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外卖骑手眼中的“折叠新加坡”
本文转自Rice Media 的一篇文章，原文名叫《The Two Sides of Singapore, As Seen By A Food Delivery Rider》是一个新加坡人讲述的故事，他叫Yusuf Abdol Hamid ，开着一家摄影工作室，新冠疫情期间，不得不暂停营业。为了维生，他开始送外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见到了一个他从没见过的新加坡。
讲述的非常口语化，细节非常真实，让人想到16年雨果奖的中文小说《折叠北京》，也让人想到去年奥斯卡大热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同样的故事也许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发生著。
昨天，我送外卖到Ardmore Park , 在楼下的对讲机，正准备输入门牌号时，保安朝我大吼：“用另一个门。”
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保安把自己当成阻隔 下里巴人和 他们浑身镶著大钻戒的金贵业主之间的防护墙。他们的业主又有钱，又尊贵，又脆弱。
我没看到另外一个门，于是一个本地的帮工过来给我指路。
“哦，我们走这个电梯。”她说。
我们走进一个隐藏在走廊后面的电梯，我问她：“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电梯？为什么会有两个电梯？”
“老板才用那个电梯，我们这种人，用这个电梯。”
我告诉她：“他们一定觉得我们身上有味道吧。”
她笑了。
2010年，我合伙开了一家摄影工作室，叫Vamos。我们花了好久才开始盈利，之后生意一直不错。
我们本来准备今年庆祝十周年纪念日，你懂的，一家两个人运营的小工作室，能撑十年，已经很不错了。
二月的时候，一些预约的客户纷纷取消了订单。
当李显龙第一次说，要封城的时候，我想封就封吧，就跟其他人一样，待在家里，开始学烹饪，烘焙，做HIIT，其他一切照常。
封城的第二个月，我开始意识到：来真的了。我们的生意全完了。我们所有计划的项目全部取消了，完全没事情做了。
我意识到，我工作室的生意会停很久很久。
唯一一个能立刻套现的工作是去Grab 或者 任何外卖公司送外卖。我告诉家人，我要去送外卖了。我连个车都没有，所以我爸爸借了我一辆自行车。
我穿着Grab的工作制服，从我父母的住处骑车回家。父母看着我骑着自行车，消失在路上。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多让人骄傲！他们的儿子终于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毕业了，穿着绿的发光的工作制服，让整个国家为之骄傲。这么多年的大学学费，接受过的高等教育，终于把我推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
（跟父亲借的自行车）
就钱而已，这份工作也很难让人满意。
就算我拚命的工作，每天骑车骑到生理极限，我也怀疑我一个月不能挣到 2500 或者 3000 新币。而且这是每天所有工作时间都在骑车，不休息，不花钱，才能达到的。真的很难。
摄影，拍视频很有用。它让我工作时，除了挣这一份勉强高于最低工资的钱之外，有了一点想像出来的意义感。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新加坡，很多事情正在发生著。
我经常路过Johor 和 Sungei 的巴士站。每天都很空，但还是有个司机在里面。或者就像一个老奶奶坐在计程车旁边，等待着某一个乘客，有个去马来西亚的理由。
我猜想，每个人都在挣扎。
送了几天外面之后，我意识到，我在以一个从未体验过的视角观察著新加坡。
我是说，我看到了闹市区之外，有很多政府做的居民楼，像Jalan Kukoh, Jalan Sultan, Crawford Street， 太奇怪了。那些楼房并没有好好维修，表面都掉漆了，有些楼道里还有尿味。
当你走过长长的走廊，经过所有的门，你总能看见一些老伯穿着背心，在门边，面无表情的看着外面的世界。
另一边，我又被市区那些我从没去过的华丽高级的公寓深深的震撼着。那是只有当外国友人邀请我去喝酒，我才会去的地方。
那些地方，有一般华丽和超级华丽的，我是说：River Valley Road, Grange Road, Leonie Hill, Mount Sophia.（这些都是新加坡的富人区）
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那些地方又有空间感，又自由。我送外卖去这些地方，就像从沙漠 到 森林里，差别判若云泥。
我见过一些印度阿姨 在走廊有尿味的HDB里，小声温柔的说：谢谢你送来的食物。也见过Ardmore Park的高级公寓里的保安，公寓的大厅空调开得超级冷，天花板超级高，大片大片的空间，自然有人为这些付钱。那里的门一般都关着。很明显，不会有邻里交流，除了这些看似礼貌的字条：
（禁止在走廊里吸烟）
每个人都希望跟别人划分界限，显得自己不一样。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所谓的“服务人员专用电梯”，开在后面不起眼的地方，专门给那些身上有气味的人，非住户和服务人员。
有些电梯是给普通住户，有些是给顶楼住户，甚至还有我从没见过的私人电梯，直达某个住户的门口。但是，当然会有另外一个门，有位女士，不想把门开得太大。她只开个门缝，让我把星巴克的咖啡挤进去。
我在想：是因为新冠才这样吗？是我身上很难闻吗？还是什么其他的？
这。。。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你感觉自己是隐形的。
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我对待我的客户是非常专业的。至少是白领阶层，我会跟他们开会，坐下来讨论这个项目怎么做。他们会以平等的姿态看待你。
他们会尊重你，听你讲。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每天被一个算法到处差遣。我痛苦挣扎，累的满头大汗，但不敢崩溃，有时候还要在暴雨中，骑车上到 Mount Sophia 的山顶，就像做了15分钟的HIIT。
我现在经常被保安或者 顾客大骂，因为我经常坐错电梯。本来应该去高层的时候，我上了普通的电梯。我就只能下楼重新拨号，顾客还会生气抱怨，因为他要从椅子上下来，去接电话，给我开门。哦，天哪，实在太让人难过了，他一接电话就大吼：“用另一个电梯！用另一个电梯！”
但我只能朝着他们微笑，把外卖给他们，热情礼貌地说：“请享用您的食物。”
我不是在抱怨，这只是我观察到的现象。我想，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我开始对每一分钱都特别敏感。每次我打开钱包，要花超过15块钱的时候，我就感觉很受伤，因为那是我跑一个小时的外卖赚来的。
有时候，我又累又饿，闻到外卖里油炸食品的香味，我内心在咽口水。我说，今晚我不做饭了，也要打包回家。但是看到食物的价格，又只能作罢。
我平均送一次外卖挣四块五，还不够肯德基的一个汉堡。
你能想像骑自行车一个小时的上坡路，就为了换来一个汉堡吗？不会有人这么做的。花我辛辛苦苦送咖啡挣来的钱，去买一个大规模机器生产的汉堡？根本不值。
但住在公寓里的人，完全不这么想。“我饿了，所以我要点这个。” 钱对他们来说，是事后再考虑的问题。
我送一个市区的外面，总价110新币。这种天价的食物，只是几样小东西，因为每个东西都很贵。我经常拿着特别轻的打包袋，装着特别贵的食物。一个披萨 一碗意大利面 85刀。只是周二的晚餐，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就像，住在 Martin Place 的日本人总是点 Ma Maison的食物。
而且外卖费也不便宜啊。你点外卖至少得讲道理是不是，至少点一份正餐吧。我经常接到奇奇怪怪的外卖，Grange Road, Leonie Hill的. 比如一勺哈根达斯的冰淇淋。我拎起来，感觉跟没有似的。
我拿着冰淇淋，问哈根达斯的营业员：“就这个嘛？就这？”
她说：“对呀，你懂的，有钱人就喜欢这个啦。”然后，我们一起大笑，像是老朋友一样。
有一次有人从 Dal.komm at Centrepoint 点了一杯拿铁。就是一杯小小的拿铁。那杯拿铁大概6，7块钱，加上外卖送餐费，那个人每天花11到12块钱喝咖啡。
你以为那个人家里没有高级的咖啡机吗？有的。但他每天就是想要喝Dal.komm 11块钱的拿铁。
不过，他们是我的金主，所以，谢谢你们。
我不是在说什么新闻，这是在新加坡一直存在的阶级划分。
我在 River Valley Close 的一个新楼盘看到的标语，字面意思就明明白白的写着：“不是所有的房子 都生而平等”
（Not all homes are created equal.）
送外卖，不能带来金钱上的安全感或者自由。再往前看一步，这也不是一个可以长期做的职业，不会给你带来满足感和快乐。
我不是在打击全职送外卖的人。如果这是你的工作，它就是你的工作。你得逼自己做，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这份工作让人精疲力尽，因为各种负能量的恶性循环。你能想像你做一份从来不会有满足感的工作？你永远都觉得累，永远都觉得挣得不够，永远都觉得别人不尊重你，永远都觉得自己是隐形的。
你是这个发达国家里，一个不快乐的公民。
可能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体验过不一样的生活。我曾经还算是中产阶级，现在不得不体验这样的生活。
我真的不能诚实地说，我骑车上坡，把一杯咖啡送到一个家庭里，这让我快乐。我的真实想法是，去tmd的上坡路。
我唯一感到开心的事是，我看到每日送外卖的任务量达成，就可以多12块钱。
（门上标语：“谢谢你，送外卖的英雄们，你们送来了快乐”）
我希望...
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希望什么。
我希望那些送外卖的人能多少有点成就感。
也许他们有。
我不知道...
—END—
原文转自：Rice Media
记者：Yeo Boon Ping
翻译：我的人生装满故事
图片：尤瑟夫
疫情防护还在继续
戴口罩，严格遵守抗疫规定
新加坡，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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