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或是名留青史的英迈君主，却因脚气病逝？

江户幕府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

江户幕府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

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

德川家茂（とくがわいえもち 1846年7月17日-1866年8月29日）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之孙，纪州藩主大纳言德川齐顺长子，其父齐顺在家茂出生前便已去世。御台所是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亲子内亲王（静宽院宫）。官方说法未娶侧室（然而据说和其他女性有过关系、根据对家茂墓所的调查结果，也证明这种说法）。家茂4岁就成为纪州藩主、是德川家家谱中与没有子嗣的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血统最近的人。家茂在井伊直弼等南纪派的支持下13岁就成为第14代将军。不光是血统上，其英明果断的办事风格也得到胜海舟等阁僚重臣的深厚信赖。

　十四代将军家茂，是纪伊藩主大纳言齐顺的次子，弘化三年（1846）闰五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江户赤坂的纪伊藩邸。母亲为同藩藩士松平六郎右卫门晋之女，名操子，又称おみき，院号实成院。家茂幼名菊千代，弘化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过继给叔父第十二代藩主齐彊做养子，嘉永二年闰四月二日，齐彊去世后，继承其遗领，成为第十三代藩主，当时年仅四岁。庆福之父齐顺是十一代将军家齐的第六子，过继给纪伊藩第十代藩主治宝做养子，并继承了其家业。齐顺于弘化三年闰五月八日去世。之后，家督由弟弟清水家当主齐彊继承。因此，家茂相当于家齐之孙。因为家茂是遗腹子，所以没有机会享受父爱。嘉永四年十月九日家茂元服，叙从三位左近卫权中将，接受将军家庆的偏讳“庆”字，改名庆福，当时他年仅六岁。
　嘉永年间的纪伊藩，分为在江户辅佐庆福的水野土佐守为首的江户派，和利用隐居家督治宝的权力，以山中筑后守为首的和歌山派，两派之间存在着严重对立。水野后来和井伊直弼联手，在庆福的将军拥立一事上立下大功，山中的手下有伊达宗广和玉置缝殿等人，特别是玉置很有财政手腕，得到幕府许可，在江户藩邸设立熊野三山贷付所，从事向大名以及寺社贷款业务，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为庆福是将军家的近亲，藩内就利用这便利条件，不断向幕府申请资金。不久，在资金的运用上幕府产生了疑惑，为了消除贷款的弊端，幕府要求贷付所改进贷款方式，嘉永二年（1849）五月，开始严肃对待贷款的发放问题，纠正熊野三山贷付金带来的弊害，庆福命令处罚贷付金的主要负责人盐路庄次郎。嘉永四年十一月，庆福申请二万两的贷款，而幕府没有批准。不过在第二年二月，收到了二万两的贷款，另外在七月又收到了一万两的贷款。幼君庆福在派阀争斗和贷款资本的旋涡中，度过着每一天，嘉永五年九月山中筑后守，十二月治宝相继死去，水野土佐守获得了藩政的主导权，庆福的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登上了将军继承人问题的历史舞台，霎时间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一桥派与纪州派的对立
　十三代将军家定是个有顽疾的病弱之人。而且大概是体质问题，他也没有生育后代的能力。《昨梦纪事》（越前福井藩主松平庆永的家臣中根雪江著）中，安政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从松平庆永与老中久世广周的对话可知，虽然家臣都急切的等待着将军后嗣的诞生，但以家定的体质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将军继承人成为问题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众所周知，家定的继承人候补者有庆福和一桥庆喜两人，彦根藩主井伊直弼成为大老之后，决定支持由庆福来担任下任将军，而井伊直弼拥立庆福，是早有预谋的。直弼的家臣长野主膳（义言），在出仕直弼之前就与纪伊藩家老水野丹后守以及水野土佐守交好，他与纪伊藩有着很深的渊源。主膳在嘉永五年出仕彦根藩之后，作为直弼的心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安政五年二月，他受直弼之命上京，打探老中堀田正睦的动静。二月二十六日，直弼给在京的主膳书信，一方面表明自己对将军后嗣问题的担忧，同时命令主膳为庆福的将军就任进行斡旋。
　嘉永六年六月，在一名叫野村休成的数寄屋坊主组头（数寄屋坊主：管理江戸幕府的茶礼、茶器的小吏。归数寄屋头所管）的上书中可以看到，“应该让庆福成为将军的养子，把他接入江户城西丸居住，并且配备优秀的老师进行教育，以便使其成为合格的将军”这样的内容，看来幕府内部早有拥立庆福的行动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直弼的拥立活动愈演愈烈。就如前面所说，嘉永五年到六年的阶段，水野土佐守忠央掌握着纪伊藩的实权，长野主膳在直弼手下活跃，因爱好国学而走到一起的两人，互相提携，为拥立庆福而奔走也属于必然的吧。
　另一方面，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第七子，弘化四年（1874）九月十一岁的时候继承了一桥家的庆喜，是被十二代将军家庆看好的人物。齐昭、阿部正弘、松平庆永、岛津齐彬等人也为了拥立庆喜成为下任将军而走到一起。为此，齐彬将养女敬子嫁给了家定，计划着局面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江户城内的大奥因为庆喜是齐昭之子，如果齐昭的发言力增强，将会强制在大奥实行节俭政策，而这是她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也大力反对庆喜的将军就任。而且，家定对于庆喜抱有一种劣等感，家定生母的本寿院和乳母也对齐昭十分反感，因此局势对一桥派不能算有利。在这样的气氛中，一桥派以目前时局动荡，需要具有优秀判断力的将军，来组织幕政改革为理由，集结了德川庆胜，山内容堂，伊达宗城，锅岛直正等人，也就是所谓的德川一门和外样大名有力者的集合，想借此夺取主导权。
　对此，纪州派在水野忠央和直弼的心腹长野主膳的连携之下，通过主膳开始寻求与京都朝廷的合作。主膳受命于直弼，与关白九条尚忠的家臣岛田左近接近，最终成功说服尚忠支持直弼，也就是使关白成为幕府、纪州派的同盟者。另一方面，直弼将幕阁中处于中间派的谱代大名集合在一起，让他们成为拥护庆福的力量。
成为十四代将军

在以上双方斗争的过程中，通商条约的敕许问题也摆上桌面，京都朝廷的动向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结果为了得到条约敕许而上京的堀田正睦，安政五年三月二十日接到条约不许可的答复，二十二日朝廷下达了在此紧要关头应速决定将军养子人选，以辅助将军工作的敕命。朝廷本意是选择具有英明，人望，年长等条件的人担任后嗣的将军，可是因为长野主膳的计谋，由九条尚忠独断的处理了此事。就这样，将军继承人问题向着直弼方有利的方向发展。安政五年庆福十三岁，一桥庆喜已经二十二岁。而且是内忧外患的时候，自然大家都希望一个具有人望的英明将军出现。庆喜的将军就任才是符合这一期望的，可是因为直弼与齐昭对立，所以以重视和将军的血缘关系为由，将庆福推上了将军继承人的位子。
井伊直弼在安政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就任大老，手握大权。利用这样的权力，强力推进庆福将军就任的发展。五月一日将军家定召集大老直弼与阁老们，宣布了庆福担任继承人的决定，这可以看作已经内定。不过，直弼考虑到一桥派的反对，暂时不公开发表结果，而是先将一桥派以及其党羽追放。然后，为了得到将军继承人的敕许，在京的长野主膳不遗余力的进行活动。终于在六月二日向朝廷奏上，请求敕许，预定六月十八日将庆福成为将军世子的消息公开发表。但是，因为与哈里斯之间的外交问题，十八日的公开发表不得不延后，直到六月二十五日才正式发表。这一天，幕府命令御三家以及诸大名登城，庆福参谒家定，正式成为将军世子。幕府同时将此事上奏朝廷，庆福之后的纪伊藩主由西条藩主松平赖学之子赖久（茂承）担任。
年纪幼小的庆福，无法以自己的意志行动，只能被卷入幕府政争的旋涡。
家茂与公武合体
就任将军时候的家茂
安政五年七月二日，在府的诸大名以及幕臣登城祝贺庆福的将军袭封决定，但是成为将军的庆福前途多舛。七月六日家定去世后，庆福继承德川家，十二日，在江户城接见俄国使者，这涉及到与俄国的通商条约问题，七月与荷兰，英国也陆续签定了通商条约。二十一日庆福改名家茂，用家定的名义授予乡义弘佩刀以及金币三百枚。同时给予负责养育将军的久世大和守等人赏赐和礼服。
八月八日，趁家定发丧之际，幕府下令禁止音曲娱乐，根据家定遗嘱，令田安家当主德川庆赖担任家茂的后见人。十月一日，诸大名登城祝贺家茂将军袭职，并向其提出誓书。十三日，任命柳生对马守俊顺担任将军的剑术指导，二十四日，家茂叙正二位权大纳言，翌日就任征夷大将军、内大臣，成为名副其实的第十四代将军。家茂为了对大将军宣下表示感激，命姬路藩主酒井忠显与高家的宫原义直上京谢恩，十二月一日担任武家传奏的广桥光成、万里小路正房作为敕使进入江户城，带来了叙任的位记以及宣旨。家茂在城内设宴款待来使。
就这样，安政五年结束了，安政六年到来了。十四岁的将军家茂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幕阁以井伊大老为首，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安政大狱计划。
井伊直弼的横死
家茂万延元年（1860）二月二十七日，削去前发，正式元服加冠。之后没多久三月三日就发生了著名的“樱田门之变”。安政大狱所处罚的，多是水户藩以及齐昭的问题，因此对于水户藩士来说，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井伊大老成为众矢之的，终于被人暗杀。幕府命令彦根藩，要严守直弼的死讯。他并非死在城内，而是在众所周知的场所死于非命，幕府担心这件事情传到城内，会有不好的影响。四日，家茂派人送朝鲜人参到彦根藩邸，看望直弼。更在七日的时候，派若年寄酒井忠毗、侧众药师寺元真为使者，前去探望，还送了鲷鱼和砂糖来抚慰彦根藩士。又在闰三月二十一日派使者送慰问品，二十五日派医师章庵法眼去为直弼看病。看来家茂是不知道直弼已死的事情，以为他只是受伤罢了。作为使者去的人，大概也不敢回来说明情况。终于，彦根藩在闰三月三十日为直弼发丧，总算才将死讯公开。对家茂来说，直弼是拥立他成为将军的人，因此也会特别感到痛心吧。对登城的尾张、纪伊等藩主，也特别提醒以樱田门之变为戒，注意周围的警备。
井伊大老死后，幕阁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专制权力中隐藏着阴影。面对主张开国政策的幕府，尊王攘夷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使得幕府大为头疼。为了打开局面，于是想到了公武合体的方式。在直弼之后接任大老的安藤信正将之付诸实施，积极的策划着皇妹和宫下嫁的方案。对家茂来说，也终于要面临结婚这一人生大事。
和宫下嫁运动
要求皇女下降给家茂做夫人，从而促进公武合体的运动从很早就开始了。将军继承人问题的时候，为了封住一桥派的行动，幕府起用井伊直弼作为大老，直弼在安政五年七月对德川齐昭、松平庆永等一桥派进行处罚，以后发展成为安政大狱。一桥派也不甘示弱的在朝廷进行活动，终于在八月上旬，成功的取得了朝廷发给幕府和水户藩的密诏。密诏命令进行幕阁改造，以图内治外安，可公武一体，共同克服困难，也就是暗示拥立庆喜。另外，三条实万还写了意见书，要求令庆喜为将军，齐昭为副将军，共同主持局面，以待家茂成年，且应令井伊直弼上京，责问其专制暴行。在这时候，受直弼之命在京都活动的长野主膳，给在府的侧近宇津木六之丞不断写信，汇报情况。九月二十五日的信中，提到了关于皇女下嫁的问题。以此为开端，六之丞传达了主人直弼的意思，委托主膳从中周旋。以后幕府为了掌握公武合体主导权，而不断进行着对堂上公家的说服工作。
本来家茂在纪伊藩主时代，与伏见宫贞教亲王之妹伦宫（则子女王）有过婚约。只是还没决定，家茂就成为将军，因为要迎娶皇女，之前的婚约也就不了了之。皇女下嫁运动，与结婚双方的家茂和皇女本身的意志无关，朝廷方面是为了攘夷，幕府方面是为了得到条约敕许，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促成的政治婚姻罢了。
和宫是仁孝天皇的皇女，弘化三年（1846）闰五月十日在外祖父桥本实久府邸出生。比家茂早生十四天。父皇在同年一月二十六日驾崩，因此一出生就没有父亲，也就无从感受父爱。这点与家茂的遭遇完全相同。母亲为典侍桥本经子，落发之后称观行院觉影。桥本家是闲院流藤原氏公季的后裔，属于羽林家格的中流贵族。和宫诞生之后一直在桥本家成长，嘉永四年七月十二日，根据孝明天皇的旨意，和宫与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订立了婚约。当时她只有六岁。如果是平时的话，等她长大之后，就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但在这个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下去。
安政五年的时候，作为下嫁候补人选的皇女，有敏宫、和宫（皆为孝明天皇的异母姐妹）和天皇的皇女富贵宫，但是敏宫已经年届三十，富贵宫才只有六个月（安政六年八月二日死去），这两个人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能下嫁的只有和宫一人。但因为和宫已经有婚约在先，不是说下嫁就可以轻松实现的。因此井伊直弼通过关白九条尚忠进行交涉，一方面，左大臣近卫忠熙在十月一日左右，邀请京都所司代的酒井忠义，以及三条实万进行会谈。

在交涉与讨论之后，万延元年，幕府决定奏请和宫下嫁。三月三日井伊直弼被杀后，接替他的是老中久世广周与安藤信正，特别是以信正为中心继续负责此事。可是，和宫非常讨厌这桩婚事，明确表明了反对态度。天皇、幕府、堂上公家也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交涉就陷入了难局。婚事一拖再拖，甚至有段时间准备让婴儿的富贵宫来代替和宫下嫁。经过漫长的迂回曲折，最终在万延元年八月十五，和宫允诺下嫁，但提出了以下五个条件。
一、后年先帝十七回忌的御陵参拜结束之后再去江户。另外，每年先帝忌日之时，应上京问候天皇加为先帝扫墓。
二、出嫁之后，和宫身边的万事仍按御所习惯办理。
三、直到适应江户生活为止，需借用御所女官一名充当侧近。另外，要求三仲间（下级女官）三名随侍左右。
四、万一之时，需令桥本实丽来江户。
五、万一之时，需令上臈或年寄作为使者上京。
和宫的允诺，大概是考虑到皇兄孝明天皇的苦衷，如果这次婚事不成立，则天皇下决心自动让位。作为孝明天皇，是希望借此婚事，敦促幕府废除通商条约，转向攘夷。于是，和宫与有栖川宫解除婚约，开始做江户之行的准备。
十月九日家茂送上贡品，派所司代酒井忠义、高家横濑贞固，奏请和宫下嫁，十二月二十一日，两人参内谢恩，二十五日在桂宫邸参拜，给和宫献上结纳用品，进行了纳采的仪式。
和宫在文久元年（1861）四月十九日，接受亲王宣下的诏书，被赐予“亲子”之名。十月三日举行首途仪式，二十日从京都出发。途经中山道，十一月十五日到达江户，暂居清水邸。十二月十一日移居江户城本丸大奥。在这段时间内，也发生了种种事件，事态变得越来越严峻。
与和宫的婚礼
转过头来，把结婚之前的家茂的动静来略述一下。家茂在文久元年一月二十三日，纳采仪式之后，召集在府的诸大名以及有司人员，举行宴会庆贺，二十八日，为庆祝和宫下嫁，准备金一万伍千两送给摄家以下的各公家。二月十八日，将生母实成院从和歌山迎入江户城。三月到四月，致信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俄国的元首，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国情，要求对江户、大阪的开市以及新泻、兵库的开港进行延期。八月十日，为感谢和宫东下，向朝廷献上黄金2000两。为表彰在此事件中立下大功的所司代酒井忠义，特别奖励佩刀一口。十一月，接见登城的哈里斯，十六日命老中本多忠民迎接随和宫到江户的敕使广桥光成等人。下旬，将敕使迎入城内，接见扈从的公卿等人，举行能乐宴招待众人。十二月二日，为了伊豆诸岛的防卫问题和小笠原岛的开发，派外国奉行水野忠德和目付服部常纯进行处理，九日在滨御殿设宴款待公卿。
十二月十三日，敕使回京之际，家茂赠送金子以慰劳其东下之苦，此时，家茂亲笔书写绝无不臣之心的誓书交给千种有文，委托其转送给天皇。将军亲自写誓书给天皇，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十五日，赐予老中久世广周等人刀、鞍、镫等物，以慰劳其在和宫下嫁过程中做的贡献。
以上就是家茂在婚礼举行之前忙碌的日子，文久二年二月十一日与和宫举行婚礼。当时家茂十七岁。就这样家茂进入了新婚生活，而幕府的公武合体也迈出了具体的第一步。可是在婚礼之前发生的“樱田门之变”，以及在京都的尊攘志士活动频繁，都预示着家茂与和宫的未来之路不会平坦。
家茂与尊王攘夷
敕使大原重德东下
为和宫下嫁努力，并最终促使其实现的人，幕府方面是安藤信正，京都方面则是岩仓具视。信正一向以铁腕著称，加之有流言说幕府希望自己选的人做天皇，而阴谋让孝明天皇退位，这严重激怒了水户藩的浪士。他们在坂下门外伏击安藤，使之受伤。虽然信正保住一命，但他的政治生命却就此结束，久世、安藤体制从此瓦解，代替他们的是水野忠精、板仓胜静等人。
另一方面，在京都的岩仓具视进言说“既然实现了幕府的夙愿，让和宫下嫁，那么幕府也应该今后遇到外交、内政的大事，先向朝廷汇报，之后才能处理。应该让幕府确定破除条约和实施攘夷政策的具体时限。”岩仓虽然在和宫下嫁事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受到尊攘志士的反对而遭到处罚，被迫在京都郊外的岩仓村隐居。
幕府在家茂婚礼之后，文久二年（1862）二月十八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举行了能乐宴会，还给江户市内的老年人发放赈济米。四月十九日，送给廷臣礼金一万伍千两，幕府沉浸在一片祝贺的气氛中。家茂三月二十八日会见就要回国的离任公使哈里斯，四月十九日，又接见了新任公使普留因，五月七日召见德川庆喜、德川庆恕、松平庆永等人，命令庆永参与幕政。
家茂的上洛
文久二年九月七日，幕府向诸大名布告，将军于翌年即文久三年二月上洛入朝之事。于是，经过上述的诸多事情之后，家茂决定上洛。在尊王攘夷盛行的京都，朝廷也根据新的形势进行了诸多调整。文久二年十二月九日，设置国事御用一职，家茂命松平庆永、一桥庆喜先行上洛。然后二十七日决定通过海路上洛，翌年一月十五日决定二月二十六日为上洛日期，后更改为二月二十一日。可是，由于当时发生的生麦事件造成的赔款问题十分复杂，与英国的关系也变得险恶，几经更改最终决定从陆路东海道上洛，二月十三日，老中水野忠精、同板仓胜静以下三千人随同出发。
三月四日抵达京都，进入二条城，五日幕府奉朝命，将家茂滞留京都的期限定为十天。七日，家茂在庆喜、德川庆笃、老中等人的陪同下参内，献上太刀和宝马。天皇在小御所接见家茂，并赐予美酒。这天，家茂承上大政委任的请书，天皇通过关白鹰司辅熙下诏。
大意为大政委任一如既往，不过国事有时可交给诸藩自行处理。此举等于朝廷可以越过幕府，直接向诸藩发号施令，而对家茂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幕府在九日，为庆祝家茂上洛而向洛中市民发放金六万三千两，十一日天皇为祈祷攘夷成功，行幸下贺茂、上贺茂两神社，关白鹰司辅熙、右大臣二条齐敬、内大臣德大寺公纯以下的公卿，以及将军家茂、后见职庆喜为首的老中，若年寄以下的有司、诸大名也一同参拜。
虽然奏上家茂在京滞留期为十日，但前尾张藩主德川庆算希望可以延期，于是要求家茂滞京延长的宣旨传达给庆喜。家茂被迫延期回府，之后虽多次请求东下，但每次都被敕命挽留，结果入京三个月之后，才终于得到敕许回到江户。
在这期间，四月十一日的石清水行幸，家茂以感冒为由，没有参加。作为其代理人参加的庆喜，一听说要接受攘夷的节刀，于是以腹痛为由逃走。既便如此，攘夷的期限还是定于五月十日。
家茂的再上洛
在京滞留了四个月之久，终于回到江户的家茂，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八月十日，召集老中以下有司在江户城黑书院，商讨锁港谈判事项。可是，在京都于八月十八日发生政变，公武合体派取代之前的攘夷派获得了朝廷的主导权。于是八月二十六日，以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所司代稻叶正邦为首的在京诸大名，被召集到小御所。席间，右大臣二条齐敬传达了孝明天皇的亲笔书信。大意为“之前的宣旨并非朕之本意，如今之事才是朕所期望。望诸藩同心协助幕府，国自当无事。”
这样，恢复势力的公武合体派诸大名相继入京。在十二月晦日，下令庆喜、松平容保、松平庆永、山内容堂、伊达宗城参与朝议，翌年元治元年一月十三日，命岛津久光也加入其中。在此之后，开始出现敦促将军家茂上洛的运动。岛津久光被家臣说服，十月十一日，旨意通过松平容保传达过来。不过，家茂以横滨锁港问题正在谈判中为由，拒绝上京。庆永、容保等人拜托家茂信赖的胜海舟充当说客，说服家茂上洛。十月二十九日，敦促再次上洛的朝命下达，胜也于十一月四日入江户城传达庆永、容保之意。五日，幕府宣布了家茂海路上洛的决定。
可是，十一月十五日江户城发生火灾，本丸与二之丸燃烧殆尽，家茂与和宫只能去吹上苑避难，后来又转移到清水邸、田安邸。因此，老中联名上书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要求推迟将军上洛日期。二十六日，京都町奉行永井尚志回到江户，报告了朝廷的意见，决定十二月下旬出发。进入十二月之后，命令各所严格戒备。于是，家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品川，二十八日搭乘翔鹤丸出航。
元年元年（1864）一月八日到达大坂，马上进入大坂城。十四日到伏见，翌日入京到达二条城。这次家茂上洛，为巩固公武合体体制而来，庆喜带领老中谒见家茂，诉说公武一和的好处，天皇也派敕使祝贺家茂平安抵京，赐其板舆。二十一日家茂在庆喜、诸大名、高家四十余人的陪同下参内，感谢右大臣任官的朝恩，二十七日，又应召参内，在小御所天皇降下御书，因修补山陵之功，赐家茂由正二位叙从一位。不过，家茂固辞，因此在二十九日又降下陛叙的宣旨。
三月七日，家茂参内，献上黄金百枚、白银两千枚、太刀、鞍马以谢叙位之恩赐。如此，家茂上洛的目的达成，对家茂来说，这次与上次上洛相比，京都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每天的生活也不那么辛苦。滞留京都期间，到泉涌寺参拜御陵，寄进三百石作为寺领，还参拜了南禅寺金地院、知恩院、东本愿寺等，观看京都所司代与町奉行下属的与力、同心的武技表演，又在闲余时间听讲书，在御所参内的时候观看紫宸殿的舞乐表演，每天过着闲适的生活。特别是在元治元年四月十八日，会见了从长崎归京的胜海舟，听取了与外国人接触的过程和长州藩的局势，估计这些可以成为政治参考吧。
在京四个月之后，五月二日为归府而参内告辞，七日出二条城从伏见乘船到大坂城。大坂滞留期间，家茂搭乘军舰鲤鱼门，巡视了设置在摄津、和泉海岸的炮台，十六日从大坂出发沿海路向江户进发，二十日回到江户城。
长州再征与家茂之死
家茂归府之后，七月一日江户城西丸竣工，家茂与和宫移住回去，而京都此时又起变动。文久三年末成立的参与会议，因为幕府与诸大名的想法存在差异，步调紊乱，元治元年三月就早早的解散了。而且藤田小四郎在筑波山举兵，六月五日发生池田屋之变，紧接着七月十九日发生禁门之变，局势朝着长州征伐的方向发展下去。七月二十三日，长州藩征讨的朝命传达给禁里守卫总督一桥庆喜，幕府命令西国二十一藩出兵。八月二日家茂令诸大名、有司登城，传达征讨长州的宣旨，开始做出兵准备。不过，当时加上征讨长州，还有横滨锁港、筑波山举兵，常陆、下野方面的暴动等问题堆积如山，家茂出征并非易事。在以松平容保为首的诸藩主、藩士的进言督促中，家茂于十月四日将军事委任的朱印状交给征长总督德川庆胜。同月二十五日，庆胜麾下的先锋部队出发，紧接着十一月一日，庆胜也从大阪出发踏上征途。而对于长州来说，刚刚被英美法荷四国联军炮轰了下关，损失惨重。另外，以奇兵队等诸队为中心的强硬派，和以选锋队为中心的门阀派的对立，结果以门阀派中的恭顺派掌握藩权力，而向幕府屈服。
可是长州藩已经苏醒。以高杉晋作为中心的尊攘派，将庄屋、豪农商组织起来，编成诸队，打倒了被称为俗论党的恭顺派，取得了藩的主导权。然后，这股力量又转向倒幕。另一方面，幕府申请法国的援助，开始准备第二次征讨从尊攘转向倒幕的长州藩。
庆应元年四月，幕府任命前尾张藩主德川茂德为征长先锋总督，五月十二日，进行对纪伊藩主德川茂承的交替任命，另外任命彦根藩等诸藩从军。家茂于五月十六日从江户出发，走陆路沿东海道西上，模仿家康当年的关原出阵，立起金扇和银的三日月马标，带领幕兵以及诸大名和藩士，威风凛凛的进兵。闰五月二十二日入京进驻施乐院。很快就有敕使来慰问，家茂亲自到玄关迎接。然后下午五点参内，在小御所拜见天皇，禀明了进军的缘由。
再征的根据十分薄弱，总之闰五月二十五日进入大阪城。在大阪城内虚度了很多日子，直到得到长州再征的敕许之后，才于九月十五日从大阪城出发，进入京都二条城，二十一日参内。幕府的借口是，召长州的毛利广笃、吉川监物来大阪城询问，可是俱不前来。如果两人有病在身，可令毛利一族和家老代替前来，仍然未至，可见其早有谋反之心，更不可宽恕，只得早日征讨为上。
朝议的结果，虽然决定再次征讨长州，不过引发了各方面的反对。此次理由薄弱，不足以发兵再征，另外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得财政难上加难。另一方面，外国也施加压力，要求家茂接受“英、美、法、荷四国条约的敕许，兵库的早期开港，降低税率”这三个条件。幕府的意见无法统一，家茂决意要辞去将军之职，到庆应元年十月五日，除了兵库开港之外，其他的条件得到了敕许。
在这时候，庆应二年（1866）一月二十一日，通过坂本龙马的斡旋，萨长同盟成立。二十二日家茂命毛利敬亲父子蛰居，削减十万石给其他血统的人继承，这样的长州处分案得到了敕许的同意。在这样的推移过程中，六月七日幕府的军舰炮轰周防国大岛郡，拉开了第二次征长战的序幕，前面所说的情况为之一变。萨摩藩已经不再是幕府的同盟，诸藩尚未出兵，幕军的败北已经不言自明。
陷入苦境的家茂，同时被咽喉、肠胃、脚气等疾病困扰。到七月二十日终于难堪重负，在大阪城内停止了呼吸。年仅二十一岁。幕府密不发丧，根据其遗嘱，二十八日以家茂的名义令一桥庆喜担任继承人，向朝廷请求让庆喜作为家茂的代理出征长州。八月二十日，正式发丧，同时公布庆喜继承德川宗家。
家茂的遗体于九月六日运抵江户，二十三日进行葬礼，埋葬于芝的增上寺。院号昭德院殿。
和宫于七月二十五日得知家茂的死讯，当日决定落发出家，十二月九日举行仪式，出家后称静宽院。和宫与家茂四年短暂的婚姻生活，在这期间，和宫一直按照武家的习惯生活，同时致力于和好胜的家定夫人天璋院之间的关系融合，她一直没能实现夙愿的上京，在家茂三次上京期间，独守空房，寂寞难耐。虽然传说其与家茂关系不和，实际上家茂赠送给和宫石竹、金鱼、龟甲的发簪等物，《再梦纪事》里，家茂与松平庆永谈及政治问题和朝幕关系的时候，说道“公武之间的关系，如若同我与和宫之间的关系般珍视，自然就会变得和睦。不需要特别的计算。”另外，在家茂上洛之际，和宫到芝增上寺的黑本尊（家康的守护本尊阿弥陀如来）求护身符，参拜百次为家茂平安祈祷。
虽然下嫁时候很不情愿，但对和宫也好，对家茂也好，结婚生活可以称得上快乐的吧。只是实在过于短暂，留下无限的思念。

他，一代英主，却败给了脚气病，众臣大呼，德川家从此完了

1866年，日本大阪城的将军府内，中医和西医吵起来了。

这时候，21岁的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因为严重的脚气病，已经生命垂危，奄奄一息。

很多人可能觉得奇怪：脚气病？脚气也会要命吗？

脚气病和脚气是两码事。

脚气，英文Tinea Pedis，学名足癣，俗称香港脚或脚癣，是由致病性真菌引起的足部皮肤病，具有传染性，但不会致命。

脚气病，英文Beriberi，是维生素B1（硫胺素）缺乏导致的，可以致命。

维生素B1缺乏会导致所有脏器出现代谢障碍，其临床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种称为干性脚气病或瘫痪型脚气病，患者出现多发性周围神经炎，引起疼痛和所支配肌肉功能丧失，病变往往由下而上对称发展。患者常由于小腿肌肉瘫痪，导致只能拖曳着足部行走。随着病情进展，患者会出现肌肉瘫痪，最终卧床不起，虚弱得无法进食，最终死亡。

还有一种称为湿性脚气病或者水肿型脚气病，疾病损害心脏，导致心功能衰竭和死亡。患者出现厌食、恶心、呕吐、尿少及周围性水肿。可查见肝大、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和心包积液体征。

脚气病导致的心功能衰竭，中医称为“脚气冲心”，属于危症。

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或是名留青史的英迈君主，却因脚气病逝？

德川家茂画像

德川家茂是江户幕府第14代将军，在那个时期，日本医学还是以中医为主流，但是西医也已经逐渐传入。日本的西医主要从荷兰传入，所以称为兰医；而中医是从中国传入的，所以又称汉医。

面对将军的病情，将军府的中医们都束手无策。这时候，日本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兰医出场了，他叫松本良顺。

以松本良顺为代表的西医，强烈建议用西医的方法治疗。这遭到了中医的强烈抵制，他们不仅嗤之以鼻，还认为这属于数典忘祖。

松本良顺16岁在兰医学私塾兼佐仓顺天堂的父亲那里学习兰医，25岁又在日本海军讲习所向荷兰军医学习，属于当时日本罕见的根正苗红的兰医。虽然那时候西医也不怎么发达，但是比中医还是先进不少，代表当时日本最高医学水平的松本良顺对中医很看不上眼。当然，中医对他同样看不上眼。

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或是名留青史的英迈君主，却因脚气病逝？

松本良顺

松本良顺那时候34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和中医吵着吵着，火气上来了，他一拍桌子：“如果兰医治不好脚气病，老子切腹给你们看！”

中医依然不依不饶：“将军身体尊贵，你那贱命值多少钱？”

就在这时候，从昏睡中醒来的德川家茂发话了：“松本啊，你既然敢以性命相搏，我要是不敢试试兰医，那也太没种了。”

一锤定音，治疗权交到了以松本良顺为代表的西医手里。

可惜，结局很尴尬。

不久后，德川家茂就病死了。

好在德川家茂是个厚道人，临死之前特意嘱咐：“不得问责松本良顺。”

1866年8月29日，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病死，年仅20岁。他死的那一天，德川幕府的重臣胜海舟在日记中只有一句话：“德川家，走向了灭亡。”

对于德川家茂，胜海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因为过于年轻而被这个时代所玩弄。如果活得久一点，或许会成为一个名留青史的英迈君主。”

德川家茂死得实在不是时候。

当时的日本面对列强叩关侵略引发的民族危机，日本处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关键时期。以幕府为代表的一方，力图维护传统的幕府统治，内部的开明派同时也积极主张学习西方，以幕府为主导进行改革。而以西南强藩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力图推翻幕府统治，以天皇的名义进行全面改革。

那么，哪种模式对于日本前途最有利呢？很明显是后一种。因为日本天皇虽然号称万世一系传承不断，却一直是个摆设，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幕府手中。

在旧体制下，幕府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仅直属的领地就有800万石收益。幕府主导的改革，很可能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一样，虽然能收到一些成效，却无法从根本上改造日本的政治体制。

而天皇长期处于无权状态，改革对其利益损伤不大，甚至有益。日本皇族常年仰幕府鼻息，过惯了穷日子，没有清皇室那种奢靡之风。改革的阻力远没有当时的中国那么大。

在近代史上，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自救运动。中国选择了不触动政治体制的洋务运动，而日本则进行了彻底得多的明治维新。中日两国所选的不同道路，其实主要与两个皇室的权力大小有关。中国高度中央集权，清皇族为维护既得利益，坚决不肯搞政治改革。日本天皇由强藩扶持上台，没有独掌大权的能力，得以推行较为彻底的政治改革。

这两种不同的改革路线，决定了中日两国的百年国运，造成了中国近代百年国耻，这是后话。

德川家茂病的时候，幕府和倒幕强藩的争斗正处于白热化状态，幕府对带头倒幕的长州藩发动了第二次征长战，而长州藩也不示弱，与萨摩藩联盟，与幕府军对抗。当时前线的形式对幕府不利，但并非无法支撑，胜负尚难预料。

然而德川家茂在这个时候死了。

德川家茂死亡的消息虽然被幕府严密封锁，但还是很快传到前线。本已经平静的前线局面瞬间大变，征长战以幕府的完败告终。

同时，幕府也被继承人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德川家茂临死前指定了继承人，但这个继承人只有三岁，在这种复杂局面下让一个小孩子继承将军的位置，简直是开玩笑。幕府家臣们商量好久，最后选择了后来的末代将军一桥庆喜继位，他改名为德川庆喜。

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或是名留青史的英迈君主，却因脚气病逝？

德川庆喜

德川庆喜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他本来早就该当将军，但他把位置让给了德川家茂。德川家茂死了，家臣又找他继位，他还是推三阻四。德川庆喜继位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维护幕府统治，但最终选择了和平交权，奉还大政于天皇。而倒幕派也没有太难为他，他作为富家翁于77岁寿终正寝。

松本良顺原本做好了切腹的准备，但因为德川家茂在临死前特意嘱咐，不得问责松本良顺，他也尽力了。1866年，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病逝，年仅21岁，他死的那一天，很多大臣不觉说道一句话，德川家，从此完了。有人曾说如果不是因为德川家茂得脚气病而死，活得久一点，或许会成为一位名留青史的英迈君主。

德川家茂病逝的时候，幕府和倒幕派正打得如火如荼，不相上下，但当德川家茂病逝的消息传到战争前线时，本已经平静的前线局面瞬间大变，征长战以幕府的完败告终。

不过这事儿也真不能怪他医术不精，在那个年代，医学对脚气病的病因并不了解，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

此时，德川幕府内部也因继承人的问题，心神不安，焦头烂额。德川家茂虽然指出了继承人，但此继承人才3岁。想想当时的局面，让一个三岁的小娃娃来当将军，简直是不可想象。最终大家还是选择了后来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继位。

德川家茂为什么会得脚气病呢？

首先要怪日本的饮食传统。

我们在前面讲过，脚气病是由维生素B1缺乏导致的，维生素B1又称硫胺素，可以从食物中摄取。谷类、豆类、坚果类、瘦猪肉及动物内脏等食物是维生素B1的丰富来源。675年，日本天武天皇颁布了“肉食禁止令”，禁食牛、马、犬、猿（猴）、鸡之肉。在佛教教谕和天皇禁令的双重影响下，绝大多数日本“有识之士”索性一刀切，放弃了一切四脚兽类的肉，进入了只吃鱼的半素食时代，而且贵族绝不吃肉，穷人才吃“低贱”的肉。维生素B1在蔬菜、水果和鱼类中含量很低，日本贵族这种半素食的饮食习惯，容易造成维生素B1的缺乏。

而且，日本人有吃生鱼的习惯，某些鲜鱼和甲壳类体内有一种能破坏硫胺素的酶——硫胺素酶。硫胺素酶加热后会失去活性，如果鱼类不加热直接生吃的话，未失去活性的硫胺素酶会破坏食物中的硫胺素，也就是维生素B1。

其次要怪德川家茂太有钱。

即使日本有半素食的饮食习惯，即使日本习惯吃生鱼，但脚气病在日本发生率依然极低，而主要的患者，就是德川家茂这样的有钱人。当时江户这地方有钱人多，所以脚气病一度被称为江户病。

原因很简单，维生素B1在大米和麦子、玉米的表皮（米糠、麦麸）之中含量也很丰富。日本绝大部分人吃的糙米中，并不缺乏维生素B1。

但德川家茂有钱，他吃的是精米。精米在加工过程中，除了脱壳外，还要用木杵去捣，以去除稻米最外面的薄层，即糠，之后还要在空地上翻扬，利用风力将富含维生素B1的碎糠彻底去除。经过加工的精米，口感和外观都比糙米要好，但维生素B1的含量则大大下降。

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或是名留青史的英迈君主，却因脚气病逝？

稻谷结构和营养分布

但这还没完。将军有钱，做饭用的精米自然要好好淘洗，而维生素B1是溶于水的，经过这一折腾，又损失不少。洗的次数越多，洗得越仔细，维生素B1损失得越多。

在最后煮米的过程中，残余的维生素B1再次被水溶解，而将军大概是不会喝米汤的。

不仅不喝米汤，估计还会经常喝点酒，而酒的代谢，要消耗维生素B1。

在这种情况下，德川家茂因为维生素B1缺乏而生病乃至去世，也就不意外了。事实上，德川家茂的妻子最后也是死于脚气病。

脚气病虽然可怕，但在1870年，它也只是局限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地区的一种罕见疾病。

1870年，以蒸汽为动力的碾米机被发明出来，这种机器可以一次性研磨大量稻米，成本低廉，速度快，碾出的大米外观好，口感好，不易腐败，可以长期储存。随着这项新兴技术的迅速普及，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以稻米为主食的国家和地区，脚气病发病率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一跃成为残酷可怕的流行病，成为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在以精米为主食的日本军队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在1878年至1892年间，日本海军平均每年有1/3应征入伍的水兵因为脚气病而病倒。1878年，日本海军龙骧号在一次前往新西兰的训练航行中，船上278名水兵中有161人得了脚气病，有25人死亡。

1882年，朝鲜京城事变，日本海军与清政府海军对峙于海上。事变最终未变成日本与清政府间的战争，但大量的脚气病患者却让日本海军将领感到极度的恐慌。大量非战斗减员严重打击了日本海军的战斗力，日本海军哀叹：“不解决脚气病的问题，日本海军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由于西方基本没有这种疾病，所以来日本的西方医生对此束手无策，以为是日本特有的一种风土病。还有的医生推测其病因为“血液的变质”，或以为是由某种不明微生物传染所致。

如果没有那个叫高木兼宽的人，也许，甲午战争就不会爆发。

高木兼宽，日本海军军医，因解决日本海军脚气病问题被封为男爵。

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或是名留青史的英迈君主，却因脚气病逝？

高木兼宽

为解决海军脚气病问题，高木兼宽潜心研究了大量资料。最后，一份日本海军筑波舰1875年的航海记录吸引了他的目光。该舰赴海外训练期间，有大量脚气病患者出现。但仔细区分其发病日期，发现该舰停靠美国海岸期间无人患病。同样的现象还见于该舰1877年去澳洲的航海记录中。高木兼宽对这批士兵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人提到的“大家都很高兴，唯有面包令人甚不习惯”这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脚气病是否与士兵的饮食有关？

高木兼宽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发现与欧洲海军相比，日本海军士兵蛋白质摄入量极低，在脚气病大规模发病时尤其如此。他以此推断脚气病是饮食中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并参考欧洲海军的饮食，尝试改变日本海军的饮食结构，增加肉类和牛奶。

高木兼宽对脚气病的解释是错误的，但是，歪打正着，他的措施是对的。那一年，他的舰队只有14例脚气病病例，无人因此死亡。

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高木兼宽游说重臣，面谒天皇，争取到5万元特别航海费，日本海军以高木兼宽确定的新的饮食配置，派“筑波”号重走当年“龙骧”号的远航路线。结果，航行全程中仅有15名脚气病患者，其中有8名是因习惯问题无法按规定食用肉类，4名未食用炼乳。无人死亡。

1887年，日本海军全体采用高木兼宽制定的饮食标准，此前每年有超过1000名脚气病患者的海军，当年仅3人患病。

摆脱了脚气病困扰的日本海军，将狰狞的目光望向了中国。

7年后，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海军全歼大清北洋水师。

这一仗，打出了日本百年国运，也打出了中国百年国耻。

日本举国欢庆的人群中，想必既有松本良顺，也有高木兼宽。

然而，日本陆军就没这么走运了。

高木兼宽的蛋白质不足学说，并没有得到日本陆军的认同。日本陆军军医首长森林太郎，坚信脚气病是未知细菌感染造成的，除了以改善环境卫生的方法来预防脚气病外，他认为有强大杀菌作用的杂酚油应该是可以治疗脚气病的。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陆军给士兵配发了大量由杂酚油制成的药丸，并规定士兵按时服用。他们给药丸起了个很威风的名字——征露丸。露，即露西亚，就是俄罗斯。征露，就是征服俄罗斯。二战后改名为“正露丸”，直到现在都卖得很火。

然而，“征露丸”征服不了脚气病，整个日俄战争期间，日本40万总兵力中，9万~20万人患上了脚气病，其中，3956人死于脚气病，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战斗死亡的58387人中，很多人的死亡应该和脚气病有间接关系。这场战争日本虽然取胜，但伤亡之惨重远超预期，战前的目标，也只达到一部分。这和军队中脚气病流行有很大关系。

战争结束后，陆军军医局因此事受到弹劾。陆军军医局为自己辩解的理由之一是：“不能相信非东京大学的研究。”实际上，高木兼宽提出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比例失调作为病因解释后，与东京大学、陆军军医之间就始终处于论战的状态。眼见为实的预防效果并不能使对方放弃自己的主张。

这其实也不能全怪陆军军医和东京大学。一则高木兼宽的理论确实是错的，二则与当时国际医学潮流有关。那个时候，细菌学说方兴未艾，德国细菌学家科赫和法国细菌学家巴斯德的事业如日中天。受此影响，研究者在寻找疾病原因时，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微生物感染上。

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或是名留青史的英迈君主，却因脚气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