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中国杰出的南行“流浪文豪”（上）‖ 黄慧清

艾芜:中国杰出的

南行“流浪文豪”(上)

黄慧清

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曾用名唐仁,笔名汤耘、汤爱吾、汤艾芜、艾芜等,1904年6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新繁县(1965年7月撤销并入新都县,2002年1月撤销新都县设成都市新都区)清流场(今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中共党员,左翼作家联盟优秀战士,中国作协原顾问,四川省文联、四川省作协原名誉主席,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

为什么取笔名艾芜呢?原来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即社会),也要爱小我(即自己)”的主张影响,故取笔名谐音“爱吾”,以后慢慢演变成艾芜。还传说他很喜欢阅读古典小说,在阅读《小五义》时,对书中的小侠“艾虎”较为崇拜,于是,就用谐音“艾芜”作为自己的笔名。从此,“艾芜”这个名字便扬名于世,而汤道耕的真实姓名却鲜为人知。

从新文化作品中吸收营养

1921年,艾芜感到高小课程已无法满足自己的求知渴望,与本班一位同学相约,提前到成都报考著名的联合中学,考试成绩为第三名,超过了应届毕业班的考生。但因当时家境困难,无力负担每学期应缴的40多元学杂费,只好对着联合中学唉声叹气。这个打击逼得他几乎自杀,他想葬身于故乡的一处山塘。但面对着春草碧色、春水粼粼的自然景色,他想起了慈母的期望,想起了新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充满诗情画意的绚丽春风,于是唤起了生命的眷恋,他振作精神,战胜了软弱,而在寻求新的生活出路中,受新文化的影响,他爱上了文学。

同年秋,艾芜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一直读到1925年夏。这四年里,他的进步很大,但家境的变故也大。首先,父亲把分家所得的15亩田土变卖抵债;接着,是母亲病故,家庭的衰败使他本来开朗的性格渐趋抑郁。在为了寻求安慰和解脱时,他抛开杂念阅读了托尔斯泰、狄更斯等同情下层劳动人民悲苦命运的作品,从中找到了共鸣,也从法郎士、易卡生等人宣扬个性解放、主张婚姻自主的作品中受到了启发。文学作品帮助他拓宽了视野,驱散了他胸中的阴霍,鼓舞着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知难而进。

尤其值得高兴的是,艾芜在同班同学中,结识了与他同岁,志趣相投,后来还终生相互鼓励支持,并在文学创作上齐名的作家沙汀。当时学校刘作宾筹办了自任主编的《繁星》月刊,在刘作宾鼓励下,艾芜用汤耘的署名,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一首新诗和一篇题为《个人与社会》的论文。后来由于受到郭沫若《女神》中狂飘突进的时代激情和自由不羁的诗风吸引,艾芜把注意力转向了创造社。创造社给予他的鼓励,不仅仅是提高了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还使他的思想观念也跟着发生转变,即从前期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对辩证唯物论的深入认识。

1925年夏,21岁的艾芜即将在省一师毕业。他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一是希望去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报考大学,但经济条件不允许;二是回乡当教员,重走父亲的老路,可又不大乐意;三是按父亲的心意进四川省步兵学校,但因痛恶军阀混战,更不愿意。艾芜毕竟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长大的,他确认一个人应该勇敢地到世界上去走走,寻找更新的思想,扩大知识面,增广见闻。于是,艾芜决定到南洋去半工半读。他带上祖父和父亲给的十几元钱,从成都乘船,经南川而到达昆明。艾芜从新文化作品中吸收营养,走上文学道路。

从流浪生活中吸取题材

1927年烟花三月,艾芜头戴芦叶斗笠,身背破旧衣物和自己爱好的书刊,再次勇敢地踏上漂泊的征途。艾芜徒步由昆明出发,历经云州、顺宁、永昌,从滇西的腾越、干崖,与老何、老朱两位轿夫结伴,跨古尔卡铁桥,进入缅甸克钦山的茅草地,然后到了八莫。因工作无着落,又折回茅草地。茅草地人烟稀少,克钦山中只有两处客店,一处是“芭蕉寨”,另一处便是茅草地。艾芜就在这块英属殖民地的客店当伙计,招呼过往客商,打扫马粪,还兼做老板的家庭老师。在这段长途辗转流浪和做杂役的日子里,艾芜看够了下层人民的屈辱和痛苦,也饱览了滇缅边境美丽奇特的自然风光。经过“十里不同天”的多变风云,见过傣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特别是广泛接触了轿夫、烟贩、偷马贼、马头哥等下层人民。他独具慧眼,从特殊的视角,审视出蕴藏在这些人粗矿外表之内的闪光点。他总是津津有味地聆听他们讲述那些闻所未闻的古怪离奇的遭遇和故事,从而获得了不少从书本上没有学到的智慧和生活哲理。他用挂在颈子上的墨水瓶和放在膝上的小本子,不断地记录下沿途的所见所闻。

同年10月,他又开始了新的跋涉,坐船从民江下杰沙。之后,乘火车至缅甸旧京曼德勒,再赴首府仰光。在大金塔下,他开始了新的挣扎与奋斗。在仰光求业无着落,钱也花光了,贫病交加。幸遇当时在华侨界颇有声望的四川籍万慧法师收留。万慧法师乃谢无量的三弟,早年曾留学日本,因反对包办婚姻而削发为僧。他精研佛学,熟悉梵文、巴利文等印度语言和藏文、蒙文,是位学识渊博并与仰光文化界广有交往的爱国学者。艾芜除为他家买菜煮饭外,还利用闲时为华文报刊撰稿。由于法师的引荐,他得到《仰光日报》总编辑陈兰星和副刊《汉光》的编辑云半楼的关照,在该报发表《基上的夜啼》《逃婚之夜》《漂泊在八莫扎》《万山丛中的匪窟》和《野人山中》等诗歌和散文。艾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老憨人》也刊登在副刊《波光》上。

1928年,经万慧法师介绍,艾芜到《觉民日报》做校对工作,与祖籍广东台山的排字工人黄绰卿结为至交。这两位靠自学成才的有志青年,常在一起谈论社会、人生、事业、理想,后又一起参加缅甸共产主义小组的学习和活动。艾芜在他的《南行记·序》和《阿黄》等文章中,对他俩的友谊均有记述。1928年下半年,艾芜结识了在大革命失败后逃往南洋从事共运的吴景兴,这时的吴景兴在缅甸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根据艾芜的思想表现,艾芜被吸收为缅共小组第一批新成员。为了不至于牵连万慧法师,艾芜在这年冬天离开了万慧家,到百咫路一所华侨平民学校任教。

1930年4月,马来西亚共产党在新加坡召开党代会,艾芜作为缅甸地委的代表前往新加坡赴会(当时缅共小组受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因当时东南亚地区瘟疫流行,途中频繁的检疫、消毒,使他滞留达一周之久,错过了会期。回到仰光后,他在华侨主办的《新芽日报》任编辑兼校对。他虽身处异域,但无时不怀念故土,牵挂亲人,此时写有一首题为《漂流曲》的长诗,委婉而细腻地抒发了这种情怀。同年冬,由于在《新芽日报》上发表过同情和支持缅甸搭拉瓦底县农民反对英殖民统治的暴动斗争的文字,触怒了当局,艾芜被官方逮埔。此事震动了仰光侨界,万慧法师曾前往看望,并在他被驱逐回国时亲到江边送行。第二年春季,艾芜被押到香港,关了一夜后被逐出厦门,结束了历时四年的南洋漂泊生活。

艾芜认为,这次旅缅漂泊,是他“平生最难有的快事”,因为他和缅甸人民和居缅华侨同甘共苦,结成了深厚友谊。他把缅甸、云南视为他写作的第二阶段的基地,在归国之初,便以有关缅甸人民、胞波的生活和反殖民统治斗争为题材,写下了《我诅咒你那么一笑》《怀大金塔》《缅变记略》《缅甸人给我的希望》《日本轰炸缅甸的时候》和《南国之夜》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