一大步,避免了成为农村基层女性的命运,一出生就是一名江浙地区的城市独生女。

我很幸运(或者这也是我另一种属于经济教育发达地区的特权),在基础教育中遇到的大多数都是对学生负责、教学水平高的好老师。好老师的人生轨迹,大多是苏城本地出生长大,外地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或是外地人在苏城大学师范专业毕业,而后投身于教育事业,在一所学校安安稳稳地奉献一辈子。对他们很多人而言,苏城就是他们走到过最远的地方,生活平淡就是真,高考是人生中最大的冒险。

我从小的榜样、我的老师和父母自己的人生经历代表着,他们对我的期望,也往往仅止于高考,往后的道路,没人告诉我该怎么走。

与此同时,我纽约私募圈的同辈们中,有人出生即是全球最大私募之一创始人的女儿,有人是另一家全球最大私募之二CEO的女儿,有人是全球最大投行之一IBD老大的女儿,有人是我们公司(另一家全球最大投行)老大之一的女儿和女儿的男朋友。家中与华尔街有千丝万缕关系者更是十之七八。我做分析师时听闻我的老板每隔几日就会被大客户拜托给自家孩子找个实习,老板告诉我们:“你必须得知道谁是必须给面试机会的,谁必须给到终面,谁又必须给一个实习。”

这仅仅是我看得到的头衔与照顾。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是他们从小到大的晚餐餐桌上发生过的有趣谈话,夏季的欧洲之旅,冬季的滑雪之行,跟随父母见识到的名利场和那里的觥筹交错,我们的成长历程又怎么会一样呢。

我的高考是一个五味杂陈的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心中想要去外面闯的念头无比强烈,因此我一刻也没有考虑过江浙沪的大学。18岁的我来到中国北方,成为了一名大学新生。北方的大学朴实得可爱,也给予我在苏城所没有的见识。我的室友们来自天南地北,最北的是吉林,最南的是海南。校外商贸区的苹果有1块一斤和6块一斤的区别,我每次都买6块的,我有个室友每次都买1块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来自江浙沪的我拥有巨大的特权。

我在国内的两年大学生活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毫无方向感地摸瞎乱转。大一时我就想过实习,但没有一家企业会要这么嫩还没经验的实习生,于是我把我年轻而不知疲倦的精力不计回报地投入到国际学生社团AIESEC、社会学双修、学英语这一切我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上。暑假,我回苏城学GRE,虽然也不知什么时候会考。大二时参加了些杂七杂八的商业案例比赛、演讲比赛,也都没有什么成绩。暑假,我再次回苏城,找到一家本地小资咖啡馆咖啡师的兼职。我干得正欢,我妈却看不过去我的不务正业,给我找了个有她存款的国有银行小支行的“实习”。所谓实习,实则每天早8晚5穿戴整齐在略显狭小的大堂一站,做点杂活儿。我最期待的是中午和妈妈一起在她单位附近吃个饭。

大三,我通过2+2双学位项目来到美国小城。我被连根拔起,移植到了陌生的土壤。这一年也标志着我的主场从国内变成了美国。这条路需要我从零开始去追赶。我的同辈们早已一骑绝尘,走了若干年、十数年。

在美国第一学期最大的成就,就是找到了A投行的暑期实习。实习是在投行的中后台部门、我又属于当地生源,因此现在回头看竞争并不算特别激烈,不过对当时的我而言,这已经是四五个月内能做到的极限。

再之后发生的一切,可以总结归纳为我不断往投行前台和纽约总部迈进的旅程。从通过间隔年充实自己的简历和经历,到校招时毫无底线地海投简历。不曾想那一年A投行的投行部(IBD)分析师项目在小城正式启动,我因此奇迹般地进入了不敢想象的投行核心IBD部门。经过十八个月的洗礼和九九八十一难,我来到了纽约总部,正式和同辈们的职业道路接轨。以上一切操作,耗时四年。

与此同时,纽约私募圈中的同辈们经历着一场计算得无比精准的角逐。除了走在最前方的投胎咖,另一批资质过人的天才咖也纷纷考上全美最好的大学,大概率是常青藤,从而高调入场。天才咖们从小就是别人家孩子。高中毕业代表全年级讲话的是他们,他们是年级第一、竞赛金牌、学生会主席、青少年锦标赛冠军……是人群中最靓的仔。进入大学后的舞台更大了,因此同辈中的各种咖们不仅包括美国人,还包括了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求学的人,自然也包括美高美本的中国留学生们。

大学伊始乃至更早,大咖同辈们就从父母家人、学长学姐处耳濡目染,锁定了投行和咨询这两条康庄大道。大一,他们有先见之明地加入学校的投行、咨询、商业领袖社团,风雨无阻地参加每周华尔街各大投行举办的社交和宣讲活动(就像我参加过的美林活动),积极主动地认识业内人士和已经入行的学长学姐,想方设法地了解各种职业赛道的基本规则。

大二,他们积极投身于各大咨询商业案例、美联储宏观分析和投资选股比赛。和我当时无头苍蝇一样地胡乱参加质量参差不齐的比赛、表现主要依靠自由发挥不同,大咖同辈们组建的团队往往有教授、业内人士和学长学姐作为正式教练或非正式导师。因此同样是参加比赛,我和大咖同辈们收获到的经验教训和成绩荣誉不可同日而语。我屡败屡战,他们愈战愈勇。暑假,大咖们用中小型精品公司作为跳板,进行暑期实习。

大三,属于大咖同辈们的闪耀时刻已经到来。在国内本科生仍然无法下定决心保研、出国还是工作,简历上除了学生活动还没有一个企业实习的时候,大咖同辈们已经集齐所有装备:精雕细琢的经历,字斟句酌的简历,精心打磨的回答。随着第一家大行的网申通道开启,最终的战役一炮打响。大三上学期的混战过后,新一批的赢家诞生。大三暑假,无论心满意足或是心有不甘,所有人走向了自己的暑期实习岗位。

从大四到正式入职投行分析师以后的一两年里,大咖同辈们已然开始紧张备战下一轮的竞赛:从卖方投行到买方私募。仿佛经历着又一次轮回,他们努力加入社群,参加猎头和买方公司的社交活动,主动认识买方投资人,了解买方招聘的基本规则……

乃至S社群在疫情期间曾举办一个面对已经进入私募圈、想要考虑更长远的职业发展的中级投资人的讲座,只因为邀请的嘉宾是私募圈的几大猎头,让仍然在卖方投行的一二年级分析师们误以为这是一次猎头代表买方举办的招聘活动,而引发了一场小小的混乱。卖方分析师们争相参加,谁也不想落后,即使这只是一个他们所谓与买方猎头接触的机会。最终活动不得不临时取消,之后S社群的在线活动也全部改为邀请制。正如一个小朋友曾向我感慨的:“这一切好像永无止境,每一场游戏的终结只不过是下一场游戏的开始。”是的,欢迎来到美式内卷——精英主义。


直面


自卑、焦虑与不平

一开始和同辈在纽约成功会师以后,我原以为我与同辈们的区别只是我的分析师项目没有大三实习,且比别人多了一年在小城的时间。渐渐我意识到,我比同辈实则缺失了四年的精英大学教育与精英职场预备赛,对于同辈们而言已经是第二天性的主动职场社交、培训和实习中的小组案例分析与演讲展示,对我而言是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坑。再后来我意识到,我比同辈还缺少面对“大人物”时的不卑不亢和谈笑自如,而这是他们在二十多年的文化、家庭与成长环境浸淫下的与生俱来的自信。

我并非是想要以此正当化我可能会有的自卑、焦虑、怨怼、不平。虽然多年来,在我与同辈们的不同和比较上,我投入了失调的关注。我只是选择把它们记录下来。下面这些话,是我对自己这些年的所有情绪尝试做的辅导治疗。

我要想到,我又何止是我自己。我太过关注同龄人里最顺利拔尖的人,但身边也有很多与我相似、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才走到今天的朋友。他们或是中途转学,或是转专业,或是延迟毕业、一年又一年地备战求职季,只为了一个机会。

我的父母当年从农村来到城市上大学,也曾经历过自我怀疑,为什么城市里的姑娘能有一口流利的英语,而自己只是会做高考题的哑巴;为什么大城市里的人似乎什么都懂,而自己什么见识都没有,明星某某是谁不知道,读过的课外书也少得可怜。可他们照样走了过来,一年两年做不到的,他们用二三十年来弥补。所以在他们之后,我能被他们少年时只是在农村家乡闻乎其名、却不敢奢望的苏城高中录取,并对于能被录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父母的故事在我这一代还在千千万万个小镇做题家身上上演,我的故事也必然在世上有千千万万个不同版本。我不必觉得为什么只有我。

我要知道,我将永远有一个特别的故事要说。工作这些年,我见到了许许多多背景各异、却最终都汇聚到了纽约金融圈的前辈和同辈们。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拥有不同的行业经验。他们中,有人是印度本土大学出身,在印度做了十几年的管理咨询,通过人才引进到了新加坡进入私募、再几年后第一次来到美国做基金高管。有人是香港出身,一路西方精英教育,留在美国打拼的基金中层。有人在澳洲或者欧洲开始职业生涯,通过内部转岗得到了来纽约的机会。有人来自非洲贫困国家,大学读了七八年,从大专读起一路读到本科毕业,再摸爬滚打多年才走到别人的起点。

这个职场最公平的地方就在于无论路途远近,最后大家都有机会站到同一个属于世界的舞台。无论如何我现在也站上舞台了,我与所有人遇到、见识到他们的人生和智慧,这是多么宝贵的财富。而我也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我在舞台上的声音有它特别的价值在,它值得我自信。

我要记得,当初选择这条路,是为了看到高处的风景。只是我看到了以后,却不满足了。最早的我,在大一时听闻一个演讲队的学长申请上了耶鲁的硕士,觉得太了不起了,我就从没有认识过这么厉害的、能去常青藤的大活人。

在本科间隔年期间,我在哥大读了一个学期,借此机会窥视到最优秀的同龄人们是如何忘我地备战求职季,而他们所站的平台又是怎样提供支持的。当时我许愿,希望自己有一天能真正拥有他们的平台和机会,而不只是借来一个学期。几年后我成为了曾经的他们想要结交的业内人士,和面试桌上坐在另一边的人。虽然我从没有真正做到当初认识的哥大本科生那样的步步为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我的愿望,我却开始以行内人的身份与他们打交道、挑选他们,我似乎从没有比现在更了解他们。

这一切都是我曾经想看的风景而已。我忘了吗,我并没有想要赢过所有人,对于我误打误撞进入的世界,我觉得自己只是过客,只要人生还有新的风景,新的冒险,我不必执着于此的。

我选择了一条注定艰难的路,过去五年,我也坚持走了下来,渐渐从最落后的那一个走到了人群中间。过去的几个关卡,包括要升级换赛道,从卖方到买方,我也都算是成功了。我不清楚这条路我还能走多远、或者想走多远,那就能走多远走多远。我只希望在我还想走的时候,我还能走,还没有被落下。

因为只要还留在这场旅程里,总是还有可能到达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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