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士臣
周六上午，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在2019年“香格里拉对话会”首场全体会议中发言。在这场以“印太安全的美国构想”为主题的会议上，沙纳汉对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进行了阐述。这也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方连续第三年在“香会”上阐述“印太战略”。
如何看待沙纳汉关于“印太战略”的相关阐述呢？
1“亚太”变“印太”美国的历史健忘症
美国将其在亚洲的存在视为自然的存在，视为对“保持印太和平、繁荣和开放的价值”的承诺。但美国在亚洲的存在，真的是和平自然的存在吗？美国在亚洲的存在，真的是70年来一直致力于维持和平稳定吗？
别忘了，美国是二战后两次挑起战端的肇事者，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夺去数十万士兵和无辜平民的生命，让本应从二战中获得喘息、致力于和平的人们再次长期遭受苦难。这种挑起战争的行为，恐怕不是美国人所说的“保持印太和平、繁荣和开放的价值”。
将“亚太”变为“印太”，然后将自己的阴暗面一笔勾销，这是美国健忘症的典型体现。
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这种战略层面的转换也是美国所称的保持连续性吗？从亚太扩展到印太，这也是美国所称的保持集中吗？
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开幕晚宴致辞中所说：“美国人如今公开谈论如何遏制中国崛起，如同他们当年对苏联的全方位遏制措施，并希望尽早行动，以免为时太晚。这种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经渗透美国的体制。除了特朗普政府，还包括美国国会、军事、媒体、学者、非政府机构等，较折中的观点已被边缘化了。”
如今全面遏制中国，在美国已经成为跨越党派的“政治正确”。
2“航行自由”问题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正如我一再在各种场合强调的那样，“航行自由”问题是彻头彻尾一个伪命题。时至今日，南海的正常航运商贸往来从来没有受到阻碍，美国和其他国家军用舰机出于往返基地、友好访问等目的在南海的正常通行，也从来没有受到阻碍。唯一受到阻碍的是：美国“独享”的在其他国家当面海空域非法的情报搜集和测量活动。这一表象背后，实质是披着法律外衣的美国地缘战略和全球战略的政治考量。
历史地看，达伽马（VascodaGama）1498年首次登陆印度卡利克特（Calicut）之前，印太地区一直是和平的、开放的、自由的，当时的亚洲原住居民和阿拉伯人、非洲人以及穆斯林等一直在公平自由开放的贸易中践行着海洋自由的原则。
反之，从葡萄牙、荷兰到英国，“航行自由”原则实际上成为这些国家殖民亚洲国家的政策工具，而且他们之间也试图垄断对亚洲的自由贸易。葡萄牙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禁止荷兰的航行自由；荷兰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也禁止其他国家的航行自由。如今美国又试图将“航行自由”变为执行自己国家政策的工具，西方人在亚洲人面前谈论航行自由实在不能占据道义制高点。
围绕美国以军用舰机前出展示威力为特征的“航行自由”行动，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
1.这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一种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吗?
2.这符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8条第4款和第301条所规定的和平目的原则以及对海洋进行和平利用吗?
3.这些方法是保证了国际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自由，还是只保证了美国一个国家单方面享有的绝对自由?
4.“南海军事化”到底是什么?是主权国家保卫位于自己家门口的享有主权的岛屿?还是某些国家不远万里派遣舰队和飞机进行情报收集和其他军事活动?
3谁在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最没有资格谈论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原则，采取了大规模的、持续的破坏国际规则秩序的行为，只需提到一些退约、破约的例子就够了：TPP、气候谈判、中导条约、伊朗核协议以及阻碍破坏世贸组织、国际刑事法院等多边机构的运行等等。美国还利用“长臂管辖”及关税壁垒，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
另一方面，“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所指的规则，应是兼具普遍适用性和区域安排特殊性的国际法规则。这种规则不能随意因美国的单方面行动而被有差别地解释，并被强制实行于该区域。
事实上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在以一种国家政策的形式，采取这种军事层面的“航行自由”行动。作为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少数国家之一，是美国在以自己的单方面解释来取代国际社会对这一海洋宪章的普遍理解，并在全球范围内强加给美国“认为的”有过分海洋主张沿海国。
4用“印太战略”绑架国际社会在亚太地区制造分裂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逼迫有关国家选边站队，也是在用自己的国家战略来绑架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对于一直受“马哈蒂尔主义”影响，以“东盟中心论（ASEANCentrality）”为价值观的东盟而言，其关注重点是亚太地区。如果美国逼迫东盟选边战队，促使东盟将其作用范围扩大到“印太”范围，东盟是否有能力顾得过来，这是否符合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或每个东盟成员国的地缘战略利益，除了支付美国渲染的“安全网络”硬件成本外，“印太战略”能为东盟带来什么好处，值得深入思考。
作者田士臣，系国观智库资深研究员、国际军事行动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