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一个国家？——李光耀的新加坡答案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人欢欣鼓舞，有的只是广播中李光耀在眼泪中宣告：新加坡独立了。他完全有理由如此，新加坡面积不及香港，也不像香港背靠中国大陆充当转口港，新加坡的周围是不太友好的回教人口，而新加坡才两百多万以华人为主的人口，正如印尼前总统哈比比所言：不过是绿色海洋中的一个小红点。没有腹地的城市岛国，甚至淡水都要进口，如何生存下来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然而1990年（30年前）李光耀卸任的时候，如同魔术一般，新加坡已经成为了东南亚最闪耀的明珠。仅仅20多年的时间，新加坡人均国民产值从516美元成长到12766美元，居民住房自有率已经达到90%。同时，借助良好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中心，和仅次于纽约伦敦的金融中心。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草木葱郁，被称为花园城市。

这一切成就并非凭空而来，李光耀是如何带领新加坡人一路走来呢？

一、被迫独立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新加坡人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居住着一亿多马来印尼穆斯林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里，华人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要不是音乐广播中途暂停，这一天跟新加坡其他星期一早晨根本就没有两样。上午10点，广播电台和丽的呼声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大为震惊的听众听到广播员庄严地读出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只有90个宇，却改变了新加坡人民和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

　　“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誓将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

　　紧接着是另一份宣言：“我，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拉赫曼，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批准，谨此昭示，自1965年8月9日起，新加坡不再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它将永远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邦国，从此脱离并不再依赖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政府承认目前的新加坡政府是独立自主的政府，并将本着友好的精神与之合作。”

　　分家？为什么？怎么那么突如其来？新加坡岛成为新马来西亚联邦(也包括北婆罗洲地区的抄捞越和沙巴)的一部分，只不过两年光景。同一天上午10点，在新加坡以北250英里的吉隆坡，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拉赫曼正在向马来西亚国会解释：

　　“我们最终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对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领袖采取镇压措施；

　　二、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断绝关系。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第二条路。”

　　驱逐新加坡出马来西亚 ！

　　国会里一片死寂。东姑是在副首相敦拉扎克提出一项议案一读之后发言的，该项议案要求立即对1965年宪法与马来西亚(新加坡修正)法案进行辩论。到下午一点半，二三读辩论完毕，法案送交上议院。上议院的一读从两点半开始，到四点半三读通过。最高元首当天就批准，完成了宪法所规定的程序。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

　　按照马来穆斯林的风俗，丈夫可以宣布“塔拉克”(我休了你)三次，做妻子的却无权这样。这期间他们可以重归于好，他可以娶回她。不过，在他讲了三次“塔拉克”之后，就不能再娶她了。马来西亚“休”了新加坡的时候，国会上下两院三读法案，等于宣布“塔拉克”三次。这对伴侣——马来人占多数的马来亚和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一直都合不来。新联邦应该是个真正的多元种族社会还是由土生士长的马来人支配，对此双方争得越来越厉害，以致两者的结合受到了损害。

李光耀以及新马华人领袖决心建立一个种族平等，选贤与能的社会，这激怒了维护马来人特权敌视华人的执政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他们强迫实力最强大华人最多的新加坡独立了出去。剩下留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势单力孤，再难与马来人一争短长。

二、建国先建军

同马来西亚分家四个月后，1965年12月国会开会前，负责指挥马来西亚驻新加坡一支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来见李光耀，坚持要由他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李到国会。阿尔萨戈夫准将是个阿拉伯裔穆斯林，身材魁梧肥胖，留八字须，出生于新加坡，加入了马来亚武装部队。李光耀很惊讶，因为对方表现得仿佛他自己是新加坡军队的总司令，随时准备接管这个岛国。当时，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各有大约1000人，由马来西亚人指挥。他们把700名马来西亚人安插在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300名新加坡士兵则被调走，分配到马来西亚各个部队。李光耀默默的接受了，并暗下决心，要建立新加坡人自己的军队。

军人的勇敢必须受到人民的敬重。正如吴庆瑞慨叹说：“在靠买卖为生的社会里，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不会自然而然形成。”李光耀认为必须改变人们的态度，争取年轻人参加体育和各种体力活动，从而增强他们的体魄，同时使他们培养起敢于冒险的精神，并乐于参加各种艰苦刺激而且不无危险的活动。要达到这个目的，光靠宣传是不够的。在劝说和发表扣人心弦的演讲之后，还需要有组织良好、人员干练以及方向明确的机构。担负起进一步的工作。主要责任落在教育部。只有改变人们的想法和态度，新加坡才能像瑞士和以色列那样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平民部队。

李光耀不认可把钱花费在规模庞大的正规军的经常性开支上，认为最好把钱用来建立组织和训练国民服役兵团所需的基础设施。实行国民服役在政治上有好处，对社会也有好处。吴庆瑞采取专业军人的立场，认为必须在今后三年内建立一支正规战斗部队，应付眼下来自马来西亚的威胁。李光耀认为只要有英军和共和联邦军队驻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人不大可能攻击新加坡。纵使没签订防卫条约，英国和共和联邦驻军也能起威慑作用。整个国防计划对准一个目标，尽可能动员最多的人民，并趁人民强烈的爱国热忱，激励新加坡人执干戈以卫社稷。

然而更严重的危机接踵而来。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举行大选数天后，吉隆坡发生了血腥的种族暴乱。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都紧张起来，人人都担心这场种族冲突会蔓延到新加坡。结果大家的担忧变成了事实。逃到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华人，追述他们的亲戚在那里遭受的种种暴行。有关马来人的野蛮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处理当时情况明显偏袒马来人的话一传开，不但使新加坡人提高警惕，也使他们感到愤怒。随后新加坡的华人与马来人也爆发了种族冲突。

6月1日，李光耀到马来人聚居地区芽笼士乃访问。那里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冲突。国防部长林金山陪同前往，乘坐的越野军车由一名马来警员驾驶，坐在司机身旁的是那个地区的警监。车子经过部署在那里的新加坡陆军马来士兵面前时，李光耀和林金山立时觉察他们个个一脸怒容，非常不友善。即使是那位认识了好几年的马来警监，也露出愠怒的神色。李光耀强烈地感觉不对劲。马来人明显恐慌，情况跟1964年独立前的种族冲突截然不同。当年，警察部队和军队中马来人占多数，由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控制，这些领袖特别照顾马来同胞，对华人则格外苛刻。这次轮到新加坡的马来人担心害怕。因为尽管警察部队中还是马来人居多，可是组成政府的新加坡华人领袖，可能会指示警察和军人对付马来人。然而李光耀向全体人民，尤其是现在占了多数的华族清楚表明政府的立场：不分种族或宗教，政府将公正地执行法纪。

随着警察采取强硬的行动，684名华人和349名马来人被逮捕，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无法起诉所有的人，结果只有36人被控上法庭，华人和马来人各占一半。其中最严重的是指控一名华人企图谋杀，最终他被判罪名成立，必须坐牢十年。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一名华人和三名马来人遇害身亡，11名华人和49名马来人受伤。

1969年8月9日，敦拉扎克代表马来西亚出席新加坡的国庆检阅典礼，林金山安排一连amx－13型坦克和v200型装甲车参加检阅。比邻新加坡的柔佛州马来西亚人当晚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其他地方的人则于第二天在马来西亚报刊上看到照片。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马来西亚当时还没有坦克。

幸好新加坡做了购买坦克和装甲车的决定。五一三种族暴乱使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向两极分化。李光耀担心的是，敦拉扎克已经掌权，马来过激分子势力抬头，东姑可能不得不靠边站，过激派领袖可能决定出兵南下，用武力把新加坡重新纳人联邦。杨邦孝（他是李光耀在剑桥认识的朋友，当时住在吉隆坡，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大法官）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李光耀问他马来西亚的公众对新加坡武装部队有什么看法。他说，1966年，人们把它当笑料，如今看法改变了。在吉隆坡，人们在鸡尾酒会上传说，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训练学院培训出出色的士兵，这点获得了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官员的证实。

同样处在广阔的回教徒包围中，以色列对新加坡的困境感同身受。以色列人不但在传授军事技能方面本领到家，在灌输训练所依据的教条方面也同样称职，他们所采用的方法跟英国人完全相反。英国人早年训练新加坡第一和第二步兵营，采用的办法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训练军官是从排长开始，然后是连长，15到20年后才训练营长和中校。以色列人却一开始便坚持新加坡军官必须向他们学习，并尽快取代他们担任教官。

　新加坡为避免在军事训练上完全依赖以色列，与台湾初步联络从1967年开始，台湾委派一位高层代表前来，跟李光耀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会面。同年12月，台湾提交了一个建立空军部队的计划。新加坡希望在台湾训练空军机师和海军军官，以色列无法提供这类军事设施。

　　台湾表示乐于协助新加坡，却不时暗示，他们在防务上提供帮助，要求新加坡在外交上给予台湾某种形式的承认作为回报。在这个问题上，李光耀清楚表明不能让步，因为不想卷入两岸之间的漩涡。

　 台湾和新加坡国防部之间建立联系之后，台湾方面借调了一些军机飞行指导员，还有几名技术人员和机工到新加坡，协助把军机维修部门建立起来。后来，李光耀接受了台湾相关人士的建议，同意在1973年5月到台北，同蒋经国会面。蒋经国和他的苏联籍夫人蒋方良到机场迎接李光耀夫妇，亲自引领到套房休息。

　　蒋经国讲英语结结巴巴，一口浓重浙江口音的华语叫李光耀不容易听懂。还好他能理解李光耀说的英语，加上李也会说华语，双方可以在无须翻译的情况下交谈。语言相通有助于彼此产生共鸣，进而升华成友好的关系。李光耀谈到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向他解释了新加坡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民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一脉相承。

　　据新加坡驻台北商务代表过后报告说，蒋经国对新加坡和李光耀印象都不错，也很高兴能亲自会见。

　　双方在1975年4月达成协议，让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星光演习”的代号下到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起初有效期只限一年，新方获准在台湾训练步兵、炮兵、装甲部队和突击连队，受训军人被分配到全台湾各训练同类部队的基地。台湾当局只对所消费的物资收费，其他分文不收。

三、经济奇迹

发展经济学学者当时普遍地把跨国公司看成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这类“依赖学派”经济学家的论点是，跨国公司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发展中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过来向它们购买消费品；跨国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费者的选择，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制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李光耀和吴庆瑞却没有对此产生共鸣。新加坡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解决，不能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政府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另外，经济学家温斯敏建议保留新加坡创建者莱佛士的塑像。李光耀和同僚们无意改写历史，无意重新为街道和建筑物命名，或是让自己的面貌出现在邮票和钞票上，名垂千古。温斯敏说，新加坡需要大规模地获取欧美的科技、管理、企业和市场知识。投资者想看看新加坡的新政府将会如何处置莱佛士的塑像。把它留下将被视为一种象征，显示公众接受了英国的遗产，这样做可能产生正面的影响。李光耀过去不曾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却乐于让这座有纪念意义的塑像留下来，因为莱佛士是现代新加坡的创建者。要是莱佛士1819年没有到这里来建立贸易站的话，李光耀的曾祖父就不会从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大埔县移民到新加坡来。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商业中心，让他和成千上万个像他那样的人，有机会过比国内更好的生活。随着清朝的没落解体，他们的家乡正在经历一场大动乱。

投资商做出投资决定之前总要先来拜访总理公署。李光耀认为，好好保养从机场到酒店和到总理公署的道路，在两旁种满灌木和乔木，使道路整洁美观，这是说服他们进行投资的最佳办法。他们驾车进入总统府的范围，便会看到市区中心这片由起伏的草地组成的绿洲，其间是九洞高尔夫球场。一句话也不用说，他们便知道新加坡人民能力强、有纪律又可靠，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学上手。美国在制造业的投资不久便超越英国、荷兰和日本。本着这样的理念，新加坡也被建成了花园城市。

另外，李光耀的新加坡政府也严格审查投资企业资质，其中一家未获金融管理局发出执照的是文莱国家银行。这家银行由新加坡颇有名望的华族商人邱德拔管理。他收购文莱国家银行，并安排文莱苏丹的弟弟莫哈末亲王以文莱国家银行主席的身分，在1975年写信给金融管理局，申请在新加坡设立分行。几个月后另一封来信通知，他的弟弟苏菲利亲王刚刚受委出任该行的执行副主席。邱德拔显然有文莱皇室在政治上给他撑腰，金融管理局因此请示。李光耀支持金融管理局的决定，在1975年回绝文莱国家银行的申请，1983年该行重新提出申请时，再度吃闭门羹。

四，新加坡与香港

新加坡与香港面积人口相仿，经济发达，而且都是华人人口为主的城市，经常有人比较两者。一名移居新加坡的香港企业家解释新港之别。他在70年代初到新加坡开设纺织厂和成衣厂，把在香港的几名管理人员带来，另聘几名新加坡籍经理。他的新加坡籍经理在1994情仍为他效劳，而来自香港的几名经理却已各奔前程，自立门户，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对这门行业的认识不比老板浅，没理由还得留下来帮他打天下。他们只需一笔小资本，一旦筹足本钱就走，头也不回。

　　新加坡人欠缺的正是这种肯冒风险争取成功，以成为大亨巨贾的企业家精神。幸好近年来情况有好转的迹象。随着区域经济迅速增长，向外发展的年轻专业人士也多了。他们总是先当个受薪经理，享有奖励性的股份选择权，在认清了风险所在，自信有能力应付之后，才放胆去闯天下。新加坡早期成功吸引了一批香港纺织业、成衣业、塑料业和珠宝制造业的企业家，几个玉器和象牙雕刻师傅以及一些家具制造商。六七十年代，香港投资商深受新加坡欢迎，因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为新加坡的商业环境注入了乐观的激素。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人才仍选择留在香港，怎么说在香港赚钱要比在新加坡来得容易。但是也如新加坡所愿，他们在新加坡开设了分公司，委派自己的孩子前来管理。

60年代，香港在殖民统治下竞争力强，强调胜者为王。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新加坡不适用。殖民政府不像新加坡政府那样每隔五年须面对一次选举。政府必须确保国民收人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下出现的极端后果。在诸如教育、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从而提高人民谋生能力。

1965年独立后，李光耀看到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他注意到各国首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则政治就不会稳定。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

　 香港人依赖的不是政府，他们自力更生，靠自己靠家人。他们格外勤奋，沿街叫卖兜售，制造一些小巧玲珑的东西，或者买进卖出，做生意不放弃任何运气。香港人谋求成功的意念无比强烈，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分外密切。

　新加坡人对政府对生活的态度截然不同。 他们选择就业保障，喜欢无忧无虎的生活，若不成功就怪罪政府。因为新加坡人认为政府的责任就是确保他们生活得更舒适。他们期望政府不只提供公平的竞争场所，最好还能在竞赛结束时。对赛绩不佳的人也能提供一些奖品。新加坡人投票选出自己的议员和部长，并且可以在他们表现不佳的时候选择其他人代替。

五、交班吴作栋

　　1998年，印尼苏哈托被迫下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政权移交给一位他认为没有足够能力继承他的副总统。每当李光耀想起苏哈托那个时候的窘境，就不免要庆幸自己提前在1990年11月，仍然操控局势和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卸下总理一职。当时，李光耀身体还很硬朗，但是不毅然退位的话，恐怕就得以每况愈下的体力和敏锐程度不如以往的头脑，疲于应付后来发生的金融危机。相反地，他用过去九年的时间，从旁协助接班人吴作栋和他那由较年轻部长组成的班子，顺利地完全接管新加坡政府。吴总理留李光耀在内阁里担任资政。少了日常决策的压力，李光耀更能着眼于较宏观长远的课题，协助政府寻求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因为对亚洲的发展情况有所认识，李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建立好政府，非有优秀人才不可。不论政治体制有多好，差劲的领袖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相反，好些社会，尽管缺乏健全的政治体制，却管理得很妥善，正因为有优秀的领袖当政。李光耀也亲眼看到80多个前殖民地，虽有英国法国亲自为它们制定宪法，却多数以失败告终，原因不是宪制出了问题，而纯粹是由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这些国家无一拥有一个公民社会和受过教育的选民，人民也未曾具有接受在位者的权威的文化传统。这些民主传统要在群众中扎根，还得历经好几代人。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对象的新兴国家里，诚实无私的领导人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失败。就因为这些继承民主宪制的领袖威望不足，终于导致国家走上失败之路。

李光耀担任总理31年，他觉得如果能在退下来之后的有生之年协助接班人站稳岗位，继续争取成功，这将是对新加坡的最后一项贡献。他不曾经受任何引退后的官瘾的困扰。吴作栋没要求搬进李光耀总统府附属楼宇中工作了整20年的旧办公室。那是20年前李光耀搬离政府大厦后的办公室。吴作栋自己选择了一间新的办公室，就在李光耀的办公室上面。李继续通过参与内阁会议的讨论，以及同总理和其他部长举行的非正式会议，贡献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后记

　 如果李光耀和同僚在1954年11月成立人民行动党的时候，早料到将面对许多风险，还会不会继续上路？要是知道前方的路途是如此崎岖不平，困难重重，可能就不会在50年代怀着满腔热忱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政坛。当时，新马两地的华人对中国的成功都深以为荣。李光耀这一小群受英文教育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分子，没有跟占多数的讲方言的华人中下层沟通的能力和经验，却在50年代不顾后果地投入洪流。怎么可能跟已经掌握基层的马共较量？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一心只想着要赶走英国人，争取独立。

一群团结和有决心的领袖获得讲求实际而且刻苦的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所以新加坡成功了。时常有人问，1965年独立时，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是30亿新元，李光耀可曾预料到以1965年的币值计算，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会增加到460亿新元，相当于1965年的15倍；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7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第八？对于这样的问题，李光耀答案是从没想过。

未来充满希望，也充满变数。工业社会正在让位给智能社会，新的分野将是有知识或是没知识。必须加倍努力，使自己成为智能世界的一员。过去新加坡成功，但并不表示今后也会一帆风顺。不过，只要坚持那些进步的基本原则，失败的可能性便大大减少。这些原则包括通过分享成果维系社会和谐、人人机会均等、唯才是用。尤其是政府领袖，必须由最能干的人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