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疫病蔓延时的旅行:马六甲的低语丨许知远专栏

当许知远在 2020 年 1 月前往吉隆坡旅行时,原本是想跟随孙中山与康有为的足迹,继续他对中国近代变革的探寻,但国内的疫情随即占据了他的注意力,也影响了这次旅程。与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困境相似,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也曾面对着同样可怕的疾病——清王朝的政治痼疾。

本文原载于 FT 中文网。

VOL.07 / FEBRUARY 14, 2020

疾病蔓延时的旅行:

马六甲的低语

我鼻子一酸,眼泪溢出来。在马六甲的一家露天火锅店,我情绪失控。在朋友圈一段视频中,一个母亲正在哀嚎,请求管理者让自己罹患白血病的女儿过桥看病。

自武汉 1 月 23 日封城,隔断与封闭,成了应对疫情扩散的流行手段。突然之间,省与省、县与县、村与村、小区与小区之间,都被路障、壕沟隔开了。一个被铁路、公路、桥梁、河流连接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个网格,带着袖箍、手持缨枪的人站在路口。

这可以理解。这显示的是一种习惯性思维,它先是过分迟缓、否定事实,接着是过度反应。对于基层组织,你必定会使用习惯动作,用高音喇叭宣讲,在墙上挂上标语,派人上门测每个人的体温。它有着鲜明的中国特征:令人惊异的动员力与穿透力,但它也粗暴、缺乏弹性,执行者会陷入某种“行动主义”,为了行动而行动,不关心行动的效果与后果。它也是一个零和社会的心理折射,当一种陌生的、不可描述的威胁到来时,人们的本能反应是防卫与排斥,因为外来者意味着危险。

它也仍令人意外。这个景象,与这个国家在 21 世纪的自我期许大相径庭。在应对一场后现代疾病时,它所使用的却是前现代的方式。一些时候,它像是卡夫卡与义和团的混合。一个个体,不管你是路过的司机、临时的租客,还是急需就诊的病人——只要你的疾病并非新型冠状病毒,那么你的具体困境与需求,都被拒绝与忽略。无法释放的恐惧,还会转化成仇恨与伤害。于是,你看到双重灾难的同时上演,第一重是流行病本身,第二重则是伴随它的不当反应。

这个桥上的呼喊的母亲,是诸多伴生悲剧里的一个片段,它恰好此刻出现在我眼前。马六甲的夜晚微风习习,这座曾经的贸易中心,如今变成一座休闲城市。比起槟城,这里更富有历史感,不仅有英国人的遗产,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也留下了更显著的欧洲印记。郑和的名字与形象则无处不在,提醒着人们,自 15 世纪初,中国人就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这里。那也是中国的辉煌时刻,倘若达伽马、哥伦布看到郑和的船队,定会大吃一惊。一些历史学家还宣称,是中国人最早发现了美洲。真实历史是,这些欧洲小国的探险家们,最终征服了世界,而郑和的史诗性航行戛然终止,宝船腐烂、埋入地底,工匠们甚至遗忘了造船的技术。在中国盛大、不可阻挡的表象之下,常蕴含着某种自我摧毁的因素。

马六甲圣地亚哥古城门,荷兰人统治时期留下的遗迹。

散步在残存着城堡、教堂、庙宇,小店云集的鸡场街上,你已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地缘政治的中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前线。人们为了争夺香料、黄金、丝绸、瓷器而来,空气中弥漫着欲望与金钱,那是枪炮与商品驱动的历史。如今,它像是活在了历史之外,一座静止的主题公园,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们在此放松神经,而不是参与历史。

早晨,我去施医生的诊所检查脚伤,和这位福州来的、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学位的医生闲聊几句。中午,我顶着烈日,穿过一堵漂亮的、西班牙风格的墙壁去吃海南鸡饭,这里的白切鸡与灯笼椒尤其诱人。傍晚,我则坐在“地理学家”饮着金汤力读书、发呆,看人群来来往往。这个酒吧的名字提醒我此地曾见证了风云际会,它所放的音乐却是丽江式的——从邓丽君到加州旅馆,中间还穿插着杨坤与张学友。中国变得遥远。

现实会以另一种方式闯入。“昨晚三点才睡”,老江抱怨说。他身形高大健壮、声若洪钟,一望可知是个西北汉子、且受过军事训练。在郑和博物馆的一间闷热的会议室,我认识了这个新朋友。他是新到马六甲的中国移民。出生于甘肃的他,从军队退役后下海经商。他在中国的高速增长中分得一杯羹,周游过世界,却在途径马六甲时喜欢上这里。此地不再是大航海时代船来船往的港口,或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属地,它是一个新生国家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江先生加入马来西亚政府“第二家园”计划,获取居留权。

马六甲郑和博物馆

与在中国过分紧张的节奏、无处不在的污染相比,这里人人穿人字拖出门,日日天高云淡,他还能躲避掉中国社会过分复杂的人际关系、权力关系。他还可以保持某种优越感——比起西方城市那种仍可感知的种族意识,甚至不远处的新加坡的势利,在马六甲,做一个中国商人,令人心安。同时,地理仍发挥着作用,他不想距离中国太远,这既是情感上的,也是生意上的。过去十多年,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也是这个时代的历史动力。

这一次,中国震惊世界,不是依靠它的制造机器、消费狂潮,而是因为一场疾病。武汉成了全球新闻的焦点。一股恐慌席卷全球,谁也不清楚这次的病毒因何而起,又严重到何种程度?它的传染速度惊人,配上如此大的人口基数,与开春时节人们高度的流动性,它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但世界也以另一种方式感知了中国的冲击。这台长期持续运转的生产与消费机器,突然停顿下来,它带来了真空感。马六甲就像是这状态的缩影。突然失去了中国游客的古城,空空荡荡,小店老板们怀念起忙碌的时光,中国客人虽然过分喧闹,却也意味着生意兴隆。口罩是中国冲击的另一种的明证,每一家药店、便利店都已售罄,即使少量的中国游客,也足以扫清他们所有的存货。这也是一个崭新的全球现象。昔日,智利的铜矿、巴黎的奢侈品店、澳大利亚的地产经纪,都感受到中国的购买力,如今,所有的口罩都消失了。

江先生正是为口罩而忙到凌晨三点。看到家乡的疫情日趋严重,他购买了一批口罩寄给医院。货物抵达兰州后,却陷入了医院与红字十会之争,后者坚持它有统一的发放权。他不得不忙于各种沟通,寻求领导出面。这类事情或许也是迫使他离开家乡的原因之一,人们似乎在无休止地制造毫无必要的麻烦。

P 君也在为医疗设施四处奔忙,试图将印尼、马来的公益组织与中国的基金会联系起来。多年前,我与 P 君在北京有过一面之缘。他刚刚辞去一家旅行公司的高管职位,投身于公益事业,帮助的是国内很少有人涉及的国际难民。他前往金三角的难民营,也去印尼参与灾后重建。他热情、无私,身上有国际志工的那种特殊气质,让你觉得,不管你有何种困难,都可以向他张口,他也总值得信赖。这种气质对我始终是个谜。到底是何种力量,驱使他们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投入这样没有现实回报的事业?在剑桥的学生中,在香港的讨论会上,在旧金山的街头,我都讲过这样的气质。除去志趣高尚,是否还有更隐秘的动力?他们也在逃离自己的生活吗,总是渴望被更多人需求吗?

过去一年,P 君住在马六甲,成为一名华人学者兼商人陈先生的助手。这位陈先生亲历了战后东南亚的动荡与新生。他曾是南洋大学最早的毕业生,这所大学是陈六使与林语堂共同建立的。他历经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先后独立,也曾在印尼教书、著述。时局迫使他放弃了学术生涯,成了一名商人。在最初的艰难的探索之后,他成为一家基建公司的创始人,并成为新加坡经济奇迹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二十年前,当他重返马六甲时,发现昔日成长的老城已破败不堪,曾经盛极一时的华人富商大院,已残垣断瓦、乱草飞生。他几乎以一手之力,复兴了古城,不断涌现的南洋风格的民宿、娘惹餐厅、海南鸡饭、各式会馆、设计工作室,令历史的遗产化为当代生活的景观。他更是对郑和充满热忱,认定他是个被低估的世界旅行家,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与欧洲不同的中国特征——和平交流的、而非扩张的。他将自己一家酒店命名为“富礼”。

马六甲所处地理位置

对于 P 君来说,陈先生代表了一种在中国反而已失去的传统。他带我去看傍晚的青云亭。这个建于 17 世纪的庙宇,直到 1911 年前,都是当地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主要修建者李为经的个人经历,也凝结了本地华人社会的某种气质。这个在画像中消瘦、儒雅的人物,是典型的明朝读书人。三十岁时,他遭遇了历史之巨变,这一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个厦门人则南来马六甲经商。当北方的蛮族占领中国的大陆时,一个海上中国也迅速兴起,它以一位叫郑芝龙的海盗为首领,覆盖了中国东南沿海、日本南部、以及南洋这片广阔海域。他的儿子郑成功更是将贸易能力、利润转化成政治力量,他击退了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并想反攻新生的满人政权。

夹在这股历史力量之中的李为经,在马六甲开启了自己的新人生。他成为荷兰人治下的华人领袖,被委任为甲必丹。除却处理华人社区的内部纷争,他也努力重塑中华文化传统,他向荷殖政府购置三宝山,以纪念郑和。他也努力拒绝遥远中国的历史浪潮,在碑文上,拒绝使用清王朝的年号,而使用“龙飞”,在他心中,明才代表正统。

坐在傍晚青云亭的长椅上,香火升腾。人们跪拜、祈祷,视线越过庙墙,一个精瘦男子正爬到屋顶发呆、看云。四百年来,因为远离了中国内部的王朝更迭、各式革命与运动,此地意外地保持了某种历史的连续感。

P 君与我坐在火锅店,两杯啤酒下肚后,这种边缘的悠闲感,突然消失了。中国此刻的危机,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作用在每个个体上。你看到武汉不断上演的惨剧,走上街上的人突然倒地,投医无门、又怕传染家人的患者跳下大桥,未染病者生活于蔓延的恐慌之中。即使是一个远离灾难现场的旅行者,竟也滋生出一种日渐增加的羞辱感,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为自己的身份不安,你甚至恐惧遇到自己的同胞。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疫情为紧急状态,一系列国家已以某种方式对中国关闭了大门,一种飘零感突然到来。我的旅行签证即将到期,犹豫是要回到北京,还是继续旅行,下一站又在哪里?一种无力感也伴随始终,我不知该怎样参与其中。

那个哭嚎的母亲的视频,就在此刻闯入我视线,那种绝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愤怒与无奈,充盈我心里。或许还因为趁着夜色、酒精与故人重逢,加之各种观点、信息带来的疲惫不堪,我的眼泪涌出,情绪突然找到了某种出口。

P 君拍着我肩膀,讲起他在泰北难民营的经历。那里的难民是昔日国民党军队的后代,像是历史的弃民,被“红色的污泥,白色的恐惧”左右的“亚细亚的孤儿”。他们来自中国历史不断上演的悲情时刻中的一个。但一个看起来已重获富强的中国,却似乎仍未摆脱这种“悲情”。我讨厌自己的泪水,它是真实的,也是怯懦、无能的。

翌日,我去了施医生的诊所。我脚上的伤口愈合,可以拆线,我也要离开马六甲。施医生仍旧慢慢悠悠地说,病毒似乎并不可怕, 不过是一种更重的流感,他也多少觉得美国人在夸大其词,不无对抗中国崛起的意图。他还说,中国定能度过难关,他被中国人能在十天内建立起一座全新医院的速度深深震惊了。

图片来自网络

2020 年,《单读》寻找订阅读者,寻找会员,寻找荣誉出版人,进行中!

《单读 23 · 破碎之家》已经上市

它又意外地应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