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3日 星期六

射雕英雄成绝响,人间自此无大侠


射雕英雄成绝响,人间自此无大侠


拾遗语录

这几年见过不少大师的离去 ——但金庸的离开,对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来说,才真的是一个时代过去了 。

先生之后,再无江湖。

从江南到大漠,从塞北到极南,

偌大江湖,一夜之间皆失去了颜色。

唯见天际之间,那一众侠客,

正应着《笑傲江湖》曲调,

躬身作揖,与先生依依话别——

那韦小宝说:“我就要大婚啦,你不来喝喜酒,老子实在不快活。”

那李文秀说:“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

那陈家洛说:“慧极必伤,情深不寿,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那狄云说:“我等了你这么久!我知道你终于会回来的。”

那胡斐说:“倘若情丝一斩便断,那也算不得是情丝了。”

那乔峰说:“‘阿朱’就是‘阿朱’,四海列国,千秋万代,就只有一个‘阿朱’。”

那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那令狐冲说:“我抬起头来看天,看天上少了哪一颗星。”

那张无忌说:“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唯光明故。”

那石破天说:“喜欢吧,看一眼是如此,过一辈子也是如此。”

那袁承志说:“此时纵聚天下珍宝,亦焉得以易半日聚首?”

那杨过说:“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

只见先生抱拳作揖,

朗声回应众侠客:

“人生在世,去若朝露。

魂归来兮,哀我何悲。

老衲今后行止无定,随遇而安,

心安乐处,便是身安乐处。”

讲武侠的那个人终于走了。

从此以后,这江湖该有多寂寞?


射雕英雄成绝响,人间自此无大侠


浙江海宁袁花镇有一望族,名姓查。

这查家,不但善经商,还出读书人。

清朝康熙年间,这查家可不得了,

“一门五进士,叔侄五翰林。”

康熙爷还为查家题过匾——敬业堂。

及至清末民初,查家几经磨难,

家道虽然衰落,但仍有良田三千亩。

1924年3月10日,查家查枢卿添了一个儿子,

查枢卿根据排行,给儿子取名为查良镛。

查家有钱,可供小孩选择的消遣很多,

但查良镛别的不爱,偏爱上了家中藏书。

整天泡在书堆里,读得废寝忘食。

父亲怕他读出毛病,便想方设法让他出去玩。

有一次,父亲拖他出去放风筝,

放着放着,一回头,查良镛不见了。

父亲急得不行:“怕被别人拐走了。”

找了半天没找着,回家一看:

“这小子正泡在书房看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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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泡在书房的查良镛。

偶然间翻到一本《荒江女侠》,

这是顾明道写的一本传统武侠小说。

查良镛一读,震撼得血脉贲张:

“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书!”

从此,他就迷上了武侠,

四处托人收罗各类武侠小说。

石玉昆的《七侠五义》,

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

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

…………

武侠看多了,查良镛便经常幻想,

幻想自己化身成为书中之侠客,

“仗剑天涯,除暴安良,快意恩仇。”

武侠梦,就这样在他血液里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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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查良镛考入浙江联合高中。

当时,联合高中办了一个壁报。

爱好写作的查良镛,便成了壁报常客。

1941年的一天,壁报前围满了人,

争相看着一篇名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

“阿丽丝小姐来到校园,

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

伸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

威吓学生:我叫你永不得超生……”

学生们看了,纷纷偷笑不止。

都知道这条眼镜蛇就是指校训导主任沈乃昌。

因为沈乃昌的名言就是——我叫你永不得超生。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镛。

“我瞧不得他有事没事就辱骂学生。”

查良镛心中热血一荡,便想行侠仗义。

于是撰写了这篇文章来讥讽沈乃昌。

沈乃昌看到文章,气得全身发抖,

立马跑到校长那里哭诉:“请立即开除他。”

几天后,查良镛被勒令退学了。

他便转到衢州中学,念完了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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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故居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

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作。

“我门家本来是相当富裕的,

但住宅、园子都被日军烧了,

母亲和弟弟都在战争中死亡。”

查良镛目睹和遭遇了国破家亡后,

便立志成为侠客:“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这个侠客——“就是做一名外交官。”

为什么要做外交官?

“就是想在维护国家尊严上发挥作用。”

于是1943年,查良镛高考时,

报考了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

入学后,他一心扑在学业上,

每次考试几乎都是年级第一名。

但中央政治学校是一所特殊学校,

简单点说,就是国民党培训政治干部的学校。

校长,就是国民党主席蒋介石。

所以,其他党派学生便经常遭到国民党学生的拳打脚踢。

一天,国民党学生又把异党学生揪到操场,

进行极其恶毒的辱骂和殴打,

忍了很久的查良镛看不下去了,

心中热血一荡,又想行侠仗义。

冲到政务处,大声质问学校领导:

“为何放纵国民党特务学生胡作非为?”

侠客,从来就不是这么好当的。

查良镛行侠的结果,便是被勒令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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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外交官的梦想破灭了。”

离家千里,孑然一身,无依无靠,

失学后的查良镛,既愤懑又沮丧。

突然,他想到了表兄蒋复璁,

蒋复璁当时正在重庆担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

于是,查良镛便找到蒋复璁,

在其帮助下,在图书馆谋了个职务。

也算是“祸之福所依”吧,

失了学,但查良镛却坐拥了百万藏书。

随后两年,他专事读书,笔力大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

查良镛便离开重庆,回到了家乡,

进入东吴法学院插班进修国际法,

“希望能有机会重新踏上外交官之路。”

1946年秋天,《大公报》刊登启事: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

应聘者蜂拥而来,竟多达3000人。

查良镛凭着出众才华,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以第一名成绩被《大公报》录取,

就此在报社做起了电讯翻译工作。

1948年3月,《大公报》香港版复刊,

查良镛被调派香港,支援复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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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解放后不久。

查良镛发表了一些国际法论文,

得到国际法权威梅汝璈的赏识。

梅汝璈致电查良镛:“外交部请我去当顾问,我需要一位助手,你愿不愿意?”

查良镛回答:“愿意,我的梦想就是做外交官。”

1950年,查良镛来到北京。

外交部领导乔冠华对他说:

“想来外交部工作,得先去人民大学进修。”

当时,人大拥有全国唯一的外交系。

“在外交部工作,一定要是共产党员。

你在人大学习结束后,我介绍你入党。”

查良镛一听,脑壳有点大了。

因为他是一个喜欢自由自在的人。

“入了党,一切行动都要听指挥。”

这一点,查良镛觉得自己不太适应。

再加上中国已经解放,

外交官“侠客”似的吸引力已然减弱。

深思几天后,他放弃了这次机会,

选择了重新回归香港《大公报》。

这一年,《大公报》旗下《新晚报》创刊,

查良镛被调到《新晚报》,做了副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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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调往《新晚报》的,还有陈文统。

查良镛与他,共用一张办公桌。

说来凑巧,两人都爱看武侠小说,

所以工作之余,经常侃得不亦乐乎。

除此之外,两人还有一共同嗜好——下围棋。

两人时常买回二两孖蒸、四两烧肉,

然后摆下棋盘,一边吃肉,一边对弈。

1954年,香港的太极派与白鹤派,

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不相让,

于是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向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投下战书,

“签下生死状,比武分高低。”

由于当时香港禁止打擂,

两人便把擂台设在了澳门。

这场比赛,轰动香港,

吸引了上万香港人到澳门观看比赛。

那场比赛,虽然只打了三个回合,

但却震动了整个香港。

当天《新晚报》“号外”报道一出,

立马就被香港市民一扫而光。

目睹此景,总编辑罗孚脑子灵光一闪:“何不趁此机会推出武侠小说连载,以招徕更多读者呢?”

他找到武侠迷陈文统:“愿不愿意写武侠连载?”

陈文统一口应承下来:“可以啊!”

第三天,《龙虎斗京华》便见报了。

陈文统用了一个笔名——梁羽生。

没想到《龙虎斗京华》一炮打响,

每天报纸一出,香港市民便人人争读。

一个新武侠小说时代就这样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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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初,

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快连载完了,

但他还没有想好下一部写什么。

罗孚便只好找到另一个武侠迷查良镛:

“梁羽生顾不上了,只有你上了。”

但查良镛并没有马上答应:

“别说武侠,我连小说都没写过。”

罗孚和梁羽生一同劝说道:

“只有你了。你一定可以。”

查良镛抹不过面子,最终答应了。

答应了,可是写什么呢?

那晚,查良镛躺在床上失眠了。

突然,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讲的一个传说。

“传说那年,宫中熹妃生了一个女孩,

因为担心女孩难讨皇上雍正的欢心。

便使出了偷梁换柱的妙计,

用海宁陈家的男婴替换了自己生的女婴。

这个男婴,便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于是,查良镛便想把这个传说变成武侠小说。

1955年2月8日,新晚报推出了《书剑恩仇录》。

查良镛将名字最后一字一分为二,署名“金庸”。

但是,没想到市民反应平淡。

推出两周后,也很少见人议论。

“我很是失落。”金庸说。

可没想到一月之后,《书剑恩仇录》突然爆红。

每一天,金庸都会收到大量来信。

这,正是金庸武侠小说的特点——开局平淡,但随着人物和情节的展开,火越烧越旺,“茶”越来越香,慢慢就让人欲罢不能了。

“最终,《书剑恩仇录》的影响竟超过了梁羽生。”

名声一响,很多报社便找上门来,

纷纷高薪邀请金庸撰写武侠小说。

金庸答应香港商报,撰写了《碧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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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与夏梦

在撰写《书剑恩仇录》期间,

金庸又从新晚报调回了大公报。

但进入1957年后,

一直奉行讲真话的大公报也开始说假话了:

“人民公社进行的时候我到广东看过,

说一亩地可以生产四五万斤粮食

完全就是假话,根本不可能。”

作为大报,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呢?

“我觉得做新闻工作不应该这样做。”

1957年,金庸便从大公报辞了职。

辞职后,加入了香港长城电影公司。

因为这里,有著名影星夏梦。

金庸曾说:“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她应该长得像夏梦才名不虚传。”

现实生活中的夏梦不仅长相漂亮,

而且文化修养极高,是个秀外慧中的女子。

金庸喜欢得不得了,所以才愿意因“梦”入“长城”。

进入长城后,金庸做了编剧,

为夏梦量身定做了《绝代佳人》《兰花花》等剧本,

虽然反响不错,但他却没多少机会接触夏梦。

于是金庸积极寻找机会当导演,

终于,他做了《王老虎抢亲》掌镜,

这才与女主角夏梦逐渐熟络起来。

据坊间传说,金庸和夏梦有过一次约会,

那次,金庸倾吐了埋藏在心底的话语。

夏梦一声叹息:“也许来世还有机会……”

毕竟他俩,都早已是已婚之人。

金庸之念想,就终止于这一声叹息。

1959年,金庸黯然神伤地离开了长城。

从此,他小说里便有了夏梦的影子,

不管是《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

还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抑或是《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

“一颦一笑,都带着夏梦的影子。”

北大教授孔庆东说:“金庸的小说,既是一流的武侠小说,又是一流的爱情小说。”

或许,这正是“一流”的原因所在吧!

痛彻的失去,成就终极美丽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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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的《明报》

离开长城离开夏梦之后,

金庸的侠客之梦又被点燃。

那时,反右运动愈演愈烈,

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

金庸忍不住了:“我必须发声。”

于是,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

两人一起出资,创办了《明报》。

1959年5月20日,《明报》正式出刊。

在发刊词中,金庸表明立场:维护社会公信。

每天头版,金庸会写一篇社论,

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各类新闻事件,

发出既公正诚实又见解独到的声音。

但是,报纸销量却非常糟糕。

这样下去,估计半年就得关门,怎么办?

沈宝新说:“你写武侠小说连载吧!”

于是,金庸便开始在明报上撰写《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

随着笔法的成熟,金庸武侠更是锐不可当。

香港才子倪匡说:“看小说的人不看金庸,简直就是笑话。那时,每天报纸出来,人们会首先翻阅金庸的武侠小说连载;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多半是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有关。”

《明报》销量,一下从几千飙至数万。

金庸的影响,迅速波及整个东南亚。

当时,新加坡等国的报馆,

竟利用地下电台输送金庸小说内容,

以满足本国读者迫不及待的需要。

武侠小说,就这样拯救了《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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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

报纸有了销量,报社便有了钱。

金庸便又有了做侠客的资本,

于是又以笔为剑以笔为枪,

抨击那些“假大空”的新闻和事件。

当国家面临危难和祸乱时,

爱国的知识分子应该站出来发出真实的声音,

这也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一手武侠,一手社论,

就这样成为冲锋陷阵的“侠之大者”。

发声,必然会招来祸患。

有人放出话来:要消灭五个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

排名第一的是香港著名播音员林彬,

有一天,林彬在开车上班途中,

车被一群人拦下,他还没明白过来。

那群人便提着汽油桶冲了上来。

林彬就这样被活活烧死在车上。

林彬死后,金庸连发了两篇社评,

一篇是《烧不灭的声音》,一篇是《敬悼林彬先生》。

金庸说:“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那时,金庸准备了十块车牌。

“每天换一个,以免被跟踪。”

最危险的一段时间,金庸听到风声,

还跑去欧洲躲藏了一个月。

连载的《天龙八部》只好找倪匡代笔。

一个月后,金庸回到香港。

倪匡笑着对他说:“抱歉抱歉,我讨厌阿紫,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

金庸躲避暗杀,结果害瞎了阿紫。

《天龙八部》之后,不屈服的金庸,

又撰写了政治寓言小说的《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

进入1970年代,暗杀与舆论围剿回归平静。

金庸的“侠客”之心便随之黯淡下来,

此时,《明报》已是香港第一大报,

再也不需要武侠来装点与支撑门面了。

于是1972年9月,《鹿鼎记》一完,

金庸宣布挂印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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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接见金庸

拾贰

挂印封笔之后,

金庸开始整理自己写过的武侠小说。

“很多地方,前后是矛盾的。”

“很多地方,逻辑上存在问题。”

“很多地方,文字太粗糙了。”

这一整理,就是整整十年。

他将整理后的十四部武侠小说串成一副对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955年以来,金庸小说虽风靡整个东南亚,

但中国大陆却很少有人读过,

因为金庸小说是被禁止出版的,

“充满打打杀杀,是社会的毒瘤。”

但是邓小平却特别喜欢,

还专门托人从香港带回了金庸小说。

1981年,作为《明报》社长,

金庸接到了来自北京的访问邀请。

金庸提出:“我可以拜访邓小平先生吗?”

邓小平立马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1981年7月18日上午,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金庸,

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然后又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金庸回港后,便给邓小平寄了一套整理后的《金庸小说全集》。

不久,金庸小说便在大陆开禁了。

北宋时,柳永之词流传天下,

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金庸小说一开禁,顿时风靡中国。

凡有井水处,皆见读金庸。

射雕英雄成绝响,人间自此无大侠

拾叁

知乎上有个提问:

金庸先生的“武侠”,对你一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喜欢“haibaraemily”的回答:

私以为,金庸的武侠,

或许是我们这几代人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也是我们这几代人最好的道德教育。

教科书上电视上学校里,

向我们灌输的那些爱国精神、道德规范,

其实没有多少孩子真的听进了心里,

但金庸的武侠却为我们塑造了榜样。

郭靖、杨过、乔峰,

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令狐冲、胡一刀、韦小宝,

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义之所至,死生为轻”。

当然,我们会长大,

会知道世界并不是那么快意恩仇的,

我们也不是那么强大,

可以纵心所欲、策马江湖的。

我们会妥协、会胆怯、会自私,

甚至会碌碌一生无所作为。

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坚守的,什么是应当尊敬的。

即使自己不敢去做,

但至少不会嘲笑那些勇敢无畏的人。

什么是是非、什么是善恶、什么是良知、什么是正义,

这就是金庸的武侠,

在我们这几代人心里埋下的种子。

它或许不会发芽,

但它守护了我们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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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

有人问金庸:“人生当如何度过?”

金庸回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先生果真大闹一场,悄然离去了。

金庸生前,曾有一遗愿:

“我希望我死后一百年、二百年后,仍然有人看我的小说。”

金庸先生不知道,

此时我眼前正浮现一幕场景:

很久年很久年以后,

一个大人领着一个孩子,

走过一片墓地。

突然,大人指着一块墓碑,

对孩子柔声说道:

“你非常喜欢的那个金庸,就在这里。”

孩子眼里满是崇敬,

他躬身一拜,定睛细看墓碑,

只见上面写着十四个大字: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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