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足印，从黄浦码头出发

■劳动报记者 柴一森 摄影 贡俊祺

100年前，当彼时的中国仍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时，一批又一批风华正茂的有志青年，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道路。位于杨浦滨江的黄浦码头，就是当时重要的启航地之一。带着对历史的追寻，记者沿着杨浦滨江一路向东，试图找寻当年那段历史所留下的红色印迹。

从黄浦码头出发

踏上勤工俭学的救国之路

沿着杨树浦路由西向东走，鳞次栉比的写字楼、修旧如旧的巨大厂房，在江水、蓝天、草树的映衬下相互交织、相得益彰。漫步在城市的新与旧、人文与自然、复古与摩登中，让人不禁赞叹，过去的工业锈带，如今已悄然变成了生活“秀带”。只有一块带着锈迹的黑色铁牌，在默默提醒着人们，这里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铁牌隐于秦皇岛路的尽头，竖立在一栋仓库式建筑的庭院里，外面隔着一道黑色欧式铁艺大门，铁牌上写着“黄浦码头旧址”几个大字，根据铁牌上的文字记载，黄浦码头东起大连路，西至秦皇岛路，北依杨树浦路，原为南满洲铁道黄浦码头。如今分隔虹口、杨浦两区的大连路，就是在1906年黄浦码头开始经营上海与大连之间航线时筑成的，当时名为“大连湾路”。

不过，故事的主角并不是黄浦码头，而是当年从码头启程远行的人。在秦皇岛路东侧，一面砖粉色的浮雕墙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在夕阳余晖的照射下，静谧而庄严。浮雕墙的开篇写着“红色启航，他们从这里出发”两行大字。阅读上面的文字，记者了解到，当年，曾有一批有志青年，怀着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满腔热情，从码头坐邮轮启程赴法勤工俭学。

根据历史记载，1912年，“留法俭学会”在北京成立，这一学会的成立，拉开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大幕。1916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及法国学者欧乐等成立了华法教育会，来自全国18个省的青年学生通过教育会介绍，启程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四川、湖南两省最多。

1919年至1920年是赴法勤工俭学的高峰时期，当时共有20批，约1600名勤工俭学的学生从黄浦江畔乘船远赴法国。他们之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等中国革命的先驱和新中国的缔造者。其中，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聂荣臻、向警予等都是从黄浦码头登船出发的。

毛泽东曾多次来沪送别

半淞园办送别会

为了探寻更多历史细节，记者辗转找到了杨浦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黄伟一，对于这段历史她有过详细的研究。“说到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毛泽东。”黄伟一告诉记者，1920年前后，毛泽东虽未赴法，但在国内为赴法勤工俭学组织预备班做出了很多贡献，由他和蔡和森等湘籍学生创立的湖南新民学会不但为赴法学生筹集资金，还曾多次到上海送别他们。

据资料记载，1919年3月，毛泽东从北京返回湖南，本应由京汉铁路经汉口转长沙，但他专程绕道来到上海，于3月17日和31日欢送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同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沪，原本准备送别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人，但由于启程时间推迟，不便久待，便先行离开上海。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和即将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举行送别会。次日，这批会员便乘坐“阿芒贝尼克号”邮轮前往法国。

毛泽东是主张留学的倡导者、组织者之一，但为何他自己不去呢？毛泽东在送走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后，对自己未去法国曾有过一个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而在黄伟一看来，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已把眼光和兴趣从西欧转向了俄国，学习俄国文明以改造中国成为他的新选择，而随着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毛泽东投身于火热的社会实践和活动，客观上也不允许他有“闲暇”时间去勤工俭学了。

毛泽东回复蔡和森的信

“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秦皇岛路的尽头，是秦皇岛客运轮渡的所在地，每天上下班高峰时段，是这里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骑着自行车，推着助动车的上班族络绎不绝。而一旁的游船码头由于疫情影响显得冷冷清清，只有寥寥几位游人隔着码头围栏向江面望去。

在秦皇岛路码头二层平台上，有一座时尚清新的白色建筑，透过落地大玻璃，滔滔江水和对岸陆家嘴的标志性高楼尽收眼底，这里是“杨树浦驿站”的所在地。在这里，能找到许多与滨江有关的红色书籍。在一处陈列墙前，站长陈婷向记者讲起了她所了解的勤工俭学故事。

当时，从上海乘船赴法，沿途要经过香港、海防、西贡（今胡志明市）、新加坡等九个地区，抵达马赛后再换乘火车前往巴黎，光路上就要耗费40天左右。由于勤工俭学学生大多乘坐廉价的四等舱，条件差，所以这一路非常辛苦。

不过，勤工俭学运动也结出丰硕的红色成果，旅欧共产党组织建了起来。其中巴黎小组于1921年三四月间成立，由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5人发起。与此同时，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向警予等，也自动建立起各种革命团体。

1920年9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写了一封短信，对蔡的主张深表赞同：“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除此以外，记者还了解到一些有趣的信息。当年，赴法勤工俭学的莘莘学子中，有胸怀抱负、志存高远者，也有人刚到了吴淞口便退回来的。如1919年10月1日《上海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昨日‘博多斯号’（轮）搭载的十五位勤工俭学生，有‘某某两位’刚刚搭拖船到吴淞口上船，说是船上有些‘冷’，便决心掷弃（浪费）一百元的船票，乘拖船回来了。”

讲述码头的前世今生

工会主席忆往昔

带着一张黄浦码头的旧照，记者试图找寻当年学生登船的地方。只可惜，由于时间跨度太长，多数建筑历经改建，具体点位已很难去考证。就在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家住附近的退休职工熊晓芳表示，愿意带着记者兜兜转转，讲讲老码头的前世今生。

如今的黄浦码头旧址，仍留存着当年“满铁”经营时的一至四号仓库，分别对应A、B、C、E楼，它们经过今人的修缮后再利用，但都保留着当年仓库的模样。铁牌所在的长方形建筑，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了办公场所，一家名叫“首尔丽格”的医疗美容医院长驻于此。

向右步行十多米，是一栋三层楼高的沙黄色建筑，门口写着嘉合基金几个大字。熊晓芳指着建筑的“外跨楼梯”告诉记者，当时仓库的楼梯都比较低平、坡度较缓，便于背负货物的劳工负重上行，而台阶旁则建有带横向波形棱纹的坡道，可以直接将货物从坡道上滑下。

“看着来往的船只，听着悠长的汽笛声，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百年前的黄浦码头。”熊晓芳笑着告诉记者，自己特别喜欢历史，尤其是关于黄浦码头的，平日里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会到杨树浦驿站里看看书，和往来的游客们聊聊历史，甚至带着他们寻访滨江。

有人说，能在充满红色底蕴的地方上班，是人生一大幸事，对此，交运轮渡公司北外滩营运分公司的值班经理、工会主席谢琦深有感触。他的办公室就在秦皇岛路客运渡口一栋二层小楼里，从窗外望去，能看到黄浦码头旧址和浦东陆家嘴的“三件套”。

“当你知道那段历史，再看如今的高楼大厦，就会特别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谢琦告诉记者，这段红色故事一直在激励自己，作为一名轮渡人，要更好地去服务市民、关爱职工。今年，他们还打算结合红色资源，推出红色主题轮渡，让更多市民能够走近这段历史。

寻访延伸!

杨浦滨江里的工运“堡垒”

拥有百年工业文明的杨树浦，是中国近代大机器工业的发源地，代表了中国近代工业早期的最高水平。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上海的杨浦地区曾经马达轰鸣、烟囱林立、产业工人聚集，在赤火奔腾中，筑起一座座工人运动的“红色堡垒”。

英商怡和纱厂

其中，英商怡和纱厂毗邻黄浦码头，是第五毛纺织厂的前身、上海第一家外资纱厂，也是当年上海红色工人运动的阵地。解放前，纺织行业是工人斗争的主要阵地，英商怡和纱厂聚集了一大批仁人志士，被称为“革命妈妈”的朱英如，陈赓将军的妻子、工运女杰王根英，都是从怡和纱厂走出去的巾帼英雄。

王根英作为怡和纱厂第一任工会主席，曾组织一批工人骨干，以木棍、铁棍和斧头为武器，对厂内一些最反动的帝国主义走狗，进行了严厉惩罚，为地下党杨树浦部委领导怡和纱厂工人发动罢工扫清障碍。她还代表工会向英国资本家提出了包括“不准撕毁协议”在内的12项复工条件，并组织全体工人进行了示威游行。

杨树浦水厂

杨树浦路上有一处英国古堡式的建筑，这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自来水厂——杨树浦水厂。这里，同样也是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上海解放时，杨树浦水厂曾是护厂运动的“主战场”。

当时，在工人党员沈祥麟的努力下，以党支部为核心，以党员和工协会员为骨干，迅速组成了一支秘密纠察队，密切关注和保护水厂的黄浦江进水口、锅炉房、引擎间和快滤池等要害部位，密切监视厂内特务的动静，主动做驻厂敌军的瓦解工作，成功避免了敌人对水厂的破坏。

杨树浦发电厂

离水厂不远处，建有一座杨树浦发电厂，记者通过翻阅史料了解到，敌军曾有一个连进驻了杨树浦发电厂，上海解放前夕，他们把机关炮架在临江的五号炉子间屋顶上，准备以火力封锁黄浦江，敌人的目的就是想既威胁高压锅炉的安全，也给解放军进攻造成困难。

千钧一发之际，厂里的地下党员李志耕，以护工队队长的身份，告诫敌连长说：“五号炉是远东最大的高温高压锅炉，如果被流弹击中，不仅五号高压锅炉就会引起大爆炸，同时方圆几里内也立刻夷为平地，你们谁都跑不了，全都完蛋。”吓得那个连长忙下令把机关炮从楼顶上撤了下来，此举顺利地保护了杨浦电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