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是好偶像吗？

安迪·沃霍尔《女士们先生们系列》，丝网印刷，1975年

曾经，人们习惯于隔着博物馆的玻璃遥想文物背后的鬼斧神工；但如今，社交媒体与网络让创作者们走到台前。当人们能够近距离领略艺术家的生活、创作和个人经历并形成情感连接，一种类似娱乐的饭圈文化也逐渐形成。对此，你值得入坑吗？艺术家会是好偶像吗？

艺术界的饭圈文化

你也许已经切身感受到，艺术越来越大众，尤其是在当下。当代艺术大多来源于生活、诉说普世的话题，甚至把流行文化也吸收为分支，与娱乐频繁交互：打造展览、制造明星效应，期间也不乏以个人影响力出圈的艺术家。

安迪·沃霍尔《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丝网印刷，101.6×81.3cm，1980年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专门针对社交媒体进行创作的群体。他们的职业发展不同于传统那样依靠画廊、藏家进行曝光和商业养成，而是以引领潮流动态和社交传播来捍卫自身的商业价值。他们不仅是时尚大牌和娱乐的宠儿，也成为了最具大众“消费”度的艺术家。

詹姆斯·简（James Jean）《花束》，布面丙烯，2016年

村上隆《CHAOS》，胶版印刷，50.8×50.8cm，2016年

早期捕捉到这种趋势的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草间弥生（Yayoi Kusama）、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等艺术家通过对社交媒体、流行元素的运用以及对市场的把控成功让自己的名字家喻户晓。而直到观念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走红，人们对当代艺术家和作品的喜爱彻底模糊了界限，坐实了艺术圈逐渐兴起的“饭圈文化”。

9月1日，阿布的新作《玛利亚·卡拉斯的七次死亡》（7 Deaths of Maria Callas）在德国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首演，巨大的影像投屏配合极具张力的舞台表演，硬核证实了其“行为艺术教母”的地位。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玛利亚·卡拉斯的七次死亡》，2020年

此外，我们还开始看到很多名人展现出对艺术家的欣赏和向往。去年凭借《致命女人》翻火的美国亚裔演员、艺术家刘玉玲（Lucy Liu）就在创作中深受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艾格尼丝·马丁（Agnes Martin）、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等艺术大师的影响。去年她在新加坡举办的第一场美术馆展览也好评如潮，人们从她对自身文化和归属感的探索中深受鼓舞，令她感触颇深：“我感到和观者们真正产生了共鸣。”

刘玉玲（Lucy Liu）“Brush with Fame”采访，2012年

创作中的刘玉玲

如今，艺术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根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的统计，人们对艺术的参与方式有70%以上是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传播，这个数据放在全球也是只增不减。在此过程中，人们在领略作品魅力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背后的艺术家们，成为他们在社交媒体中的忠实粉丝、展览中的带票能手，甚至是藏家。我们该以何种姿态面对艺术界这样一种类似饭圈的文化现象？而对于还徘徊在圈外的人们，这个坑又是否值得入呢？

芭芭拉·克鲁格 （Barbara Kruger）《无题（你投资杰作之神圣性）》，1982年

艺术家是好偶像吗？

在艺术圈，类似于今天的偶像文化其实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起初，当私人作坊的形制盛行，学徒们对崇拜的艺术大师趋之若鹜；17世纪由法国兴起的学院和沙龙也没有改变这一点，反而通过更加完善的体制造就了更多时代的“全民偶像”。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创造亚当》，彩色壁画，280×570cm，1512年，绘于西斯廷礼拜堂（Sistine Chapel）

不难理解，当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停滞阶段，人们便开始崇尚那些特立独行的人，19世纪的法国就迎来了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当时的历史画家深受歌颂神话与特权的教条所束缚，而米勒聚焦底层农民的现实主义视角瞬间激活了他们酝酿已久的反叛血液。由此他获得了一众追随者，梵·高、莫奈、毕加索等都只是其中少数。

让·弗朗索瓦·米勒《拾穗者》，油画，84cm×112cm，1857年

文森特·梵·高《午睡》，油画，1889-1890年

保罗·塞鲁西耶（Paul Serusier）《拾海藻的人》，油画，1890年

同期开始在法国盛行的现代绘画风格还有印象主义。学院派出身的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顺势拥抱了这种新派风潮，但他始终崇拜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作品中细腻流畅的古典线条，还特意面见“偶像”学习取经。于是，他干脆将古典的造型基础和印象派的绘画风格结合，成就了独特的“古典印象主义”。

埃德加·德加《摇摆的舞者》，纸本蜡笔水粉，64×36cm，1877-1879年

安格尔《路易斯·奥松维尔伯爵夫人》，布面油画，138.1×92cm，1845年

如果说曾经人们对艺术家的推崇更多在于作品和思想，那傅抱石对石涛的欣赏则真正贯彻到了对其生活的细致研究和理解。他不仅发布了论述石涛的诸多著作，还以“偶像”的生平为本作画，包括《过石涛上人故居》《石涛上人像》《对牛弹琴图》等。在自己的作品中，傅抱石也吸收了石涛的各种大胆开创，以苍劲的笔触让传统书画更添了骨感。

石涛《乘船老者》，纸本彩色水墨，33.2×26cm，清

傅抱石《松崖观云》，纸本彩色水墨，41.3×42.5cm，1942年

对于艺术家们来说，“偶像”的力量始终是成就新人的原动力，能引导他们找到自身的创作语言和方向。可若转而深扒艺术家们的私生活，则可以说是一团糟：从巴洛克时期罗马的酒馆、妓院，到启蒙运动时法国糜烂的蒙面舞会，再到20世纪纽约街头灯红酒绿、藏污纳垢的派对，无不与艺术的重要发展密切挂钩。

卡拉瓦乔《乐师》，布面油画，92×118.5cm，1595年

卡拉瓦乔《酒神巴库斯》，布面油画，95×85cm，1596年

这便传递出一种艺术家们私下越是放荡享乐，艺术就发展得越是欢脱的风气，颇有“不良偶像”的嫌疑：罗马史诗和伟大历史传递出的道德歌颂仿佛都只属于画面，而社交场上的艺术家们呼朋唤友、觥筹交错。巴洛克时期的知名艺术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也是如此被建筑师朋友诺里乌斯·隆吉（Onorio Longhi）“带坏”，从此打架斗殴成了习惯，甚至在街头闹出人命。

艺术家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

伊夫·克莱因《Barbara（ANT 113）》，纸上颜料与合成树脂，1960年 © Yves Klein c/o ADAGP

艺术家是好偶像吗？对此，历史所展现的评价具有两面性：他们是独特的群体，但不是更“高级”的存在；虽然拥有才华，却不完美。长期以来，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暧昧——既私密又抽离，时常还要产生些激烈冲突。因此对大众来说，大方地将目光停留在他们的作品、保留一些神秘感似乎是最佳选择。然而历史与当下显然又不能一概而论，至少从如今行为艺术的范畴来讲，就无法把艺术家和作品完全割离。

创作中的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1950年

另一方面，艺术家群体历来的“不良作风”也是特定社会和流行文化反向塑造的结果，因此针对不同的时代应有不同的价值考量。2020年，在梵·高和拉斐尔的逝世周年纪念之际，便印证了人们对这两位艺术巨匠只增不减的推崇：粉丝们自发地来到墓前进行祷告；学者们也纷纷发文，追忆大师艺术人生中的起伏和奇迹。

拉斐尔《雅典学院》（局部），1509-1511年

意大利奎里纳勒博物馆（Scuderie del Quirinale）在Instagram庆祝拉斐尔逝世500周年纪念大展

长期以来，艺术家们的创造力和独立思想始终值得人们借鉴，因为这些特质在当下社会依旧容易被消磨。而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人们与作品、艺术家建立情感连接的方式都不甚相同，这也是艺术创造区别于其他生产的地方：它不会被市场和潮流所同质化，因为总会有不同观点、不同经历在支撑不同形式的艺术表达，让人们获得鼓舞、灵感、安慰和新发现。

刘玉玲在Instagram宣布首个美国美术馆展览

然而如果说人们看待艺术家的视角应该有什么改变，也许当下的偶像文化可以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从前，艺术家被视为“天才”世代传颂；但如今，他们则可以成为人们在社交媒体上互动、在讲座和展览中邂逅的“偶像”。Instagram上拥有2.5万粉丝的艺术家曹斐曾说：“明星式的艺术家已去掉他们高贵的面纱。”她自己便常常在平台上分享生活，不熟悉的人甚至可能会以为她是美食博主。

曹斐常常在Instagram晒出亲手做的菜肴

哲学家杜波依斯（Du Bois）也有十分应景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宣传，且一直肩负这一使命。”当代艺术生态便极为恰当地将艺术家、从业者和观者的立场洽融。更加毋庸置疑的是，当个人表达、生活经验和社会议题成为当代艺术探讨的核心，艺术家已无法与作品分割。他们抖掉了历史的包袱站到聚光灯下，将前辈们的反叛精神转化成了对亚文化、亚群体的独特关照，依旧走在思想和创造的前端。

曹斐在Instagram发文：“为什么有色娃娃更便宜？我的女儿刚刚发现并问为什么。货架上剩下了一排黑人娃娃。”

相比把艺术家追捧为骇人天才的历史课本，以及时而生硬晦涩的机构展览，社交媒体似乎提供了相对开放、客观的平台，让人们可以随时获取和分享艺术家的观点、欣赏他们的作品和动态。

但就算走到大众面前，艺术家们所需要呈现的也不是完美，而是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有时是人性中的堕落、失意、残缺，有时是集体记忆中被遗忘和忽视的角落，有时则是周遭环境中的不尽人意——撕掉“天才”标签的艺术家，或许已转身成为这个时代更好的“偶像”。

编辑、文育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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