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计 | 新加坡：城市设计以幸福指数为先

新加坡，全世界领土最小、最袖珍的国家之一，却又跻身于全球人居水平最高、人民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行列。人居水平和幸福指数两项指标同时夺冠，这样的国家，虽微小却堪称伟大，虽袖珍却赢得大国尊敬，虽年轻却令文明古国推崇。正是怀着这份尊崇之心，专业人士、媒体才俊与业主“混搭”的深圳考察团开启“叫板之旅”，以不同的视角透视这个年轻的移民城邦。

我受命担任考察团团长，虽已多次访问狮城，却仍觉得底气不足，名为“叫板”，实为“对话”；看似“示威”，实则“示弱”。我认为：今天的虚心学习、不耻下问，才有明天“叫板”的资格。“叫板之旅”，更可称之为“样板之旅”。

五天访问，三场对话——深圳社区与新加坡组屋之间，乐湖与Caribbean Bay（加勒比湾）社区之间，红树湾畔的红树西岸（Mangrove Westcoast）与Keppal湾畔海滨高品质住区（Reflections）之间，每场对话都碰撞出了人居思想、和谐理念和城市文明的火花。

△ 秦刚 摄

样板一：ERP道路管理与数字化城市

新加坡和深圳是两个极为相似的城市：同为海滨城市、同为国际航运港口城市、同为年轻城市、同为移民城市、同为地少人多的高密度城市。这些相同的特点让新加坡极具可参照性，可“叫板”性。

新加坡组屋建设的覆盖面广，80%以上的公民都享受廉价的组屋；深圳保障房建设落后于新加坡，但200万户籍居民和更多持居住证的市民的平均居住条件却不逊色于新加坡。深圳花园社区式的商品房开发水平接近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水准。深圳与新加坡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城市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和法制化，体现在城市文明和决策者管理者的思想理念。

两者均为人口密度高、私家车拥有率高、汽车数量大的现代化城市，新加坡的道路交通管理系统首先堪称深圳榜样。新加坡450万人口，80万辆汽车，700多平方公里；深圳1 200万人口，120万辆汽车，2 000平方公里。人口和面积与车辆比例，两个城市差别不算悬殊，但道路交通状况却差距甚远。行驶在新加坡，从未感觉过道路拥堵，也从未遇到过排着长龙的收费站。相比于深圳高速收费站前常年拥堵的车流，新加坡道路交通管理真正达到现代化。新加坡优越的道路交通状况，一则归功于科学化、人性化的车辆牌照发放控制政策，二则归功于ERP系统。

△ 秦刚 摄

新加坡车牌发放有数额限制，控制车辆增速，这一点首先值得深圳学习。牌照费大约1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5万元），税费总和约为车价的两倍。车牌分为红、蓝、白色。红色牌的汽车税费很低，但只能在晚上七点到次日早晨七点和周日使用，既满足了在非高峰时段市民家庭休闲娱乐活动对私家车的需要，降低了购买汽车的高门槛，又控制了高峰期、工作日的交通流量。

在新加坡，从所住的文华酒店去同样位于CBD的Marina滨海湾文华酒店，来回搭乘出租车，单程为6.1新元，每趟收费中都包含了1新元的ERP通行费。如果在早上、中午高峰期，通行费则贵至3新元。ERP是指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城区建立ERP的国家，该系统已经使用10年。在繁华路段，随处可见道路上的闸门状的横杆装置，屏幕标明ERP收费标准。车辆通过时，ERP系统自动感应并自动扣费。新加坡每辆车上都安装一个带现金卡的车载单元。现金卡可以从银行充值。每次通过需要收费的路段，路段上的扫描装置会与车载装备对话，收取通行费。

ERP系统自动化收费既保证正在行驶的车辆能够实现缴费不停车，提高效率，又能对进入繁华路段的车辆实行价格杠杆调节。新加坡对ERP系统的管理更具人性化——收费率随着各路段平均车速、车流量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公之于众。深圳城市发展集约化程度高、科技含量高，是中国一线城市里最具备数字化城市条件的，并可以作为二线城市学习的样板。试想，如果在深圳繁华区的东门、华强北、CBD等区域设置ERP系统，交通流量一定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如果深圳试行的成果经验推广到北京、广州等地，特大型城市更能从ERP系统中受益不小。百仕达地产在红树西岸、乐湖等新项目中，均已借鉴了新加坡的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在安保、车辆管理、物业服务、智能家居等各方面融合了人性化与数字化元素。“叫板新加坡”，深圳地产界的底气越来越足了。

△ 秦刚 摄

样板二：法制化与人性化结合的社区管理

百仕达花园和红树西岸是深圳品牌社区，也是高品质住区的代表。尽管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提供了近乎周到的服务，但还是有很多令社区管理者和业主都感到不和谐的现象。物业“过度服务”和业主“无理要求”的现象在深圳社区普遍存在。

我认为，和谐社区既有赖于公众的文明素质，又必须依靠法治化社会环境，并严格执法来实现。新加坡对于社区的服务、管理遵循法制化与人性化相结合的原则，严格地划分了公共事务和私人纠纷的界限。属于社区内部调节的范畴和属于法律调节的范畴，二者得以清楚划分。

在吉宝置业开发的滨海高尚社区Caribbean Bay（加勒比湾），1 000余户单位，管理处只有25名保安员和6名客服人员，所有的维修、园林维护、保洁都采用外包服务，有问题均可投诉解决。Caribbean Bag社区居民也都知道，哪些事情应诉诸物业部门，哪些事情是应该自己做的。深圳百仕达、乐湖，同样的社区规模则需要近100名保安、客服和维修人员。物业管理队伍的庞大增加了物业费用负担，也让业主养成了随意指使物业人员、依赖物业部门的习惯。

在新加坡，发生在社区内的问题，属于物业部门职责，由物业负责；属于公共部分或涉及邻里之间的纠葛，由律师出面协商并最终请法院裁决。公民守法意识很强，司法部门执法力度也很强。没有人敢不遵守法律和法院裁决。在百仕达花园，曾发生过这样的纠纷：由于楼板问题造成楼下单元渗水，而楼上业主因不愿损坏地板而拒绝物业部门进门维修，最终的结果是楼下业主卖房搬家。

在社区内乱搭违建的行为也是法律调节的范畴。在深圳许多高品质住区，业主在阳台搭建等损害建筑物的行为常常因执法主体不明确或执法不严，对法律视而不见。新加坡同行说，这样的事情在新加坡是不会发生的。建设和谐社会，塑造和谐社区，需要人性化的服务和管理，更需要法制化与人性化共融的环境。这是新加坡经验的又一个样板。

△ 秦刚 摄

样板三：城市设计，以幸福指数为先

新加坡的房地产开发与城市设计的和谐程度高。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与开发商主导的项目开发能够相互补充、优势互补、相得益彰。政府和开发商都遵循一个原则：民众的幸福指数是优先考虑的因素。

Vivo City（怡丰城）是新加坡近年来的一张新名片，集购物、餐饮、娱乐、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本来不在考虑日程之内，但曾听罗雷先生提及此项目，颇有欣赏之意，我们便抽出晚上时间到访。Vivo City所在之处，原本是货运码头和仓储。经过新的城市设计和空间组合，沿着港口水域展开的一组平凡的建筑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入夜，Vivo City屋顶平台成了新加坡年轻人聚会、约会的“外滩”。视线之外，是波光粼粼的港口和灯火阑珊的货轮游船。新加坡的城市设计，以公民的幸福指数为先，凡事均优先考虑提高人民的生活舒适度、幸福感。

吉宝置业是新加坡最大的住宅、商业地产开发商，也是新加坡大型国有企业。吉宝开发的项目覆盖各种档次，对国际化高尚住宅区的运营经验丰富。Keppal（凯普湾）畔的Caribbran Bay（加勒比湾）社区的Reflections（海滨豪宅）都是吉宝的作品。前者已经成为品牌社区，我们造访时后者正在建设期内。加勒比湾社区与百仕达乐湖、海滨豪宅与红树西岸都有形神相似之处。尤其是对社区和谐、幸福指数、艺术品位的追求，深圳与新加坡地产界互见短长，互为师长。

深圳考察团与新加坡业界人士的对话交流互相启迪，彼此都觉受益匪浅。百仕达在高端社区开发中融入艺术、文化要素，提升社区品位进而推动先锋城市建设的尝试得到了吉宝置业等新加坡品牌企业的认同。对先锋精神和城市精神的探索，成为新加坡城市和深圳人文学界、企业界共同的目标。

——摘自秦刚《城计——第五代城市：从城市范例到全球标杆》

秦刚(城市战略专家)

秦刚，城市战略专家、文旅与绿色社区开发者、资深记者；雅颂机构创始人，小院科技合伙人。著有《城脉：为第五代城市筑魂》、《城计》、《微视窗里的全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