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3日 星期一

最新研究 | 更严格的疫情应对政策能有效减少死亡人数,但可能导致不良心理健康结局

最新研究 | 更严格的疫情应对政策能有效减少死亡人数,但可能导致不良心理健康结局





• 相比于在消除病毒传播的国家(除疫国),人们的心理健康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在试图控制病毒传播的国家(缓疫国)更大。

• 与关闭学校、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取消公共活动和限制国内旅行相比,保持社交距离与心理健康不良评估结果的关联更为密切。

• 严格的新冠措施对减少死亡人数的作用大于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这避免了在解决心理问题与拯救生命之间的权衡。

• 在封城期间,所有年龄群体的女性(包括有孩子的已婚女性)心理健康影响高于男性。


《柳叶刀-公共卫生》(The Lancet Public Health近日发表两项研究回顾了来自15个国家2020年4月至2021年6月的数据。研究发现,试图控制而非消除新冠的国家所采取的防疫措施,与群众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下降有关。


与所有年龄段的男性相比,封城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对女性(包括需要抚养孩子的已婚妇女)来讲更为严重。在国家层面,比起旨在控制而非消除国内新冠社会性传播的国家(缓疫国),旨在消除国内传播的国家(除疫国)在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更少,人们的心理健康趋势相同或更好。


疫情期间,全球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战略,发布了各种指导方针,以遏制新冠疫情的发展。然而,各国的控制措施并不统一。一些国家采取消除战略,目标是将病毒的社区传播清零;其他国家选择通过间歇性封城、关闭工作场所和学校、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以及取消公共集会和关闭公共交通等多种方式减缓病毒的传播。


韩国和日本等选择消除疫情的国家较早实施了国际旅行限制、新冠病毒检测和密接追踪等具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降低了国内的新冠感染水平,这使他们能够选择较为宽松的防控策略。相比之下,法国和英国等主张缓疫策略的国家则选择了较为宽松的国际旅行限制,试图通过采取严格和漫长的国内防控措施,包括保持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等,控制而不是消除病毒。


第一项研究的作者,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Dr Lara Aknin说道:“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受到了广泛讨论。乍一看,除疫国执行的防控措施似乎比缓疫国严格得多,因为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些国家的国际旅行限制。但实际上,与缓疫国相比,除疫国的民众在国内享有更多的自由,防控措施的限制也更少。” [1]


第一项研究表明,疫情限制措施的类型和时机是决定群众心理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第二项研究则表明,不同群体受到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


两项研究的发现共同表明了一个观点,即更严格的政策措施可能导致不良的心理健康结局,有效的防控政策必须与战略和资源相结合,以解决普通民众和高危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



防控措施的严格程度和类型决定了其对公众心理健康的影响


为了评估新冠限制政策的变化如何影响心理健康,第一项研究将每两周从15个国家样本中获取的每日政策的严格性数据和人们的心理健康数据相结合,并根据这些国家2020年4月至2021年6月期间对新冠的应对情况,将它们分为除疫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和缓疫国(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和英国)。


与除疫国相比,缓疫国内严格的防控政策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之间有更强的相关性。就具体政策而言,那些主要在缓疫国采取并使人们失去社会联系的政策(例如,限制聚会和居家隔离)与更多的心理问题和更低的生活满意度相关。另一方面,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取消公共活动、关闭公共交通以及限制国内旅行等政策与心理健康结果之间没有关联。可能令很多人惊讶的一点是,人们在高水平或低水平限制下连续度过的天数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没有差别。


总体来看,严格的政策措施与民众对政府应对疫情的负面评价相关,从而影响群众心理健康。与缓疫国相比,除疫国内民众对政府应对疫情的评价更为积极。


随着时间的推移,防控政策的严格程度与未来心理健康之间的负相关性有所下降,部分可归结为严格的政策对减少死亡人数的作用。根据之前的研究 [2],作者得出结论,严格的政策对减少死亡人数的影响,比观察到的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


该研究的作者Dr Rafael Goldszmidt说:“我们的研究表明,除了疫情本身的严重程度外,疫情应对措施的类型也会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缓疫战略可能与更差的心理健康结果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长时间的封城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控措施可能阻碍了人们的社会联系。然而,事实证明更严格的政策能够有效减少死亡人数,这可能有助于抵消其对公众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他补充道:“除疫战略的目的是消除病毒传播,尽早开展行动并进行有针对性的严格管理,这种战略可以减少死亡人数,同时也会在这一过程中保护人们的心理健康。另外,政府需要提供明确、统一的政策措施信息,以提高民众对政府应对疫情的信心。” [1]


该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目前的调查没有包括2020年4月全球大流行开始之前的心理健康数据。因此,研究无法探究在新冠政策实施早期民众的心理健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最初的疫情应对措施可能与之后有所不同。此外,研究的结果受限于研究的具体时间、政策、国家样本和疫情的性质。



封城对女性的心理健康影响更大


第二项研究基于澳大利亚的全国性数据,强调封城对各人口群体的心理健康影响并不相同。作者利用维多利亚州(Victoria)进行了一场自然实验,以明确封城自身导致的因果影响,当时仅有维多利亚州采取了封城措施,其他司法管辖区仍然不受限制。研究采用了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HILDA)调查中2万多人的数据。作者比较了维多利亚州的民众在封城期间(实验组)和在封城前一年的心理健康情况,又比较了该地区民众心理健康的相对变化和生活在澳大利亚其它未受限制地区的民众(对照组)心理健康的相对变化。


分析发现,封城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统计学意义显著但相对较小。封城经历导致所有被研究者的心理健康得分都有轻微下降,其中女性更有可能出现不良心理健康结果,尤其是20-29岁人群。封城对青少年男女和年轻男性(20-29岁)均无显著影响。与此同时,55岁及以上男性在封城期间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改善,这也是唯一一组心理健康状况得分上升的群体。


研究还发现封城经历对于有孩子的已婚女性也有较大的影响,这一群体比其他任何群体更有可能出现不良的心理健康后果,而对于已婚家庭中的男性,无论是否有孩子,封城经历对他们产生的负面影响都较小。没有发现封城对单身母亲有负面影响。


该研究的作者,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Mark Wooden教授说:“虽然封城对人们总体的心理健康影响很小,但对部分群体仍有明显的临床上的相关影响。女性,尤其是那些已婚且有孩子需要抚养的女性受到的打击最大。同时,在任何年龄组中,女性都比男性更有可能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这种性别效应可能是由于女性需要同时面对在家工作还需要同时照顾和教育孩子所带来的额外工作量,这加剧了男女之间本已存在的在家庭和照顾孩子方面的责任不平等。”


Wooden补充说:“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影响趋势并不适用于单身母亲。这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这一群体提供了相应的财政支持,这是其经济复苏政策的一部分,这些政策本就可以缓解人们对封城的担忧和焦虑。此外,比起已婚家庭中的女性,单身母亲更有可能在疫情前经历过没有安全保障网络和强大支持系统的生活,因此,她们可能更容易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1]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研究同样存在一些局限性。由于研究数据只包括封城期间的信息,因此无法得出关于封城对人们心理健康影响的持续时间或持久性的结论。其次,如果澳大利亚政府没有采取积极的防疫措施,病毒感染率可能会更高,这可能导致更高的新冠发病率和死亡率,从而可能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更大的影响。最后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严格的封城措施以及在应对疫情时采取的经济、就业和福利政策是根据澳大利亚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可能只适用于澳大利亚,不适用于其他地区。END


NOTES TO EDITORS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Policy stringency and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data from 15 countries will be presented at a special Lancet journals COVID-19 session in Hall A of the European Congress on Clinical Microbiology & Infectious Diseases (ECCMID 2022) on Sunday 24 April at 16.15-18.15 UK time.


Study 1 had no specific funding. A full list of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can be found in the paper.


Study 2 was funded by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A full list of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can be found in the paper.


[1] Quote direct from author and cannot be found in the text of the Article

[2] Helliwell J, Huang H, Wang S, Norton M. Happiness, trust, and deaths under COVID-19. In: Helliwell J, Layard R, Sachs J, et al, eds.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1. New York, N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2021: 13–56; Hale T, Angrist N, Hale AJ, et al. Government responses and COVID-19 deaths: global evidence across multiple pandemic waves. PLoS One 2021; 16: e0253116.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所有内容以新闻稿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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