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旧题亦可咏火车轮船？且看这位晚清诗人如何化旧入新

在外交家的身份之外，黄遵宪还是一位新派诗人，梁启超曾称：“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黄遵宪诗作题材广泛，他的《今别离》四首分别吟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令人耳目一新。担任驻外参赞期间，他的诗心歌绪，为西方世界事事物物所触动，遂把古人不曾接触的海外世界，反映到中国诗歌中来。

黄遵宪，字公度，号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南、公之它、观日道人、拜鹃人等。清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1848年5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攀桂坊。同治十年（1871年）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翌年取拔贡生。十二年应乡试，次年赴京应廷试。光绪三年（1877年）起历任驻日本使馆参赞官、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新加坡总领事，奉命办结江南五省教案，与日本交涉苏州开埠事宜，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参与湖南维新改革活动。黄遵宪又是清末有成就的诗人。卒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905年3月28日）。

黄遵宪的生平著述、思想和实践活动对清末的政治思想和历史文化产生过重要的正面影响。

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华侨权益的外交活动

黄遵宪是清末有所作为的外交活动家之一。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77年11月26日），黄遵宪随从中国首任驻日本公使何如璋赴日，任使馆参赞官。时值日本明治维新初期，政治已生变化，经济实力增强，吞并琉球之心业已显露。黄遵宪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的图谋，一面协助何如璋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陈述保护琉球对于朝鲜和台湾安全的重要性，一面揭露日本阻止琉球对清政府进贡、吞并琉球的企图。他还利用与日本友人的交往，以笔谈形式谴责日本政府吞并琉球“专属鼠偷狗窃之行，可耻孰甚”，表示救援琉球的态度。由于清政府的软弱退让，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终于被日本吞并，并改为冲绳县。

同光之际，俄国侵占中国新疆大片领土的同时，又派兵舰游弋黄海和日本海，由北向南扩张，朝鲜首当其冲。光绪六年（1880年），黄遵宪作《朝鲜策略》，并向朝鲜赴日修信使指出沙俄“欲得志于亚细亚”，为此“必自朝鲜始”，认为“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提出朝鲜“防俄之策”则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共同抵御沙俄南侵的策略。黄遵宪的主张曾引起朝鲜当局的重视。

黄遵宪还是近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的推动者。使日期间，他在繁忙的使馆公务之余，以文人身份，广泛结交日本汉学家，留下了大量笔谈手稿、往来书信、唱和诗词、序跋书评，推介各自国家的历史文化，介绍民情习俗，相互切磋，彼此交流，增进民间学者之间的深厚友谊，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来的中日文化交流都有重要的影响。

光绪八年二月（1882年3月）黄遵宪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之时，恰逢美国国会通过限制中国移民律例，掀起排华浪潮，阻挠中国人入境，刁难中国学生和商人游客，歧视入境的华人，限制从业华人，制造借口逮捕华人。对此，黄遵宪在任上围绕抵制美国排华、维护华侨华商合法权益事宜，向驻美使臣郑藻如连上数十件禀文，报告交涉情况，阐明自己的外交思想，提出进行此项斗争的主张和方法。在总理衙门的支持下，经过黄遵宪从实际出发，分别情况，据理力争，维护了华侨华商华人的合法权益和尊严，令华侨华人“无不感戴恩泽”。

光绪十六年三月（1890年4月）随驻英公使薛福成抵伦敦任使馆参赞，负责下行文批及例行公牍，并为薛福成拟备与英外交部官员会晤时的问答草稿。

光绪十七年九月（1891年10日）黄遵宪赴新加坡总领事任，详细考察南洋华侨情况，了解到广大华侨拳拳爱国之心，但他们在国外的财产难以保护，回国时却受“奸胥劣绅”的“勒索讹诈”，以至诬陷，因而不敢回国。黄遵宪如实上书薛福成报告情况，申述必须“扫除积弊”，公布保护华侨合法权益的新章。光绪十九年八月（1893年9月），光绪帝谕准华侨归国，严禁骚扰勒索华侨的行为，就是依据黄遵宪考察的情况，采纳了他的建言。因而南洋华侨始终感激和怀念黄遵宪。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黄遵宪从新加坡奉调回国。战后他被委派处理江南五省未结的教案。他坚持原则，区别对待，依法处理，使五省教案在“无赔款、无谢罪、无牵涉正绅、无波及平民”的情况下得以妥善了结。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1896年4月），黄遵宪作为全权代表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进行苏州开埠谈判。他与对方展开“唇枪舌战”，驳斥日方把苏州作为租界的要求，草拟了开辟苏州通商口岸的六条议案，其实质是“施政之权在华官，管理之权在华民”。但在日方的压力下，清政府最终作出妥协，放弃了黄遵宪的六条议案。

黄遵宪为实践“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的外交思想作了力所能及的外交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交上的斗争不可能取得完全胜利，这也令黄遵宪感到痛心。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订立，都使黄遵宪悲痛欲绝。

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

黄遵宪十五六岁“即学为诗”，后奔走四方，“虽一行作吏，未遽废”。他生平诗作颇丰，诗词之多达千余首。使日期间，他广泛搜集和了解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写成《日本杂事诗》二百首，以诗歌形式向朝野有识之士介绍日本的历史和明治维新后实行改革的变化。使英期间，公务稍懈，他开始将以往诗作荟萃成编，虽然他四十岁以前所作“多随手散佚”，并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辑成《人境庐诗草》四卷，二百余首。其后又有六卷本，辑诗三百余首，四卷本有而被删除者九十余首。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放归”祖籍后扩充成十一卷，于其故后宣统三年（1911年）在日本印行，收古今体诗六百余首，而后又有多种印本。1961年还有《人境庐集外诗辑》面世，其中除四卷本删去的94首外，还有其他补辑，共291首。本书编辑过程中又补辑一批散佚国内外的诗词曲赋联作品。

黄遵宪自称“吾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又说“诗之为道，性情欲厚，根柢欲深。此其事似在诗外，而其实却在诗先”。他倡导“我手写我口”。黄遵宪诗作题材广泛，有众多与中外友好唱和作品，有许多充满爱国激情的佳作，有反映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事件的诗篇，有记述海外见闻、介绍国外历史文化的诗歌，还有鼓舞斗志、催人进取的“军歌”，等等。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

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

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

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

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

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

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

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

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

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今别离》

善于吸纳民歌内容和采集民歌风格，是黄遵宪诗歌的一个突出特点，其作品《山歌》《新嫁娘》《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等均有浓郁的民歌色彩。诚如梁启超所说，“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胡适认为“黄遵宪是有意作新诗的”。人们称誉黄遵宪是晚清诗界革命的重要人物。

立志变法维新，维护民权

黄遵宪走出国门，目睹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社会新貌如同洞见“中华以外天”，视野为之扩大，立志撰写《日本国志》，坚持“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牵涉西法，尤加详备”的原则，以备“朝廷咨诹询谋”，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秋撰成，希冀打破“荒诞”的闭关自守，仿效日本“取法泰西”，“革故鼎新”，相信中国也将“收效无穷”。

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给黄遵宪以极大震动，从而逐渐走上变革社会实践的道路，加入强学会，创办《时务报》。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秋，黄遵宪赴京受光绪帝召见，他在回答光绪帝询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时，认为“泰西之强，悉由变法”。翌年，黄遵宪奉命赴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在湘期间，他妥善处理了积压的许多案件，参与湖南维新志士陈宝箴、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江标和梁启超等发起的维新活动，设立湖南南学会、保卫局、课吏馆、迁善所、时务学堂、不缠足会等，鼓吹“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使湖南成为戊戌维新运动最活跃的地区，推动全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

黄遵宪的行动受到光绪帝的重视，谕其“迅速来京”，授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因病未及就道北上，滞留上海治病，而北京发生政变，湖南维新活动受挫，维新志士遭受诋毁与打击。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1898年10月11日），黄遵宪拖着憔悴的病体，被“放归”嘉应原籍，终结了政治生涯。

“放归”故里，为教育救中国尽义务

黄遵宪“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小学校为尤重”，认定“教育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黄遵宪“放归”故里后，屡次拒绝再出山的邀请，致力于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联络一批嘉应地方文人，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亲任所长。次年把东山书院改为师范学堂，计划一年免费培养师范生二百人左右，以发展小学教育。他还派人赴日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培训师范学堂师资。黄遵宪还要求各乡村成立兴学公所，开展调查适龄幼童工作，选好校所，扩大入学人数。他设想：偏僻闭塞条件困难的村邑，可采取开设讲习会方式，仿专科学校，分科肄业，实现速成教育。

黄遵宪临终前在致梁启超讨论生死观问题的信中说：“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这段话语可谓是黄遵宪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归结。

[转载于中华书局1912，原文节选自《黄遵宪集·初版前言》，中华书局出版]

转载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28hBzCITc8mP6E5bzDB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