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伞兵可以说是危险系数最高的一个兵种了。
高空坠落，深入敌后，支援补给难得的情况下往往只能靠自己突出重围。关于伞兵算陆军还是空军这个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定义。但相同的一点是，他们肯定是毫无疑问的精锐。
伞兵的故事总是充满传奇与悲情色彩，而他们的命运就如美剧《兄弟连》中温特斯所说的——生来就是被包围的命。
“We're paratroopers.We're supposed to be surrounded.”
但在历史上，还有这样一支神奇的“伞兵”队伍：它们由英国皇家空军亲自运送，被投放到马来西亚的婆罗洲对付正在当地肆虐的鼠疫。
这就是1965年英国“猫降行动”中由猫群组成的“伞猫大队”，堪称史上最萌空降兵的一队捕鼠先锋。
真实的战场上也从不乏喵星人的身影
故事还得从上世纪40年代的疟疾横行说起。
疟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大敌。这种全球性寄生虫传染病是疟原虫借由蚊子进行散播的结果，可能引起人类发热、畏寒、呕吐、头疼，甚至癫痫发作、陷入昏迷或死亡。
因此，控制疟疾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避免蚊虫叮咬及抑制蚊虫生长。
疟疾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灰色地区无疟疾，土黄色地区为非恶性疟疾发生区，鲜红色地区为氯喹抗药性疟疾发生
上世纪初，人类尝试过向积水中喷洒剧毒的含砷化合物“巴黎绿”来杀死孑孓（蚊子幼虫），被疟疾逼到走投无路时甚至试过对自然水域直接喷洒煤油的做法。但这些做法不仅收效甚微，对环境、人类也会产生较大的直接危害。
直到1940年代，商品DDT的出现，才为人类全面战胜疟疾带来了一丝胜利的希望。
DDT这种合成物对人类等温血动物的毒性低，却能直接作用于昆虫的神经轴突上致其中毒死亡。因此在二战及战后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应用最广泛的合成农药和杀虫剂，帮助人类有效控制了疟蚊、苍蝇和虱子等传染病传播体的数量。
疟疾严重地区喷洒DDT后全都死于墙上的蚊群
1950-1980年代是DDT使用的高峰期，这段时间内每年DDT的使用量均超过4万吨。这意味着很多地区的DDT使用经常是超过科学建议量的，而这其中，就包括了马来西亚的婆罗洲。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抗疟工作人员Julian等人于1956年提交的一份名为《在婆罗洲内陆进行的疟疾控制实验》（A malaria-control experiment in the interior of Borneo）的报告，我们可以详细了解到当时各种杀虫剂投放的情况。
这份长达21页的详细报告现在还保存在世卫组织的档案中
1952年底至1955年间，抗疟人员在婆罗洲存在疟疾的区域进行了全面的室内DDT喷洒行动，总体来说抗疟效果是很好的。据统计，在1953至1955年间该地携带疟原虫的蚊子占比从35.6%下降到了1.6%，这让他们有了在当地“彻底根除”疟疾的信心。
然而在长达三年的持久战期间，部分蚊子渐渐对DDT产生了抗药性。这个问题一方面让抗疟人员不得不加大用药量，同时还尝试过使用成本更高且毒性更大的杀虫剂狄氏剂（Dieldrin，又名地特灵）等。
很快，疟疾没能彻底根除，过量使用杀虫剂的负面影响就来了。
常人根本想象不到在全面了解DDT的毒性之前，老美对它的使用方式有多野
首先是当地蛾类的数量激增。
世卫组织研究人员发现，当地生活在茅草中的蛾类幼虫能够察觉DDT的存在，进而避免误食喷洒了杀虫剂的茅草。与此同时它们的天敌——一种小型杀虫黄蜂却因为对DDT的毒性高度敏感而数量锐减。
此消彼长之下，当地人的茅草屋外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飞蛾和毛毛虫，情况十分恐怖。
DDT的负面影响之一：毛毛虫及飞蛾肆虐
另一方面，包括婆罗洲在内的世界各地超量使用DDT的试验地区，都出现了家猫死亡报告的案例。1959年婆罗洲环境状况年度报告中记录：（今年）野外老鼠的威胁比平时更大，部分原因是抗疟疾药剂的喷洒意外杀死了许多猫。
随着猫的数量锐减，婆罗洲当地爆发了斑疹伤寒和鼠疫。为了紧急应对这个新出现的问题，世卫组织不得不寻求到英国空军的帮助，配合他们进行了一次“猫降行动”（Operation Cat Drop）。
1960年初，世卫组织在沿海城镇收集了23只猫，并请英国皇家空军（PAF）将它们与一批抗疫物资一起空投到婆罗洲地区。这一队“猫伞兵”及它们即将生育出的后代，成为控制当地鼠疫发展的有利力量。
1960年3月17日 新加坡自由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对此事件的报道
这一事件也成为了反对DDT使用的环保主义者常用来论证自己观点的案例，在1972年美国参议院关于禁用DDT与否的听证会上也被提及。
有趣的是，这个故事在传播中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1969年纽约时报报道的这个故事中，空降的猫数量竟然被说成是14000只。（老震惊报了）
美国的环保组织试图以这种惊人的大数目向大众证明DDT的邪恶杀伤力，但稍有自然常识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数目有猫腻了——空降上万只猫足以把这个地区的昆虫甚至鸟类给吃垮，那会就是鼠疫后面接着一个“猫灾”了。
猫科动物在自然界都是“大魔王”
环保组织与卫生组织争论的另一大问题在于：猫是不是被抗疟的药剂杀死的？甚至鼠疫真的是因为猫数量减少而非当地老鼠药供应不足引发的吗？
当时环保主义者引用在美国最广泛流行的一个说法，即猫是由于吃了中毒的蟑螂而死的，因此DDT会在食物链中堆积，最终产生难以预见及控制的严重负面后果。
大力提倡使用化学药剂帮助人类发展的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尤克斯（Thomas Jukes）对此提出了一个很有力的反驳观点：DDT对人类的半数致死量数值为300毫克/千克体重，对蟑螂的致死量约为每只昆虫25微克。那么按这样计算，一只5千克的猫一天得吃6万只蟑螂才会被DDT毒死。
科学家托马斯·尤克斯（Thomas Jukes）
但其实，不管Jukes是有意无意，他这个论据已经被环保者带入了一个不科学的背景下。因为猫对DDT的摄入肯定不局限于蟑螂，也不局限于昆虫这一单一途径。
猫会吃蟑螂，也会吃吃了蚊子的壁虎，甚至会捕杀捕食过昆虫的小型鸟类。这些都还不算关键，最致命的是猫会吃草及舔舐自己身上的毛发，那就是对喷洒的DDT的直接摄入了，完全可能达到致死量。
1960年3月22日 新加坡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对此事件的报道
在猫降行动的12年后，越来越多人认识到随意使用杀虫剂会造成的烂摊子，促使美国在听证会后禁止了DDT在农业上的使用。现在除了印度、朝鲜及少数地方会将DDT用于农业上，基本在全球都停用了。
在疟疾严重的地区还是会适量使用此类杀虫剂，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也明确了“减少并最终停用DDT”的终极目标。这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喵星人及鸟类来说都是一件十分值得庆幸的事情。
回首历史，我们应该认可DDT的发明及广泛应用确实拯救了上千万人，使人们免于疟疾的死亡威胁。
但当我们意识到先进科技的应用带来的还有难以预计的潜在危险时，谨慎行事往往才是更好的选择。就如记录了“猫降行动”的事件亲历者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son）在看到婆罗洲原住民部落中鼠疫大爆发时写下的：Do good carefully.
我们应该谨慎行善。
Patrick T. O'Shaughnessy, Parachuting Cats and Crushed Eggs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Use of DDT to Control Malari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January 29, 2008
de Zulueta, Julian & Lachance, François. (1956). A malaria-control experiment in the interior of Borneo*.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5 (3-5), 673 - 693.
Tom Harrisson, “Operation Cat Drop,” Animals 5 (1965): 512–513
It 'rained cats in Sarawak,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17 March 1960, Page 7