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浦事件旧址漳浦县城孔庙（图片来自网络）
漳浦事件与何鸣
王 胜
抗日初期，在福建省漳浦县城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闽南地区实现国共合作局面后，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包括独立营）的千余武装，在漳浦集中时，遭到驻军一五七师的包围缴械，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是很深刻的。但至今对于这一事件的看法仍存在分歧。我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和当事人。为了把这一事件搞清楚，现将自己的经历作回顾，并谈点体会。
我是一九三六年冬到闽南苏区的。那时，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调我到闽南红三团任参谋长。因为这一年的夏天，红三团团长张长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红三团的领导只剩下何鸣。此时，广东军一五七师奉命对闽南苏区和红三团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和“清剩”，红三团受到一些损失，加上军事领导干部缺乏，士气有些低落。因此，组织上要我急速赶到红三团协助何鸣工作。在地下交通站的大力协助下，大约走了三四个晚上的山路，就到达闽南。当时担任特委代理书记、红三团团长是何鸣同志，他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绍了红三团的情况，部队在乌山一带通过整训，提高了战斗力。在敌人残酷“清剿”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采取分散活动。等待有利时机，再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战争，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那时我带了二个连在乌山地区打游击，没有和卢胜在一起。第二年春，由于日寇的大举入侵，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驻闽南的一五七师只好同意我们提出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并于同年四月互派代表进行谈判。因一五七师不是真心实意要搞合作，在谈判中多次对我根据地和红三团发动军事进攻。为安全起见，特委决定分散撤退，何鸣带了少量武装移至平和的白沙附近宿营，遭到广东军一五七师的包围，何鸣等十多人全部被捕。闽粤边特委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向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发通电，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明何鸣是我方参加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抗议一五七师无理逮捕我方谈判代表的罪行，要求立即释放我被捕人员和归还一切枪枝物品。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一五七师在其政治上失败后，对何鸣采取许多欺骗手段，一再表示他们的部队也是进步的，抗战的队伍。随后还组织欺骗性的政治宣传，在漳州大街小巷贴出一些所谓进步性的标语，以麻痹我们的视线，同时，又散布了许多骗人的舆论。何鸣对这种复杂的形势缺乏阶级分析，轻信敌人的“抗日”宣传。何鸣返回根据地后，通知部队集中到高坑，并通知地方区委书记、部队连长、指导员以上干部到高坑开会。
高坑会议是在特委代理书记张敏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姚锋受南委的委托也参加了会议，我也是与会的红三团代表之一。
会议的内容主要有三项：第一，讨论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问题；第二，国共合作后，红三团的活动方向问题；第三，部队接受改编和名称的问题。何鸣、吴金两人极力主张我武装部队离开根据地，下山进行革命宣传，有利于扩大影响，而卢胜同志和我等，包括绝大多数的同志都主张不能离开根据地，在没有得到中央的明确指示之前，仍然要坚持在自己开辟的根据地坚持斗争。当时我们认为，如果离开了根据地，到平原去，必然要脱离基本群众的支持，加之情况不明，万一发生意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二种对立的意见在会上争论很激烈。会议期间，何鸣等到漳州与一五七师举行谈判，并签订政治协定（即“六二六”协定）。会议开了约十天时间，由于何鸣、吴金二人强词夺理，坚持要把部队开到城里去，说什么离开山区根据地是统一战线的需要，是新形势下的新措施，并以“破坏统一战线”的大罪名进行威胁。特委新任代理书记张敏同志也迁就了何鸣，南委的代表姚铎以“回去请示上级后决定”，而离开会场，其实也是不坚持原则，对何鸣的迁就。高坑会议后，何鸣命令红三团全部开往平和县的小溪。这时，红三团包括独立营，共有人枪近千人。我们的部队在前面走，后面即有广东军一五七师驻平和的一个营紧紧地尾随着我们。
部队在小溪大约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我们自己进行整编，改编为福建省保安大队。当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国民党顽固派玩弄新花招，要我们部队开到漳浦县城，集中训练，准备抗击日寇的侵略。何鸣不把这一重要情况告诉我和卢胜同志，就命令部队从小溪出发开赴漳浦县城。由于我们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缺乏经验，使党在初期阶段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权，一切听从国民党一五七师摆布。当我们部队进入了漳浦县城进驻孔庙之后，何鸣又传下一五七师的命令，任何人不经批准不可外出。就这样，上千名指战员拥挤在一小庙里，国民党一五七师却在暗地里进行频繁的调兵遣将，策划如何对我红三团实行缴械。敌人在经过四天准备之后，于七月十五日通知我们次日（即十六日）上午八时正，准时把队伍带到漳浦的运动场上，点名发饷。何鸣对一五七师的阴谋失去警惕，把队伍带到运动场。当指战员们发现敌人已在运动场的四周架好机枪和大炮，枪口全部集中对准在运动场上的我红三团指战员，同志们的肺都气炸了。当一五七师无理地要缴我红三团的枪械时，我和卢胜等同志曾暗示进行武装反击，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我红三团指战员都要求和敌人战斗到底，同志们已打开了枪栓，压上了子弹。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何鸣却命令大家“不准动，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时，广东军一五七师参谋长在十多个保镖的前护后拥之下，来到我们部队前面虚伪地说，你们大家要抗日，这是好的，但你们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是打不好仗的。先把枪放下，由我们给保存起来，等你们训练好以后，再把枪重新发给你们。何鸣听后也很生气，指责那个军官说，我要抗议，你们不能收缴我们的武器，你们的这个行径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我要向全国人民揭发你们的反革命暴行。敌军官用手指着运动场四周埋伏的国民党部队说，你们自已看一看，四周都是“我们”的部队，何鸣！你要为你的弟兄们的生命负责。此刻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只等待命令就要开枪。何鸣见此情形，自己又无法向大家讲清楚道理，就叫吴金讲话，并要他下命令放下武器。吴金不予理会，何鸣只好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并把自己的短枪先放下。何要我喊口令，叫大家也都把枪放下，我不同意，没有喊。后来由符义山喊了口令，让大家把枪放下。当时有许多同志气得晕倒在地，指战员们的愤怒目光直对准国民党一小撮顽固派。红三团就这样，一枪未发地全部被一五七师了械，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何鸣是广东海南人，是旧社会的小知识分子，首到过新加坡。一九三二年曾在过红三团的连政委，后任漳州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六年担任红三团团长兼政委，又是闽粤边特委委员，后担任特委代理书记。在部队，他的威信较高。漳浦事件的发生，与何鸣的右倾麻痹思想关系很大。何鸣的错误，主要是他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缺乏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注重了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但却忽视了阶级斗争，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失去警惕。因此，他轻信国民党的谎言，不相信人民群众。当地下党组织把重要的可靠的情报向他通报时，他置之不理，一再封锁，致使漳浦事件的悲剧发生。
被一五七师缴械的当天夜里，我和卢胜等同志经过商量，连夜潜出敌人的包围圈，在漳浦梁山根据地党组织及群众的帮助下，我们又重建了红三团，由卢胜在团长，我任参谋长。以后由党中央派张云逸同志亲自出面，同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经过谈判，又打开了合作抗日的局面。在这期间，我们仍然以民族大局为重，尽量避免磨擦，但一五七师仍坚持其顽固立场，拒不归还我们的枪枝，也不释放我们的战友，我们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一五七师才被迫还枪放人，闽南地区真正实现了国共合作抗日。不久，闽南红三团正式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一九三八年春，指战员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闽南的父老兄妹，开赴苏皖抗日前线。由此可见，抗日初期，我党在闽南地区进行国共和平谈判的经验基本是成功的，是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的，是符合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漳浦事件，而否定何鸣同志。何鸣在闽南的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有益的事，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这是必须肯定的。总起来说，何鸣的功是大于过的，是属于同志犯错误。我们应当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和评价漳浦事件与何鸣，这是我的一点意见。（王炳南整理，1983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