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蔓延时的旅行：马六甲的低语丨许知远专栏

当许知远在 2020 年 1 月前往吉隆坡旅行时，原本是想跟随孙中山与康有为的足迹，继续他对中国近代变革的探寻，但国内的疫情随即占据了他的注意力，也影响了这次旅程。与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困境相似，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也曾面对着同样可怕的疾病——清王朝的政治痼疾。

本文原载于 FT 中文网。

VOL.07 / FEBRUARY 14, 2020

疾病蔓延时的旅行：

马六甲的低语

我鼻子一酸，眼泪溢出来。在马六甲的一家露天火锅店，我情绪失控。在朋友圈一段视频中，一个母亲正在哀嚎，请求管理者让自己罹患白血病的女儿过桥看病。

自武汉 1 月 23 日封城，隔断与封闭，成了应对疫情扩散的流行手段。突然之间，省与省、县与县、村与村、小区与小区之间，都被路障、壕沟隔开了。一个被铁路、公路、桥梁、河流连接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个网格，带着袖箍、手持缨枪的人站在路口。

这可以理解。这显示的是一种习惯性思维，它先是过分迟缓、否定事实，接着是过度反应。对于基层组织，你必定会使用习惯动作，用高音喇叭宣讲，在墙上挂上标语，派人上门测每个人的体温。它有着鲜明的中国特征：令人惊异的动员力与穿透力，但它也粗暴、缺乏弹性，执行者会陷入某种“行动主义”，为了行动而行动，不关心行动的效果与后果。它也是一个零和社会的心理折射，当一种陌生的、不可描述的威胁到来时，人们的本能反应是防卫与排斥，因为外来者意味着危险。

它也仍令人意外。这个景象，与这个国家在 21 世纪的自我期许大相径庭。在应对一场后现代疾病时，它所使用的却是前现代的方式。一些时候，它像是卡夫卡与义和团的混合。一个个体，不管你是路过的司机、临时的租客，还是急需就诊的病人——只要你的疾病并非新型冠状病毒，那么你的具体困境与需求，都被拒绝与忽略。无法释放的恐惧，还会转化成仇恨与伤害。于是，你看到双重灾难的同时上演，第一重是流行病本身，第二重则是伴随它的不当反应。

这个桥上的呼喊的母亲，是诸多伴生悲剧里的一个片段，它恰好此刻出现在我眼前。马六甲的夜晚微风习习，这座曾经的贸易中心，如今变成一座休闲城市。比起槟城，这里更富有历史感，不仅有英国人的遗产，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也留下了更显著的欧洲印记。郑和的名字与形象则无处不在，提醒着人们，自 15 世纪初，中国人就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这里。那也是中国的辉煌时刻，倘若达伽马、哥伦布看到郑和的船队，定会大吃一惊。一些历史学家还宣称，是中国人最早发现了美洲。真实历史是，这些欧洲小国的探险家们，最终征服了世界，而郑和的史诗性航行戛然终止，宝船腐烂、埋入地底，工匠们甚至遗忘了造船的技术。在中国盛大、不可阻挡的表象之下，常蕴含着某种自我摧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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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圣地亚哥古城门，荷兰人统治时期留下的遗迹。

散步在残存着城堡、教堂、庙宇，小店云集的鸡场街上，你已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地缘政治的中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前线。人们为了争夺香料、黄金、丝绸、瓷器而来，空气中弥漫着欲望与金钱，那是枪炮与商品驱动的历史。如今，它像是活在了历史之外，一座静止的主题公园，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们在此放松神经，而不是参与历史。

早晨，我去施医生的诊所检查脚伤，和这位福州来的、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学位的医生闲聊几句。中午，我顶着烈日，穿过一堵漂亮的、西班牙风格的墙壁去吃海南鸡饭，这里的白切鸡与灯笼椒尤其诱人。傍晚，我则坐在“地理学家”饮着金汤力读书、发呆，看人群来来往往。这个酒吧的名字提醒我此地曾见证了风云际会，它所放的音乐却是丽江式的——从邓丽君到加州旅馆，中间还穿插着杨坤与张学友。中国变得遥远。

现实会以另一种方式闯入。“昨晚三点才睡”，老江抱怨说。他身形高大健壮、声若洪钟，一望可知是个西北汉子、且受过军事训练。在郑和博物馆的一间闷热的会议室，我认识了这个新朋友。他是新到马六甲的中国移民。出生于甘肃的他，从军队退役后下海经商。他在中国的高速增长中分得一杯羹，周游过世界，却在途径马六甲时喜欢上这里。此地不再是大航海时代船来船往的港口，或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属地，它是一个新生国家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江先生加入马来西亚政府“第二家园”计划，获取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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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郑和博物馆

与在中国过分紧张的节奏、无处不在的污染相比，这里人人穿人字拖出门，日日天高云淡，他还能躲避掉中国社会过分复杂的人际关系、权力关系。他还可以保持某种优越感——比起西方城市那种仍可感知的种族意识，甚至不远处的新加坡的势利，在马六甲，做一个中国商人，令人心安。同时，地理仍发挥着作用，他不想距离中国太远，这既是情感上的，也是生意上的。过去十多年，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也是这个时代的历史动力。

这一次，中国震惊世界，不是依靠它的制造机器、消费狂潮，而是因为一场疾病。武汉成了全球新闻的焦点。一股恐慌席卷全球，谁也不清楚这次的病毒因何而起，又严重到何种程度？它的传染速度惊人，配上如此大的人口基数，与开春时节人们高度的流动性，它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但世界也以另一种方式感知了中国的冲击。这台长期持续运转的生产与消费机器，突然停顿下来，它带来了真空感。马六甲就像是这状态的缩影。突然失去了中国游客的古城，空空荡荡，小店老板们怀念起忙碌的时光，中国客人虽然过分喧闹，却也意味着生意兴隆。口罩是中国冲击的另一种的明证，每一家药店、便利店都已售罄，即使少量的中国游客，也足以扫清他们所有的存货。这也是一个崭新的全球现象。昔日，智利的铜矿、巴黎的奢侈品店、澳大利亚的地产经纪，都感受到中国的购买力，如今，所有的口罩都消失了。

江先生正是为口罩而忙到凌晨三点。看到家乡的疫情日趋严重，他购买了一批口罩寄给医院。货物抵达兰州后，却陷入了医院与红字十会之争，后者坚持它有统一的发放权。他不得不忙于各种沟通，寻求领导出面。这类事情或许也是迫使他离开家乡的原因之一，人们似乎在无休止地制造毫无必要的麻烦。

P 君也在为医疗设施四处奔忙，试图将印尼、马来的公益组织与中国的基金会联系起来。多年前，我与 P 君在北京有过一面之缘。他刚刚辞去一家旅行公司的高管职位，投身于公益事业，帮助的是国内很少有人涉及的国际难民。他前往金三角的难民营，也去印尼参与灾后重建。他热情、无私，身上有国际志工的那种特殊气质，让你觉得，不管你有何种困难，都可以向他张口，他也总值得信赖。这种气质对我始终是个谜。到底是何种力量，驱使他们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投入这样没有现实回报的事业？在剑桥的学生中，在香港的讨论会上，在旧金山的街头，我都讲过这样的气质。除去志趣高尚，是否还有更隐秘的动力？他们也在逃离自己的生活吗，总是渴望被更多人需求吗？

过去一年，P 君住在马六甲，成为一名华人学者兼商人陈先生的助手。这位陈先生亲历了战后东南亚的动荡与新生。他曾是南洋大学最早的毕业生，这所大学是陈六使与林语堂共同建立的。他历经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先后独立，也曾在印尼教书、著述。时局迫使他放弃了学术生涯，成了一名商人。在最初的艰难的探索之后，他成为一家基建公司的创始人，并成为新加坡经济奇迹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二十年前，当他重返马六甲时，发现昔日成长的老城已破败不堪，曾经盛极一时的华人富商大院，已残垣断瓦、乱草飞生。他几乎以一手之力，复兴了古城，不断涌现的南洋风格的民宿、娘惹餐厅、海南鸡饭、各式会馆、设计工作室，令历史的遗产化为当代生活的景观。他更是对郑和充满热忱，认定他是个被低估的世界旅行家，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与欧洲不同的中国特征——和平交流的、而非扩张的。他将自己一家酒店命名为“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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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所处地理位置

对于 P 君来说，陈先生代表了一种在中国反而已失去的传统。他带我去看傍晚的青云亭。这个建于 17 世纪的庙宇，直到 1911 年前，都是当地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主要修建者李为经的个人经历，也凝结了本地华人社会的某种气质。这个在画像中消瘦、儒雅的人物，是典型的明朝读书人。三十岁时，他遭遇了历史之巨变，这一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个厦门人则南来马六甲经商。当北方的蛮族占领中国的大陆时，一个海上中国也迅速兴起，它以一位叫郑芝龙的海盗为首领，覆盖了中国东南沿海、日本南部、以及南洋这片广阔海域。他的儿子郑成功更是将贸易能力、利润转化成政治力量，他击退了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并想反攻新生的满人政权。

夹在这股历史力量之中的李为经，在马六甲开启了自己的新人生。他成为荷兰人治下的华人领袖，被委任为甲必丹。除却处理华人社区的内部纷争，他也努力重塑中华文化传统，他向荷殖政府购置三宝山，以纪念郑和。他也努力拒绝遥远中国的历史浪潮，在碑文上，拒绝使用清王朝的年号，而使用“龙飞”，在他心中，明才代表正统。

坐在傍晚青云亭的长椅上，香火升腾。人们跪拜、祈祷，视线越过庙墙，一个精瘦男子正爬到屋顶发呆、看云。四百年来，因为远离了中国内部的王朝更迭、各式革命与运动，此地意外地保持了某种历史的连续感。

P 君与我坐在火锅店，两杯啤酒下肚后，这种边缘的悠闲感，突然消失了。中国此刻的危机，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作用在每个个体上。你看到武汉不断上演的惨剧，走上街上的人突然倒地，投医无门、又怕传染家人的患者跳下大桥，未染病者生活于蔓延的恐慌之中。即使是一个远离灾难现场的旅行者，竟也滋生出一种日渐增加的羞辱感，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为自己的身份不安，你甚至恐惧遇到自己的同胞。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疫情为紧急状态，一系列国家已以某种方式对中国关闭了大门，一种飘零感突然到来。我的旅行签证即将到期，犹豫是要回到北京，还是继续旅行，下一站又在哪里？一种无力感也伴随始终，我不知该怎样参与其中。

那个哭嚎的母亲的视频，就在此刻闯入我视线，那种绝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愤怒与无奈，充盈我心里。或许还因为趁着夜色、酒精与故人重逢，加之各种观点、信息带来的疲惫不堪，我的眼泪涌出，情绪突然找到了某种出口。

P 君拍着我肩膀，讲起他在泰北难民营的经历。那里的难民是昔日国民党军队的后代，像是历史的弃民，被“红色的污泥，白色的恐惧”左右的“亚细亚的孤儿”。他们来自中国历史不断上演的悲情时刻中的一个。但一个看起来已重获富强的中国，却似乎仍未摆脱这种“悲情”。我讨厌自己的泪水，它是真实的，也是怯懦、无能的。

翌日，我去了施医生的诊所。我脚上的伤口愈合，可以拆线，我也要离开马六甲。施医生仍旧慢慢悠悠地说，病毒似乎并不可怕，不过是一种更重的流感，他也多少觉得美国人在夸大其词，不无对抗中国崛起的意图。他还说，中国定能度过难关，他被中国人能在十天内建立起一座全新医院的速度深深震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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